文/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01 直面挑战根源

岁序更替之时，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在总结 2024 年中国经济形势并前瞻 2025 年发展走向之际，诸多问题与挑战纷至沓来。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各经济体都难以幸免，面临诸多问题与严峻挑战，中国亦不例外。

然而，罗列问题与挑战并非是为了营造悲观氛围，而是要勇敢地直面它们，探寻切实有效的解决之策。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问题虽难以避免，但办法总归比困难多。从以往经验来看，相较于世界多数经济体，中国经济整体态势良好。即便存在问题与挑战，只要我们敢于正视困难，深挖问题根源，便能攻克难关、突破困境，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目标。

首要问题是，部分人群的 “悲观” 情绪究竟源自何处？

这既包含国际层面的因素，也有国内层面的因素；既有客观现实基础，也受主观认知的影响。

“悲观” 情绪一方面源于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经济增长所遇的困难。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拥有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现代化进程与国际全球化浪潮相互配合、协同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腾飞，我们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耗费 150 年甚至更久的发展历程。

但当下形势已大不相同：外部，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势力不断抬头；内部，自身经济面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艰难、新兴产业落地阻碍多、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过度内卷等难题。

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经济局势与诸多风险挑战，一些人难免会对未来感到 “悲观”。

02 保持 “乐观” 的理由

与之相反，我们在此要深入探讨保持乐观的原因。

信心至关重要，对于中国经济，我们应当秉持乐观态度，且有着充分的依据。信心不足的人往往会回避问题，悲观的人常常不敢直面问题，而乐观的人则勇于正视问题。正因为我们能够清晰地洞察这些问题与风险，深知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风险可以有效防控，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充满信心。

就外部地缘政治而言，我们应相信美国的复兴对其自身有益，对世界稳定同样有利。我们需要理解美国，它曾是伟大的国度，如今却深陷诸多困境。特朗普提出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与我们追求的 “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一致。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若美国再度复兴，中国也迈向复兴，世界将趋于稳定；反之，若美国走向衰落，中国也会受牵连，世界必将陷入混乱。

当下，人们对特朗普 “美国复兴” 计划可能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心存疑虑。尽管该计划必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可控的，能够进行对冲与抵消。

从更高层面来看，尽管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不存在一方彻底击败另一方的情况。回顾历史，大国的兴衰多源于自身问题，从未有大国被他国彻底击垮。苏联解体便是前车之鉴，若当时苏联不接连犯下颠覆性错误，美国也难以将其拖垮。

即便面临逆全球化浪潮，我们也无需过度悲观。

近期我们提出了三个 “不要低估” 的观点：

其一，不要低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对世界贸易体系的破坏能力与程度；

其二，不要低估全球资本再全球化的趋势与力量，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特朗普既无法阻止美国资本对外拓展，也难以封杀中国资本走向世界；

其三，更不要低估中国开放政策尤其是单边开放政策在重塑世界贸易体系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针对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我们大可不必像部分人那样悲观，相反，完全能够以乐观的态度去应对。

这种乐观并非盲目，而是有客观现实作为支撑：一是中国现有经济仍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二是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当下的增长空间，还是未来的发展潜力，都能够借助有效的经济政策得以释放与实现。

03 现有经济的增长空间

首先来探讨现有经济的增长潜力。

1. 陆地经济

中国作为大陆经济体，内循环与外循环均蕴含着增长契机。

近年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目标并稳步推进，这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要素的内循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技术革新虽已激发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活力，但尚未达到极限。

西部及西南部地区具有显著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然而这些优势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在资本、技术、人才、开放经验及管理理念等方面独具优势。沿海传统产业虽趋近饱和，但在中西部地区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若能促进西部、西南部与东部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与有机融合，双方的比较优势将充分展现，进而开拓全新的增长空间。

近年来，中央提出 “战略腹地建设” 的政策理念，加大对中西部的投入，致力于将西部打造成开放前沿，这无疑是重大机遇。需要强调的是，潜力的释放需要依靠跨区域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推进。

同样，陆地外循环的空间也在不断拓展。早年开通的中欧班列打通了重庆至欧洲的陆路通道，已初显经济效益。中老铁路的运营为老挝经济注入了活力，泰国计划与之接轨，一旦实现，中国与东南亚的陆上运输将得到大幅优化。

