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闭环管理结束，志愿者郭恒拎着箱子从八达岭脚下的小镇出发，到住在通州的朋友海哥家度过北京九年的最后一晚。十一岁时，郭恒被父母送到这里的一所国学学校（下文称「国学院」）读书，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国学院是「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的实验基地之一，被允许探索一条有别于现行体制教育系统的方案，以四书五经、书法、古琴等国学科目为主，培养学生直至「本科」毕业。郭恒是实验开始时年龄最小的，也是在这所学校就学时间最久的。
对学校而言，第一批次的实验以他的离开画上句号。对他本人而言，16-24岁青年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已达18.4%，比他入读本科时高了百分之七[1]。朋友海哥这时刚结束第一段实习，是古琴老师，未能转正。作为过渡，他选择去咖啡馆工作一阵子重振旗鼓，结果一波疫情到来，堂食暂停了。
与我们分享「实验参与者」的故事时，他已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沈阳。他认为他有足够的资格把学校当成第二个家，每年有大半时间在此度过。尽管两个家都变了，前者变了景色，后者变了人物，而他始终观察着这些「变」，他的「变」也一直被观察着。
文/HiCF 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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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两排橘红色的平房，泡沫板做成的房顶被雨打得咚咚响。门口的墙边挂着一块大黑板，最早写着‘欢迎同学们回家’，后来被泼上墨了，我们就再没回去过。」郭恒这样回忆一个叫做书院的地方。那是属于低年级学生的地盘，隔壁就是大学附属幼儿园，坐落在家属区的边缘，远离国学院本体所在的教学区。他以一个小胖墩的形象走进这里，爱出汗，脖子上有时会浮现一圈淡淡的黑色。
与多数人一样，郭恒来到这里并非意外。他六七岁开始读弟子规，而后参加这样的国学夏令营。直到小学五年级结束，一直不太理想的成绩与夏令营老师的推荐有机结合，促使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了北京：「与其上一个烂初中，不如换一条路。而且当时还听说这边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
郭恒和海哥都是被这句话说动的。不过海哥大郭恒两岁，也晚来这里两年，可目标是一致的，都是 「走个捷径」，躲过高考。
到校第一天，海哥放下行李出门找网吧，刚下机回来，就看见个人从宿舍飞出来躺在地上。当晚，又有位留红色背头的老哥住进来，。印象中，招生老师在开学前几天特意提醒过剪短头发这件事，因为学校实行严格的半军事化管理制度。这种制度下，郭恒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自己别挨打，其次是吃饭、睡觉、上厕所。
他们的班主任游老师在入职第一天也被这种场面震撼到了。学生用蜡烛融化防盗网的螺丝，以便深夜跑去网吧。通宵过后也不忘带包烟回来，好蹲在厕所里逍遥。私藏手机被查处了，可以通过同样的途径跑出去买一部新的。她十分抗拒这里，用原话说，叫做「一进教室我就头大」。
有条不紊的生活之外，郭恒在隔壁楼的厕所里与同桌分享了人生的第一支烟。在一个周五的午休后，阳光把防盗网的影子打在他们的脸上，道道裂痕从云雾中穿过。
接受采访前，游老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怕打扰孩子睡觉，独自带娃的她发来了几大段文字：「我当然重视学习，但面对这些不爱学的学生，我也得试着了解学习之外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让我心疼的经历」、「可能是在家庭中没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温暖，要么是在学校遇见了激进的老师，这让他们长期生活在压抑的情绪之下，导致叛逆、反抗、不学习，但并不代表他们本心就是这样的」、「带他的最后一年，师生情似乎有点转向亲情了。我怕冷，他坚持让我穿他的羽绒服，整整一个冬天都这样过来的。」
