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TOP刊JIE在在其最新文章中深入分析了美国贸易政策变化对国际供应链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文章强调，供应链的调整主要反映在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变化上。该研究采用双重差分（DID）和事件研究法，结果发现，尽管美中贸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迹象，但美国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联系依然十分紧密。
在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了关税，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比重从22%降至16%。美国的进口逐渐转向那些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战略性行业，那些替代中国的国家往往与中国的供应链深度融合，并且这些国家正在经历对中国的更快进口增长。换句话说，要想在全球出口市场上取代中国，其他国家必须融入中国的供应链。一边是美国从其他国家加大进口，另一边是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加速，所以这真有点转运的意思。虽然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供应链大规模回流到美国，但确实出现了向美国邻近国家外包的趋势。尽管供应链经历了显著的重塑，但截至2022年，中国仍然是美国直接进口商品的最大供应国。
这篇文章的研究设计挺巧妙，几张表格就把主要的研究结论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Caroline Freund, Aaditya Mattoo, Alen Mulabdic, Michele Ruta, 2024, Is US trade policy reshap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haping of supply chains using detailed US 10-digit import data between 2017 and 2022.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US-China decoupling in bilateral trade is real, supply chains remain intertwined with China. Over the period, China’s share of US imports fell from 22 % to 16 % as a result of US tariffs. US imports from China are being replaced with imports from large,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 product. In strategic industries, countries replacing China tend to be deeply integrated in China’s supply chains and are experiencing faster import growth from China. Put differently, to displace China on the export side, countries must embrace China’s supply chains. There is no consistent evidence of reshoring but evidence of nearshoring to border nations. Despite the significant reshaping, China remained the top supplier of directly imported goods to the US in 2022.
具体而言，本文的估计系数揭示了一个现象：当产业内贸易指数从第25百分位上升到第75百分位时，这些国家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尤其是受关税影响的商品，增长了大约2.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市场出口战略性行业商品的增幅更为显著，达到了4.2个百分点。此外，研究还发现，随着这些国家在战略性行业的出口不断扩张，它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随之加深，这可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转运现象。
具体而言，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在2位和6位编码层级的进口增长与这些国家在相关的10位编码层级出口到美国的增长呈正相关。换句话说，随着这些国家在战略性行业对美国的出口扩张，它们在同一产品和行业上也在增加从中国的进口，这暗示着中国的增值产品通过其他贸易伙伴逐渐流向了美国。
本文与近期探讨中美贸易战经济影响的文献紧密相关。一系列研究（Amiti等，2019；Fajgelbaum等，2020；Cavallo等，2021；Flaaen等，2020）分析了关税对美国进口价格的影响，发现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主要通过价格上涨来承担关税的成本。这些文献还指出，关税抑制了美国的出口增长（Handley等，2020）、降低了就业水平（Flaaen和Pierce，2019），并对美国和中国的总体实际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Amiti等，2019；Fajgelbaum等，2020）。与本文较为接近的是Fajgelbaum等（2024）的论文，该文探讨了中美贸易战对第三国出口的影响，并发现这种影响因国家而异，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是否与美国或中国的产品存在互补或替代关系，以及其供给曲线的弹性。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通过集中分析中国供应链的直接和间接联系如何影响美国关税对特定来源国进口的影响。Alfaro和Chor（2023）的后续研究也发现，美国的采购已经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和越南，而这些国家的采购却越来越依赖中国。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高科技和安全行业在脱钩问题上显得尤为重要，将这些行业称为战略性行业。为了识别这些行业，本文参考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的“公认高技术领域”中的行业集合，具体包括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信息与通信、电子、柔性制造、先进材料、航空航天、武器和核技术等。在这些领域中，每年的普查都会确定一组“先进技术产品”（ATP），而这些产品代表了该领域的前沿技术。识别出与这些ATP产品相对应的2位HS（海关编码）行业，并利用这种对照将2位HS编码分配给高技术领域，从而确定所关注的11个战略性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列行业（不包括武器）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确定的十大高技术行业完全吻合，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这些行业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地位。因此，战略性行业旨在覆盖那些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从战略和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最需要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领域。
