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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刚好看到一本全面介绍新经济史革命: 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书籍。
美国新经济史革命包括20世纪50-70年代计量学派诞生阶段和70年代开始的新制度学派兴起阶段。本书旨在研究新经济史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以及代表学者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的代表作，以剖析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新研究方法：反事实度量法、间接计量法等，回答这些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学中处在什么地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时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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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透解读诺奖得主、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的代表作。阅读福格尔、诺思作品时的上佳辅助读物。2.介绍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反事实度量法和间接计量法等。这些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工具库，加深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3.探讨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时要注意的问题。4.论述新方法在经济史学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历史学者对新方法的看法。第二章 新经济史革命：学术“场域”和现实条件 31第二节 福格尔：《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和“反事实度量法” 70第三节 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 106第四节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234第五节 诺思以及新制度学派：理论创新和史论统一的努力 248第六节 诺思的改变、创新以及其他学者的努力 263第一节 从经济史学史角度解释“新经济史革命” 273第六章 中国学者对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和运用 305计量学派善于运用经济学理论、计量工具，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 现象进行定量研究， 以此来检验传统经济史研究中约定俗成的结论，该 派代表学者是罗伯特· 福格尔（Robert W. Fogel）和道格拉斯 · 诺思（Douglass C. North），尽管诺思早期在计量经济史方面上的研究没有后 期的新制度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影响大，但不可否认，其定量研究的方法 属于计量学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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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发起“新经济史革命”，直接原因 是他们对当时美国经济史研究状况的不满以及对已有结论的怀疑。美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于 1940 年，当时的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是历史学家出身， 因而对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知之甚少，经济史著作中长于叙述而短于经济 分析和数据处理。在新经济史学家看来，这种研究在资料和方法上都存在问题。首先在资料上，运用的数据有限，主要取自政府各个部门；其次，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对数据的收集和整理也仅仅是简单的分类和归纳，而且与经济学理论脱节。在经济史研究中，讲究的还是史料的考证和罗列，并依靠研究者的历史直觉构建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于是，在 1957 年9 月由美国经济史学会和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组织的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敦举行的经济史研讨会上，就“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问题，两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迈耶（John R. Meyer）和阿尔弗雷德 ·康拉德（Alfred H. Conrad）分别作为第一作者提交了两篇论文。在迈耶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他们提出：经济学应该作为一门科学用以解释历史过 程，而且除了考古研究外，经济分析工具在处理解释经济过程的历史资料时应起到一定作用。他们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历史学中的因果说明 是可行的；第二，统计推理可以适用于历史事件，定量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定性的历史假设；第三，从数量上把握历史事件是可行的，并应该把定量方法有意识地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在康拉德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中，他们通过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方法，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赢利性 进行了研究，并指出，那种认为美国南部奴隶制利润下降的传统观点证据不足。这篇文章为新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佐证。这次会议是经济史学科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实际上，早在两 年之前，法布利肯特（Solomon Fabricant）就诚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共同出席这次会议。美国经济史学会欣然接受邀请，而且哈佛大学的亚 历山大 ·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还是会议组织者之一。这 次会议上迈耶和康拉德提交的两篇文章昭示了经济史学史上一种新潮流的发端，他们的新方法和新观点堪称经济史学界的燎原之火。纵观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在这次会议上，迈耶和康拉德对传统经济史的质疑导致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就是诺思所言的一场“革命”。