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干扰来自几十公里外的繁忙机场，每次飞机起降，他们的电磁信号就像潮水一样涌来，我们的通讯系统就像纸糊的一样，一戳就破。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中断任务，焦急地等待干扰消失。
作为保卫干事，我知道这事儿严重得很。于是，我带着主官亲笔签署、加盖公章的协调函，走上了前往试飞研究院的路。一开始，我信心满满，觉得这份“官方文件”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实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研究院的门卫把我拒之门外，甚至还赶我走。那一刻，我心中的愤怒和挫败感交织，就像被冰水浇了个透心凉。
但我并没有放弃。作为有法律背景的军人，我很快就整理好了思路，写了一份详细的协调报告。报告中，我不仅阐述了我们的任务重要性、紧迫性，以及我们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还附上了干扰数据、波段分析报告等专业技术资料。这份报告得到了政委的高度评价，他还夸我“有理有据、无可辩驳”。
但希望总是伴随着失望。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努力，我们收到的却是上级的冷酷回复：因为试飞研究院的任务级别更高，我们的干扰已经影响到他们，所以我们的任务被取消，还被禁止在该区域进行训练。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让我们每个人都心如刀割。
1985年，随着军改的推进，我们单位因为任务量减少，不得不面临撤降并改的命运。整个单位就地转业，战友们各奔东西，政委则在聚会上时不时感慨一下过去的岁月。
如果没有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许多像政委这样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军官，或许仍能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寻找到职业生涯的进一步突破与升华。他们的心中，无疑怀揣着对更高军事指挥岗位的憧憬与向往，那是一种对职责使命的执着追求，也是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深切渴望。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的发展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任何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行为，都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