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英文标题：After Babel-Why the Past 10 Years of American Life Have Been Uniquely Stupid。
作者简介：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是After Babel Substack的撰稿人。他是《美国精神的溺爱》一书的合著者，也是《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导致精神疾病流行》一书的作者。
来源：在四季旅行
插图由 Nicolás Ortega 绘制。来源：《Turris Babel》，Coenraet Decker，1679 年。
巴别塔被毁后，住在里面会是怎样的情景？《创世记》告诉我们，诺亚的后代在示拿地建造了一座大城。他们建造了一座“塔顶通天”的塔，为自己“扬名”。上帝对人类的傲慢感到愤怒，说道：
看哪，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都说同一种语言。这只是他们要做的事的开始，他们所要做的，现在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是不可能的。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言语。
文中并没有说上帝摧毁了塔，但在许多流行的故事版本中他都这么说过，所以让我们在脑海中记住那个戏剧性的形象：人们在废墟中徘徊，无法交流，注定相互无法理解。
巴别塔的故事是我找到的最好的比喻，它描述了 2010 年代美国所发生的事情，也描述了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事情突然变得非常糟糕。我们迷失了方向，无法说同一种语言，无法认识到同样的真相。我们彼此隔绝，与过去隔绝。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红色美国和蓝色美国正变得像两个不同的国家，各自宣称拥有同一块领土，拥有两种不同的宪法、经济和美国历史。但《巴别塔》讲述的并不是部落主义，而是一切支离破碎的故事。它讲述了一切看似坚固的东西的破碎，以及曾经是一个社区的人们的四散。它不仅隐喻着红色和蓝色之间发生的事情，也隐喻着左翼和右翼内部发生的事情，以及大学、公司、专业协会、博物馆甚至家庭内部发生的事情。
巴别塔是一个隐喻，它代表了某些社交媒体对几乎所有与国家未来以及我们人民息息相关的团体和机构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对美国人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
现代高层建筑的崛起
历史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更大规模的合作。我们在生物进化中看到了这种趋势，在一系列“重大转变”中，多细胞生物首先出现，然后发展出新的共生关系。正如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其 1999 年出版的《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在文化进化中也看到了这种趋势。赖特表明，历史涉及一系列转变，由不断上升的人口密度和新技术（书写、道路、印刷机）推动，这些新技术为互利的贸易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可能性。零和冲突——例如由于印刷机将异端思想传播到欧洲而引发的宗教战争——最好被视为暂时的挫折，有时甚至是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些宗教战争使得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成为可能，公民更加知情。）比尔·克林顿总统称赞了《非零》对技术持续进步带来的更加合作的未来所作的乐观描绘。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互联网，包括聊天室、留言板和电子邮件，都体现了Nonzero论题，2003 年左右推出的第一波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如此。Myspace、Friendster 和 Facebook 使人们可以轻松地与朋友和陌生人联系，免费谈论共同的兴趣，而且规模是以前无法想象的。到 2008 年，Facebook 已成为主导平台，每月用户超过 1 亿，如今约为 30 亿。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社交媒体被广泛认为是民主的福音。哪个dictator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相互联系的公民？哪个政权能建起一堵墙来阻挡互联网？
2011 年可以说是技术民主乐观主义的巅峰，这一年始于阿拉伯之春，结束于全球占领运动。那一年，几乎所有智能手机上都可以使用谷歌翻译，因此可以说，2011 年是人类重建巴别塔的一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成为“一个民族”，并且有效地克服了语言分裂的魔咒。对于技术民主乐观主义者来说，这似乎只是人类所能做的事情的开始。
2012 年 2 月，在 Facebook 上市准备期间，马克·扎克伯格回顾了那段不平凡的时光，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在致投资者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到达了另一个转折点。”Facebook 希望“重新定义人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通过赋予人们“分享的力量”，它将帮助他们“再次改变我们的许多核心机构和行业”。
此后的 10 年里，扎克伯格确实做到了他所承诺的事情。他确实改变了我们传播和消费信息的方式；他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制度，他推动我们越过了临界点。但事情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顺利。
