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北洋历史拐弯处的往事:从府院之争到“西原借款”、军阀混战……

健康   2025-01-22 19:08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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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为编练参战军主官。他负责编练的参战军及后来的西北军,可谓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国军。


现在很多文章说起府院之争,通常都很纯粹、简单,往往强调段祺瑞受日本势力扶持,唆使徐树铮,霸凌黎元洪,甚至不惜解散国会,以求国会宣战参战。


如此照本宣科的书本陈述,网络遍地,随处翻阅,本文不做赘述。


上接《北洋历史拐弯处的往事:府院之争,北洋民国全面坍塌的“要命”炸点》


本文主要以经历者后人朋友及我家族相关传说,从少为人知视角,解释府院之争为何演变为诸多政客、军阀的矛盾激化的炸点。


要说这个问题,就要从北洋群雄及各地军阀从众说纷纭到北洋政府决定参战世界一战的往事说起……


袁世凯去世以后,作为北洋集团的继任掌门,段祺瑞大权在握,既被北洋集团之外的天下军政群雄忌惮,也遭北洋集团的直系、奉系等分枝集团的不满。


当时,段祺瑞急于完成国内实质上的统一,视皖系集团为北洋集团根本,视北洋集团为民国政府基础,因而,段祺瑞集团不惜余力,发展皖系将领控制下的民国政府军。


这个过程,颇类似抗战前夜的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围绕黄埔嫡系的扩军。


于是,段祺瑞的扩军、建军,激起了各路军阀、政阀的不安。


不过,实际上与直系、奉系、国民系等北洋军阀和桂系李白、川蜀刘湘等地方军阀不同,段祺瑞执政期间编练皖系将领控制下的精锐军队,可谓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


建军期间,参战军几乎不曾为段祺瑞等私利作战,尤以组成远征军远征海参崴,及徐树铮率参战军收复外蒙,影响最大。


然而,后来随着段祺瑞及皖系下野,这支精锐军队也曾在短期随皖系一度卷入内战,好在段祺瑞及皖系并非直奉“草莽”,收手很快,甘愿息影政坛而将新编的参战军、西北军交回了民国政府。


于是, 这支精锐部队在名义上还是回归了政府军队的角色。


可惜的是,这支精锐军队名义上虽然交回政府,最后,还是落在了后来控制北洋政府的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等人之手,终于沦为了私军。


确属遗憾。非常遗憾。


现在回望历史,不难发现,相比直系、奉系和国民系等这类纯粹的军阀,段祺瑞及皖系为宣战参战一战而编练参战军、西北军,实为中国军队从乡勇、团练、私军走向国军的开始。


即便到了1921年,皖系筹办的这支军队的零星小部,依然奉命守备外蒙大库伦(蒙古之乌兰巴托)和边境城市恰克图。


是年,蒙古爆发“温甘伦事件”“恰克图事变”,苏军元帅布柳赫尔籍口平叛,率领苏军第5集团军3万精锐及飞机、坦克、骑兵、突袭了蒙古地区及唐努乌梁海地区。


当时,面对现代化苏军强势突击,皖系“西北军”戍边外蒙多地,与晋商民兵并肩作战,以少敌多抵抗苏军入侵,牺牲惨重。


这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为国而战。


可惜知者寥寥。


当初为国战死的军民至今遗骸抛洒莽莽北国草原,微风星光,任岁月荏苒,终究无言无语……


磋叹。


皖系西北军可谓中国近代史第一支真正意义的国军。


大库伦和恰克图激战月余,皖系“西北军”与晋商民兵伤亡高达十之七八,无力再战,被迫弃守外蒙及恰克图、大库伦等地,退回国内。


我的曾祖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家学相传说起这段历史,论及恰克图、大库伦为当时中国北方最重要通商口岸,外貌不扬,沉淀财富可谓雄厚,经此洗劫,无论我的家族,或者其他晋商、京商、蒙商,都是在经历这次事件重创之后,终止了延续数百年的欧亚大陆商道……


