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意］弗兰切斯卡·特里韦拉托著作、周保巍译：《信用的承诺与风险：一个被遗忘的犹太金融传说与欧洲商业社会的形成》导论第一部分。简体中文版由东方出版中心 | 时刻人文2025年1月出版。标题为编辑自拟。

今天，很少有人知晓汇票及其运作方式。然而，从16世纪到近乎整个19世纪，汇票曾遍布欧洲。1615年前后，一位到访威尼斯的英籍旅行者，对那些有意循迹而至之人就如何提取当地现金，给出了如下建议：“在英格兰以汇票方式支付，便可在威尼斯提取这笔款项。”在成为相当流行的汇款方式之后，汇票很快就获得了许多象征意义。比如，一位圣公会传教士就曾宣称：“我们的祈祷乃是我们的汇票；如若出自虔诚而谦卑的心灵，那么这些祈祷在天堂将被接受：假使我们的宗教信仰破灭了，悲天悯人之心不在，那么上帝就会像拒付汇票那样，不再接受我们的祈祷。”一个世纪后，也就是18世纪中叶，这种支付制度成为蓬勃发展的大西洋贸易中最黑暗一面的“帮凶”：大部分英属加勒比地区的奴隶贸易，都是以可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形式结算的。

汇票实物图，作者提供

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s）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创举，也是巴菲特强烈谴责的对象。作为金融工程的最新衍生品，它旨在促进风险管理，却也给投机行为以可乘之机。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金融部门的创新速度不及今时今日，但也并非缓慢到难以察觉。在1250—1650年间，汇票带来了众多新奇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它一度成为经济史和法律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汇票促进了长途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即使到了17世纪早期，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开始发行公司股票之后，汇票仍是欧洲和殖民地商业的命脉。汇票的使用曾经引起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它能以看似神秘的方式转移和创造财富，还因为它具有欺骗那些天真的投资者的可能性。因此，汇票集中体现了现代早期商业信用的承诺与风险。

汇票何以令人赞不绝口又如此饱受争议？在毫无经验的人看来，汇票的一切无不毁誉参半。从物质角度讲，这些票据（来自拉丁语bulla，意思是“信函”）其实就是一张张纸条，比今天的个人支票要小一些。受法律或社会认可的商人在纸条上写下几个经过编码的文字，再加上他（或者比较罕见的“她”）本人的签名，这就是汇票了。通过这些加密文字，他得以命令其代理人以约定的货币、在约定的时间向第三方支付特定金额的款项。汇票的最初功能和主要功能是将资金转移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在那里以当地货币兑付，用于购买货物或偿还债务。它为商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资金转运方式，从而确保财富免受海盗、腐败的海关人员、风暴和山崩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汇票也被用于纯粹的商业投机。精明老练的银行家无意购买任何商品，仅仅通过买卖这些金融工具，即可从汇率波动中获利。就此而言，汇票意味着私人金融开始脱离商品贸易而获得自主。

汇票是现代早期欧洲“国际性的货币共和国”（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money） 的无形货币。这个由相互合作竞争、操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地区的商人组成的联邦，并不需要正式的准入制度。非正式监督与法律制裁将这个联邦联结在一起。自16世纪起，这个货币共和国的边界持续扩张，并迎来了自黑死病和紧随其后的海外迅速扩张以来的第一个经济持续增长周期。正如一位18世纪的法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确保汇票得以在这个无形的货币共和国成员之间流通的，是“一个商人的声誉、其业务的范围和稳定性，以及担保这些票据的信用价值的那位银行家的智慧”。鉴于当时有关私人商业资产的公开信息很少，任何涉及汇票的交易人，都会首先依赖书信往来、不期而遇的知情人、自家亲戚或远在异乡的友人等渠道获取信息。1787年，维也纳的一家特许银行要求，凡希望兑现第二张汇票的希腊商人，必须提供三家运营良好的贸易机构作为担保人—银行确定其客户偿付能力的难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当汇票的发明被归功于犹太人时，它们早已被广泛应用，并经常性地从一个持有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持有人手上。因此，汇票常被混同为金钱。然而，与商品货币或铸币不同的是，汇票没有内在价值。与被指定为法定货币的纸币不同［无论是由贵金属还是土地作担保，还是现代早期更罕见的以“名义货币”（fiat money）的方式发行］，汇票并不是由主权当局作保，而是全由签署这张汇票的个人作保。国家接受纸币作为纳税方式，也可要求纳税人在私下交易时使用相同的纸币。然而，汇票的流通则完全出于自愿，商人保有拒绝兑现这张签有他自己名字的票据的权利。

