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世界领导力报告显示，2023年，在非洲地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58%受访者认可中国是领导者。部分报道进一步提出，美国正在失去在非洲地区的软实力优势。

近年来，中国是非洲国家第一大贸易对象，“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大部分非洲国家，公共部门领导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中非贸易往来的繁荣成为中国在非洲软实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下，尝试“重返非洲”，推动投资小型基础设施、工业与绿色能源等项目，力图在非洲发展的关键时期站稳脚跟。

除了政府等公共部门领头的投资贸易领域，在私营部门活跃的科技创新与投资领域，中国与美国的较量依旧激烈。在经济寒冬之下，非洲是唯一经历经济增长的大陆，也是第四次科技革命下的蓝海。2018年以来，即使受疫情影响，非洲科创生态的交易数量与交易规模实现了增长，融资数量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42%，融资规模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46%。

实际上，十几年前，华为、中兴、传音等通讯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在非洲市场开疆拓土，中国背景的企业机构逐渐开始投资收购非洲本土科技初创企业，在非洲数字化中分一杯羹；而微软、谷歌等企业纷纷在非洲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投资初创企业，Y Combinator等领先的美国风投公司如也纷纷加注非洲科技企业。

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对非洲科技创新创业生态有强烈的兴趣。同时，他们也拥有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不管是专利授权、技术研发与风险投资，中国与美国你追我赶，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增长趋势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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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独角兽公司的发展历程中，来自美国的全球知名机构存在感强烈，非洲创业者也倾向于选择美国风险投资人。一定程度上，这来源于美国在风险投资生态中长期的优势地位，提供中后期投资的资源网络的优势。事实上，在非洲科技企业后期投融资中，老虎环球基金、红杉资本、软银集团等知名基金表现活跃，为非洲的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得不承认，专注于投资非洲的中国风险投资机构数量极少，目前仅有2家，分别是创立于香港的Roselake Ventures以及背靠传音的非程创新。加纳区块链教育平台Aya的创始人Eric Anna提到，中国在非洲创投领域的存在感很弱，甚至75%的非洲商务访问来自美国，而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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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正日益深化，从制造业的转移，到电子商务的兴起，再到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建设，中国经验与技术正为非洲跨越式发展提供新方案。中国投资人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另类选择。

中国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为非洲科技创业者参考的重要蓝本，这也是中国投资人给非洲创始人带来核心竞争力。电子商务平台，尤其是跨境电商的兴起，为非洲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模式。来自肯尼亚的时尚电商平台Shopzetu的创始人Marvin Kiragu到中国杭州阿里巴巴公司参访学习后，逐渐开始关注中国电商模式与营销方案。2023年末，Shopzetu搭建非洲顶级的时尚消费生态，成为非洲时尚领域中抖音、小红书与Shein的综合体，将直播、视频、图片等形式引入非洲时尚生态。Marvin认为：“（非洲创始人）关键的能力是连接非洲和中国经验的能力，学习中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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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也为非洲创业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投资者扮演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大体来说，非洲制造业发展较为薄弱，除了承接来自中国服饰生产产业链转移，非洲几乎没有制造电子产品的能力，这意味着支撑非洲数字化硬件设备非常不足。

Roselake Vnetures合伙人表示，投资的餐饮数字化、物流运输企业对来自中国硬件需求巨大，比如用于编写支付的POS设备，他们帮助非洲创始人与制造联系供应商，协调配套软件，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运营成本。诸多非洲创业者强调，中国投资人可以为非洲科技企业链接更多成本低、质量高的硬件和软件供应商，这不仅降低了创业门槛，更为非洲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物质基础。

非洲科技投资的游戏，更多遵循着迅速扩张、被合并收购的快节奏规则，从退出机制的不足，到短期投资策略的盛行，再到资金流向的不均衡，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非洲科技企业的退出途径主要依赖于合资和收购，上市则相对较少。数据显示，相较于全球趋势，非洲科技初创企业往往更早退出，这可能意味着一些企业在融资初期就遇到了发展瓶颈。而这种趋势的背后，是许多来自硅谷等发达市场的投资者对非洲初创企业采取的短期投资策略。他们通过投机投资组合的估值，加快融资速度，并迅速退出以获得回报。Eric表示，创始人在投资者的压力下，急于抢占市场份额，优先考虑短期收益，商业模式、优化产品和运营不再是主要关注点。

此外，资金流向的不均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2022年非洲获得风险投资金额最高的前8家初创公司中，仅有2家企业的CEO来自非洲本土，分别是尼日利亚Flutterwave和埃及mnt Halan。这与Village Capital 2017年的研究一致，在东非地区，只有10%的初创公司资金流向了当地创始人，尤其在肯尼亚，2018年获得100万美元或以上风险投资的初创公司中，有70%是由来自欧美国家的外籍创始人领导的。高盛、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和红杉资本也更倾向于投资有西方精英参与的非洲初创公司。

来自非洲本土的创始人对如今的风投游戏有所觉察，反对在非洲直接复制硅谷模式与中国经验，而需要更本土化的发展。非洲出行平台Gigmile创始人Kayode Adeyinka强调：“非洲由54个国家组成，有54套不同的法律法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而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常常把非洲概念化、简单化，复制粘贴其他国家的模式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做法。”来自尼日利亚的连续创业者Nadayar Enegesi也认为，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投资者对非洲的风险投资生态系统有一种亲近感，期望在5分钟内完成沟通、进行投资并大展拳脚，但实际上投资者需要更真诚地与创业者沟通，了解非洲的现实，认识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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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英国100x Impact Accelerator，来自加纳的Aggrey Nyondwa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在非洲科技投资方面去殖民化，系统性地改变西方投资者和创始人主导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投资者，尤其是中国投资者与非洲创始人之间的合作，被看作是减少偏见、进行诚实、平等对话的机会。与美国在非洲建立的成熟科技投资生态系统相比，一些小规模的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开始自下而上地关注非洲本土企业。

这仍然需要全球投资者、政府、本土创业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更加公平的投资环境，推动多元化的投资来源，培养本土创新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投资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这不仅需要克服偏见，更加关注本土企业家的需求，还需要与非洲创业者建立真诚的对话和合作，共同探索适合非洲市场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非洲的数字化科技创新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位置，走向一个更加平等和可持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