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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陈衡哲女士（1890—1976）在其著作《西洋史》“序言”中有一句话使人听来振聋发聩，“教科书减去了教师，便是一本白纸黑字的死书。”[1]这就需要历史教师活化历史教材。历史教师活化历史教科书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历史教学中适时适当地讲历史细节。在历史教学中使用历史细节，可以为学生提供一扇透视时代风貌的窗口，一个理解人物心路的坐标，一条诠释历史脉络的轨迹。在铺陈细节的时候讲出逻辑味、洋溢历史感、提升人文性。让学生在“读一个细节，品一段历史”的氛围中，循着“了解细节的大意，理解细节的深意，体味细节的情意”的路径，不断地趋向于“明白历史”的境界，引导他们体味、同情、明白历史，构建历史认识。
本文，笔者将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中的“新文化运动”叙事为例，谈谈自己对教科书中历史叙事的细节化展开的理解。
一、“新文化运动”叙事的
（一）设计思路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学生有初中历史学习的基础，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与事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没有必要面面俱到，而且要避免单纯地罗列新文化运动的内容，诸如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而是通过将主干知识融入历史细节的解读之中，进而深化历史理解，构建起合理的历史认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将留学所得作为自己的审视中国问题的标准与尺度，同时也是解决的方案。留学的经历成为了他们的思想资源。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选取历史细节的时候，尤其注意他们的早年人生经历，通过此类历史细节让学生获得直观的感觉，进而深思，与历史人物进行思想互动和心灵对话，让他们觉得这一系列的历史细节本身就洋溢着新文化运动的要素或基因，这些要素或基因主要是通过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折射的。此处的主要参与者即蔡元培、胡适、陈独秀这三个人物，因为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着主要作用。陈独秀写于20世纪40年代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在回顾五四时，就将自己与蔡元培、胡适看作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2]他们自身的气质、经历、思想的火花本身就可以成为一扇透视时代风貌的窗口，一个理解人物心路的坐标，一条诠释历史脉络的轨迹。在历史细节的诠释方面，主要是围绕着“新”字立意，即新文化运动何以新，新在何处，新带来了什么？辅以若干的问题探究，引导学生构建起正确的历史认识。细节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视事，这一天，蔡元培到校，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以示欢迎，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还礼。校工们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他们从蔡元培不同寻常的行为中感受到这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校长。蔡元培正是在他们的新鲜感和热切期待中，开始了他在北大的履新。[3] 依托上述历史细节创设如下情境，试图将这种新旧伦理道德的冲突演绎得淋漓尽致：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一个“急”字，一个“怪”字，将蔡元培与众校工的心态以及心态背后折射出新旧伦理的差距乃至冲突表现出来了。这个情境着重突出“急”字与“怪”字，进而引导学生分析这两个字背后蔡元培与校工们的伦理差距。消除这种伦理差距不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吗？我们知道，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健将之一，“北大之所以能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出任校长，无疑是关键。正是由于大力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才使得北大校风为之一变，一时间群贤毕至。”[4]在上述细节中，蔡元培鞠躬还礼与校工们的惊讶，其背后昭示的恰恰是新旧道德的冲突。本来一个洋溢着平等包容精神的姿势却引起了校工们的惊讶，可见，校工们心中的那条“辫子”还在，还没有完全剪掉。校工们的这种精神状态不恰好说明了启蒙任务之艰巨吗？而蔡元培的鞠躬还礼的举止恰恰就是在为新文化作宣传，是向旧道德挑战，其实蔡元培要挑战的何止是校工们的旧道德，当时的保守势力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传播“新道德”这一要点，可以说，故事中的蔡元培以其言行向学生立了一个标杆，回答何谓“新道德”。蔡元培用鞠躬还礼的方式来告诉校工们，人是平等的，虽然校工和校长有工作上的差别，但是都是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就是启蒙。蔡元培以启蒙者的姿态，“对这个纪律松弛，学风腐败，因循守旧的学府，决心改造。他有两大主张，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当时北大分文理法工四科，内中文科最需改造，因为它有势力较大的顽固派。改造的办法是聘新思想的人。最重要的是文科学长的人选。当时陈独秀和汪原放合编一部词典由上海到北京筹款，住前门外一旅馆，蔡元培前往造访，允许陈独秀把《新青年》移到北京。陈独秀接受，于1917年一月十三日正式就职北大文科学长。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聘李大钊、刘半农、胡适、钱玄同等为教授。”[5]而《新青年》移到北京，为该杂志由普通刊物到时代强音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1915年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至16000份。它因此成为北大知识界的大本营。”[6]这和蔡元培有密切的关系。蔡元培的这种姿态正是新道德的姿态。而这种姿态也为日后《新青年》的入京，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任教于北大埋下了伏笔。细节二
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缩影，本身也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了凸显《青年杂志》封面上丰富信息的深意，进而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笔者向同学们展示了该杂志封面。最上方的法文“青年”一词被置于杂志封面的最显眼的位置，这象征着陈独秀本人借助法国启蒙运动推动中国思想解放之志。细节三