一切都分崩离析
从历史上看，文明依靠共同的血缘、神灵和敌人来抵消其发展过程中分裂的趋势。但是，是什么将美国和印度，或者现代英国和法国等庞大而多样的世俗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呢？
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至少三种将成功的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力量：社会资本（具有高度信任度的广泛社交网络）、强大的机构和共享的故事。社交媒体削弱了这三种力量。要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社交媒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尤其是在 2009 年之后的几年里。
在早期，Myspace 和 Facebook 等平台相对无害。它们允许用户创建页面，发布照片、家庭动态以及朋友和喜爱乐队的静态页面链接。这样一来，早期的社交媒体可以看作是技术改进的漫长进程中的又一步——从邮政服务到电话再到电子邮件和短信——这些改进帮助人们实现了维持社会关系的永恒目标。
但渐渐地，社交媒体用户开始更乐意与陌生人和公司分享他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正如我在2019 年与 Tobias Rose-Stockwell 合著的《大西洋月刊》文章中所写，他们变得更善于表演和管理自己的个人品牌——这些活动可能会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不会像私人电话交谈那样加深友谊。
一旦社交媒体平台训练用户花更多时间表演而不是交流，那么从 2009 年开始的重大转变就已准备就绪：病毒式传播的愈演愈烈。
2009 年之前，Facebook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时间线——由好友和联系人生成的永无止境的内容流，最新帖子位于顶部，最旧帖子位于底部。这通常数量惊人，但能准确反映其他人发布的内容。这种情况在 2009 年开始发生变化，当时 Facebook 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只需点击按钮即可公开“点赞”帖子的方式。同年，Twitter 推出了更强大的功能：“转发”按钮，用户可以通过该按钮公开支持帖子，同时与所有关注者分享。Facebook 很快就复制了这一创新，推出了自己的“分享”按钮，并于 2012 年开始向智能手机用户开放。“点赞”和“分享”按钮很快成为大多数其他平台的标准功能。
在其“点赞”按钮开始产生有关哪些内容最能“吸引”用户的数据后不久，Facebook 开发了算法，为每个用户提供最有可能产生“点赞”或其他互动的内容，最终还包括“分享”。后来的研究表明，引发情绪的帖子——尤其是对外部群体的愤怒——最有可能被分享。
到 2013 年，社交媒体已成为一种新游戏，其动态与 2008 年不同。如果你技术娴熟或运气好，你可能会发布一条“病毒式”帖子，让你在几天内“网络出名”。如果你失误了，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仇恨评论淹没。你的帖子因成千上万陌生人的点击而出名或蒙羞，而你反过来又为这场游戏贡献了成千上万的点击量。
这款新游戏鼓励不诚实和群体行为：用户不仅受他们的真实偏好所引导，还受他们过去奖惩经历的引导，以及他们对其他人对每个新行为的反应的预测。一位曾参与“转推”按钮开发的 Twitter 工程师后来透露，他对自己所做的贡献感到后悔，因为这让 Twitter 变得更加肮脏。当他看到通过使用新工具形成 Twitter 群体时，他心想：“我们可能刚刚把一把上了膛的武器递给了一个 4 岁的孩子。”
作为一名研究情感、道德和政治的社会心理学家，我也目睹了这种情况。新调整的平台几乎完美地激发了我们最道德、最不反思的自我。人们的愤怒程度令人震惊。
詹姆斯·麦迪逊在起草美国宪法时试图保护我们免受这种愤怒情绪的蔓延。宪法的制定者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知道民主制度有一个致命弱点，因为它取决于人民的集体判断，而民主社会容易受到“难以控制的激情所带来的动荡和软弱”的影响。因此，设计一个可持续的共和国的关键是建立机制来放慢速度，冷却激情，要求妥协，并让领导人免受一时狂热的影响，同时仍然让他们定期（在选举日）对人民负责。
2009 年至 2012 年，科技公司不断加强病毒式传播，将我们带入了麦迪逊的噩梦。许多作者引用了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号中关于人类天生倾向于“派系”的评论，他指的是我们倾向于将自己分成充满“相互仇恨”的团队或政党，以至于他们“更倾向于互相激怒和压迫，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
但那篇文章继续谈到了一个较少被引用但同样重要的见解，即民主容易受到琐碎事情的影响。麦迪逊指出，人们很容易产生派系斗争，“在没有实质性机会的情况下，最无聊和最虚幻的区别就足以点燃他们不友好的情绪，激起他们最激烈的冲突。”
社交媒体既放大了轻浮的言辞，又将其武器化。在推特上，我们因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年度 Met Gala 上穿的“向富人征税”礼服和梅拉尼娅·特朗普在 9/11 纪念活动上穿的礼服（礼服的针脚看起来像摩天大楼）而发生争执，我们的民主是否更健康了？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推特上批评大鸟（Big Bird）在推特上说要接种新冠疫苗，这又如何呢？
重要的不仅仅是浪费时间和缺乏关注，还在于信任的不断消亡。Autocracy可以利用宣传或恐吓来激发其所希望的行为，但民主依赖于广泛内化的对规则、规范和制度合法性的接受。对任何特定个人或组织的盲目和不可撤销的信任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公民失去对民选领导人、卫生当局、法院、警察、大学和选举公正性的信任时，每个决定都会受到质疑；每次选举都成为拯救国家免受另一方侵害的生死斗争。最新的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衡量公民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国际指标）显示，稳定而有能力的autocracies位居榜首，而美国、英国、西班牙和韩国等有争议的民主国家则排名靠后（尽管高于俄罗斯）。