汇票与公共财政自然有着诸多联系。像税务机关或军需供应商之类的国家代理人，经常利用汇票将资金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更重要的是，货币汇率的变动取决于该地区的贵金属储备，而贵金属储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和贸易政策（不过商人自己有时也会为了调整汇率，而将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汇票主要还是私人融资工具，它与国债、年金和为特许公司提供资金的股票是不一样的，研究汇票对历史学家在货币和主权之间业已建立的传统联系提出了挑战。

汇票的实用性与其让人捉摸不透的特征相辅相成。正是因为兼具这两点，汇票体现了私人信用领域最引人入胜和最令人焦虑之处。资金在无形中“跨越”千山万水被转移，汇票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所称颂的“互惠商业”（reciprocal commerce）的润滑剂。与此同时，汇票使用过程中信息透明度的缺失，令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商人中的小集团获得远胜他人的不当优势。此外，由于汇票能从任何有形的对象中提取价值，它放大了人们对于商业扩张之后社会解体和传统等级制度瓦解的普遍担忧。

本质上，汇票代表了商人规范自身活动的能力。亚当 ·斯密认为这种自我约束有益于整个社会，不过斯密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讨论这个话题的人。本书探讨了有识之士就代表商人自我约束力的汇票所给出的某些最激烈的回应。本书的关注点在于汇票和犹太人之间在修辞上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经常被用来表达人们对现代早期欧洲私人金融日益扩张及其自律性的怀疑。

从17世纪中期开始，许多作者（先是来自法国，然后遍及整个欧洲）都认为那些在7—14世纪这段时间内一次次被法国驱逐的犹太人，是为了逃避财产被充公，是为了非法转移财富而发明了汇票。这一叙述想要传达的两个教训是—犹太人的诡计多端和逃亡者的足智多谋。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中世纪犹太人发明了汇票的传说广为流传，甚至一路传到了巴西和俄国。后来，这一传说在19世纪再度回响，被植入一些所谓“西方崛起”的最有影响力的叙事中，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引发了中世纪研究者们的强烈反弹。

今天，不论学界内外，认可这个汇票起源故事实际存在的人（更不用说要破解其中的奥义）少之又少。我所知道的最近一次论证它的重要性的尝试，是2004年由本杰明 ·阿尔贝尔（Benjamin Arbel）用希伯来语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澄清事实，破除少数残留的关于犹太人拥有卓越金融才干的观点。与此同时，阿尔贝尔也发现了犹太人在16世纪地中海地区处理汇票时，一些比较重要却不为人知的事实。我的写作目的与阿尔贝尔不同。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有关犹太人是欧洲金融发展的开创者的传说，缺乏任何实证基础。不过，我主张“对传说秉笔直书”即可。我重构了那些援引它的人的愿景和集体恐慌，那些质疑它的人的推理过程，以及那些将它始终处于变动中的各个部分重组为同一主题的多重变奏之人的议程。在此过程中，我描述了人们对商业信用所秉持的不断变化着的、相互冲突的态度，并讨论了为什么在传说中作为基督教世界臆造之对象的犹太人，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隐喻，据以表达人们对商业的这些态度。

时至今日，传说变得愈发神秘，以至于我觉得有必要非常详尽地剖析它的细枝末节，并阐述它到底幻化成了多少种形式，又有多少据理力争的异见者。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你会经历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一段漫长旅程。简单地说，我更大的抱负是呈现基督教世界表征犹太人经济角色的微言大义，以探索长久以来的叙事程式—在创造更平等的社会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与局限之所在。我并不关心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假定的特殊关系—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撇开其思想谱系就无法探究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不谈犹太人就没法谈论信用问题。那本来也不是事实。其实，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一个从14世纪延续到20世纪、贯穿不同欧洲文化的、始终如一的假设：犹太人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这是犹太人发明汇票这一传说的核心之所在。

