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街一号（下）
作者：冯晓鹰
烧饭
小学毕业了，因我父亲的原因（解放前，他在杭州蕙兰中学（现杭二中）读高中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到杭州市团委工作。后调到省新华书店工作，我母亲在上海考到浙江省新华书店，他们相遇了。后来我父亲调嘉兴新华书店任经理，我母亲跟他一起来嘉兴新华书店工作。再后来父亲被选去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调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反右时大概是发表了“不当言论”被划为右派，接着去嘉北一家农牧场改造了二、三年后，摘了“右派帽子”发配到王店公社中心小学做了老师）我没有上初中，失学在家里无所事事，能做些什么事呢，首选是烧饭。每天母亲买来菜后，烧饭炒菜就是我的事情了。那时候没有煤气只有煤球，后来是蜂窝煤饼。每天从生煤炉开始，煤球是要通过其他燃料把它引着的。废纸，书店有的是，但光靠废纸是引不着煤饼的，必须有木材。木材哪里找？对面瓶山的大树上有很多枯死的树枝，生煤炉非常好使。瓶山上的大树主要长在靠中和街这面，树干大都朝中和街方向斜着长。但是这些枯枝长在十几米高的大树上，你不想办法它不会自己掉下来。于是弄了根长的竹杆，头上绑上粗铁丝，跟祥荣、雅明，朋友阿二合作，爬树上去把枯枝钩下来。瓶山本来就比大院主楼高，我们还要爬在瓶山的大树上，从下面看上去是惊心动魄，非常危险。如果今天有人看见自己的孩子爬在这么高的树上，估计会吓晕的。我们就这样把枯枝钩下来锯成柴火，生煤炉就方便了。
以前的煤炉火力都不旺，煮饭还行可以慢慢焖，炒菜就不行了，就算油锅烧开，只要青菜一倒下去“吱啦”一下就没声音了。所以炒个菜我还可以去到建国路阿二家里玩一会，再回来菜正好也熟了，不耽误事。据同在厨房做饭的邻居说，有一次我油下了锅，发现盐还是酱油没有了，马上跑到建国路上的酱油店买了跑回来，油冒烟了，正好下菜，甚是佩服！这事有可能有点夸张的成份，不要当真啊。此外我妹曾触过我“霉头”，说我毛快，菜没洗干净，青菜里吃出过手纸。郑重声明：此事子虚乌有！后来从书店里看到有菜谱书，买来依样画葫芦，烧出来味道居然还行，拿手的“生炒鸡骨酱”、“炝腰花”成了年夜饭必有的两道美味，于是笑称成了半个厨师！
裁缝
除了做饭还做些什么呢？你们可能没想到我一个男孩子会对裁剪感兴趣。我们家有一台“向农牌”缝纫机，我家小孩子的衣服以前都是我爸做的，小时候不知道好坏，过年有新衣服穿就蛮好了。实际上我爸的做功是真蹩脚呀，裤子不知道怎么做的，穿在身上裤脚管会吊起来了，而且怎么也弄不服帖。到十三、四岁知道要好看了，我爸做的这种衣服怎么穿得出去？那时候成衣很少，一般都是用布票买了布请裁缝做，或者自己做。住在书店里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有一本书叫《上海裁剪》被我发现，就买来研究。我妈很支持啊，儿子有这想法太好了，以后家里做衣服就靠我了。于是我从最容易的做裤子开始，先纸上谈兵，按书里方法在牛皮纸（书店有的是包装用的牛皮纸）上打样，再裁下来，核对无误后再把纸样复在布料开始裁剪。裁剪是门技术，缝制更是一门技术。裁好的布片你要把它缝制起来，必须知道缝制的工艺，如男裤前档怎么装拉链，两侧裤袋怎么做，裤腰怎么缝制。书上好像有缝制的方法，但“书上读来总觉浅”，有些工艺你没有亲眼看到是想不出来的。好在朋友阿二家隔壁有个叫“杜小姑娘”的会做裁缝，我常常去偷技术学窍门，终于学到了开线袋的制作方法，由此融会贯通掌握其他的裁缝技术，做出来的裤子服贴挺刮。
