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北大经济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217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史透视——对近代以来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反思”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410教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德才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主任周建波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由经济史学系魏领昊博士主持。
杨德才教授演讲中
杨德才首先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分析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通过对近代以来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梳理，杨德才总结了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他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点是科技创新，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局限性大，必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将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应用在产业中，推动产业发生变革，创造新的价值。他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不能泛化，只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技术创新才是新质生产力。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四次科技产业革命分别为以热力为驱动力的“蒸汽革命”、以电力为驱动力的“电力革命”、以网力为驱动力的“计算机革命”（或“互联网革命”）和眼下的第四次以算力为驱动力的“数字革命”，每一次科技产业革命产生一次新质生产力。同时，杨德才表示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且难以预估的。
随后，杨德才回顾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科技产业革命中的表现及其启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发展应用导向的技术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对基础科学、对科学本质研究不足。在第一、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期间，中国有机会接触甚至于介入到科技变革中。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带来了代表西方先进技术的精巧制品，洋务运动和清末立宪也都曾触及科技发展与制度变革，但由于“闭关锁国”政策和“天朝上国”盲目自大心态，中国错失了发展机遇。而在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终于抓住了机遇，获得了迅猛发展，只用二三十年时间就取得了西方主要国家花了七八十年时间的发展成就，从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最后，杨德才提出，中国抓住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机遇、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一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所在，也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心无旁骛地搞创新、谋发展；三是更好发挥政府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准确定位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在提问环节，杨德才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同学们就微观的技术进步和宏观的科技创新有什么区别以及政府应在科技变革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进行了提问。杨德才在回答中指出，宏观的科技创新是由微观的技术进步组成的，科技革命是科技发展的质变而非量变，因此，有些关键的、量变的微观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科技发生革命性变革。当下的技术进步更多市场的微观主体，因此政府要重视市场主体的作用，尊重客观市场规律，政府要适可而为，以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嘉宾合影
最后，周建波进行了总结和点评。他表示，新质生产力在今天是一个重要且热门的话题，杨德才教授的讲座就新质生产力做了清晰而深入的阐述，有助于启发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周建波指出，中国人近代对科技革命、技术进步的体会和认同尤为强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几乎是“一口气”经历了四次科技革命。直到20世纪80，中国的农业生产还在广泛使用畜力，而今天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他认为，中国近代错失前几次科技革命的背后是保守的、不倾向于变革的制度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讲求克己复礼，在制度变革期，这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只有在新制度确立要稳定下来时，它才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和经济的发展，因而受到社会的欢迎。周建波赞成杨德才教授关于民营经济是创新主体和活力来源的观点，认为“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重大的理论创新，要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正视强治理能力所带来利与弊的两面性。
供稿单位：经济史学系
供稿人：李晨溦、武泽豪
美编：初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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