当然,损失最大的还是皖系西北军


这支中国近现代史第一支真正意义的国家军队,在蒙古事变之后回国,再经过两次直奉军阀混战,最终,皖系西北军零星残部也就被直、奉军阀编遣,终于消失……


回望历史,再看段祺瑞及皖系苦心编练的这支参战军、西北军,他们与抗战前夜南京政府编练的黄埔嫡系第87师、88师等一样,都是背负着一代精英们军事强国的寄托。


可惜,历史坎坷。


曾经卫国戍边、出国援侨的参战军、西北军璀璨一时,终于烟消云散,可谓近代史一段让人惆怅的。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这支西北军虽然被军阀们断送了段祺瑞及皖系的“强军梦想”,却又因此引发了贯穿1920年的诸多重大危机事件。


原来,北洋政府当年正是为宣战参战一战,加速编练参战军,主政的段祺瑞及其皖系内阁曾先后8次向日本借款,酿出了著名的“西原借款”卖国事件。


持续数年护国战争和各地军阀、政阀逐年坐大,段祺瑞急需“西原借款”缓解民国财政危机,扩编新式国家军队。


同时,日本政府也想借助“西原借款”,撬动中国尽快参战一战。


为此,中日各有所思,一拍即合明确了两军共同参战一战的问题,即签署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协议签订,经曾任段祺瑞顾问,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代表的西原龟三经手办理的借款,涉及金额约5亿日元,大致相当于当时的2.5亿美元,折算相当现在的100亿余美金。


“西原借款”名义上尤其强调这几笔借款,“以实业为名,不涉内政”。


日本1918年米骚动事件。日本寺内内阁期间,扩军、备战、外援……最终酿成国内物价飞涨,激发了米骚动事件。


不过,据曹汝霖、靳云鹏等人经办和回忆,日本贷款资金投放实际并非如此。


资金到时,总支出65.22% 实则转为当时民国财政支出。


此外25.40%,用作军费。


其中,就包括了徐树铮率部收回外蒙的军费,参战军远征海参崴撤侨的军费。


至于“西原借款”用作投资在华实业的部分,实则寥寥无几。


事实上,“西原借款”尤其使得段祺瑞、徐树铮等有了缓解财政困难和加速编练国家新军的本钱。


如此假以时日,段祺瑞等如蒋介石等建设有力类似黄埔党军的皖系新军,可能历史走向也会大为不同。


当时,段祺瑞得钱用于行政、扩军,对借钱投入一战战场,却极不感冒。


为此,段祺瑞专门召集北洋集团的各位省长、督军们举办督军团会议。


会上,段祺瑞说明借款用途,更说明得到日本贷款,既要不失信用宣战、参战一战,同时为避免战损,便无需真正派兵作战,仅仅派遣劳工去欧洲劳役应付。


就此,主持各省行政、军队运营的省长、督军转而支持段祺瑞。


在1917年4月25日召开的北京督军会议上,他们纷纷转向段祺瑞,在注明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的联名信上签名,施压黎元洪。


多数省长、督军站队段祺瑞,更使得当时南方、西南方军务院的军阀、政客非常眼红、妒恨“西原借款”。


尤其段祺瑞、徐树铮利用“西原借款”解决财政危机和迅速编练新军,并且强势促使黎元洪签字参战一战,在外交上断绝了西南各大山头“自由外交”可能,自然使得看似平静的局面变得激荡起来。


因为无法染指“西原借款”,黎元洪及其幕僚对段祺瑞、徐树铮等人更是恼怒和怨恨。


不过,他们却没有想到,总统府本身就是“西原借款”解决财政危机,北京摆脱南方军政势力影响宣战参战一战等等的受益者。


相比岑春煊、唐继尧等人,黎元洪确实相对单纯。


有了黎元洪支持,南方和西南方各路政阀、军阀自然就想即刻动手。


然而,面对政治强势,又有新编的参战军助威的段祺瑞皖系,如何下手?如何一击必中?


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就想起了将段祺瑞拖入道德泥淖的办法。


在民智不开的北洋政府时代,汉奸与卖国这两个词,便如是破鞋与搞破鞋一般,丢在街上,浅显易懂,最容易激发人们的情绪。


于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西原借款”的消息破门而出,详情被多家报纸披露之外,更多记者蹭流而上,纷纷展开想象挖掘细节……


于是,段祺瑞与皖系的汉奸嘴脸跃然纸面,毫无悬念地激起民情哗然,骂声一片。


既得各路军阀、政阀支持,又得汹涌民情相应,黎元洪终于一改往日温和态度,手起刀落,下令免去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


说到这里,历史确实幽默。


当时,《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西原借款”的消息被披露以后,尤其中国记者蹭流写成的花絮八卦等等新闻,便在极短时间流入日本。