再接下来做衬衫，这个难度就高许多。领子跟领圈、袖子跟袖笼要做好的确难。裁剪书上有公式，裁剪不难，缝制却很难。如裁剪时袖子肩部比袖笼要大一点，缝制是要袖笼拉紧，袖肩放松一点，这样缝出来，袖子稍稍抛起一点点就好看，不然袖子肩瘪了就不好看。经过多次反复缝拆，终于把女衬衫做出来了。然后是男衬衫，其难点是领子。你们不知道，男衬衫领子的面和里子裁的时候大小就要不一样的，如果一样大，缝制出来里子会潽出来，不美观了。要把两片大小不一的布料缝在一起，翻出来之后，要求正面看不到里子，这全靠手上的功夫了，跟上袖子一样，要一片紧一片松地缝合，然后翻过来熨平就成功了。这样从裤子，男女衬衫，中山装，一直做到西装。这样做到小有名气，连图书馆的陈阿姨也请我帮她做衣服。
初二的年纪，我爸把我弄到王店公社新民大队初中班（文革时我爸从王店镇上又被弄到下面的新民大队小学教书）直接读初二。父亲跟当地农民关系还不错，那里的农民朋友得知我还有做衣服的本事，用船把我家的缝纫机运到乡下，过年前农民们把缝纫机抬到家里，我变上门裁缝了。与其他的裁缝师傅不一样的是，我要看着那本《上海裁剪》的书来裁剪的。农民伯伯实在，你只要衣服能做出来，穿在身上衣服服贴，他不管你是不是要看着书才会做衣服的。是不是收工钱我就不知道了，那是我爸的事情，我也从没问过。
我最终没有成为一个职业裁缝，只是玩玩票而已。结婚后衣服慢慢做的少了，一是百货公司的成衣越来越多，价格也不贵；二是兴趣转移了，已经不在裁剪上面了。
这是我和妻子当年在人民公园拍的。 我身上穿的西装和裤子都是自己做的，看上去还不错吧！
学棋
文革有段时间反“封资修”，弄不懂象棋书怎么也成了“封资修”，被撕掉封面扔在大院地上准备送民丰纸厂化纸浆。我随手拣了一本，书名《象棋中锋——顺炮横车对直车》，东北象棋大师王嘉良著。从这本棋书开始启蒙，我最终成为一个棋迷和象棋高手。后来我买的棋书和订的象棋杂志足足搁满两层书柜，足见我下过一些苦功。
从中和街口的建国路向南过两个门面，朋友阿二家隔壁有一位象棋高手也姓冯，曾是嘉兴动力机厂冠军，当时他跟我下象棋要让我一匹马。我是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输了回来拆棋复盘，再看书借鉴，棋力慢慢长进。从当初被让一匹马到被让三先（先连走三步），到二先一先平先（先是指开局先走），再到我让他一先二先。除了他，我还跟其他人下，胜多负少，慢慢有了点小名气，后来有人介绍嘉兴的高手“羊脚”来跟我下。他是下“彩棋”的（即下赌注的），我是一个小孩哪来钱，介绍人老戴让“羊脚”跟我下盘卫生棋。可能他觉的没放点“彩头”不重视，也可能没把我放在眼里，结果一胜一和，我胜了一盘。这样一来我信心大增，钻研棋谱更加勤奋。看得多，下得多了，棋谱的变化烂熟于心，我可以不看棋子与对手下盲棋。下乡时夏天，我坐在蚊帐里跟人下棋，不看棋盘，蚊帐外面坐着对手和一堆参谋，对手走一步有人把走法告诉我，我把我的走法报给他，他按我的走法在棋盘上走出来。这样没走多少步，对手就败下阵来，再换人上阵同样败下阵来。他们惊呼说，我下棋看与不看棋是一样的。其实看不看棋还是有差别的，特别是碰到复杂的局面不看棋还是算不清楚的。
1983年到1992年我参加市财贸系统象棋赛多次获得冠军，也曾获得省粮食系统第三名。后来在青少年宫担任过象棋教师（业余的），还担任过嘉兴青年象棋队教练。
现在年纪大了，反应慢了，在网上下快棋不行了，但下慢棋还是很可以的。在腾讯游戏“天天象棋”评测中，下到神1—1，等级分下到过2145，算是市冠的级别吧。现在常常在洪波公园下棋，鲜遇敌手。
