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我国国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时期，我们仍坚持节衣缩食，慷慨地向他们提供粮食、武器援助，协助他们修建道路、桥梁，传授战斗技能，并为其培训作战指挥人员等。此外，我们还派遣军队直接参与战斗，支持他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越南政府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之情，反而在中越边界频繁制造事端，并在国内对华人华侨进行排挤和迫害。
根据美国人亨利・莫尔所著的《越战前后目击记》记载，在越南统一后不久，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 1978 年 3 月，在其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之时，突然宣布开展 “与资本主义作斗争” 的运动，并取消一切私营企业。亨利・莫尔写道：“由于越南的大部分企业和商业由中国籍居民经营，他们占有大量财富和不动产，因而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乃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 1978 年一年中，大约有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中国境内。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行动，成为后来大批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展现出异常强硬的态度。事实上，一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恰是那些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中国商人。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并非无关紧要。它如同 1955 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它这次驱赶的并非自己的敌人，而是长达二十年之久、曾给予其大量支持的盟友。”
很显然，这个盟友就是指的就是中国。而其中亨利莫尔还举了一个事例，则更是让人发指。他是这样描述的：“渡海逃到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图为1968年6月，越共游击队逼近西贡，居住在堤岸唐人街的华人仓皇逃离】
同时他提到一位侬族老人对其讲述了发生在他村子里的事情。说是村子里有14名同情中国的越南人，被作为“越奸”抓走。村子里的几名中国人被杀死。逃跑的时候还看到墙上钉了两张人皮，奶头很大，是从被杀死的中国妇女身上剥下来的。
看看，这与当年日寇侵略我们国家时又何其相似。
1979年2月17日，中国愤怒地宣布发起“自卫还击”行动。这一行动在当时被西方国家称为“惩罚战争”。
是否是“惩罚战争”，暂且不论。但从越南政府当年的行径及其强烈的排华情绪来看，其对华人华侨的残忍程度可见一斑。越南当局当时的这一暴行，无疑深深刺痛了我们。这亦是我们决心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当年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其动因远非仅仅“惩罚”越南那般简单，而是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入研判。对内，这场战争旨在重塑国民信心；对外，则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不可轻侮的决心。即便毛主席已逝，但其精神依旧激励着后人。对越自卫还击战，虽历经艰辛，损失惨重，却彰显了我国军队的威武气势与丰富经验。
回顾战事初期，我方将士与越军短兵相接时，因长期政治运动的影响，战术生疏，部分指挥员甚至面临困境时不知所措，只能仓皇撤退，未能有效组织抵抗。然而，正是这场战争，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在与越军的交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完善自我。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亦是极为沉重。
过去，我们或许依赖于人海战术，但对越自卫还击战却暴露了我军装备落后的短板。这无疑为日后我军致力于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敲响了警钟。
【1979年7月21日，大批进入我国边境的越南难民，贫病交加，景况凄惨。图为我国医务人员正在抢救85岁的难民林朝华。】
其实，当年的自卫还击作战之所以草草收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否则，那些边界问题也不会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越南方面贼影偷偷，不仅侵占了我方大片岛礁，还试图拉拢美国、日本及其他邻国作为后盾，向我们施压，企图攫取最大利益。
诚然，与越南之间的恩怨纠葛，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但在与越南的交往与对抗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昔日，他们曾是我们的附庸，而今却野心勃勃，不仅时常觊觎我们的资源，更怀揣着更为庞大的图谋，对此，我们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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