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总结了12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第7条是要做到“胸中有‘数’”。他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给“数”这个字加上引号，表述为胸中有“数”，正是为了突出强调“数”的含义。这里的“数”，所取的正是该字的直意，即“数字”“数量”。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得出的宝贵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律的中国化的创造性发展，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胸中有“数”来自调查研究

　　胸中有“数”要求对待任何重要的工作和决策，必须进行基本的数量分析，把政策、策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科学准确的基础之上。因为平时若总坚持细心细致地做事情，注意从数量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多算账、比较、分析，长此以往就容易养成严谨、谨慎的习惯。反之，若总是靠“差不多”“大概”“或许”去作决定、干事情，头脑里对情况和问题的了解始终模模糊糊、胸中无“数”，处在盲目状态，时间久了，不仅工作上容易出差错，自身的能力水平也难有真正的提高。

　　怎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呢？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强调要开展正确调查、保证调查质量。他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主张做调查研究一定要“下马看花”，不能“走马观花”，要“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把问题真正摸清吃透。而掌握大量鲜活真实的第一手数据并对其作细致的统计分析，是开展正确调查、保证调查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

　　以1930年5月他所作的寻乌调查为例，这个调查最后形成的8万多字的报告中不仅涉及当地方方面面的情况，而且包含大量的统计数字，涉及物产、商业、人口及土地占有等情况。这些数字非常细致具体，仅论列的商品货物就有14大类，每类都设专项分析，其中杂货就列举了131种之多，并详细注明价格及贸易量。即使一个很小的“开理发店”的盈亏问题，报告也记载得清清楚楚：“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不断调查研究，从解剖寻乌等一只只小“麻雀”和一个个细小的数字比例中，算清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账目，对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做到胸中有“数”，才为后来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反复强调要通过调查研究做到胸中有“数”。他提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经过深入群众和实际的调查研究，“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

胸中有“数”要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

　　要做到胸中有“数”，既要懂得算细账，明察秋毫，还要胸怀全局，抓住事物根本，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择选、分析数字，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掌握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本领。

　　毛泽东在工作中始终着眼全局抓主要矛盾，算大账、谋大数。比如，他始终注意到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主张对敌斗争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主张建立民主政府要以能够“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为出发点；主张搞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要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样“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主张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挑战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这就是算大账的远见卓识。

　　再比如，他提出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就是谋大数的胸怀气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著作中就坚持观大略、算大账、谋大数，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关于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的持有者，毛泽东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换句话说，两者都是在算小账、算局部账，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而毛泽东则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为中日战争算了篇大账目，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一系列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进而提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根本的战略、战术方针，极大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这就是算大账的远见卓识。

胸中有“数”才能找准主攻方向，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对情况和问题做到胸中有“数”，可以帮助我们站得高、望得远，这样，去下决心，决心就大，找方法，方法也就对。人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战争情况了解得深入全面，算得多、算得透。

　　毛泽东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战争的本质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仗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就要做到知己知彼，对敌我情况摸清吃透、计算精确。打仗如此，做好其他工作依然如此。只有事先把情况搞清楚，做到胸中有“数”，才能找准主攻方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和力量，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用数字来说明问题，通过算账比较来阐明道理，还可以大大增强说服的效果。毛泽东很善于用简练鲜明的数字来说明大道理。他曾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寥寥一语就把新中国成立的重大意义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他还曾说过，“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其中的“一万年”“全”“半”“三分之二”，言简意赅就把共产党人必须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出来。

　　毛泽东很推崇用算账来说明问题的方法，认为这比单纯讲道理、说观点，效果要好得多。1955年，他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在为其中一篇介绍生产合作社经验的《一个整社的好经验》的文章写的按语中，充分肯定了基层干部“四对比、五算账”的宣传方法，认为这“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长期以来，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对于教育指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我们必然会遇到大量从未出现过的全新课题，也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和经受许多重大考验，这些都对党员干部科学精准履职尽责提出了更高要求。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为达到科学精准的工作要求提供了思想智慧和有益启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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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