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确实会腐蚀人们对政府、新闻媒体以及一般民众和机构的信任。社会科学家 Philipp Lorenz-Spreen 和 Lisa Oswald 领导的一份工作论文对这项研究进行了最全面的回顾，该论文的结论是：“大多数报告显示，数字媒体的使用与信任之间的关联似乎对民主有害。”相关文献很复杂——一些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有好处，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但该回顾发现，总的来说，社交媒体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煽动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并与错误信息的传播有关。
当人们失去对机构的信任时，他们也会失去对这些机构所讲述的故事的信任。对于负责儿童教育的机构来说尤其如此。历史课程经常引起政治争议，但 Facebook 和 Twitter 让家长们每天都能对孩子历史课、数学课和文学选集的新片段以及全国任何地方的任何新教学变化感到愤怒。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动机受到质疑，有时还会随之而来的是过度的法律或课程改革，这会使教育变得低俗，进一步降低人们对教育的信任。结果之一是，在后巴别塔时代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太可能形成关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连贯故事，也不太可能与那些就读不同学校或在不同年代接受教育的人分享这样的故事。
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马丁·古里在其 2014 年出版的《公众的反抗》一书中预测了这些分裂效应。古里的分析集中在信息爆炸式增长对权威的颠覆效应上，这种现象始于 1990 年代的互联网。近十年前，古里就已经看到社交媒体的力量，它是一种万能溶剂，它触及到的所有地方都能打破束缚、削弱机构。他指出，分布式网络“可以抗议和推翻，但永远无法治理”。他描述了 2011 年许多抗议运动的虚无主义，这些运动主要在网上组织，像占领华尔街一样，要求摧毁现有机构，却没有提供替代的未来愿景或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
古里不喜欢精英阶层或中央集权，但他注意到前数字时代的一个建设性特征：单一的“大众观众”，都在消费相同的内容，就好像他们都在看着同一面巨大的镜子，照着自己社会的倒影。在对Vox的一条评论中，他回忆了巴别塔事件后的第一次流亡，他说：
数字革命打碎了这面镜子，现在公众就生活在这些破碎的玻璃碎片中。所以公众不再是一回事了；它高度分散，而且基本上是相互敌对的。大多数人都在互相叫喊，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泡沫中。
马克·扎克伯格可能并不希望发生这一切。但是，Facebook、Twitter、YouTube 和其他一些大型平台为了一味追求增长而重新连接一切，对人类心理学的概念很天真，对机构的复杂性知之甚少，也不关心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成本，却在不知不觉中瓦解了信任、对机构的信仰以及分享故事的基石，而正是这些因素将一个庞大而多元的世俗民主国家凝聚在一起。
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塔楼的倒塌追溯到 2011 年（古里“虚无主义”抗议活动的焦点年份）和 2015 年之间，这一年标志着左翼的“大觉醒”和唐纳德·特朗普在右翼的崛起。特朗普并没有摧毁塔楼；他只是利用了它的倒塌。他是第一位掌握后巴别塔时代新动态的政治家，在这个时代，愤怒是病毒式传播的关键，舞台表演压倒了能力，推特可以压倒全国所有的报纸，故事只能在几个相邻的片段之间分享（或至少信任）——因此真相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同。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分析师都认为特朗普无法赢得大选，他们依靠的是巴别塔事件前的直觉，即像《走进好莱坞》录像带（特朗普在其中吹嘘自己犯下性侵犯行为）这样的丑闻对总统竞选来说是致命的。但在巴别塔事件之后，一切都不再有意义了——至少不是以一种持久的、人们广泛认同的方式。
巴别塔之后的政治
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在 1867 年曾说过：“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艺术。”在后巴别时代的民主社会中，很多事情都不再可能。
当然，美国的文化战争和跨党派合作的衰落早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就已存在。20 世纪中叶，国会两党之间的两极分化程度异常低，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才开始回落到历史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开始加速扩大。福克斯新闻和 1994 年的“共和党革命”使共和党变成了一个更具战斗力的政党。例如，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不鼓励新当选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将他们的家人搬到华盛顿特区，因为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与民主党人及其家人建立社会联系。