随着科技发展，象棋软件发展很快，不管你是象棋大师还是特级大师，都不是软件的对手。现在在网上下棋，下完还可以用软件复盘，分析你哪一步是好棋，哪一步是坏棋，走错的地方可以让电脑走出正确的招法。这样一来象棋书籍就没有销路了。我搬家时原来书柜里两层的棋书，除了一些经典的，都当废品卖了。
1992年的比赛成绩
青少年宫的聘书
“天天象棋”上我的等级
学琴
我十八岁那年吧，跟书店新进来的姓肖的临时工（他当时在仓库里工作）很聊得来，结果他把家里一把旧的没有弓的小提琴以18元的价格卖给我，并附送一本《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到现在我还要谢谢他）。我妈出资支持我，我爸却阴阳怪气说我学小提琴是准备讨饭的。这把琴还没有弓，后来到苏州提琴厂的门市部花7元钱买了一支黑马尾的弓（人家的弓都是白马尾），虽然有点寒碜但琴可以拉响了。《霍曼小提琴基本教程》是五线谱的，我简谱是识的，五线谱真不懂。怎么办？书店找！果然在书店里找到了《怎样识五线谱》，自学小提琴的生涯开始了！先攻五线谱，把1234567的音在五线谱的位置记住，然后在小提琴上找到对应的位置，拉响小提琴再听音准不准。好在我以前学过口琴，对音准比较有感觉。小提琴不象键盘乐器（如钢琴、手风琴、电子琴等），音高是固定的，小提琴音拉得准不准要靠耳朵听的。如果唱歌都五音不全跑调的，强烈不建议学小提琴，不然旁人会疯的，也不会出成绩的。现在我弹钢琴五线谱采用的是固定唱名法（即全部看成C调有升降号就用黑键），当时学小提琴用的是首调唱名法（即根据五线谱的升降号来判定是什么调），哆来咪的位置在小提琴上是不同的，完全要靠听觉来完成的。练琴是单调枯燥的，特别是没有老师全凭自己摸索，中和街一号里的小伙伴们当年是否听到过我那难听的琴声？
你不要看我爸不支持我学小提琴，他自己却是个隐秘的音乐爱好者。后来我发现家里有一个手摇的留声机，在书橱底下还有一沓外国唱片，有女高音独唱的，居然还有好几张是小提琴协奏曲。哇，如获至宝，太好听了！自己听了不过瘾，好东西要分享呀！于是嘉兴当时小提琴拉得很好的县文艺宣传队的周利平（曾任老年大学合唱团指挥）通过朋友介绍来我家听唱片。当年这些唱片属于“封资修”的东西，只能偷偷的听。记得当时关上窗户，拉好窗帘，关上房门欣赏。周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在管弦乐队混厚的烘托下，小提琴宛若天籁之声，特别到solo(独奏）处，那个小提琴的高难度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周利平激动地把留声机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听得如痴如醉！在那个只有样板戏的年代，能听到国外小提琴大师们的声音的确幸运的！可惜这些唱片随着我的下乡，回城，工作、搬家，不知所终了。
十九岁（1973年）那年我下乡了，小提琴就每天在知青的房子里奏响。一年多的练习，《霍曼小提琴教程》拉掉了一半，琴艺有所长进，琴声也日趋好听。也摸索出一些技巧，如跳弓，要靠右手手腕完全放松并自然抖动，弓子才能在琴弦上跳起来，奏出连续跳动的声音。后来曾参加公社文艺宣传队，担任乐队的小提琴手。下乡时一般每月都回嘉兴一次，一是回来拿点我妈烧好的菜，二来是拿每月十元的生活费（当年下乡的知青每月有十元算很好的了，工厂里学徒工的工资也只有18元）。所以往新丰方向的焦山门（我下乡的大队名称）大桥边的汽车站，每月的某天会有一个知青背着小提琴下车，沿着机耕路朝北走去，现在想想这个背影还是觉得很帅的!
