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印迹：西安事变中的隐秘战

文摘 2024-12-12 07:0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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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印迹：西安事变中的隐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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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安事变中的隐秘战】

作者：郝在今

来源：《炎黄春秋》（2022年第01期）

历史印迹：西安事变中的隐秘战

作者：郝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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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制定的路线和策略。统一战线当属公开的社会活动，但是化敌为友却不是简便易行的事情。起步阶段，往往必须秘密运作。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这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就是从秘密接触开始的。

国共谈判，密使先行

为了立足西北，中共中央操持西北大联合，为防蒋介石的破坏，统战活动必须秘密进行。然而，蒋介石也正在关注着西北的动向，因为自从中共中央到了远离经济中心的偏僻地方，却一时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很快就传到南京，先是英文版、俄文版，接着又有中文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联合署名，使蒋介石感到老对手朱毛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到了西北。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之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在内政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这份中共宣言，在当时的政坛激起广泛反响。民族危机关头，全国人民都盼望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邓文仪回国述职。这个蒋介石亲信的十三太保特务，带回国际情报：共产国际七大调整政策，主张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蒋介石立即想到利用苏联。因为从满清到民国，中国当权者抗衡日本的主要办法，就是借用俄国力量。俄国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权益，两国水火不容。

邓文仪急返莫斯科，同苏联密谈军事互助，苏方建议国共两党先谈谈。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同邓文仪在莫斯科见面。遵义会议后，中央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部队去白区恢复工作。二人先到上海又转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最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同邓文仪商定，莫斯科这里只是建立联络，具体条件还是国内谈。

国内的蒋介石正在设法联络西北，为了瞒过日本眼线，这密谈还要找党内的英美派，于是委托妻舅宋子文。宋子文委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的下属谌小岑曾是周恩来“觉悟社”成员。谌小岑通过历史学家翦伯赞找到大学教授吕振羽，吕又把此事报告了中共华北联络局的周小舟。谌小岑十分积极，又找到一起办杂志的左恭，左恭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实际是地下共产党，立即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上海那里正有个来自西北宁夏的地下党员张子华，于是，就由他出面同谌小岑接触。

有了两条线，宋子文还是不踏实，索性去找二姐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始终坚持联俄联共，一直保持同中共的联系。宋庆龄欣然接受。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同中央断联经年，也正在委托宋庆龄设法恢复。

身兼二任的密使前往西安。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特委托董健吾为财政部西北特派专员，董健吾拿着财政部的旅费，密藏宋子文和宋庆龄的密信出行了。这个基督教牧师既是宋子文的同学朋友，又是中共特科成员。同行的徐汉光，是留守上海的特科负责人徐强的堂弟，党内的交通，负责向中央报告上海组织状况。

两个密使到达西安，又碰上另一个密使张子华。大雪封堵了通向延安的公路，3人都不能成行，只有去求助张学良。宋庆龄曾经关照，若有困难就去找张学良。

张学良亲自给宋子文打电话核实，果然是“上面”的意图。张学良赶紧派飞机把密使送到延安，再派兵护送去苏区。

帮了中央的忙，张学良心中窃喜：你老蒋可以通共，我为何不能？让高福源立即去瓦窑堡，我张学良要同共产党直接会谈！

秘密接触，就要通过密使。这密使并非外交使节，出去也许回不来。对方不是朋友而是敌人，只要谈不拢，先把来使绑了杀头！要想谈判成功，除了熟悉对方利害，还得了解国民党军阀的心理！

这样的特殊人物，红军里面也有。李克农曾经卧底国民党中统，斗败特务头子徐恩曾，正是既不怕死又有智谋的密使人选。红军到达陕北，李克农就兼任人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这时候哪有什么外事，最急迫的还是统战工作，于是，这个外交部又变成中央联络局，李克农任局长。

国共血战多年，这是双方高层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向李克农交待任务，要力争谈判成功，至少也要谈和。

李克农单刀赴会

李克农一行化装出发，由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带路，进入重兵防守的洛川城。进城以后随行的一位就不见了，那外贸局长钱之光的任务是去白区采购物资。李克农身边，只有担任译电的戴镜元和一个警卫员，堪称单刀赴会。

1936年2月26日，双方开始谈判。东北军的谈判代表是军长王以哲，张总司令被蒋介石找去南京开会了。王以哲态度友好，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红军和东北军共同抗日，各守原地，互不侵犯，而且保护通商。李克农草拟电报，戴镜元用红军密码译电，通过王以哲的电台发出。中央立即通知包围甘泉的红军部队，允许东北军部队换防。王以哲也投桃报李，把陕北周边的军用地图送给李克农。

