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TOP5话题:有意思,为何有人会反对堕胎、限制女性外出呢?这篇文章的研究思路颇为新颖,它指出在那些历史上高度依赖畜牧业的地区,男性因经常长时间离开定居地,难以监控女性行为,因此增强了对女性贞洁行为施加限制的动机。比如,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增加了女性终止非意愿妊娠的难度,作者认为,人们的反堕胎态度可能只是防止女性性行为不忠的一种反映。归根结底,作者认为,无论是反堕胎还是限制女性单独外出,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为了防止女性不忠,要求她们保持贞洁的一种手段。
如果特朗普读到这篇文章,可能会感到头疼,因为他一直强调的禁止女性堕胎,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女性保持忠诚和贞洁的要求。而在该文看来,这又与塔利班等政府限制女性单独外出的出发点不谋而合。
稍微看看这篇TOP5刊讲的什么内容:
主要内容介绍:
在人类的生殖过程中,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信息不对称。女性对于自己所生孩子的亲子关系有着明确的认识,而男性通常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否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排卵过程隐蔽不可见,受精过程在体内发生,加之女性出轨的可能性,这些因素都使得男性难以确定亲子关系。在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如果男性关注自己基因的延续,他们就更有可能将遗传特征成功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由于进化历程中的亲子不确定性,男性逐渐形成了嫉妒心理,以预防女性在行为上的不忠。在那些难以监控女性行为的社会环境中,对女性贞洁和忠诚的担忧尤为突出,这促使了限制女性行为的需求产生。
大量人类学研究指出,众多规范和习俗的形成是为了限制女性的性行为。这些规范和习俗的一个普遍表现是限制女性的行动自由,比如规定女性是否能够单独外出、夜晚是否允许出门,以及她们可以去往的地点。同样普遍的是,社会对女性性行为的不认可,或者说,对女性与非家庭成员男性自由交往的批评。这种不认可常常体现为对女性“纯洁性”的评价,或者对女性在婚前保持处女之身,以及婚后维持贞洁和谦逊的期待。此外,割礼(如缝阴术)是一种较为罕见但目的和效果相似的习俗,这是一种极具侵犯性的女性生殖器切割行为,导致阴道穿透变得痛苦。最后,对女性堕胎权的限制增加了终止非意愿妊娠的障碍,从而也增加了婚外性行为的风险。反堕胎的态度可能仅仅是为了防止女性性行为不忠的一种反映。
尽管这些习俗和规范在具体表现上各不相同,但它们共同的核心目标是减少女性发生婚外情的可能性和意愿。这些习俗对女性产生的直接后果涉及健康、堕胎自由权利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这使得探索它们的起源和背后的心理机制变得尤为迫切。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女性行为难以监控的背景下,前工业化时期的畜牧社会中,对防止女性不忠的需求特别强烈。这些社会以饲养动物为主,需要将动物放牧,而畜牧业的一个特点是男性经常且长时间地离开居住地,这使得对女性行为的监控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畜牧业加剧了对女性贞洁的关注。在民族志的记录中,对畜牧社会的描述充满了对女性行为的担忧。例如,Schneider(1971)在研究地中海周边牧民社区时指出,“对女性贞洁和处女之身的高度重视”是这些社区的显著特征。她特别强调,“家庭将荣誉与未婚女子的贞操,以及这些女性婚后的贞洁紧密联系在一起”。她认为缝阴术是这种关注的一种极端表现。Peristiany(1966)描述了塞浦路斯村庄的生活,其中“女性对自我和家庭的首要责任是保护自己的性谦逊,以免受到任何恶意评论”。北非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将女性的荣誉、贞洁和谨慎称为“ird”,其价值之高以至于一旦因婚外性行为受损,女性常被其家族成员杀害。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畜牧群体中,女性通奸同样受到严厉惩罚,如哈萨克人、蒙古人或亚美尼亚人。在某些牧业社会中,例如南非的祖鲁人,男性对“可能发生的女性通奸”的关注导致了确认父亲亲子关系的仪式。孩子出生时,切下小指的最后一节并埋葬,如果女性有通奸行为,孩子被认为会流血而亡。在许多情况下,牧业社会对女性的活动施加限制,例如库尔德人中“已婚妇女几乎不离开家,年轻女孩几乎从不,且绝不能让陌生男性看到”。
尽管民族志记录中不乏牧业与对女性放荡行为关注之间关联的例证,但目前尚缺乏定量证据来证明这种关系是系统性的、功能性的,或者能够解释这些习俗为何在当代依然存在。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检验一个假设:历史上对畜牧业的依赖推动了"减少女性寻求婚外情动机或能力的习俗和规范"的形成,并能解释当代对女性贞洁关注上的个体差异。