中吉乌铁路即将动工，这条不经俄罗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铁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应当认识到，沿线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中国与之加强交通连接，不仅有助于自身发展，还能助力这些经济体腾飞。

尤为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掌控着中端以下技术产业链与供应链，这正是欠发达国家所急需的。交通设施的改善必将深化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各国共同繁荣。换句话说，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升级、铁路延伸至欧洲，中国大陆经济体在外循环领域的潜力不可限量。

2. 海洋经济

改革开放后，海洋经济开始起步发展，但其潜力远未充分释放。

当下，沿海省份虽聚焦海洋经济，但多集中于海洋牧场、水产养殖等传统领域。实际上，海洋经济的范畴远不止于此。

以地中海沿岸、美英日新等海洋国家为例，沿海地区的众多中产家庭不仅 “一家一车”，更是 “一家一船”，我国香港地区的私家船数量也颇为可观。然而，当前我国的私家船规模甚至不及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郑和船队彰显了官方的航海实力，当时浙江、福建的海商民间船队也蔚为壮观。

如今，中国的造船技术与产能均位居世界首位，若政策给予扶持，必将催生庞大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私家船产业，让民众拥有船只，既能深度释放海洋经济潜能，又有助于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推动中国迈向海洋强国。

3. 空中经济

空中经济同样具有巨大的潜力。如今中国已具备大飞机制造能力，大飞机的生产带动了新兴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低空经济异军突起，为经济增长开辟了全新的空间，当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正全力发展低空经济。

4.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数字经济

围绕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构建的数字经济，已然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尽管其内涵与外延仍在动态演进和重新界定，但基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基础共识已经确立。

步入互联网时代，中美两国在全球新产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在互联网、人工智能赛道上一马当先，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近代以来，欧洲曾是技术创新的先锋，但近几十年来，繁杂的监管规则束缚了创新的步伐。时至今日，欧洲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滞后，却将重心放在伦理道德的探讨上。过度拘泥于此，导致企业创新困难重重。

德国率先提出工业 4.0 概念，而工业 4.0 的实践却在美国率先落地，根源就在于欧洲规则的繁琐。马克龙呼吁放松监管，但收效甚微。

在东亚，日本、韩国虽奋力追赶，但错失了互联网发展的先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尽管二者的芯片技术领先，但尚未形成类似中美规模的产业集群。无论从技术还是数据维度来看，其他国家若想赶超中美，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综上所述，就当前的经济格局而言，中国无论是大陆经济、海洋经济，还是空中经济、数字经济，都潜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值得我们抱有乐观的期待。

而支撑我们乐观态度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科技创新所催生的未来经济增长点。在此方面，我们必须直面一个严峻的课题：如何通过适度放松监管，推动科创成果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进而跨越 “中等技术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

04 如何创造新的经济活动？

科创是核心如何培育与拓展新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依靠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依赖科技创新，二者紧密相连，传统产业的升级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支撑。往昔倡导 “互联网 +”，如今推崇 “人工智能 +”，都是新技术为传统产业赋能的举措。

因此，科技创新无疑是创造与丰富新经济活动的核心驱动力。

近年来，学界聚焦 “中等技术陷阱” 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发展轨迹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相似，前期二三十载主要借鉴西方技术，之后凭借技术积累逐步从应用迈向原创。

当下，诸多领域的技术原创成果丰硕，但生产关系及部分上层建筑层面的体制机制却滞后不前，引发了过度监管的问题。监管过度直接导致新经济活动落地困难、增量经济萎缩，进而制约了发展步伐。换言之，尽管当下中国正孕育着海量的新质生产力，但因体制机制改革滞后，这些生产力要素往往流向监管宽松、利于落地的经济体，尤其是美国。

据相关机构统计，硅谷超三分之二的独角兽企业由美国一代或二代移民创立，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移民。美国的技术创新并非仅依靠本土力量，而是全球精英智慧汇聚的结果，马斯克、黄仁勋都是移民的典范。

在浙江调研期间听闻，某种程度上，当前中美芯片竞争实质演变为中国人与旅美浙江人之间的较量。台积电的张忠谋、英伟达的黄仁勋等芯片巨头均为浙江籍。虽此说法略带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毋庸置疑，我们的民族基因、文化底蕴深厚，但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束缚。