江湖
初中辍学后，刚开始无所事事，常常去看同学祥荣家对门的老戴在人行道上磨剪刀。祥荣家的弄堂正对着中和街，南面是咸鱼店，北面是水果店，老戴常常在水果店边上摆个磨剪刀摊。老戴是个老江湖，国字脸平顶头，皮肤黝黑，中等身材，穿着随意，夏天身穿拷皮衫，脚拖皮拖鞋。当时年纪大概35岁左右，据说是嘉兴最早下乡的“老下”，他们这一批还不叫“知青”。但他是不去农村干活，而呆在城里不务正业——削刀磨剪刀。按照我当时的看法觉得这不是正经工作，但这老戴靠削刀磨剪刀，照样讨老婆（是棉纺织厂工人）养女儿过着不差的生活。可能这不起眼的磨一把刀或剪刀几毛钱，积少成多，收入不比当个工人差！这样每天看他磨剪刀，慢慢熟悉了（前面所说与羊脚”下棋就是他介绍的）。有一天他要去上海新浜一个服装厂磨剪刀，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跟他坐火车去了趟新浜。服装厂那时还没有电剪刀，都用手工的裁剪剪刀，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钝了。所以跟老戴有约定：厂里把用钝了的剪刀集中起来，老戴每月去两趟，过去磨一天。新浜镇隶属上海松江区，当时是农村的一个集镇。老戴拉开架子磨起了剪刀，我看了一会没劲了就到镇上去转了转，也没什么好玩的，下午老戴完工后一起回嘉兴。
老戴三教九流都熟悉，我妈看我闲得慌，就让我找老戴寻点活干干。中和街东口也有个公共水龙头，有人值守的，一洋铅桶水多少钱忘了，反正是收钱（票）的。往南边上就是瓶山茶馆店，门口一个老虎灶，烧柴的，有两个开水龙头，好像是一分钱卖一热水瓶开水。往里走，上七、八个台阶就是茶馆大厅。清早到中午人声嘈杂，各色人等喝茶吹牛聊天谈生意，非常闹猛。老戴从这些人中找到一位个子矮小的朱师傅，是泥瓦工，让我跟他做泥水小工。说好第二天上午到中和街小学做小工，拌水泥黄砂。第二天我如约到对面的中和街小学，我把水泥黄砂拌匀后装在泥桶里，拎到朱师傅砌墙处，如此反复。一天劳作结束后朱师傅说活干完了，明天不要来了，有活再叫我。结果没有下文了，估计还是我的活不行吧！
老戴知道了，说没事，他再帮我找个活。这次找了个三十出头一点的姚师傅，做啥活呢？修缸补甏！姚师傅到我们院子里厨房门口空地上，指导修缸补甏的工艺：给了我几个订书钉模样的铁钉，一把小凿子和小锤子，一小瓶拌了盐酸的铁末子，让我找块大一点破缸的残片（我们厨房前空地靠南货店的墙跟处这种破缸片不少）打成二片，然后按铁钉的长度用小凿子轻轻地凿出斜向接缝的凹坑，再隔一段距离如法炮制，最后填进铁末子，用铁钉将两个缸片钩牢固定，等铁末子干了这两片缸就粘在一起了。修缸补甏的工艺就是这样的，修补的好坏要看手上的功夫了。那年夏天，我和姚师傅头戴大草帽，肩背工具包，顶着大太阳，从城里一直向东，走过中山路，走过甪里街，穿过东栅镇，到了东栅公社的农村里，看见有人，或走过村庄就高声吆喝：“修缸补甏......，修缸补甏......”，“甏”的尾声拉得特别悠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世面，哪里叫得出口！一路上都是师傅在“独唱”。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一个村子时，一位大妈叫住我们，对师傅说她家有只缸要修，生意来了，心中暗喜！