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杰克·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说，企业家是“困扰经济模型的幽灵”。我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美国、欧洲一些著名企业家的人格特质、思维特征、领导力与行为方式中，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以数字追求为目标的卓越企业家，恰恰是在数据模型框架之外的极少数人，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称重”和衡量的“两极分裂”的人，是那种一旦跨过 1%极限就会被称为“精神病患者”的另类人，最典型的莫如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一个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国家英雄”，却是精神异常者。我总是把《病夫治国》（Ces Malades Qui Nous Gouvernent） 和《生而癫狂》（Howard Hughes）两本书推荐给企业家们和研究领导力的人士对照阅读，这两本书所描述的政治领袖和企业家们，尽管经历与成就不同、个性与品格不同，但其思维与领导风格却具有两大相似性：一是极端性，二是悖论性。真正卓越的企业家无不是悖论主义者。他们拥有强大的非理性能量，拥有狂热激情，同时也拥有近乎冷酷的理性；他们是冒险家，同时也是保守主义者；他们拥有罕见的使命精神，同时也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不可救药的乐观派，与普通企业家相比，总能在绝望中看到月食的背面，但他们也时常对盲目乐观抱有怀疑与警惕，比普通企业家具有更强烈的忧患意识，甚至恐惧感；他们是秩序主义者，同时又崇尚自由。他们深谙组织管理的第一性法则是在“欲望与克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他们无不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但他们也大多在思维品质上拥有难得的收敛性；他们在情绪上大多具有易感性——自我感动与感动他人，但他们也无不是孤独者。以上种种，正是我试图揭示的企业家精神的六大悖论（见下图）。图：企业家精神的六大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