为此,我将探讨当代个体对这些习俗的坚持与历史上某一族群对畜牧业依赖程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全球100多个国家的130多万人次的调查数据,我发现历史上更依赖畜牧业的族群的后代,在当代对于(i)反堕胎态度、(ii)割礼的接受度、(iii)对女性行动自由的限制程度,以及(iv)女性对保守行为规范的认同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
历史生计方式的数据出自《民族志图谱》,这是一个包含全球1200多个族群的人类学数据库,它详细记录了这些族群在工业化和殖民接触之前的生活方式。我结合了驯养动物的种类和对畜牧业的依赖程度,构建了一个衡量族群历史畜牧依赖度的指标。
当代反堕胎态度的数据则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该调查定期收集全球各种信仰和价值观的国家代表性数据。至于割礼、女性行动自由限制以及女性放荡行为的社会规范的数据,则来自《人口与健康调查》(DHS)。这些调查是国家代表性的家庭调查,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定期进行,覆盖面非常广泛。
为了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人口与健康调查》(DHS)中的个体层面数据与《人种志地图集》中的历史种族层面数据相衔接,我使用了受访者的种族信息或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作为联系的纽带。这种方法揭示了国家内部的显著差异。首先,许多国家在历史上由多个种族组成,这些种族在对畜牧业的依赖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乌干达,我的样本包括了来自22个不同种族的后代,这些种族对畜牧业的依赖度从不超过10%到30-40%不等。其次,即使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种族多样性不高,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当代的种族多样性通常要丰富得多。以摩尔多瓦这个小国为例,样本中就包含了保加利亚族、加告兹族和罗马尼亚族的女性。
我的实证研究策略基于三个核心支柱。首先,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对比了同一国家内不同种族群体的个体,这样做可以确保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和其他因素保持恒定。同时,分析还考虑了一系列个体层面的观测变量和种族层面的特征。其次,历史上对畜牧业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的,这些环境条件对性别规范和习俗具有外生性。正如后文详细描述的,这些生态决定因素也为工具变量方法提供了便利。第三,我进行了一系列安慰剂分析,以排除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因素,例如男性对女性的主导地位或畜牧社会的历史经济发展。
分析首先显示,历史上对畜牧业的依赖能够预测个体在限制女性行为的四种习俗和规范上的差异。具体来说,在覆盖96个国家的WVS样本中,那些祖先依赖畜牧业较强的受访者表现出更强烈的反堕胎态度。接着,将焦点转向非洲的13个国家,并利用DHS提供的96,471名女性数据,发现那些来自畜牧社会的女性更有可能经历了女性割礼中最侵入性的形式——缝合术。同样,在涉及41个国家的697,964名女性中,那些历史上依赖畜牧业较多的种族群体的女性在行动自由上受到了更多限制。最后,历史上的畜牧业依赖还预示着更严格的女性贞洁规范,这一点通过性伴侣数量(样本量为447,834,来自37个国家)以及她们对伴侣不忠的可能性(样本量为664,313,来自39个国家)来衡量。这些关系在国家内部个体间存在,并且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或访谈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及历史种族层面的《人种志》信息收集年份后,这些关系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
接下来,我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并展示了即使在加入众多内生控制变量后,所观察到的模式仍然基本稳定。在个体层面,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宗教信仰、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以及是否居住在城市的固定效应。在历史种族层面,我引入了一个衡量社会亲属结构、多妻制和管辖等级的变量,以捕捉制度发展的状况。
为了支持结果的因果解释,我采用了工具变量方法,利用历史上对畜牧业依赖的变异主要由生态条件决定的事实。基于Beck和Sieber(2010)提供的数据,我构建了一个衡量畜牧业相对于农业土地适宜性的指标,并将其作为种族群体历史畜牧业依赖的工具变量。最终的IV估计在系数符号和统计显著性方面与OLS估计基本一致,但在效应大小上往往更大,这在实际的畜牧业依赖度存在测量误差时是预期的结果。