某种意义上，书院与一些职业学校有着相似之处。在《人物》与江苏师范大学杜连森老师的对话中，职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被描述为一种「无奈」：「学校担心「学习行为习惯不好」的学生制造更多、更大的问题，所以采取「呵护逻辑」，认为管理比教育更重要。学生也不是不想学习，只是一旦进入这种环境中，就想「混日子」[2]。」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职校的教学内容是职业技术，书院是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并不晦涩难懂，为矫正学生行为量身定做。
郭恒自诩为一个易受环境影响的人。他记不得自控力是如何搞丢的，却对过往生活中那些似乎 「不太正常」的人印象深刻——在十二三岁的年纪。
十二三岁是一个对「自控力」和「正常」有清晰概念的年纪吗？与郭恒年龄一边大的老同桌同意以文字形式受访，在周六的晚上收到了我的问题清单。这一夜，我没有一如既往地打开睡眠免打扰，期待着被回复震醒。事实亦是求仁得仁，我醒了，是老同桌的消息，他说他实在想不起来当时聊过什么了，倒是一起剪开了不少饮料瓶，打发无聊的上课时间。
海哥的答复清晰许多，斩钉截铁：「真的离谱，玩得也真是开心」。这时是2015年秋天，书院存在的第三个学年，也是最后一个学年。大批学生以感冒为名请假，拒绝上课，为时一周。海哥的班主任跑到十几平米大，住着八个青春期大男孩的宿舍去，一间接一间，通知他的新政策「无不允」——以后不用专门请假了，不想上课就不用来，都允许。
郭恒坦言，这是做井底之蛙的一年：「我天天念叨，什么时候能离开书院升入国学院？什么时候能毕业，或者不读了？什么时候才结束？」海哥则称「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在那儿呆下去的，而且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玩儿得还那么开心。」
这种观点似乎是一种阶段性的共识，郭恒和海哥的不少同学都提及了，也包括与他们同班学习时间并不长的延舒。她已经从国学院毕业两年了，从事新闻工作。但她仍然认为，如果在一个圈子里太长时间不与外界接触，随波逐流就是必然结果，一种觉得读书与学习并不困难，也无需用功的结果。
【操场栅栏】
2016年7月，春季学期结束，郭恒听到了入学三年来最多的「我下学期不读了」。这些准备退出实验的学生的家长，比他们几个提早六年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告诉孩子「我给你找了个职校，下学期你去上吧」、「学国学没用啊，你也不想学，索性别学了吧」。
他羡慕这些同学，可年复一年的念叨似乎从未休止，尽管口中的说词在一点点变短，第一个被删去的段落是「什么时候能升入国学院」，紧随其后的是「什么时候能毕业」。直到2019年7月，他也等到了那句「去职校吧」。
事实上，国学院是一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此类机构不以国家财政性经费办学，也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的资质[3,4]。学校组织的教学活动结束后，一张结业证书会被颁发给学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毕业证与学位证。郭恒明白这一点，他知道去本地的职校是个帮家里减轻负担的选择，不仅生活费大大降低，对口工作也比非学历教育的国学专业更好找，直到进入职校军训的队伍中——他后悔了。
「练正步的时候，就我们这排怎么也走不齐，就是个谁也不服谁，小队长的话没人听，没一个愿意好好走的。一遍两遍不行也就算了，三四五遍都是一个样子，小队长稍微说他两句，他还差点动起手来。我寻思这要不是军训管得严，学校平时也半军事化管理不让打架，打了就开除，他们早把对面干医院里去了，就这么离谱。」
说完，郭恒又提到了那句「我是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这一幕似乎把他带回了几年前那个由吃饭、睡觉、上厕所和防止挨打构成的生活。「我真觉得这种地方不能呆了，一天都不行。我怕了，怕呆上几个月，我就又退回以前那样了。」
回到国学院，郭恒多了个新外号「郭老大」。这是比他年级高的学弟学妹们「论资排辈」得出的结果，因为他是百余名在读学生中入学最早的那个。大家本以为他的离开是洒脱的「遂愿”，没想到这是一出「二进宫」。他自嘲：「那些跟我不熟的人这么喊，不就是觉得都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这副鸟样吗？像块口香糖一样，黏在这个地方。」
自嘲之外，他在学生会的仕途飞黄腾达，从「边缘部门」后勤部的普通干事「维修工」，变成了后勤部长，最后以副主席的身份卸任。
电话另一端，曾在后勤部「领导」郭恒工作的王君似乎正在踱步，面对采访的本能反应让他总想给这位「老部下」说些好话。十几秒后，他坦白：「我夸不出来，挺愧疚的」。