我们秉持科技创新跨越 “中等技术陷阱” 的理念，与世界银行倡导通过科技投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不谋而合。不过，研究团队洞察到，“中等收入陷阱” 仅是表象和结果，根源在于科技进步。任何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若无法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与新技术的深度开发，便难以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行列。

2024 年 8 月 1 日，世界银行发布《2024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在内的百余个发展中国家未来数十年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道路充满挑战，同时为这些国家量身定制了摆脱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全方位路线图。

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观察，自 1990 年起，仅有 34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其中逾三分之一得益于加入欧盟或新发现石油资源。2023 年末，108 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组别，人均 GDP 介于 1,136 美元至 13,845 美元之间，涵盖 60 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75%，其中三分之二深陷极端贫困；其 GDP 占全球比重超 40%，碳排放占比超 60%。

相较于过往成功突围 “中等收入陷阱” 的经济体，这些国家面临着人口加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能源转型紧迫等多重艰巨挑战。

报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迈向高收入行列的 “3i 战略”，即投资（investment）、引进（infusion）和创新（innovation）。

各国应依据自身发展阶段，有序推行、逐步优化政策组合。低收入国家初期应聚焦投资驱动政策，即 “1i” 阶段（investment）；步入中等偏低收入阶段，政策应换挡升级至 “2i” 阶段，融合投资与引进（investment + infusion），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并广泛推广应用；达到中等偏高收入层次后，迈向最终的 “3i” 阶段，统筹投资、引进与创新（investment + infusion + innovation），此时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借鉴全球前沿技术，更要勇攀技术高峰、推动前沿技术拓展。

事实上，二战以来，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亚洲经济体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在经济腾飞后几乎每十年便依托技术进步实现一次产业的华丽升级。

世界银行描绘的路径与中国过往的发展轨迹高度契合。当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逼近 13,000 美元，高收入经济体近在咫尺。正因如此，近年来 “中等收入陷阱” 议题的热度逐渐降低，民众坚信中国跻身高收入行列势不可挡。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凸显科创的关键意义，并非仅仅着眼于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更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05 “松规” 刻不容缓

对 “中等技术陷阱” 的深度剖析，为 “未来经济增长源自何处” 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即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而在当下中国的背景下，要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松规” 已迫在眉睫。

2024 年 5 月，核心高层在山东座谈会上提出问题：中国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为何下滑？带着这一疑问，研究团队深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调研，有两大关键发现。

一方面，诸多政策研究者指出，外资（尤其是美资）流入减缓，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受到阻碍。由于中国的风投体系尚不完善，过去企业的成长多依赖美资风投的助力，腾讯、大疆等企业便是例证。近年来，受地缘政治风云变幻等因素的冲击，美资撤离，直接影响了独角兽企业的诞生数量。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正孕育着海量的独角兽企业，但因监管不当或过度，导致其落地生根困难。诚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相似，早期以应用西方技术为主，历经数十年的沉淀，逐步迈向原创。当下，原创技术转化为实际经济活动成为关键节点，这急需为新技术落地松绑、优化监管。换言之，生产力已经发生了蜕变，但生产关系却未能同步适应。

近期，中央政府接连出台宽松金融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期望以此撬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为何宏观政策的利好未能在微观层面充分显现成效？

回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化解 “三角债” 等难题、提振经济发展，中央同样推出了宽松金融与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拳，宏观政策迅速传导至实体经济。彼时传统经济空间广阔，各级政府借助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既有技术转化之力，再加上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使宏观政策迅速落地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但今时今日，形势已大不相同。传统的 “三驾马车” 动力逐渐减弱，难以再驱动经济高速增长。

何去何从？

答案并不复杂。在存量经济活动趋近饱和之时，要将宏观经济政策红利释放至微观层面，就急需激活更多的新经济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除了宽松金融、积极财政政策这两大 “利箭” 外，还需增加一支 “松规” 之箭。对企业而言，“松规” 即适度放宽监管尺度；对地方政府而言，“松规” 意味着破除体制机制的束缚。企业与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若不能赋予二者充分的权力，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就难以转化为微观经济红利。