正如中国官兵一致声讨段祺瑞及其皖系内阁为卖国、汉奸一般,同时,日本民众看了中国转来的消息,眼见寺内内阁与弱小的中国大搞军事合作,给中国以巨额贷款,同样也是戟指怒骂。


此后,寺内正毅、西原龟三等人被日本人视作卖国“日奸”,各种狗血淋头,仕途终结,最后都是郁闷至死。


右一为赴日谈判的民国外交次长、交通总长曹汝霖。他是传说中的袁世凯“二十一条”的主要谈判者,也是“西原借款”的主要经办人。不过,他最为后人所知,还是他在五四运动期间,被免去一切职务。


原来,日本的民粹,同样激情,同样也是有着抢跑道德高地的天赋。


不过,站在中立角度,段祺瑞等靠着《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西原借款”得了实惠,而出手大方,不计后果的寺内正毅、西原龟三等,其行为则确实更像卖国。


后来,段祺瑞幕僚,时任财政部库藏司出纳主任周叔廉回忆:


西原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寺内内阁……想拿大量借款以结好中国政府,同时力求扶植段祺瑞的势力,希望壮大他的实力来统一中国。”


日本这笔顶层人物拍屁股决策的贷款,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因而,“西原借款”既对借款条件没有明确要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尤其名目上投向铁路、矿山等项目的垫款,最终,因为这些项目没有兴建,贷款更是不知所踪。


“西原借款”约定,段祺瑞政府以部分省份的开矿权、铁路修筑权、练兵权、森林等为抵押。


如此抵押,尤其抵押练兵权,看似出卖了一些中国的主权。


但是,就像铁路、矿山没有兴建一样,最终,皖系编练参战军除却引入因为这些抵押物大部都是空谈,既无实际意义,更无兑现价值。


尤其抵押练兵权方面,段祺瑞深谙小站练兵之道,在借助日本资金编练参战军之初,他即沿袭小站练兵旧制,仅是以新军采取日本军制,聘请精通业务的优秀日本军官、士官为参谋,由中日军官混合组织编练训练小队。


每次训练,即以日军参谋、顾问等选带数名中国军官、士兵教练,而后,再以这部军官士兵回营统一训练。


最终,中国方面借以练兵权抵押而名目正当将借款投入军备。


而所谓练兵权抵押对日本方面而言,好听以外,没有丝毫实际利益。


诸如这般,抵押练兵权无非一纸空文,“西原借款”几经折腾,完全脱离了日方的监控。


后来,民国政府利用日本金价低落,还清第一笔借款。


至于其余借款到期以后,无论本息,在段祺瑞执政期间全没有偿还。


到了段祺瑞下台及1925年以后,北京、南京的国民政府更对“西原借款”概不认账。


最终,“西原借款”还是成为了一笔烂账。


中日关系就此走向低谷。


不过回望当时具象,中日双方的民众都在同样热血、忙于愤怒。


至于两国记者,也是煽风点火忙碌蹭流写作。


收复外蒙是北洋民国历史上极为光彩的一页。

皖系西北军可谓中国近代史第一支真正意义的国军。


于是,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漫天乱飞,国内报纸披露的段祺瑞皖系内阁卖国细节越来越多,被唤醒的民众马满腔热血却又一脸懵懂地搭配各大反皖势力,顷刻就将北洋强人段祺瑞等丢在了浪尖上。


甚至于北洋集团的直系将领如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也是纷纷致电,义愤填膺,要求段祺瑞改组内阁,修正对日外交。


倒段时机成熟。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得南方军阀、政客一通忽悠,联想诸多误会、旧怨,又有为段祺瑞内阁逼迫签字同意参战,以及“西原借款”等事务为皖系独断操控的不满、新恨,就此,黎元洪一反往常温和处事,全然无视无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是《中华民国约法》里面对总统、总理的权力规定、约束,率性签署了撤销段祺瑞总理职务的命令。


签字之时,黎元洪的小同乡,时任农商总长的张国淦清楚“西原借款”,因而解释经过,预备劝说黎元洪收回免段成令。


不料,张国淦还未及开口,黎元洪身侧的金水炎冲了过去,拔枪对准张国淦,威胁张国淦不许开口。


黎元洪漠然而视,张国淦见状大怒,拂袖而去。


当时,人人所知,无论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中华民国约法》,民国大总统都无权力撤销总理职务。