「外校的教授过来讲课，就课间那十五分钟，教授的桌子腿折了，你知道我有多尴尬吗？」王君的记忆中，国学院一共有五十多张同款桌子，他和郭恒「奉上级指示」，全部排查了一遍，发现了十多张「隐患桌」，每天修两张，修完带着一身木屑去上课。一个多星期后，「隐患」没了，两人也把脸在同学面前丢没了。
「所以我觉得愧疚嘛」王君说：「这本来不是他的事，我是部长，老师让我去弄的，他就好像能看出来我对这事心有余悸一样，也不揭穿，自己跑来帮忙。」
这也是海哥感到自愧不如地方。此前，郭恒对他说过，想接王君的班做部长，让这个部门更好一点，不要像职校一样。他并不觉得这是某种为了「往上爬」而努力的蛛丝马迹。「郭哥是真厉害，说话几乎得罪不了人，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情商高，很精明。」
作为实验的一环，郭恒的论文指导教师安老师曾在课上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主题是「对国学的看法和认识」，面向二十余名准结业生。郭恒的答卷以两个反问结尾，一是「为什么国学可以用来赚钱？」二是“为什么学着学着就不相信国学了？」
九年中，郭恒的前三年在书院，随后是两年的国学院少年班，只有剩下的四年在国学院本部。这期间，半军事化管理不复存在。他拥有了完整且可自由支配的周末，手机只需在上课时放进手机袋里，早操推迟半小时开始，晚自习提早半小时结束，只有早上六点半到中午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到八点二十需要在教学区度过。
与某些继续着全时段全方位切断学生与外界联系的半军事化管理职校相比[5]，郭恒「不要像职校一样」的念想正在国学院一点点发芽。他为之感到欣喜，但安老师对论文初稿的评语又挑起了他心里那根弦：「国学真的值得相信、值得学吗？」
-- 骄傲的坚毅 --
「你的文章对古籍原文的引用合理恰当，数量充分，相信是用心了。但是问题在于琢磨和论述太少，自己的感悟太多，从体裁来看，不能称之为论文。」
安老师原本担心郭恒写不完结业论文。他眼中，大学阶段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学术问辩上的，而郭恒学习理论知识的能力较弱。「有些人长于思辨，有些人长于行动，没必要都一样。鹤的腿长，鸭的腿短，假如把鹤的腿截短，续到鸭子的腿上，那样鹤与鸭都会难受。」
有声音称，学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看法会随着自己学习成果的变化而变化，成绩好的时候觉得有道理，不好的时候就不完全有道理，与他们的努力能否得到认可紧密相关[6]。九年前，「不太理想的成绩」把郭恒上带了国学院这艘船；九年后，同样的事情又跃然纸上，用心之后的成绩依然不尽人意。
职校的短暂经历加深了他对「没有撤退可言」的认识，他选择与过往划清界限，然后「认命」：「既然最后还是选择国学了，就不能躺在‘还学不学’的纠结中摆烂了吧，能努力多学一点是一点，是这个道理吧？」
「多学一点是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除了郭恒，其他国学学校亦有不少被这一悖论困住的学生。他们有继续学习的愿望，却不想继续国学道路[7]；他们与家庭在这条道路上持续投资多年，却仍要遭受认同感焦虑[8]；他们成长历程中的弯路催促他们努力学，却由于知识结构的失衡，难以获得与付出匹配的收获。郭恒把这种感觉称之为「激励又折磨我的一段经历」。
2022除夕夜，校园公寓16号楼灯火通明，年夜饭为志愿者们的一天画上句号。饭后，他们的身份转回准结业生，略显笨拙地继续写论文。九年来，郭恒头一次留在北京过年，为投入世界后的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也为了把「第二故乡」展示给世界。这里是八达岭长城的背面，三面环山。晚上九点半后，只有公寓楼散出些稀落的灯光，与山头高压线网一闪一闪的指示灯遥相呼应。
闭环管理结束，郭恒踏上了驶向北京城区的919路。军都山迎风坡缓缓向后退去，前方是真正的沃野千里华北平原。这一程，他把手机塞在包里充电，从头到尾数了一遍途径的立交桥——北郊农场西三旗，清河小营北沙滩……
「平地上的起起落落算事吗？九年都呆下来了，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对自己就有希望。」海哥向我转述了这句郭恒两瓶下肚后吐出的「金句」，随后又补了一句：「结业证还没发呢，说是疫情之后回国学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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