因此，跨党派关系在 2009 年之前就已经很紧张了。但此后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能力增强，让人们看到与敌人交往甚至无法以足够力度攻击敌人都变得更加危险。在右翼，“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一词在 2015 年被特朗普支持者在推特上推广的更轻蔑的术语“保守党”所取代。在左翼，社交媒体在 2012 年之后的几年里推出了呼吁文化，对大学生活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后来又对整个英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变革性影响。
2010 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我们重温一下 Twitter 工程师将一把装满子弹的枪交给 4 岁孩子的比喻。恶意推文不会杀死任何人；它是一种公开羞辱或惩罚某人的行为，同时宣扬自己的美德、才华或部落忠诚。它更像是一支飞镖，而不是一颗子弹，会造成疼痛，但不会造成死亡。即便如此，从 2009 年到 2012 年，Facebook 和 Twitter 在全球发出了大约 10 亿支飞镖枪。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互相射击。
社交媒体为一些以前几乎无权发声的人提供了发声的机会，也使追究有权势的人的不当行为的责任变得更加容易，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商业、艺术、学术界和其他领域。在 Twitter 出现之前，人们可以在匿名博客文章中指责性骚扰者，但如果没有主要平台提供的病毒式传播，很难想象 #MeToo 运动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然而，社交媒体扭曲的“问责制”也带来了三个方面的不公正和政治失灵。
首先，社交媒体的飞镖让喷子和挑衅者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同时让好公民噤声。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博尔和迈克尔·邦·彼得森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小部分人非常关心获得地位，并愿意使用攻击性手段来获得地位。他们承认，在网上讨论时，他们经常咒骂、取笑对手，并被其他用户屏蔽或因不当评论而被举报。在八项研究中，博尔和彼得森发现，上网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变得更具攻击性或敌意；相反，它让少数具有攻击性的人攻击了更多的受害者。博尔和彼得森发现，即使是少数混蛋也能主宰讨论论坛，因为正常人很容易对在线政治讨论失去兴趣。另外的研究发现，女性和黑人受到的骚扰尤为严重，因此数字公共广场对他们的声音不太欢迎。
其次，社交媒体的飞镖赋予政治极端分子更多权力和话语权，同时削弱温和多数派的权力和话语权。民主组织“More in Common”开展的“隐藏部落”研究在2017年和2018年对8000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并确定了七个有着相同信仰和行为的群体。最右边的群体被称为“忠诚的保守派”，占美国人口的6%。最左边的群体是“进步活动家”，占人口的8%。进步活动家是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群体：70%的人在过去一年里分享了政治内容。忠诚的保守派紧随其后，占56%。
这两个极端群体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是七个群体中白人最多、最富有的群体，这表明美国正被两大精英群体之间的斗争所撕裂，而这两大群体并不代表整个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是道德和政治态度最为一致的两个群体。研究作者推测，这种观点的一致性可能是社交媒体思想监管的结果：“那些对反对群体的观点表示同情的人可能会遭到自己群体的强烈反对。”换句话说，政治极端分子不仅向敌人发射飞镖，他们还将大量弹药用于攻击自己团队中的异见人士或思想细致入微的人。通过这种方式，社交媒体让基于妥协的政治体系陷入停滞。
最后，通过给每个人一把飞镖，社交媒体授权每个人都可以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执行正义。像推特这样的平台变成了狂野的西部，没有人来维持治安。一次成功的攻击会引来大量的点赞和后续的打击。因此，病毒式传播能力增强的平台会为小规模或想象出来的罪行提供大规模的集体惩罚，带来现实世界的后果，包括无辜的人失去工作，被羞辱而自杀。当我们的公共广场被不受正当程序约束的暴民动态所统治时，我们就得不到正义和包容；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忽视背景、比例、仁慈和真相的社会。
结构性愚蠢
自从塔楼倒塌以来，各种争论变得越来越混乱。阻碍良好思考的最普遍的障碍是确认偏差，它指的是人类倾向于只寻找证实我们偏好信念的证据。甚至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搜索引擎就一直在强化确认偏差，让人们更容易找到荒谬信念和阴谋论的证据，比如地球是平的，美国政府策划了 9/11 袭击。但社交媒体让情况变得更糟。
消除确认偏差最可靠的方法是与那些与你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流。他们会用反证和反驳来反驳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只知道自己一方观点的人，对另一方知之甚少。”他敦促我们“从真正相信这些观点的人”那里寻找相反的观点。那些想法不同、愿意在意见不合时大声疾呼的人会让你变得更聪明，就好像他们是你大脑的延伸。那些试图让批评者闭嘴或恐吓批评者的人会让自己变得更愚蠢，就好像他们在向自己的大脑射飞镖一样。