大妈带我们到她家门口，果然墙角边有只大缸碎成了三爿。大妈问师傅能修不？姚师傅一口答应能修。双方谈妥价钱，我们就开工了。师傅先在破缸上凿眼，然后把破缸搭起来恢复原样，我的任务是扶住搭好的缸不让它垮掉，接着师傅扣上一排钉子，在铁钩和拼接处涂上盐酸铁末，把修复的缸靠在墙边又在缸边找砖块支撑，最后对大妈说，这缸要三天后等铁末子干透了才能用，一定要三天噢！大妈连连答应并付了钱，我们这单生意完成，收多少钱不记得了。对农民来说，补个缸还是比买个新缸便宜很多。走时我看了看补好的缸，心里在想这大缸这样补行吗？三天后大妈要用缸了，如果一搬，哗啦一声碎了，她上哪去找我们？真碎了我们不是在骗人吗？好了好了，这活风险太大，还是不玩的好。这样一想决定不干这个修缸补甏了。
老戴总归还是生意人，有便宜总要挞的。那时我家有把宽宽的带扶手的旧躺椅，上面的竹条都掉了，实际上只剩下个框架和两条宽宽的帆布带（托住竹条或木条的），但木料很好的。那时候小又不懂，老戴买了个新的简易的竹躺椅，我说我家也有把躺椅，就是竹条掉了不能用，他说来看看，看了以后他说用他新买的躺椅跟我换旧躺椅。我想新的总比旧的强，于是同意交换。等我妈回来发现怎么多了个新躺椅，我还表功似的说了换躺椅的事。结果被我妈骂了一顿，说我不懂好坏，以后不能自作主张换东西，但也没有要求我去换回来，大概是觉得小男孩做了的事情也要有担当的。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老戴已经把那把旧躺椅修复一新，又宽大又舒适又气派，我换回来的竹榻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这时候我才感觉上当了。后来我下乡了，跟他接触就少了，等我回城后老戴已经搬走了。曾经在路上看见过他，开一辆木兰牌小摩托车（当时能开摩托车的都是比较有钱的），人已经胖得看上去会把摩托车压垮一样。后来就没有联系了。
尾声
我从1978年年底知青大返城后，还是住在中和街一号。这时院子西面的仓库已经拆了，翻建起一幢三层楼，一楼做仓库，二楼三楼住人家。我家爸妈搬到新三楼二楼西边套，主楼原东南面那间我住。这时候黄伯伯一家换到我家原来的西北角那间，又加配了东北角那间。主楼东面紧靠外墙做了露天的楼梯上二楼，一楼中间的原楼梯拆除成了大仓库，一楼全部成了办公室和仓库。
后来我父亲在教育局（79年平反后调回到教育系统工作）分到一套房子，我妈她们就搬出去了，我换到西面新三楼我妈原来的房子里。这时老孙阿姨已搬到新三楼二楼东边套；刘叔叔住老孙阿姨隔壁。老楼一楼的韩叔叔家、马伯伯和二楼的陈志坤家搬到东大街书店宿舍了，老周伯伯先搬新三楼住，后来和韩叔叔、马伯伯家、黄莉莉家、小陈叔叔家都搬中山路秀州路口书店宿舍了。这时候，原来住在中和街一号老房子的人，住房困难基本都解决了。我一直住到九六年整个中和街一号大院的拆迁。
从我们懂事算起应该过了六十多年了吧，光阴荏苒，时过境迁，现实中的中和街一号大院已经不复存在，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可是在我们的心里却永远记得中和街一号，它见证过我们的童年、少年及青年的美好时光，永不泯灭！
谨以此文纪念心中的中和街一号！
2023.10.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