1. 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

先聚焦技术层面，以生物医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领域为例进行探讨。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国实现了从仿制药向创新药的关键转型，但创新药的落地之路却崎岖坎坷。企业反馈了两大核心阻碍：其一，审批流程冗长，申报后常常杳无音讯；其二，即便创新药获批上市，受医保体系定价机制的制约，药价难以达到预期，企业的盈利空间受限。

在此困境下，众多企业无奈选择 “出海”，将创新药海外授权出售。前段时间，两款生物医药产品被美国企业高价收购，其在美国市场的潜在价值高达百亿甚至千亿美元，而未来若产品回流国内，我们可能需高价回购。此类面临审批迟缓、落地回报不佳困境的创新药不在少数。

在互联网领域，近期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爆火，令人瞩目。但实际上，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有大量优质游戏因监管因素难以问世。监管部门出于文化输出的考虑，侧重鼓励蕴含中国文化元素的游戏，这本无可非议。但诸多游戏因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受阻，无奈只能转战印尼、日本、美国等海外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游戏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深远，适度监管确有必要，各国皆是如此。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游戏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通往前沿技术的关键路径，英伟达便是从游戏显卡起步的。展望未来，游戏产生的数据信息对人工智能的进阶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就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而言，已近乎吸纳了人类知识的总和，后续重在分类优化提升。人工智能的迭代急需海量新信息的注入，而未来信息源的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游戏，以及游戏与人工智能交互场景，如 AlphaGo 下棋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倘若我们不能在监管与发展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在信息产出领域必将落后于美国甚至其他国家。

在人工智能领域更是如此。斯坦福大学、清华大学等权威机构的评估显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基础研究与学术论文发表层面已紧追美国，部分领域甚至实现了赶超，但本土化的实际应用却相对滞后。

尽管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备受关注，但实际上有实质意义的竞争多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中美公司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在该领域监管过度。不少中国人工智能专家因技术在国内难以落地，纷纷远走美国。

2. 对地方政府要 “松绑”

当前地方政府面临从 “捆绑” 式发展转向 “松绑” 式发展的挑战，具体如下：

过度频繁的监管。监管形式多样且未整合统筹，地方政府需花大量时间配合纪检、监察、审计和巡视等检查，一旦被查或巡视，工作就得暂停。此外，告密风盛行，官员间互相揭短及社会层面的诬告不断，被 “告” 就会被调查影响工作，且如今缺乏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传统，官员犯小错也难有进步机会。

过度细致的考核。干部考核指标过细，级数和内容不断增多细化，表面科学实则不然，贯穿行政全过程的考核严重束缚干部作为，导致好事坏事都难干成。

官员消费问题。此前为建 “亲”“清” 政商关系禁止官员与企业互动，如今虽有所放松但相关部门未完全放开，此类消费活动一旦上社交媒体引发舆情，就会对干部产生负面影响，需制度化规定来解决。

减薪问题。部分地方因财政困难施行减薪缓解压力，这本应提倡，但后来减薪成了 “政治正确”，一些无需减薪的地方也跟风且幅度不小，影响地方官员情绪，给年轻官员造成生活压力。

这些问题导致部分干部不作为、“躺平”，影响中央宏观政策落地，因此地方政府 “松绑” 式发展及体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面对中美改革竞争，以内部改革应对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60 个领域 300 多项改革举措，核心高层在 2024 年 APEC 会议上也提及，彰显我国改革决心。体制机制改革有内部增长发展需求及外部压力的双重动力。

优化企业监管。在生物医药领域，需简化创新药审批流程，优化医保定价机制，避免企业因审批迟缓、盈利受限而 “出海”。在互联网领域，应平衡游戏监管与发展，既要考虑文化输出和青少年保护，也要看到游戏对前沿技术的推动作用。在人工智能领域，要适度放宽监管，避免因监管过度导致技术难以落地应用、专家外流等问题。

为地方政府松绑。地方政府面临从 “捆绑” 式发展向更灵活高效模式转变的挑战，需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使其在推动科创等方面有更大自主权和积极性，更好地落实中央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借鉴美国经验。美国马斯克主导的改革意在精简机构、减少政府干预，我国可在合理范围内借鉴其经验，提升制度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强在中美制度竞争中的优势。

遵循基本原理。依据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原理，明确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应对中美竞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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