乔纳森·劳赫在其著作《知识的构成》中描述了西方社会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即开发出一种“认知操作系统”，即一套从有偏见和认知缺陷的个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知识的机构。英国法律发展出了对抗制，以便有偏见的辩护人可以向公正的陪审团陈述案件的双方观点。充斥着谎言的报纸演变成了专业的新闻企业，其规范要求寻找故事的多方观点，然后进行编辑审查，然后进行事实核查。大学从与世隔绝的中世纪机构发展成为研究强国，创造了一种结构，学者们提出有证据支持的主张，同时知道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会通过寻找相反的证据来获得声望。
美国在 20 世纪的伟大部分来自于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有能力、最具活力和生产力的知识生产机构网络，它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将科学进步转化为改变生活的消费品的私营公司以及支持科学研究并领导人类登月合作的政府机构联系在一起。
但劳赫指出，这种安排“无法自我维持；它依赖于一系列有时很微妙的社会环境和理解，而这些需要被理解、肯定和保护。”那么，当一个机构无法得到很好的维护，内部分歧消失时，会发生什么呢？无论是因为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变得统一，还是因为他们害怕表达不同意见？
我相信，这就是 2010 年代中后期美国许多重要机构所遭遇的情况。这些机构集体变得更加愚蠢，因为社交媒体让其成员长期害怕被人攻击。这种转变在大学、学术协会、创意产业和各级（国家、州和地方）政治组织中最为明显，而且影响如此广泛，似乎一夜之间就建立了有新政策支持的新行为规范。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无处不在，这意味着教授、领导或记者说的一句话，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引发社交媒体风暴，引发立即解雇或机构展开旷日持久的调查。我们重要机构的参与者开始进行不健康的自我审查，抑制对他们认为没有根据或错误的政策和想法的批评——即使是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批评。
但当一个机构惩罚内部异议者时，它就等于向自己的大脑射飞镖。
这一令人麻木不仁的过程在左右两派中表现得不同，因为他们的激进派别认同不同的叙事，具有不同的神圣价值观。《隐秘部落》研究告诉我们，“忠诚的保守派”在与威权主义相关的信念方面得分最高。他们有着共同的叙事，即美国永远受到外部敌人和内部颠覆分子的威胁；他们将生活视为爱国者与叛徒之间的战斗。根据政治学家卡伦·斯坦纳（Karen Stenner）的研究成果，“隐秘部落”研究借鉴了她的观点，他们与更大的“传统保守派”（占人口的 19%）群体在心理上有所不同，后者强调秩序、礼仪和缓慢而非激进的变革。
只有在忠诚的保守派的叙述中，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讲才有意义，从他在竞选开场对墨西哥“强奸犯”的不祥长篇大论，到他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的警告：“如果你不拼命战斗，你将不再拥有一个国家。”
叛国罪的传统惩罚是死刑，因此 1 月 6 日的战斗口号是：“绞死迈克·彭斯”。右翼的死亡威胁（许多来自匿名账户）在吓倒传统保守派方面非常有效，例如赶走了未能“阻止窃取选举结果”的地方选举官员。对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发出的威胁浪潮同样迫使许多剩余的温和派退出或保持沉默，使我们的政党越来越脱离保守派传统、宪法责任和现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和党，它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袭击描述为“合法的政治言论”，得到了一系列右翼智库和媒体组织的支持（或至少没有反驳）。
右翼的愚蠢在众多阴谋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阴谋论在右翼媒体中传播，现在又蔓延到了国会。“披萨门”、QAnon、相信疫苗中含有微芯片、坚信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2020年连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 Facebook 和 Twitter，这些想法或信仰体系会达到如今的水平。
民主党也受到了结构性愚蠢的严重打击，尽管方式不同。在民主党内，进步派和较温和派之间的斗争是公开且持续的，而且往往是温和派获胜。问题在于左派控制着文化的制高点：大学、新闻机构、好莱坞、艺术博物馆、广告、硅谷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塑造 K-12 教育的教师工会和师范学院。而在许多这些机构中，异议一直受到压制：当 2010 年代初每个人都拿到一把飞镖枪时，许多左倾机构开始向自己的大脑开枪。不幸的是，这些大脑为全国大多数人提供信息、指导和娱乐。
20 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所说的“自由主义进步”叙事，即美国曾经极度不公正和压抑，但由于活动家和英雄们的斗争，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朝着实现建国时的崇高承诺的方向前进。这个故事很容易支持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也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生动叙事。这也是“隐秘部落”研究中的“传统自由主义者”（占人口的 11%）的观点，他们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年龄高于平均水平，主要是美国文化和知识机构的领导者。
但当新近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向每个人提供飞镖枪时，射击最多的是年轻的进步活动家，他们把不成比例的飞镖瞄准了这些年长的自由派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感到困惑和恐惧，很少挑战这些活动家或他们的非自由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每个机构的生活都是身份群体之间为争夺零和博弈而进行的永恒斗争，而上层人士是通过压迫底层人士而达到这一地位的。这种新叙事是严格的平等主义——关注结果平等，而不是权利或机会平等。它不关心个人权利。