在分析的最后阶段,我开展了一系列安慰剂测试,以进一步确认畜牧业的监督问题确实是导致这些结果的根本原因。首先,畜牧业不仅意味着男性需要外出,它还具有明显的男性主导特征:在绝大多数社会中,畜牧业几乎完全由男性承担。因此,有可能认为,限制女性性自由的习俗和规范仅仅是男性主导文化的一种体现。为了检验男性主导是否足以产生观察到的模式,我探究了同样由男性主导的另一种生计方式,即犁耕农业,是否也能产生相同的结果。Boserup(1970)和Alesina等(2013)的开创性研究显示,这种农业形式对女性劳动市场的参与具有长期影响。然而,由于犁耕农业中男性不会离开,如果男性外出导致的监督问题是一个关键机制,那么犁耕农业不应该产生强烈的限制女性贞洁的动机。令人满意的是,我发现女性贞洁限制与犁耕农业之间并无系统性关联:OLS系数要么非常小且无统计显著性,要么方向与预期相反。这表明,单纯的男性主导并不足以产生旨在阻止女性婚外性行为的习俗或规范。相比之下,即使在控制了历史犁耕使用后,畜牧业的影响依然显著存在。
其次,我探讨了历史经济发展差异是否能够解释畜牧业与对女性性行为限制之间的关系。直观来看,人们可能会担心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表现得更为严重,而这种不平等可能会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实证检验这一潜在的混杂因素,我展示了几个历史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包括管辖层级、人口规模和定居模式,与我的结果指标之间并没有系统性的关联。这表明,历史经济发展的差异并不是驱动我研究结果的主要因素。
第三,我验证了除了放牧以外的其他家畜饲养形式并不能预测对女性性自由的限制习俗。因此,这些结果并不是由家畜饲养的普遍特征所导致的,而是特别指向了放牧行为,暗示了男性的外出特征。
结合相关文献,本研究为探讨性别不平等异质性的历史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它涉及历史劳动分工对当代女性劳动市场规范的影响(Alesina等人,2013;Baiardi,2016),法律制度在解释女性艾滋病率方面的作用(Anderson,2018),中国裹脚的起源(Fan和Wu,2024),女性在历史生产中的重要性及其相应的社会价值(Qian,2008;Carranza,2014;Xue,2016),以及传统习俗对女性教育水平(Ashraf等,2020)、亲密伴侣暴力的流行(Tur-Prats,2017)或配偶间合作(Lowes,2018)的影响,还有限制性别规范与女性经济结果的关系(Bursztyn等,2017,2020;Dean和Jayachandran,2019)。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还涉及女性割礼的相关文献,例如研究政权稳定性对割礼普及的影响(Poyker,2023),割礼持续存在的近因(Bellemare等,2015),干预措施对割礼延续态度的影响(Vogt等,2016),以及地理传播(Corno等,2020)。此外,它还与跨文化中对嫉妒反应和父亲投资的差异研究相关(Scelza等,2020),并更广泛地涉及“文化”在经济学中的作用(Guiso等,2006;Giuliano,2007;Fernandez和Fogli,2009;Falk等,2018;Enke,2019)、其持久性(Voigtländer和Voth,2012;Michalopoulos和Papaioannou,2013;Giavazzi等,2018)和决定因素(Galor和Özak,2016;Galor和Savitskiy,2018;Bahrami-Rad,2019;Schulz,2022)。
本文首次深入探讨了限制女性与家庭外男性交往自由的一系列习俗的功能起源,并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畜牧业。此外,本文为减少父权不确定性理论提供了系统性的证据,认为这一理论是限制女性获取特定类型医疗服务、限制女性行动自由或实行割礼等经济相关现象背后的主要驱动力。
文章的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描述了前工业时代畜牧业的特点,展示了历史数据,并提供了假设的历史有效性证据。第三部分呈现了当代数据和实证策略。第四部分包含了主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进行了相应的工具变量(IV)分析,第六部分提供了支持结果的机制证据。第七部分讨论了部分方法和结果,第八部分则是结论。
基准模型
我使用了来自DHS和WVS的四个样本数据,对受访者所属族群的历史畜牧业依赖度与结果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基线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在这个模型中,表示属于族群 ( j ) 的个体 ( i ) 的个体层面结果,代表族群对畜牧业的历史依赖度,是个体 ( i ) 居住国家 ( c ) 的虚拟变量,是误差项。由于主要解释变量的变化是在族群层面,同一族群内个体的结果变量观测值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标准误差在《民族志地图集》的族群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