3月4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飞到洛川。长袍马褂的张少帅一见李克农，就派头十足地说：“我是来搞整销的，不是零售的！”这意思就是说，我是老板，我不屑同小伙计谈生意。

李克农笑道：“我们什么生意都可以谈。”

张学良还是不放心，连续追问李克农在红军是什么职务，出来谈判毛泽东知道吗？谈判结果能不能负责？李克农自信地表示自己是红军的组织部部长，这是来前与周恩来商定的身份。又说自己正是奉毛泽东命令而来谈判，是红军代表，当然能够负责。

张学良单刀直入，提出一连串问题：红军抗日是否有诚意？红军内部是否团结一致？你们抗日为什么非要反对蒋介石？

来将态度傲慢，李克农也不能示弱。一伸两指，王以哲赶紧把一根香烟送到两指之间。夹烟的手还是不动，王以哲又赶紧点烟。其实不会抽烟的李克农，只是故意摆摆架子。

李克农耐心地向张学良解释红军东征的作战意图，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为何要反蒋抗日。对于张学良的不同意见，李克农表示可以向中央报告予以考虑。

张学良了解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担心敌强我弱。李克农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指出中国地广人多，潜力更大。只要发动群众，不仅打阵地战，还使用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就能胜利。中共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是人民，中国全国人民的力量，在国际上也是得道多助。

这些分析，张学良听着十分新鲜，也很服气。就连红军内部张国焘的问题，张学良也表示理解。他表示同意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却又傲慢地提出：你红军应该放下武器，接受政府改编！

李克农拍案而起：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

张学良赶紧挽留。这个带兵的少帅，也尊敬硬汉呢。

经过14个小时的不间断会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张学良还希望同毛泽东或周恩来直接会谈，张学良负责联系盛世才帮红军借道新疆去苏联；红军将派代表常驻西安，与张学良建立秘密电讯联系。

协议已成，张学良又提出个得寸进尺的要求，希望红军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红军手中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镇子，还是中共中央的驻地，怎能轻易让出？李克农语带讥讽：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岂不更好？

张学良尴尬地解释，这是为了做给老蒋看，表示东北军打红军有战果。

一夜深谈，胜过十年交往。

张学良认定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是东北军可以信赖的朋友。

李克农感觉，张学良坦诚，讲义气，是红军可以交往的朋友。

6月，红军大度地让出瓦窑堡，东北军和平进驻。12月13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军大度地让出延安，红军和平进驻。这是后话了。

不过，1936年4月9日的延安，还是东北军的地盘。当天下午，延安城里出现一支奇异的队伍。头戴红五星，身穿黑色军装，显然是红军啊！这是周恩来的警卫班。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到延安秘密会见张学良，要求警卫班换上东北军的军装，可这些恨透了国民党军队的红军战士就是不干！七八个红军战士硬是在东北军的地盘招摇过市，谁人敢管。

周恩来和李克农没有进城，就在延安郊外的天主教堂，同张学良秘密谈判。张学良此行还给周恩来带来个老熟人。张学良到上海找共产党的时候，在宋庆龄家里遇到也在找党的刘鼎。刘鼎同张学良深谈一周，为张学良同周恩来的会谈作了铺垫。

通过这两次谈判，中共同东北军的关系实现了突破。

中共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合作，为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又使中华民族第一次赢得反侵略战争。所以，即使到了2001年，百岁老人张学良在夏威夷还是说：“周恩来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从李克农、潘汉年到张子华、董健吾、周小舟，中共不缺密使，党内有的是多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干才。只是，突然转入统战，从地下走出地上，却也要有所适应呢。

西安变局丛生

1936年的中国政局，真个是瞬息万变。

独处西北的这块根据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

董健吾把宋子文和宋庆龄的密信交给中央，又带回中央给宋庆龄的信。同行的还有冯雪峰，他的特殊任务是考察和恢复白区的地下组织。中央代表冯雪峰到达上海，没有去见夏衍等老朋友，而是首先秘见徐强，布置特科停止警报工作改为情报工作。接着，冯雪峰就去探望熟悉的鲁迅。鲁迅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十分兴奋，立即介绍冯雪峰去见宋庆龄。

