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古代历史长河中选择一位最快乐的人,大家会推李白为首;可若要是选择一个最乐观的人,或许更多人会选苏东坡。
苏轼一生三起三落,三次被贬,从黄州到惠州,最后被贬到了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大半生颠沛流离,连妾室朝云都感叹他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虽命途多舛,苏轼却从未丧失生活的信心,甚至苦中作乐,处处开解自己留下了“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等众多哲思名句。
林语堂曾经盛赞苏轼是“禀性难改的乐天派”。当下最流行的话评价,苏轼是一个不会精神内耗的人。
一生“倒霉”但又苦中作乐,造就了苏轼诗歌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既融汇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再加上苏轼丰富的日常生活与广交友人的社交方式,让一位宋代士大夫形象巍然屹立。至今读起苏轼的诗歌,仍有一种心灵涤荡感。
才情
苏轼的诗作留存到今天的,有2700多首,数量远超李白、杜甫,略少于唐代存诗最多的诗人白居易。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他的诗当然是众体兼备,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他各体诗歌的创作成就是有差异的,古体诗的成就要高于近体诗,五言诗写得比七言诗更好。我不太喜欢苏轼的七律,觉得在七律创作上他和杜甫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苏诗中流传至今的最早一批作品,写于南行途中。嘉祐四年(1059)十月,他在家乡眉山为母亲程氏服完丧之后,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等一起经水路到江陵,再由江陵到汴京。这一路历时既久,心情也轻松,父子三人写了一百多篇诗文,编成一部《南行集》,这是二苏编辑的苏氏父子三人仅有的一部诗文合集。
《南行集》今已不存,但一些作品保留在通行的苏轼诗集里。当时苏轼只有二十多岁,这批诗作反映了诗人早年的创作特色。由于一路的风景是父子一起观赏经历的,因此他们常有同题的诗作,苏洵留下来的诗较少,而从苏轼、苏辙的同题诗作中可以看出两人创作风格的明显差异。
比如《江上看山》这个诗题。苏轼诗云: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这种“多机位”、多视角对景物的观察和摄取,一会儿近景,一会儿远景,一会儿特写,最后落笔成诗,令读者目不暇接。这首诗足见青年苏轼才气之大,笔力之雄。而苏辙着力描绘的是山的颜色及色彩的差异。尤其是“落日孤云霭新画”和“唯有巫山最秾秀”两句,画面给人一种强烈的稳定感,虽然说“莫(暮)行百里”,但船行的速度在这首诗里几乎是被忽略的。
可以说,这两首《江上看山》一动一静,一疾一缓,充分彰显了苏轼兄弟诗歌风格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南行途中其他同题诗作的创作上也有所体现。
理性
到了熙宁三年(1070),苏轼对新法措施的不满日益明显,而在当年进士考试殿试试卷的评判中有所激化,苏轼索性就自请外调,出知杭州。之后又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虽然出离京城,不在政治核心圈,但地方的经历使得苏轼开阔了眼界,地方的山水风物也为苏轼诗歌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比如在杭州写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的第一、二首: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其一)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其二)
第一首四句呈现了六月西湖暴雨来临和结束的四幅画面,黑云、大雨、狂风以及雨过天晴,干脆利落,概括力惊人。而第二首极其舒缓悠闲,“水枕”的“枕”字,“解与”的“解”字,是将景物之间的关系作一种拟人化的描写,极见功夫却不动声色。
又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其一)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二)
我们当然推崇第二首的高度准确的概括,以及绝妙的比喻,但第一首“朝曦”“晚雨”的对举同样显现出一种高度的概括力,苏轼写这些西湖景致,当然是他亲眼所见,但也是长期观察的结果,是一种理性的浓缩和总结,并非偶然观察所得。
在徐州,有一条叫百步洪的河,水流湍急,今已不存。苏轼写过两首七言古体诗《百步洪》。第二首云:“奈何舍我入尘土,扰扰毛群欺卧驼。不念空斋老病叟,退食谁与同委蛇。”又深深感叹宇宙之广大与自身之渺小。《百步洪二首》达到的思想和艺术境界,超越了《南行集》中的早期作品,同时体现了苏轼以人生哲理入诗的特色。当然,这也是宋诗理性化和理趣的表现。
反思
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等于将他前半生整个努力给彻底否定了。这对于诗人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苏轼对自己的人生过往有一个痛切的反思过程。
他充分运用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源,来让自己从精神困境中解脱出来。这使得苏轼诗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都有所提升。同时,黄州的历史、风物、景观都给了苏轼很大的心理慰藉,也帮助他从困境中走出来。
还有一个现实的困境是经济问题。苏轼拖家带口到黄州,两年之后,积蓄用得差不多了,几乎陷于贫困,吃饭也成了问题。有个叫马正卿的朋友帮他弄了一块地,给他耕种,这就是著名的东坡。“苏东坡”之名也由此而来。
《东坡八首》是苏轼描写其在黄州真实生活境况的一组诗。其中的第一、二首是这样的: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
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
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
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
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
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其一)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
下隰种粳稌,东原莳枣栗。
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
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
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
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
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其二)
第一首中“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两句,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荒芜的土地,要不是我这么一个孤旅之人,谁愿意去耕种呢?即使我去耕种了,收成还是会受到土地条件的影响。而第二首里“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说明苏轼连桑树的种子也是向别人要的。
到了元丰五年(1082)的时候,苏轼已经逐渐适应了黄州的生活,于是就写了一些比较超然豁达的诗,有一首诗的题目特别长,叫《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从这首诗的结尾看,苏轼已经稍安于黄州的贬谪生活,能够从中寻找到乐趣。在这样的贬谪生活中,什么东西是你抓得住的呢?喝喝小酒,和父老百姓那种温馨的人际关系,这个是可以抓得住的。三杯白酒,野老一笑,这种温暖,足以抵消世事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达观
从黄州贬谪生涯中解脱的苏轼,万万没有想到,在经历了元祐时期的飞黄腾达了,最终面对的是更加遥远的贬谪地:惠州和儋州。
绍圣元年(1094)初到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下这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第二句用刘邦营建新丰的典故,说明苏轼从理智上能接受惠州这样一个自己从未来过的南荒之地。而从“苏武”两句来看,苏轼已经做好了终老此地的准备,知道回不去北方,心情是不好的,索性自我安慰一下。
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贬往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儋州。儋州地处今天海南的西北部,这是真正的蛮荒之地。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要什么没什么,然而,苏轼在儋州真正获得了内心的解脱。他写下大量的和陶诗,也记录下和海南黎族百姓的友情。
尤其是元符三年(1100)他将要离开海南,临别之际,给一位叫黎民表的人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别海南黎民表》)古人对于家乡最为看重,苏轼当然是热爱他家乡眉山的,但这里说自己是“儋耳人”,反映了苏轼对儋州的强烈认同,至少苏轼愿意用文字将这种认同书写出来。这里头,也包含着诗人与逆境抗争,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
在北归途中,饱受恶劣生活环境摧残的苏轼感到大限将近。他这时写的诗歌既有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的意味,也有看透生死的达观,其诗歌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前所未见。在临终前两日所写的《答径山琳长老》一诗中,他写道“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代表了苏轼临终前对生死问题的大彻大悟。
苏轼的溘然归寂当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他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智慧,也是值得近千年之后的我们敬重的。(作者据他在上海觉群诗社演讲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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