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伟强，1960年出生于四川广元的一个小山村，大家或许知道，广元曾被列为秦巴山区连片贫困地区、边远山区、革命老区以及“5·12”汶川大地震重灾区，曾长期面临经济困境，直至2019年才成功脱贫摘帽。
我是家中唯一的子嗣，承载着父母深切的期望与厚望。
六岁那年，我踏入了小学的门槛，恰逢教育改革之际，我们经历了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及两年高中的教育历程。1975年，我顺利从公社社办高中毕业，尽管当时的教育水平有限，这一学历在乡村仍属罕见。然而，若以今日之标准衡量，彼时的教学质量尚显不足，难以与现代初中毕业生的学识相提并论。
毕业后，我返回家乡，投身于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之中。由于长期求学与营养不足，我的体格显得尤为单薄，身高一米七五，体重却仅有一百余斤，身形消瘦如竹。鉴于我的身体状况及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生产队安排我担任记分员一职，后李会计因连续失误被免职，我遂接任为生产队会计。我深感生产队的关怀与照顾，使我得以在青春年华避免过度的体力劳动，为日后参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然我得知此消息时，距考试已不足一月，仓促应考之下，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次年春节过后，征兵消息传来，我陷入了两难的抉择：是继续追求学术之路，还是投身军旅生涯？最终，在深思熟虑及家庭实际情况的考量下，我选择了后者，踏上了参军的征途。
此时我才深刻体会到生产队先前安排的深远意义。许多同龄人因健康问题，如佝偻、甲亢、八字脚、肝大等，在体检环节便被淘汰出局。而我，尽管瘦弱，却幸运地通过了严格的体检。
接兵的领导甚至以幽默的口吻鼓励我，部队的伙食虽非山珍海味，但定能保我吃饱喝足，迅速恢复体力。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三月八日，我正式告别了我的父母、姐姐妹妹以及热情送别的乡亲们。随后，在公社集合完毕后，我们共同乘车前往了县人武部。在那里，我们被编排成了临时连、排、班，并再次乘车踏上了前往广元火车站的旅程。
从广元火车站启程，我们乘坐了一路颠簸的闷罐车，历经两天一夜的艰苦行程，最终抵达了甘肃省会兰州市郊的军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要接受严格的新兵训练，实现从学生、农民、工人等身份向解放军战士的全面转变。
起初，面对高强度的训练，我确实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但正如接兵首长所言，这里的伙食虽不丰盛，却足以让我们吃饱。随着训练的深入，我的饭量也显著提升，从最初每顿只能吃下三个馒头，到后来能够轻松吃下八个。经过新训的洗礼，我的体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胳膊上开始显现出肌肉，五公里越野也不再是难题。
然而，我深知距离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下连队后，我更加努力地训练和学习，向老兵们虚心请教，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
幸运的是，我被分配到了一排一班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集体中。一班的班长崔班长是陕南汉中人，与我的老家相距不远，他称我为半个老乡，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他的帮助下我更加刻苦地训练并逐渐适应了部队的生活节奏。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的军事水平已经与普通老兵战士不相上下。1978年底在我下连队仅半年的时间内我被任命为连队的给养员，即俗称的“上士”。
作为给养员我主要负责在司务长的领导下采购物资并保障连队的伙食供应。
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转折。
1979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外出采购食材时意外地卷入了一场突发事件中。当我看到两个青年正在对一名女孩进行骚扰时，出于军人的正义感我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大声呵斥并试图制止他们的行为。
然而对方并未因此而退缩，反而对我发起了攻击。虽然我的身体素质并不占优势，但我凭借着在部队中练就的格斗技能，成功地制服了他们。
然而就在我准备将两人交给公安时，其中一人突然掏出刀具对我发起了致命的攻击。我腹部中刀，鲜血直流，而那两个青年则趁机逃之夭夭。
幸运的是，我被周围的群众及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救治。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当天晚上了。
虽然身体遭受了重创但我的信念和意志却更加坚定。我深知作为一名军人，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宁与幸福。
连队领导都来了，指导员以温和的语气安抚我，告知我的脾脏虽受刀伤，但已接受医院妥善手术，后续恢复应无大碍。我心中稍安，却仍忧虑此伤或致我脱离部队生活。
连长则在一旁愤慨表示，已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涉事人员必将受到应有制裁。同时，他对我此次英勇行为给予高度评价，称我为部队争光，承诺待我伤愈归队后，定有上级嘉奖以待。
随后的半个月里，我静养于医院之中。在这段修养时光里，邂逅了我的初恋——钱艳，一位正复读高三的女孩。她因急性肝炎发作，在学校昏厥后被送入医院，其母伴其左右，虽多有责备，却也透露出深深的关爱。
起初，因性别原因，我与钱艳交流甚少。直至其母得知我军人身份，因救助被骚扰女子而受伤，立即对我投以钦佩目光，并主动与我交谈。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共同话题也愈发广泛，从文学到历史，乃至哲学，无所不谈。
钱艳因高考失利而情绪低落，我则以自身经历相慰，谈及1977年高考时的尴尬与1980年军考的准备。我们彼此分享着对书籍的热爱与见解，她丰富的知识储备让我自愧不如，却也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渴望。
后来，钱艳母亲因事暂时离开医院，并托付我照看钱艳。这段时光里，我们之间的关系愈发亲密，彼此心生好感。然而，我深知部队纪律严明，驻地禁止战士谈恋爱，加之家庭背景悬殊，我终究未能勇敢表达心意，只能以“部队规定”为由婉拒了她的通信请求。
钱艳因此深感委屈与失望，愤然离去。
这一错过，竟成永恒。我满怀苦涩回归部队，荣获个人三等功，部队还开了表彰大会。随后，我被调至炊事班工作，一边调养身体一边备战军考。
1980年，我成功考入重庆后勤工程学院（现陆军勤务学院）。军校生活中，钱艳的身影时常浮现于我心头，我时常反思若当时勇敢一些是否会有不同结局。
毕业后我重返部队任职团部后勤处工作。虽曾试图寻找钱艳却无果而终。这段感情最终深埋心底，随着我成家立业、儿孙绕膝而渐渐淡忘。
1999年，我以副团职转业回到家乡进入银行系统工作。也许是年龄越大越容易怀旧，偶尔的一个场景，一首曲子，都能瞬间勾起我的回忆，让我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如今我已步入花甲之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初恋的甜蜜与苦涩交织成一段难忘的记忆，或许这就是人生最真实的写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