协变量
在本研究的分析过程中,除了基准模型之外,我还构建了两个额外的模型:一是加入了可能外生的控制变量;二是加入了广泛的其他内生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可能受到畜牧业的影响,因此被视为“不好的良控制变量”。尽管基准模型及前两个额外模型是更合适的选择,但第四种模型将作为敏感性检验。
在分析的第一步中,我始终展示上述基准模型。第二步中,我添加了可能外生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访谈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及民族志信息收集年份。当样本包含男性和女性数据(如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时,我也会控制受访者的性别。第三步中,为了进行敏感性检验,我添加了一组潜在内生的附加控制变量。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宗教信仰的固定效应、居住在城市的虚拟变量、婚姻状态的固定效应以及教育程度的固定效应。族群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管辖层级、多配偶制和亲属结构的衡量指标。
此外,为了确保畜牧族群的整体不平等(例如在男女关系方面)不是因为政治组织上的不平等所导致,我引入了衡量社会政治组织层级的指标。最后,我加入了多配偶制的衡量指标,随着丈夫拥有的妻子数量增加,守护伴侣的难度可能会增大,以及衡量亲属关系紧密度的指标。在那些更重视大家族利益而非核心家庭的社会中,女性的性自由可能受到更大的限制。
主要结果变量
本文探讨了四种表面上不同的习俗和规范,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限制女性的不忠行为。接下来,我将分析个人对这四种规范的遵循程度是否与他们祖先对畜牧业的依赖有关,以此来验证这一假设,其中畜牧业依赖被用作不确定父权的代理变量。
首先,我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研究了来自96个国家的205,201名受访者的反堕胎态度。这些受访者被要求在0到10的评分范围内评估堕胎的合理性。我根据同一量表生成了反堕胎态度的测量值,得分越高表示对堕胎的反对程度越强烈。平均来看,受访者的评分为7.5(±2.9)。
其次,我将目光投向非洲一些实行女性割礼的国家。女性割礼指的是出于非医疗目的对女性生殖器区域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切割或改变。其中,阴蒂切割是女性割礼的一种特定形式,它涉及将阴道口缝合,仅留下一个小孔以供排尿和月经流出。这一操作的关键特征是它导致的阴道穿透时的痛感。与其它形式的女性割礼不同,阴蒂切割不是成年礼或入会仪式的一部分,通常在家中进行,且多在青春期前完成。有人认为其目的是防止女性发生婚外性行为。人口和健康调查(DHS)定期询问女性受访者是否接受过割礼。对于那些回答“是”的受访者,调查会进一步询问她们是否接受过阴蒂切割。在被问及此问题的女性中,约9%的人接受过阴蒂切割,78%的人未接受,13%的人表示不确定。基于这一变量,我创建了一个指示变量:如果受访者表示接受过阴蒂切割,则变量值为1(N = 10,379);若未接受,则变量值为0(N = 86,092)。该样本涵盖了来自13个国家的96,471名女性。
第三,我使用了来自41个国家的697,964名女性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人口和健康调查(DHS),以研究她们在家庭外的行动自由。调查中,女性被问及以下几个问题:(i) 她们是否认为丈夫因为她未告知就外出而打她是合理的(是或否);(ii) 丈夫是否会因她与其他男性交谈而感到嫉妒(是或否);(iii) 谁有权决定探亲事宜(如果由丈夫独自决定,则记为1,否则为0);(iv) 丈夫是否坚持要知道她的行踪(是或否)。通常情况下,每位受访者只回答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为了衡量女性行动自由受限的程度,我计算了所有非缺失指标的平均值,生成了一个介于0到1之间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行动自由受限越严重。平均来看,这个分数是0.35(±0.38)。
第四,我运用DHS的数据来衡量对女性不贞行为的强烈社会规范的存在。在这项调查中,来自39个国家的664,313名女性被问及她们在访谈前一年内是否有对配偶不忠的行为;同时,来自37个国家的447,834名女性被询问了她们一生中有过的性伴侣数量。普遍认为,如果社会规范对女性不贞行为有强烈的约束力,那么女性拥有的性伴侣数量应该会较少,不忠的可能性也会较低。此外,我还深入分析了一个约50,000名女性的样本,她们被询问了对于“女性应在婚前保持贞洁”和“女性应在婚姻中保持忠诚”这两种观点的看法。
工具变量方法
在前面的基准回归中,分析主要依赖于简单的OLS回归方法,将历史上对畜牧业的依赖作为一个预测变量X。然而,要将这些关联理解为因果关系,关键在于历史上对畜牧业依赖的差异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畜牧业涉及到家畜的饲养,而这些家畜的生存需要特定的生态条件。例如,放牧动物依赖于能在特定土壤上生长的牧草。此外,采采蝇分布的地区并不适合畜牧业,因为采采蝇传播的锥虫病对家畜是致命的。因此,一个社会所处的环境条件是造成族群间畜牧业依赖差异最直接的外源性因素。