本文利用了美国海关提供的2017年和2022年的10位数字进口数据，它们涵盖了超过17,891个产品，来源国达到157个。关税数据来源于Bown（2023年）的研究。关于国家及其双边特征的信息则来自多个数据源。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GeoDist数据库（由Mayer和Zignago于2011年编制）提供了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公里计）以及是否接壤的指示变量。人口和人均GDP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揭示的比较优势（RCA）和与中国的产业间贸易数据则来自联合国的Comtrade数据库。
初步证据显示，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出现了重新排序，如图2所示。中国的市场份额下降了5.3个百分点。市场份额增长最多的国家或地区分别是越南（增加了1.9个百分点）、中国台湾（增加了1个百分点）、加拿大（增加了0.8个百分点）、墨西哥（增加了0.6个百分点）、印度（增加了0.6个百分点）和韩国（增加了0.5个百分点）。这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份额总增长超过了中国5.3个百分点的下降。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市场份额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主要或唯一的受益者。它们可能在中国市场不占优势的产品上提高了市场份额，或者由于与中国进口关税无关的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其市场份额的增长。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变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出那些可能在特定细分市场上获得显著增长的小国或地区（尽管这些小国或地区的整体市场份额相对较小）。在战略性行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下降趋势，但受益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韩国和泰国的作用比加拿大和印度更为显著。接下来的章节将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以及贸易重组的具体情况。
表1展示了分析结果。表的上半部分基于双边进口增长作为因变量，并按国家层级对标准误差进行了聚类处理。第（1）至第（3）列分别展示了模型（1）的分析结果。第（1）列仅展示了关税商品的指示变量结果，第（2）列仅展示了中国的虚拟变量结果，而第（3）列则包括了这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在第（1）列中，关税指示变量的系数接近零且统计上不显著，表明美国对关税商品的进口增长与对非关税商品的进口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第（2）列中，中国虚拟变量的系数为-0.4，这意味着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增长平均比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增长慢36%（exp(-0.4) )）。第（3）列显示，美国对中国进口增长的放缓完全是由关税商品增长的放缓所导致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5，意味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商品增长比其他国家的非关税商品慢40%（exp(-0.5) )）。
从表1的第（4）列至第（6）列，可以观察到包含产品和国家固定效应的交互效应分析结果，这些分析分别针对所有产品以及战略性和非战略性行业。这一更为严格的模型证实，美国对中国进口增长的放缓完全是由对关税商品进口增长的减缓所导致，与产品本身的特征或中国的出口倾向无关。在第（5）列的系数高于第（6）列，这表明关税对战略性行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性行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关税变量可能还涵盖了美国在这些战略性行业实施的其他非关税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表1的第（7）至第（9）列展示了采用双重差分法得到的总体结果，对应方程（3）。分析显示，美国对关税商品的总体进口增长较为缓慢，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两个时期都有记录的产品集中，美国的总体进口增长了39%，其中关税商品的总体进口增长为38%，而非关税商品的增长则达到了43%，两者相差5个百分点。总体贸易回归的系数为-0.055，这表明关税商品的贸易增长速度比其他商品慢约5.4%（因为exp(-0.055)大约等于0.946）。考虑到非关税商品的增长达到了43%，可以估算出关税在产品层面的整体增长率差异中大约占据了2.3个百分点（即0.054乘以43）。这一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尤其是与中国关税商品进口增长放缓了40%的情况相比。如果关税导致了大规模的回流，本应预期关税商品的总体增长会明显低于其他商品，毕竟中国在关税商品中占有高达27%的市场份额。
最终，表1的第（10）至第（12）列呈现了模型（4）的分析结果。这部分研究聚焦于关税商品，尤其是那些中国市场份额下降最快的产品（即中国市场份额下降超过中位数3.58个百分点的产品）的进口增长是否更为缓慢。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中国市场份额下降最快的产品的总体进口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实际上，美国的进口量在这些产品上有所增加，这表明其他外国供应商正在填补这一市场空缺。
本节将探讨美国在减少对中国依赖的过程中，哪些国家成为了主要的替代供应国。为此，我们将重点分析方程（5），它聚焦于中国快速退出的关税商品，并旨在识别市场份额的受益者。只有在中国市场退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才有机会取而代之。
除了考虑收入、规模、距离等供应链参与的关键因素，还纳入了反映与中国或美国经济和政治联系的自变量。如果最具竞争力的替代供应商正在获得市场份额，那么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就显得尤为重要。联合国投票与美国一致性的正相关性表明，美国更倾向于从友好的贸易伙伴那里进口商品。此外，还考虑了其他一些变量，如与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的区域贸易协定、与中国的增值贸易历史估计、与中国的出口相似性，但这些变量并未显示出显著性。最后，还纳入了初步的行业内贸易指数——Grubel-Lloyd指数（GLI），以反映与中国供应链整合的重要性。
除了基本的特征，替代供应商和中国的联系紧密程度可能会随着他们对美国出口的增加而改变。表3研究了对中国在某个产品或行业的进口增长是否与对美国出口的增长有关联，同时考虑了表2中的其他因素。对于所有商品（第（1）列），可以发现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与对中国的进口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在战略性行业（第（2）列），情况发生了变化，数据显示对中国的进口增长与对美国出口的增长是有关系的，无论是在较粗略的两位数分类还是更细致的六位数分类上都能看出来。对于其他商品（第（3）列），对中国的进口增长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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