如果以署名顺序揭示二者的贡献，那么可以说，迈耶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者，而康拉德则提供了一个实用案例。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方法和新观点 让人震撼，尽管在 20 年后写给科茨（Coats）的回信中，迈耶说他们本没想推动一场经济史革命，并称自己是熊彼特、库兹涅茨、格申克龙的信徒，然而实际上，当时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辩论还是非常激烈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托也提交了一篇论文：《理论和经济史的相关 性》。在这篇论文中，罗斯托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静态假设和方 法不适用于历史研究，因此历史学家应该予以抵制。但罗斯托没有据理 力争方法论问题，相反，他表示了对这一问题的淡漠。罗斯托认为，像 小说家的风格一样，历史学家的方法是自己的事情。与罗斯托不同，布 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卢夫（Raymond de Roover）、诺 思、俄林（P. G. Ohlin）等学者参与到罗斯托和迈耶 - 康拉德方法论之争 中来。库兹涅茨对争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根据他的记录，不难发现， 当时争论各方分歧多于共识。一个主要的共识是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担心。这个共识认为，经济学理论没有什么用途，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主要是从界定分明、相对抽象的市场关系中引申出来的结论，而经济史学 家则必须强调影响市场体系运作范围和条件的制度变迁。那种过于理论化和模型化的做法是可怕的，不适用于历史研究。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新 方法是一种简约主义的历史观，对于将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 中，尤其是将经济计量模型和统计检验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持相当的怀 疑态度。然而，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欣然接受了这种新方法，比如诺思和 格申克龙。总之，这个会议标志着一场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标志着一种新方法的粉墨登场，而且这种方法还得到了例证。作为姊妹篇的两份宣言会后出版。1958 年，迈耶的方法论文章刊登 在《经济史杂志》上，而康拉德的奴隶制文章则刊载在《政治经济学杂 志》上。这为计量学派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也得到 了更多的新经济史学家的呼应。1960 年，美国普渡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斯（Lance E. Davis）说：“如果这门学科（经济史）还想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继续把现存的史料拿来改头换面一下，除了延续经济学与经济史之间长达100 年的脱节现象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什么指望。”1960 年 12 月美国普渡大学发起了“经济史中的定量方法”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定量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虽然第一届会议没能找到足够感兴趣的资深学者来参加会议，但该会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运用计量方法来做经济史研究的兴趣， 以至于这一学术研讨会成了年会。在这次大会上，首次使用“历史计量学”和“计量经济史”的说法。除了该大学的研讨班之外，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史讲习班（诺思）、哈佛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所（格申克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史研究班（福格尔）、耶鲁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中心［威廉· 帕克（William Parker）］、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史研究生计划、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史跨学科计划、加州伯克利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合办的经济史讨论班中都有学者运用计量方 法研究经济史。而且，作为培养经济史研究生的中心，它们都鼓励并致 力于计量经济史的训练和研究。在这些呼吁和践行之中，计量学派获得了极大发展。更多的学者加 入到计量经济史研究的行列中，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对理论和方法的 讨论也日渐深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开始问世。这些著作的总体特点是：利用了传统经济史学家忽略的数据资料；应用统计学、计量学方法；应用经济学理论。在新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下，许多传统问题， 比如奴隶制问题、内战与工业发展关系问题、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问题等，都受到新经济史学家的挑战。道格拉斯·诺思在《美国经济评论》 1963 年 3 月号上撰文说，“即使粗略地研究一下美国经济史 中得到承认的那些‘真理’，也可以发现有许多东西并不符合起码的经 济学分析，而且从来没有（也经不起）用统计资料做检验。人们已经 开始重新评价许多重大问题。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是否是无效率 的问题、铁路对19 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否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问 题， 以及内战对加速美国工业化的重要性问题，都只是批判性研究的代 表，而且，它们在重新评价经济史的过程中只是开了一个头。”他还强调，美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由“新一代 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对传统的美国经济史解释产生了怀疑，认为新经济史须以良好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同年，福格尔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文章《新经济史初探》。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福格尔称之为旧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使用数据信息，当然还有别的方面，新、旧经济史显然是一脉相通的。不过就兴趣而言， 以往的经济史学家主要限于阐述从标准史料中发现的数据，并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很少进一步改造这些数据，因此无法阐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分析概念’，另外，旧经济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限于计量那些可以直接计量的东西，至于那些只能间接计量的东西，他们常常是从定性角度、而很少从定量角度加以讨论”。