在Beck和Sieber(2010)的最新研究中,他们探讨了气候和土壤条件对四种基本土地利用类型(狩猎采集、农业、定居的家畜饲养和游牧畜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并提供了有利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环境条件数据。为了生成土地适宜度的测量指标,他们整合了1961年至1991年间的详细气候信息(例如温度、降水量和海拔)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土壤分类数据。通过运用最大熵建模方法对每种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他们估算出了这些土地利用类型在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五公里格网单元上出现的概率。
利用这些数据,我将相对于农业的畜牧业适宜度指标应用于《民族志地图集》中记录的位于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的750个社会。基于这些社会的历史纬度和经度位置,我计算了它们历史中心点周围25公里半径范围内土地相对于农业的平均畜牧业适宜度。历史上对畜牧业的实际依赖度与这一适宜度指标呈现出高度正相关(ρ = 0.54,p < 0.01)。补充附录第1.3节的图A3展示了在控制大陆固定效应条件下的这种关系。因此,提供的证据表明,历史上对畜牧业依赖的差异主要由生态条件所决定。
为了进一步支撑结果的因果关系解释,我使用了相对于农业的畜牧业适宜度作为历史上畜牧业依赖的工具变量。排除限制假设的基本前提是,土地适宜度不会通过畜牧业以外的途径影响性别习俗。由于适宜度数据仅适用于《民族志地图集》中1200多个社会中的约750个,样本量因此略有减少。表2展示了在这些稍小的样本中,OLS和相应的IV估计结果。总体来看,IV估计与OLS估计基本一致,所有结果的符号相同,尽管IV估计的系数往往比OLS估计的要大。这至少部分可以归因于在捕捉畜牧业依赖的变量中存在的测量误差。对于五个结果变量中的四个,工具变量方法得出了显著的系数。对于反堕胎态度,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较小,因此第二阶段并不显著。对于该结果,工具变量效果不佳,因为在该样本中,畜牧业适宜度指标在国内的变异极小。对于割礼,工具变量似乎也较弱,但第二阶段显著且与OLS估计相似。对于其他三个结果变量,第一阶段更强,且第二阶段得出显著系数。
机制分析:监控问题作为机制的证据
本文提出,畜牧业促进了防止女性婚外性行为的习俗形成,原因在于畜牧业中男性经常外出,难以监控女性行为。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些习俗确实是“解决”监控问题的措施,我展示了这些习俗与多种其他可能的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关联。
接下来,我探讨了经济发展作为一种潜在的机制。尽管分析中通过国家固定效应控制了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因畜牧业而异,从而对结果产生影响。遗憾的是,《民族志地图集》并未包含直接的历史经济发展指标。然而,经济发展往往与人口规模、制度发展及定居模式密切相关。为了考察历史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可能解释我的研究结果,我考察了主要结果变量与三个历史经济发展代理变量之间的关联:(i)历史人口规模,(ii)作为制度发展的管辖层次,以及(iii)定居模式。尽管这些代理变量并不完美,且可能会受到畜牧业的内生性影响(特别是定居模式),但总体来看,这三个代理变量均未显示出与当前强调女性贞洁的习俗之间的系统性关系。管辖层次和人口规模的所有系数均不显著。定居模式与各项习俗间存在一定的系统关系,但这似乎完全归因于定居模式本身作为畜牧业的结果。当将畜牧业作为预测变量加入模型后,定居模式的系数趋于零且失去统计显著性。补充附录第3.1节提供了相关结果。因此,女性贞洁相关习俗与畜牧业的关系不太可能仅仅反映了历史经济发展差异。
同样,我也阐明了本文研究的关系仅限于那些涉及男性外出的畜牧业形式,即放牧,而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畜牧业。最常见的其他家畜饲养形式包括养猪、养禽等,较为少见的还有养蜂、养狗或养豚鼠等。这些家畜不需要外出放牧,因此,这类畜牧业不应预测当代旨在防止女性不贞的规范。对于反堕胎态度,该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且方向与畜牧业一致,但数值很小(0.007)。然而,其他畜牧形式与限制女性行动自由及出轨的可能性无关,且与女性一生中性伴侣数量呈正相关,这与畜牧业的结果相反。补充附录第3.2节提供了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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