对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普遍的指控不是“叛徒”，而是“种族主义者”、“变性人”、“凯伦”，或者一些相关的红字，标记犯罪者是仇恨或伤害边缘群体的人。对此类罪行的惩罚不是处决，而是公开羞辱和社会死亡。
当左翼人士仅仅指出一些研究来质疑或反驳进步活动人士所推崇的信念时，你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种愚弄过程。推特上有人会想办法将异议者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其他人也会纷纷效仿。例如，在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的第一周抗议活动中，一些抗议活动甚至引发了暴力事件，当时受雇于 Civis Analytics 的进步政策分析师大卫·肖尔 (David Shor)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链接，指向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 1960 年代的暴力抗议活动导致附近县的民主党在选举中受挫。肖尔显然是想帮忙，但在随后的愤怒中，他被指责“反黑人”，并很快被解雇。（Civis Analytics 否认该推文导致肖尔被解雇。）
肖尔案名声大噪，但推特上的任何人都已经看到了数十个例子，它们教会了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不要质疑自己一方的信念、政策或行动。当传统自由主义者沉默时，正如许多人在 2020 年夏天所做的那样，进步活动家更激进的叙事就会占据组织的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认知机构似乎在那一年和第二年迅速“觉醒”，首先是《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的一波争议和辞职，然后是医生和医学协会团体发表的社会正义宣言（例如，美国医学会和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一份出版物建议医疗专业人士将社区和社区称为“受压迫的”或“系统性剥夺的”，而不是“脆弱的”或“贫穷的”），以及纽约市最昂贵的私立学校课程的匆忙转变。
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在新冠战争中双方都表现出麻木不仁。右翼一直致力于将新冠疫情的风险降到最低，以至于将这种疾病变成了一种优先杀死共和党人的疾病。进步左翼则致力于将新冠疫情的危险最大化，以至于它经常对疫苗、口罩和社交距离采取同样极端的、一刀切的策略——即使这些策略适用于儿童。这些政策并不像传播有关疫苗的恐惧和谎言那么致命，但其中许多政策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些儿童迫切需要一起玩耍和上学；我们几乎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关闭学校和让幼儿戴口罩可以减少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最值得注意的是，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是，反对关闭学校的进步父母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遭到猛烈抨击，并遭到无处不在的左翼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指控。蓝色城市的其他人学会了保持沉默。
美国政治变得越来越荒谬和失调，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越来越不聪明。问题在于结构性。由于社交媒体的病毒式传播，我们许多机构中的异议都会受到惩罚，这意味着坏主意会被提升为官方政策。
情况会变得更糟
在 2018 年的一次采访中，唐纳德·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表示，对付媒体的办法是“用垃圾淹没整个区域”。他指的是俄罗斯虚假信息计划首创的“谎言消防水带”策略，目的是让美国人感到困惑、迷失方向和愤怒。但在 2018 年，可用的垃圾数量是有上限的，因为所有垃圾都必须由人创造（除了机器人制作的一些低质量的东西）。
然而，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接近实现高度可信的虚假信息的无限传播。人工智能程序 GPT-3 已经非常出色，你可以给它一个主题和语气，它就会吐出任意多的文章，通常语法完美，连贯性惊人。一两年后，当程序升级到 GPT-4 时，它将变得更加强大。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的研究经理蕾妮·迪雷斯塔 (Renée DiResta) 在 2020 年的一篇题为“虚假信息的供应将很快无限”的文章中解释说，传播虚假信息——无论是通过文本、图像还是深度伪造视频——很快就会变得难以想象的容易。（她与 GPT-3 共同撰写了这篇文章。）
美国派系不会是唯一使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来生成攻击内容的人；我们的对手也会这样做。在 2018 年一篇令人难忘的题为“数字马其诺防线”的文章中，迪雷斯塔直言不讳地描述了事态发展。她写道：“我们正陷入一场不断演变、持续不断的冲突：一场信息世界大战，国家行为者、恐怖分子和意识形态极端分子利用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设施来挑拨离间，侵蚀共同的现实。”苏联人过去不得不派遣特工或培养愿意听从他们命令的美国人。但社交媒体让俄罗斯互联网研究机构可以廉价而轻松地捏造虚假事件或歪曲真实事件，以激起左翼和右翼的愤怒，通常是种族问题。后来的研究表明，一场密集的宣传活动始于 2013 年的 Twitter，但很快蔓延到 Facebook、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平台。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分化美国公众并传播不信任——在麦迪逊所指出的弱点上分裂我们。