福格尔进一步指出：“新经济史研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作为计量基础的理论在逻辑和经验上能否得到验证。在这方面，恰当地设计模型是极其重要的。”1964 年，福格尔躬行己说，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铁 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这部著作运用“反事实度量法”推算出了铁路在 美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结论是，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国民生 产总值至多减少3%。铁路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 那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反驳了罗斯托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 不可分割”的论点。这一年，康拉德和迈耶也有新动作，推出了《奴 隶制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史论文集》，大大加强了新经济史研究的阵容。1965 年，福格尔进一步强调，新经济史要坚持定量研究方法，“重新建立起过去曾经存在但却没有发扬的计量方法，强调重新组合原始资料， 使之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计量处理，强调去发现那些无法直接计量 的经济现象”。普渡大学的经济史讨论年会继续举办，1961—1966 年间 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代表了美国经济史研究的部分成就。很多新经济史 学家都在会议上提交了论文，比如福格尔、诺思、戴维、帕克、伊斯特 林、高尔曼，等等 。对计量学派的反击和质疑是混乱和胆怯的。老一代学者由于畏惧年 轻学者所使用的数学工具而不敢贸然提出挑战。事实上，相当于已经自 动放弃了挑战。不仅如此，由于投稿问题，传统经济史学家和新经济史 学家的正面对抗不可避免。戴维斯向《经济史杂志》投稿遭拒后，为了 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和一些年轻学者四处请愿和组织会议。论文终于在 1960 年发表。同时，也引发了编辑人员的调整。原来的《经济史杂志》 编辑被诺思和帕克替代。而自从诺思1960—1966 年成为《经济史杂志》 联合主编以来，《经济史杂志》刊登了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史论文，而由 迈耶担任主编的《企业家史探索》（后来更名为《经济史探索》）杂志则 完全成了新经济史学家的天下。总之，通过新经济史学家的奋斗，新经济史研究的阵容大大加强。到 60 年代中期，新经济史已经占据了美国经济史研究学术阵地的中心。而且，在国际经济史的学术会议上，这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开始向世界各 地宣讲他们的理论学说。1969 年 6 月，科克伦（Thomas C. Cochran）撰文说，新经济史研究已经是国际经济史学界一支具有挑战性的力量，它 正通过国际经济史学会的会议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和国家扩大其影 响。计量学派的出现导致了经济史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以定量方法成 为主流为标志。为什么计量学派会取得成功呢？或者说为什么定量方法 可以成为主流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定量方法代表了科学化诉求，因而符合了当时一些学者的偏 好。自 19 世纪末以来，通过一种科学化的手段来认知世界和社会，成 为学者的普遍偏好。而科学化的标志就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用于经济 史研究上，就是计量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方法。实际上，在早期的经济学 和历史学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都抵制实证主义，反对过分重视计量和计算。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偏好数据的整理和某些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但在整体上，定量方法不是主流。亚当 ·斯密作为经济学的开创者，他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家，也是道德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论证其经济思想的时候，很娴熟地运用了历史。在其著作中，可以观察到其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因此，《国富论》既可以说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经济史著作。到了李嘉图时代，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明显。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自此，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实证主义成为一种主导方法。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对经验现象的 归纳和因果推理及对相关变量的必要简化得出理论的前提，然后运用逻 辑推理得出假说并依据假说对未来做出预测，再以经验事实来对预测的 正确与否做出检验，即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假设- 演绎模式”。很多学 者偏好这种模式，认为其是科学化的象征。当然，这种“科学”模式势 必也要影响经济史研究，计量学派的兴起可以看成是这种影响的结果。第二，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年轻学者的偏爱，倡导者也鼓 励年轻学者运用复杂的技巧投身到经济史研究中。而且，社会对这种偏 好给予了认可。年轻学者认为，传统经济史研究的套路已经过时，也没 有什么用处。经济史无需关注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等大的主题。人 类社会的进步不是某些历史规律在主导，也不是制度演化之结果，而是 无数原子一样的个体汇集起来的宏观经济故事。基于这样的理念，新古 典经济学的理论可用，定量方法可用。而且，据此还可以写出新奇的论 文。计量学派出现以后，社会很快就对此现象表示了认可。各个大学的 经济史研究机构纷纷关注这种变化，并投身其中。采用新经济史研究方 法进行研究的青年学生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工作。这些都促进了计量学 派的发展，也使得定量方法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作者：隋福民，1972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农学思想与“齐民要术”研究会副会长，当代农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世界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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