“犹太人的隐匿性”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内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取决于犹太人与基督徒所主导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模式：强制皈依、文化适应或法律平等。在1391年西班牙对犹太人的杀戮事件之后，大批犹太人皈依天主教，甄别皈依后的犹太人成为教会和世俗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并最终导致《纯正血统法》（the “purity of blood”statutes，1448）的出台和现代宗教裁判所（1478）的建立。卡斯提尔和阿拉贡（1492）、葡萄牙（1497）和纳瓦尔（1498）先后下达了驱逐或强制皈依的法令，加剧了围绕这些所谓的“秘密犹太人”（Crypto-Jews）的猜疑。犹太人发明汇票的传说，诞生在法国西南部，在16世纪中叶以后，那里和伊比利亚半岛一样，是存在“秘密犹太人这一现象的另一个欧洲地区”。在那里，伊比利亚的犹太难民曾被当成“葡萄牙商人”而受到欢迎，直到1723年，他们被禁止公开信奉犹太教，却总被怀疑暗中信教。这些所谓的新基督徒—其中最富有的人所从事的多是与海上和地区贸易有关的职业，被视为“看不见的”犹太人：他们内心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什么）必须符合天主教的外在实践，但他们对天主教和法兰西王国的忠诚度一直遭到怀疑；犹太人无迹可寻，但他们的经济实力却被认为无处不在。

16世纪晚期之后，出现了另一种情形：欧洲西部和地中海港口城市的伊比利亚裔皈依者，被允许以犹太人的身份安家—尤其是在威尼斯、里窝那、阿姆斯特丹、汉堡和后来的伦敦。这种情形既不是神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而是一个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刻意努力将这个群体融入商业社会架构的共同结果。在欧洲的这些地区，塞法迪商人（Sephardic merchants，即西班牙裔和葡萄牙裔犹太商人）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的契约权。与此同时，所有参与长途贸易的商人，基本上都退出了行业公会。顶层私人国际贸易中行会组织的软弱，连同旨在吸引拥有财富和贸易资源的新基督教难民的临时政策，意味着塞法迪犹太商人现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入“国际货币共和国”。他们现在能与任何自己所选择的人签订合同，在世俗法庭上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甚至购买国债—这种特权带来了经济和象征利益，而此前，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犹太裔银行家却并不被授予这些权利。

在其他许多方面，塞法迪犹太人继续忍受限制性的法律措施，成为被嘲笑和猜忌的对象。但是，他们新获得的经济特权，给既有的商业组织结构带来了压力，并带来了许多经济领域之外的变化。在南欧和北欧，塞法迪犹太人树立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团体的集体形象，他们将非犹太人的商业要求置于一些犹太教规之上，并划清了他们自己和其他更符合基督教想象的犹太团体之间的界限。或是出于选择，或是为了生存，在后驱逐时代（post-expulsion）皈依的新基督徒和新犹太人，无论人数有多少，他们的商业技能都备受赞誉。比起德裔犹太人，他们更讨人喜欢（因为更符合当地习俗）。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赢得基督教规范下的商业社会的充分信任。市场交易日益僭越了商业组织壁垒森严的传统等级制度，因而，塞法迪犹太人所代表的，正是这种交易的进步与危险之处。

“法国大革命”授予犹太人公民权，使他们在法律上与其他人并无二致，犹太人的隐秘性便有了一种新的伪装—这是迄今为止最富争议性的伪装。同化（assimilation）引发了人们对犹太分裂主义的新的恐惧。犹太人虽融入了国家政体，但想必自成一派，人们认为他们有意愿且有能力以特别隐蔽的方式从内部破坏国家。这一观点很快被保守派思想家奉为圭臬，为数众多的作者对这一观点的信奉程度却是不同的，这就构成了这个传说的各种后解放意义。在旧制度的法团社会（corporate societies）里，对一个越来越“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商业世界的恐惧，凝聚到对一个高度同化，但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仍区别于占主导地位者的群体身上（例如，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结婚，其中一方须皈依另一方的宗教）。后来，在后解放政权时期（the post-emancipation regimes），在满怀理想的普遍主义氛围中，那些不相信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控制失范行为的人会再度想起古老的寓言，并将犹太人视为经济违法和腐败问题背后的不明势力。而在民主时代，一种关于犹太人集体特征的、全新的本质主义开始形成，就像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一样，它强化了那些法律平等试图淡化的等级观念。

在强迫洗礼、文化适应和同化过程所催生的集体怀疑中，犹太人发明汇票的传说诞生了，并不断演变着。这三种截然不同的现象，都反映出对道德传染和对既定秩序被颠覆的担忧。在本书中，我将说明犹太人在市场上潜在的隐蔽性所带来的焦虑，以及它如何轻而易举地投射到日益抽象化的票据经济（paper economy）上。换句话说，这个传说所蕴含的无数脉络，凸显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对形式平等这一欧洲现代性支柱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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