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背后，一场被化解的“中苏大战”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该岛北端原与中国陆地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年形成小岛，但在枯水期仍与中国江岸相连，可以徒步上岛。它两头尖、中间宽，形似中国古代的元宝，故得名“珍宝岛”。岛东与苏联隔江相望，相距四百余米。每到冬季，江面冰层厚达两米以上，可通行各种车辆。 

根据清政府时期的《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俄国人曾在一张比例尺小于1:100万的地图上画了一条分界线，非常粗糙，连江心岛几乎都未标出，图上的红线并不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位置。可苏联代表却根据这条红线，意欲把中国一侧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600多个岛屿划归己有。苏联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边界谈判最终破裂。 

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联公然把军事矛头对准中国。 

至1965年为止，苏联人在边防线上完整地建立了铁丝网、瞭望台、地堡等边防设施，在中苏边境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并不断制造事端。一方面，他们干涉中方巡逻和生产，阻拦中方人畜通行，越境插桩，推移界标，辱骂、殴打和绑架中国军民，甚至开枪射击。另一方面，又在边境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华宣传，特别是就中苏边界问题进行造谣诬蔑，说中国“有领土野心”“要同苏联打仗”，大力鼓吹“全民保卫边防”，并且成立了各地“人民志愿纠察队”。 

1966年起，苏联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阻拦。1967年夏天，苏联边防军及其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区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历来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驻军和民兵以棍棒对强行闯入吴八老岛的苏军进行还击，将其赶出岛去。

但是，在乌苏里江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息，反而越来越升级。苏联蓄意在珍宝岛挑起更大冲突，并最终酿成了三次战斗——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亮子村边防站派出例行巡逻分队，分成两个组对珍宝岛进行巡逻。当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带领的第1组沿中国境内的冰道抵近珍宝岛时，苏军立即从珍宝岛上游和下游两个地方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带篷卡车和1辆指挥车，向岛内急速驶来。苏军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抢先侵入珍宝岛。他们下车后即阻止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登岛巡逻。中方第1巡逻组当即发出警告。但苏方却摆开战斗队形，持枪步步进逼，并以1个班的兵力向中方第1巡逻组左翼穿插，企图切断退路。面对这种严重情况，中方第1巡逻组毫不示弱，继续巡逻。当苏方对中方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后，突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6人。中方第1巡逻组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中方第2巡逻组听到枪声后，在班长周登国的指挥下果断行动，给侧后的苏军以沉重打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国边防部队驱逐了入侵珍宝岛的苏军。 

3月15日凌晨4时许，苏军步兵60余人，乘拂晓前的黑暗，在6辆装甲车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潜伏在丛林中，企图袭击守岛的中国边防部队。中国边防部队命令营长冷鹏飞带领1个加强排立即登岛，依托珍宝岛东南的天然壕沟，与苏军对峙。8时许，入侵的苏军以装甲火力和步兵轻重武器向我军猛烈射击。接着，在6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冷鹏飞指挥守岛分队沉着应战，打退了苏军第一次进攻。9时46分，苏军地面炮兵和坦克对中国边防部队的岸边阵地和岛上分队进行猛烈炮击……在中国边防部队的英勇抵抗下，经过50多分钟的激战，苏军的三次进攻被打退。至此，3月15日的激战结束，苏军未能达到作战企图。 

3月17日凌晨，苏军又出动坦克5辆、步兵7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侵入珍宝岛。他们在岛上大量埋设防步兵地雷，并企图将在珍宝岛和中国江岸之间江叉上被炸毁履带的T-62型坦克拖回。为阻止敌人的企图，中国边防部队炮兵群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后来苏军为防止坦克落入中国之手，曾昼夜不停地炮击这辆坦克，企图将其炸毁。炮弹落到坦克周围，冰面终被炸裂，坦克沉入江底。冰河解冻后，中国海军潜水人员及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在民兵的配合下，于当年5月2日将这辆坦克捞出。后来，将其送往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苏联自恃武器装备先进，以为通过军事斗争可以解决边界问题。但没料到中国并未屈服，甚至连珍宝岛也未能抢到手。苏军遭中国军民打击后，虽不甘心失败，但不敢贸然在珍宝岛活动了。而对中国方面来说，由于珍宝岛处在中苏双方高地的目视范围之内，夏季洪水泛滥，不利于驻军坚守，此后也只能派人间或前往该岛巡逻。