在 20 世纪，美国作为领导世界民主安全斗争的国家，其共同身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帮助维持文化和政体的团结。在 21 世纪，美国的科技公司重新连接了世界，并制造出如今看来腐蚀民主、阻碍共同理解和摧毁现代大厦的产品。
巴别塔之后的民主
我们永远无法回到前数字时代。在漫长的大众传播时代发展起来的规范、制度和政治参与形式，如今已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技术让一切变得更快、更多元化，绕过专业守门人变得如此容易。然而，美国民主现在却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界限。如果我们不尽快做出重大改变，那么我们的机构、政治体系和社会可能会在下一场大战、大流行病、金融危机或宪法危机中崩溃。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重新设计民主以适应数字时代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我可以提出三类改革——如果民主要在后巴别塔时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三个目标。我们必须强化民主制度，使其能够抵御长期的愤怒和不信任，改革社交媒体，使其不那么具有社会腐蚀性，更好地为下一代在这个新时代成为民主公民做好准备。
巩固民主制度
在可预见的未来，政治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剧。因此，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改革关键机构，以便即使愤怒、错误信息和暴力程度远高于今天，它们也能继续发挥作用。
例如，立法机构的设立目的就是要求妥协，但国会、社交媒体和党派有线新闻频道却共同进化，以至于任何跨越党派界限的立法者都可能在数小时内面临本党极端派的愤怒，从而损害其筹款前景并增加其在下一轮选举中被初选的风险。
改革应该减少愤怒极端分子的过大影响力，让立法者更加关注其选区的普通选民。这种改革的一个例子是结束封闭式党派初选，代之以单一、无党派、开放的初选，排名靠前的几名候选人将晋级大选，大选也采用排序投票制。阿拉斯加州已经实施了这种投票制度的一个版本，这似乎让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有更大的自由来反对前总统特朗普，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在封闭式共和党初选中会对穆尔科斯基构成威胁，但在开放初选中不会。
强化民主制度的第二种方式是削弱任何政党操纵制度以利于自己的权力，例如通过划分其偏好的选区或选择监督选举的官员。这些工作都应该以无党派的方式完成。程序正义的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程序是公正的，他们更有可能接受违背其利益的决定的合法性。想想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已经对最高法院合法性造成的损害吧：他们阻止了对梅里克·加兰德的考虑，该席位在 2016 年大选前九个月开放，然后在 2020 年匆忙通过了对艾米·科尼·巴雷特的任命。一项被广泛讨论的改革将结束这种政治游戏，即让法官任期交错为 18 年，这样每位总统每两年任命一次法官。
改革社交媒体
如果公众不敢在公共广场畅所欲言，无法达成稳定的共识，民主就无法生存。社交媒体赋予极左、极右、国内喷子和外国代理人权力，正在创建一个看起来不太像民主、更像最激进者统治的制度。
但我们有能力降低社交媒体瓦解信任和煽动结构性愚蠢的能力。改革应该限制平台对激进边缘群体的放大，同时给予《More in Common》所称的“疲惫的大多数”更多发言权。
反对监管社交媒体的人通常关注的是政府强制的内容限制在实践中会演变为审查制度这一合理担忧。但社交媒体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些人发布虚假或有害内容，而在于虚假和引发愤怒的内容现在可以达到2009 年之前不可能达到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Facebook举报人 Frances Haugen 主张对平台架构进行简单的更改，而不是对所有内容进行大规模且最终徒劳无功的监管。例如，她建议修改 Facebook 上的“分享”功能，以便在任何内容被分享两次后，链中的第三人必须花时间将内容复制并粘贴到新帖子中。这样的改革不是审查制度；它们对观点和内容都是中立的，并且在所有语言中都同样有效。它们不会阻止任何人发表任何言论；它们只是减缓了平均而言不太可能是真实内容的传播。
或许，能够降低现有平台毒性的最大单一变化就是将用户验证作为获得社交媒体提供的算法放大的先决条件。
银行和其他行业都有“了解你的客户”的规定，这样他们就不能与为犯罪企业洗钱的匿名客户做生意。大型社交媒体平台也应该被要求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用户必须用真名发帖；他们仍然可以使用假名。这只是意味着，在平台将你的话传播给数百万人之前，它有义务（可能通过第三方或非营利组织）验证你是某个国家/地区的真实人类，并且年龄足以使用该平台。这一变化将消灭目前污染主要平台的数亿个机器人和虚假账户中的大部分。它还可能减少死亡威胁、强奸威胁、种族主义恶意言论和更普遍的网络喷子的频率。研究表明，当人们觉得自己的身份不为人知且无法追踪时，反社会行为在网上变得更加普遍。
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交媒体正在破坏民主，这足以让监管机构（如联邦通信委员会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加强监管。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迫使平台与学术研究人员分享其数据和算法。
为下一代做好准备