西北大联合也成型了。

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刘鼎，作为中共代表住在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张纯清化名张文彬，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作为红军代表进入西安，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任政治处主任秘书。

西北同南京也沟通了联络。

宁夏人张子华熟悉地理，在南京和陕北间接连跑了3趟，直接联络国共两党的中央。

潘汉年作为中共正式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多次会谈。5月，潘汉年从莫斯科回到香港。7月，陈立夫派张冲到香港迎接潘汉年，潘汉年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8月，潘汉年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9月，潘汉年再次到南京会谈。

时至年底，情况突然变得诡异。

11月10日，中共正式代表潘汉年，在南京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开始会谈，中共的方针已经从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可是，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却突然变化，要求压缩红军编制，要求红军师以上首长必须解职出洋。原来，蒋介石得知红军只有几万人力量，又打算在西北一举歼之了。

11月13日，中共中央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15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

11月21日，胡宗南部进攻苏区，红军三大主力协同作战，歼敌一个多旅。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呼吁“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剿共”，否则将两军调离陕西。蒋介石以为，红军的友好态度是在示弱，决心拆散西北的三足鼎立。

一方面和谈，一方面“剿共”，蒋介石的反复无常让张学良十分恼火。这段时间的密切接触，让张学良十分钦佩共产党人，已经提出了入党申请。张学良反复向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大怒：“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

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庆祝“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一周年，又要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竟然布置宪兵“格杀勿论”！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

出乎张杨预料，事变发生后应者寥寥。事变前，国民党各地方势力都鼓动张杨逼蒋抗日，待到张杨真的动手，全国舆论大哗，李宗仁、阎锡山这些人又公开表示反对。就连苏联《真理报》也发文说，这是日本操纵的政治阴谋。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事先并未通知中共。在张杨孤立的时候，中共能否支持呢？

张学良的飞机来接周恩来，中共领袖郑重地照了一张合影，立在中央的周恩来满脸胡须。到西安，同张杨正式见面之前，周恩来找涂作潮借了把刮胡刀。涂作潮的刀片是苏联带回来的，能够对付坚硬的胡须。

从“地下”到“地上”，从非法变成合法。“胡公”周恩来一下年轻了10岁，一个风度翩翩的共产党人在中国政坛亮相。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意见，继续逼蒋抗日。又去说服杨虎城，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还就误杀张汉民向杨虎城道歉。

党内的一致也很重要。共产党同蒋介石有10年的血海深仇，大家都盼望公审枪毙老蒋。陕北的李克农已经着手腾出窑洞，抓到老蒋是要交给我保卫局关押审问的！周恩来召见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和徐彬如、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要求保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南京调动部队直逼潼关，号称要“讨伐叛将”。红军大军南调，东北军驻军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

殚精竭虑，纵横捭阖，周恩来终于做通了各方面的工作，同蒋介石也谈成了。

就在事变成功解决之际，张学良突然决定放蒋，而且亲自陪同前往。这一次，依然没有通知中共。

有人猜测，张学良在事变前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所以，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策划的。事实是，张学良发动事变没有通过组织，放蒋也没有通过组织，这种任性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共产党的政治规矩。张学良确实曾向刘鼎表示“我要入党”，李克农报告中央。中央回答：一、入党不是一件自由的事情；二、只要能抗日就更好；三、党不是拒绝他而是欢迎他入党的，但目前是抗日。中央并责成刘鼎、李克农好好协助张学良的学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

尚未实现加入共产党愿望的张学良，满怀豪侠之气，相送大哥蒋介石回南京，却被军事法庭扣押了。东北军群龙无首，阵脚大乱。少壮派要求对南京开战抢回少帅，元老派主张宜和不宜战。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枪杀军长王以哲，师长刘多荃就把高福源抓来杀了。眼看东北军两派陷入仇杀，又是周恩来从中调停，把少壮派领军人物送出西安。

从国内战争转向对外国防，这西安事变前后是个剧烈转折的时期。对于中共来说，长征时期最危险，西安事变更复杂。西安局势瞬息万变，周恩来紧张应对。陕北的毛泽东也十分忙碌，12月19日一天之内就给周恩来发出11份电报。红军一方面要调兵遣将支持张杨抵抗中央军进攻，一方面又要组织部队援救西路军。

西安事变，标志西北大联合的成功；西安事变，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引爆。

这个重大事件改变了西北的政治格局，进而也改变了中国历史。

来源：《炎黄春秋》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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