1991年苏联解体后，经过谈判，俄罗斯正式承认珍宝岛的主权归属中国。

1969年3月3日，中国政府就珍宝岛事件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指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3月4日至12日，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举行示威游行，人数达4亿人次以上。（《人民日报》，1969年3月13日） 

中国出于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和情谊的考虑，并不希望事态扩大，而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苏边界问题演变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国方面的责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在声明中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 

第一，必须肯定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考虑到这些条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迫中国签订的，苏联人民是没有责任的，同时还考虑到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些土地上长期居住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准备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归还给对方，不能含糊。 

第二，在肯定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决不能容许采取沙皇占了的是你的，你要占的也是你的这种蛮横态度。

为了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争热情，做好反对苏联侵略的准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大力宣传珍宝岛战斗的胜利。新闻媒体详细报道战斗经过，介绍英雄人物先进事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成为最流行最有震撼力的口号。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珍宝岛事件和准备打仗是会议代表讨论最热烈的内容。珍宝岛战斗中表现突出的边防站站长孙玉国临时被增补为“九大”代表，在大会上汇报珍宝岛战斗的情况。孙玉国发言完毕，毛泽东站起来为他鼓掌，同他握手，发表即席讲话。后来，孙玉国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69年7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以及副科长孙征民烈士、班长杨林烈士等10名指战员“战斗英雄”称号，给边防部队的侦察连、第1连和公司边防站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苏联有可能扩大边境冲突，甚至大规模入侵，要求加强战备。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提出“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应付大规模的战争。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正式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战备号召：“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苏联虽然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军事冲突，但极其担心中国与美国联手。因此，它一方面对中国实施军事威胁，一方面极力想稳住中国，虚假地表示愿意同中国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1969年3月21日晚，珍宝岛战斗刚结束，苏联几次向中国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急于同毛泽东通话。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几次找中国外交部，声称“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 

1969年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编者注）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 

对中国来说，1969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内忧外患交织。“文革”造成的严重混乱使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虽然中共“九大”结束后，在“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下做了消除派性、制止武斗的大量工作，但严重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在南面还要继续支援越南进行抗美战争，在北面又实行全面备战，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中国需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国际上争得重要地位。但这时的中国并不十分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深入讨论，最后决定：一方面“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面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外交部所拟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后，他批示道：“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中国打破僵局，接受苏联的请求，做好了接触和谈判的准备。 

当中国同意柯西金“途经”北京的消息发给苏联方面时，柯西金已返回苏联中亚的塔什干。可是柯西金不嫌麻烦，仍乘飞机折向东方，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同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 

周恩来同柯西金见面时，对他仍以“同志”相称，并表示：“约五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周恩来还指出，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柯西金当时表现出争取和解的态度，向周恩来保证说，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并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打仗。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达成一些谅解，主要是：举行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以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为保证谈判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首先要达成一项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 

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在北京正式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先后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率领；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和副部长伊利切夫。谈判中，苏方代表对于沙俄强加于中国的条约蓄意挑起争论，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同时，也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对于周恩来和柯西金于当年9月11日在北京会谈时达成的谅解和协议，苏方则出尔反尔，拒绝履行，甚至根本否认周恩来与柯西金经过会谈达成的明确的谅解。 

这种状况，耗费中苏两国的大量精力和财力，影响经济发展和两国应有的对外正常交往，对中苏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但问题的根源在苏联而不在中国，中国在这场边境武装冲突中是被动的，是受侵害者。 

而在此期间，美国静观中苏军事对抗与外交谈判的变化，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信号：1969年7月，美国宣布对中美之间的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放宽限制；10月，美国宣布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表示愿意同中国代办会晤。 

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苏恩怨，终于使中国彻底放弃“一边倒”的联苏政策，代之以联合美国、抗衡苏联。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朋友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华，“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71年4月6日，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恢复中美接触采取了实际步骤。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197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签订了《联合公报》。尽管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谈判仍然取得巨大成果，历史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

后来，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使中国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在毛泽东晚年，中国经过数年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使随时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原载：《同舟共进》刊期｜2009年第11期

1.不忘历史，珍视现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役打响

2.北大荒知青回忆：珍宝岛枪声

3.鲜为人知，珍宝岛战役并非只是一场陆战，而是海陆空都参与的战役

4.历史印迹：中国武术高手在珍宝岛的特殊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