留美期间，胡适每月都要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领取一笔生活津贴。负责邮寄津贴支票的公使馆秘书是每次都在信封内塞进些简短的道德宣传单和激励人上进的箴言，例如“多种树，种树有益”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1915年初的一个月，胡适收到的宣传单是劝说人支持拉丁化字体做民众教育手段。照胡适看来，这样一种出自一个未受过良好教育、无权贬损文言之人的建议伤了他的体面意识。但在寄出一篇言辞激烈的反驳之后，胡适又意识到，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由此产生了他分析古汉语缺点的兴趣。[7]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在论及胡适何以填补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思想空白时，有如下论述：为什么恰巧是胡适而不是任何别人填补了这片思想空白呢？他对自己所要扮演的历史角色不但早有自觉，而且进行了长期的准备。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这一长期的精神准备便是他后来倡导新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主观凭借。[8]胡适的“自觉”体现在他在留美期间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时事政治的评论，下面是胡适在留美期间的一则日记的选段（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昧于国中人心思想之趋向，力图私利，排异己，甚至用种种罪恶的手段以行其志，驯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今日之死晚矣。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9]而胡适在留美期间最关心的还是文化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10]上述细节中，胡适对古汉语缺点的反思不正好折射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以及出路的设计吗？为日后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的问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坐标。后来胡、陈二人因讨论白话文而结识，并最终一起加盟北大，壮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力量。 细节四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即1919年5月4日），惊心动魄的学生运动开始了。当时学生运动的团体，为了宣传的缘故，刊行无数的小报刊。这些小报刊，都是用白话文体的。同时白话文的新杂志，也日多一日。这样一来，文学革命运动的进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1]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学习的难点，如上细节，不恰好昭示了是《新青年》的精神感召了一代新青年吗？五四的青年用白话文作为宣传工具，这本身不也是在普及白话文吗？
历史细节的教学应用有其价值追求和相应的策略选择。关于历史细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笔者是结合着自己的教学实践，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对“历史细节”的教学应用做了尽可能的升华与提炼，当然，这种升华与提炼还需改进与提升。首先，对于历史细节的内涵，笔者尚未深究，而且从史学理论的维度审视细节的教学应用，也是本文尚待开掘的取向。其次，对于历史细节的呈现方式，笔者主要是依托文字材料辅以讲述与铺陈，其它的呈现方式，诸如图片、影视、情景剧等，则有待今后在教学实践中应用和检验，而无论以何种方式将细节呈现给学生，目的在于激活其兴趣，启发其思维，唤醒其同情，深化其理解，不断地趋向于“明白历史”的境界。再次，对于教材中的“历史缺席者”的细节，笔者觉得可以再做适当补充，以便学生对新文化运动有一全景观的考察，感受、理解缺席者的情怀，并逐步养成多角度、多方位地观察历史的意识，比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是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教材并未提及林纾这个人，其实，若是结合着林纾的相关观点，我们也可以解读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特点。“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刊载《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针对胡、陈的文章（即《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白话文可以提倡,他本人就写过白话诗,但古文并不必因此废除，他说,拉丁文在古代可以说是西欧各国共同的书面语,法、意及西班牙等各国语言文学产生后,这种典雅的拉丁语并未废止,仍为人们所使用。林纾最后写道:知拉丁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林纾其实是以晚清启蒙文学者的身份和语气，告诫对古文与白话文不能走极端。”[12]当然，在引入“历史缺席者”的时候，要做到恰如其分，适时、适当，否则可能会喧宾夺主，冲淡了主题。另外，笔者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历史细节的来源问题，最好是史籍以及高水平的人物传记，再就是史学著作，还有期刊，期刊最好以历史教学类与历史研究类的核心期刊为主，从 “教学设计”类的论文中搜集历史细节。综上所述，历史细节中情节描述的具体、生动、形象，为增强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感知历史人物的行为活动,提炼历史信息提供了可能。在历史教学中使用历史细节，既可以活化历史教材，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扇透视时代风貌的窗口，一个理解人物心路的坐标，一条诠释历史脉络的轨迹，构建历史认识。[1]陈衡哲．西洋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0，“序言”：4．[2]陈平原、夏晓虹．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88．[3]金林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19．[4]陈平原、夏晓虹．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88．[5]郑学稼．陈独秀传［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172．[6][美]杰罗姆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M］．单正平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59．[7][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83．[8]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250-253．[9]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01．[10]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4：250．[11]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上海：现代书局，1936：33．[12]黄志斌．论林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D］福建师范大学，2006：3．【作者简介】
秦晓鸥：山东省日照市人；任教于山东省莒县第一中学，从事高中历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