因而,黎元洪这一命令实则更像玩笑,没有效力。


然而,段祺瑞既有扶黎元洪登位总统之功劳,有正在筹划参战一战,扩编参战军的兴头上,突然闻讯被黎元洪违章下令撤职,又有人报告张国淦劝说黎元洪未果,遭金水炎辱骂、威胁经过,不禁愤然异常。


就此,段祺瑞决定以退为进,索性顺势黎元洪撤销职务命令,率领幕僚随从,离京去津。


黎元洪为山西祁县晋商渠晋山办学题词敬教劝学。左长者渠荣簶,右者为渠强(流浪的橡树)。


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双方就此彻底对立。


后来,人们将这一刺激早期民国走向动荡时代的大事件,称为“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既有黎元洪、段祺瑞的冲动、激情、偶然性,更有段祺瑞和黎元洪对共和政体的认识与理解存在极大分歧所致的必然。


民国体制及无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中华民国约法》,均有其理念上的想象。在实际应用上,在民国初期,也就更为凸显人望、政治、博弈、权力等非体制因素的相互制衡。


遗憾的是,黎元洪素来为人温和、宽厚,段祺瑞也是为人自律、刚正。两人都不是没有底线的野心勃勃的钻营权力者,尤其使得府院之争这段往事,满满都是遗憾。


也因为此,两人看惯了民国初期乱象,都是自视甚高,不信别人而更愿意将自己看成生逢其时的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者。


为此,两人争斗,纯属天然。


如是按照袁世凯临终安排,在北洋集团有着至高声望和旧部、学生拥戴的段祺瑞的拥护下,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反之,黎元洪则以其赢得北洋集团以外的南北诸多势力离不的表面上的拥护和支持,推动民国与北洋集团的兼容。


从满清走向民国,北洋集团既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政治集团、武装集团,更培养了极多文武枭雄。


等到袁世凯去世以后,唯有段祺瑞勉强可以作为北洋集团的精神领袖,勉强引导这一强大的政治集团、武装集团,压制北洋群雄不至于越轨、乱套。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相互依存,也就直接关系到民国的稳定。


然而,历史真要如此,无论当时的名人、党派,以及粤、桂、滇、黔、川等地的实力军阀们,也就失去了很多机会。


可见,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实则是给天下群雄都带来了机会。


当时,段祺瑞到了北洋集团的大本营天津以后,即参考岑春煊、唐继尧、梁启超等人自设军政院,另立事实上的第二中央案例,联络北洋系军政实权人物,脱离北京政府而转向天津成立类似第二中央的"军务总参谋处",与北京黎元洪形成并列、对立态势。


出走天津,也使得段祺瑞在北洋集团的人望遭到沉重打击。


1912年3月的唐绍仪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左立教育总长蔡元培,右坐为国务总理兼交通部长唐绍仪,后排左一为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左三为陆军部总长段祺瑞。人才济济,可谓黄金内阁。


这时,"军务总参谋处"虽然成立,但是,段祺瑞本身既无地盘、兵权,平常全靠在北洋集团的旧部、学生拥戴,凭借其极高的人望引导北洋集团及北洋枭雄。


因而,段祺瑞人望大跌,不仅使得他在善后府院之争事宜,尤其显得力不从心。


甚至在后来,直系、奉系更是不受皖系羁縻,各自发展,一言不合就开枪开炮。


北洋乱象,即就此种下。


退往天津,段祺瑞渐现疲态。


于是,作为他的主要助手,长期幕后运筹的徐树铮也就开始走向前台,成为了善后府院之争的最重要的策划者和后来皖系主要决策者之一。


当时,在徐树铮献策之下,段祺瑞只得顺从其他北洋集团的省长、督军们的意见,一面电令中断北京的财政资金,一面以天津"军务总参谋处"通电全国,扬言另组临时政府。


府院之争就此闹得家喻户晓,沸沸扬扬。


双方矛盾凸显,再无回旋余地。


这时,黎元洪这才意识到段祺瑞影响之大,能量之大。


至此,迫于压力,黎元洪只好同意徐树铮牵头的督军团的暗箱操作的提案,同意了张勋率部入京“调停国事”。


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部入京调解,却不料闹出了著名的拥立宣统复辟事件。


就此,北洋民国全面坍塌,南北军阀战乱序幕也就此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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