Z 世代（出生于 1997 年及之后的人）对我们所处的困境不负有任何责任，但他们将继承这个困境，初步迹象表明，老一辈阻止了他们学习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近几代人的童年生活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自由、不受限制的玩耍机会越来越少，无人监管的户外时间越来越少，而上网时间却越来越多。不管这些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但它们可能阻碍了许多年轻人发展有效自我管理所需的能力。无人监管的自由玩耍是大自然教会哺乳动物成年后所需技能的方式，对人类来说，这些技能包括合作、制定和执行规则、妥协、裁决冲突和接受失败的能力。经济学家史蒂芬·霍维茨在2015 年的一篇精彩文章中指出，自由玩耍可以让孩子们为“交往的艺术”做好准备，托克维尔认为这是美国民主活力的关键；他还认为，自由玩耍的丧失“对自由社会构成了严重威胁”。霍维茨警告说，无法学习这些社交技能的一代人将习惯性地诉诸当局来解决争端，并会遭受“社会互动的粗俗化”，从而“创造一个充满更多冲突和暴力的世界”。
虽然社交媒体已经侵蚀了整个社会的交往艺术，但它可能在青少年身上留下了最深刻、最持久的印记。2010年代初，美国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残率突然飙升。（同一时期，加拿大和英国青少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原因尚不清楚，但从时间上看，社交媒体是重要因素——激增开始之时，绝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正成为主要平台的日常用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相关性研究和实验研究支持抑郁和焦虑之间的联系，年轻人自己的报告以及Facebook 自己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点。
抑郁会让人不太愿意接触新的人、新的思想和新的经历。焦虑会让新事物看起来更具威胁性。随着这些情况的增多，以及通过自由发挥学到的微妙的社会行为课程被推迟，许多年轻人对不同观点的容忍度和解决争端的能力已经下降。例如，随着 Z 世代开始进入校园，大学社区在 2010 年还可以容忍各种演讲者，但可以说在随后的几年里开始失去这种能力。取消邀请来访演讲者的企图越来越多。学生们不仅说他们不同意来访演讲者的意见；有些人说那些讲座很危险，会让人情绪崩溃，是一种暴力形式。由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在 2020 年代持续上升，我们应该预计这些观点将在接下来的几代人中继续存在，而且会变得更加严重。
为了减少社交媒体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我们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改变是推迟儿童进入社交媒体，直到他们度过青春期。国会应该修订《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法》，该法案在 1998 年不明智地将所谓的互联网成年年龄（公司可以在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年龄）设定为 13 岁，但几乎没有规定如何有效执行。该年龄应该提高到至少 16 岁，公司应该负责执行。
更广泛地说，为了让下一代成员为后巴别塔时代的民主做好准备，也许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出去玩。不要让孩子们失去他们成为好公民最需要的体验：在混龄儿童群体中自由玩耍，几乎没有成人监督。每个州都应该效仿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做法，通过一项自由放养式育儿法，帮助父母确保如果他们的 8 岁或 9 岁孩子被发现在公园玩耍，他们不会因疏忽而受到调查。有了这样的法律，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当局就应该鼓励父母让孩子步行上学，并在户外集体玩耍，就像以前很多孩子做的那样。
巴别塔之后的希望
我所讲述的故事是悲观的，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恢复某种程度的正常和稳定。哪一方会变得和解？国会颁布加强民主制度或净化社交媒体的重大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功能失调的联邦政府上移开，远离社交媒体，直接与邻居交谈时，事情似乎更有希望。More in Common报告中的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疲惫的大多数”的成员，他们厌倦了争斗，愿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并妥协。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看到社交媒体对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并越来越意识到社交媒体对儿童的破坏性影响。
我们会对此做些什么吗？
19 世纪 30 年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他对美国人习惯于成立自愿协会来解决当地问题，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等待国王或贵族采取行动的做法印象深刻。这种习惯至今仍然存在。近年来，美国人已经成立了数百个团体和组织，致力于在政治分歧之间建立信任和友谊，其中包括 BridgeUSA、Braver Angels（我是其董事会成员）以及BridgeAlliance.us上列出的许多其他组织。我们不能指望国会和科技公司来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和我们的社区。
巴别塔被毁后，住在里面会是怎样的感受？我们知道。这是一段混乱和失落的时期。但这也是反思、倾听和建设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