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品变为毒品的鸦片:
世界史的全球化与工业革命
除了 Laudanum，英国19世纪还流行一种治疗咳嗽的混合食谱: 将两汤匙的醋、两汤匙的糖和 60 滴 Laudanum 混合，早晚各服用一汤匙。还有很多被称作“妇女之友”“妈妈之友”的鸦片制剂，被医生广泛地用于治疗月经、分娩，还用于治 疗一些女性心理疾病如歇斯底里症、抑郁症和晕病等。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安静睡眠，还有两种由鸦片、水和糖蜜组成的名为 Godfrey 的 Cordial， 医生会推荐用于治疗儿童腹痛、打嗝和咳嗽等。这两种混合物导致了工业革命时代许多婴儿和儿童的严重疾病甚至死亡。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城市急剧扩张的时期。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村人口拥入城市的速度，城市生活水平普遍较差。鸦片制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工人家庭聊以度日的安慰剂。生活条件较好的英国工人偶尔可以购买一点面包、茶、牛奶、鸡蛋和一瓶朗姆酒。但经济萧条时，大量工人失业，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忍饥挨饿成为工人家庭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便宜的鸦片制剂顺利进入工人家庭，它不仅可以帮助男人忘记他们可怜的处境，还可以让缺少食物的孩子沉沉睡上几个小时，减少他们因饥饿而出现的哭闹。在英国兰开夏郡的工人中普遍存在着吸食廉价鸦片的习惯，这在各种文学作品中都有提及。托马斯·德·昆西 1821 年写成《一个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录》，其中已经注意到: 吃鸦片的人，要比想象中多得多。访问曼彻斯特时，几个棉花工人告诉昆西，吸食鸦片已经成为某些工人的习惯。对低工资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比喝啤酒或烈酒更便宜的方式，非常受欢迎。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待鸦片的态度很复杂。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医生就已经关注到，滥用 Laudanum 导致上瘾，病人出现了各种症状:先是兴奋，而后 是忧郁、多话和烦躁不安。如果停止服用，则会有疼痛和抽搐、恶心、呕吐和腹泻。1868 年“药剂法案”规定，只能由注册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以控制其销售和供应。但由于没有规定药剂师出售鸦片制剂的上限，所以当时的禁烟效果微乎其微。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待鸦片的态度也不一致:中上阶层指责下层阶级“滥用药物”，而认为自身使用“鸦片制剂”只不过是一种“习惯”。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时的世界局势
18 世纪的亚当·斯密画像
毒品“自由贸易”取代对
东亚朝贡体系与丝路贸易网
1795 年所绘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东印度公司工厂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对中国茶叶的消费量出现了巨额增长。1644 年，英国可能只进口了2磅2盎司中国茶叶。但1784年到1785年，英国进口茶叶量已经超过1500万磅。此后，随着英国茶叶关税的大幅降低，到19世纪30年代初，英国进口茶叶量再翻一番，达到了3000万磅。考虑到东印度公司直到19世纪20 年代才开始种植茶叶的事实，以上这些茶叶几乎全部由中国输出。因为，东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开始将印度茶运往伦敦。仅在1811年至1819年，英国从中国就进口了总额超过7200万镑的茶叶，约折合现代货币24亿英镑。
茶叶对19世纪早期的英国如此重要，以至英国立法规定，东印度公司必须有一年的茶叶库存。英国财政从茶叶贸易中受益。19世纪30年代，伦敦政府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获得了420万镑的关税收益，约折合现代货币1.84亿英镑，茶叶占据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约合350万镑，约折合成现代货币1.53 亿英镑。来自中国茶叶贸易的关税收入，在当时可能高达英国政府总收入的10%。
英国政府税收是有了，但从全国情况来看，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使得英国必须面对大量白银外流的问题。但英国制造的棉、羊毛以及铅制品，中国都能自给自足，兴趣不大。时间久了，英国商人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19 世纪初，在清政府眼中还算“安分守己”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秘密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销售量的惊人增长是英国对中国贸易“全面重新配置”中“最具戏剧性的特征”。很快，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吸食鸦片上瘾者。俞蛟《梦厂杂著》中记载了吸食鸦片上瘾的人的情况：“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清政府对于鸦片的危害是存在清醒认识的。早在雍正七年(1729)， 雍正皇帝便因鸦片问题下谕旨，禁止贩卖鸦片、禁止开设鸦片烟馆。但基于治疗需要，当时不禁吸食、不禁鸦片的进口。嘉庆元年(1796)， 嘉庆帝登基后不久便发布诏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禁止吸食鸦片，严惩失察官吏，吸食鸦片的官员加等治罪。道光元年(1821)后，道光皇帝每年都会颁布禁烟谕令，要求内禁与外禁并行，并第一次对在禁烟中失察的官员进行了惩罚。这一切都发生在英国偷偷向中国输送鸦片之前。
1833 年，英国国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1832年7月1 日，怡和洋行，一个普通合股公司，在中国广州成立。其创始人是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这个洋行中文名叫“怡和”，却绝没有给中国带来“快乐融洽”，反而成了推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代理商，怡和洋行抓住“机会”，迅速填补了东印度公司留下的“真空”地带，变成了亚洲最大的英国洋行。它参与的对中国贸易，主要以鸦片买卖为主，当然也有茶叶的贸易。
1839 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渣甸亲赴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清朝开战，并力主英国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来作为中英贸易的据点。渣甸和马地臣两人从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有任何瑕疵。渣甸认为，药物滥用是买方的错，并不是卖方的错。马地臣则声称，他从不知道这种药物是否在破坏生命。由于他们在鸦片贸易中起主导作用，他们还曾成功游说英国政府发动对华鸦片战争，这些都说明，渣甸和马地臣需要对鸦片战争的爆发负直接责任。
1839 年所绘清朝林则徐禁烟图
当然，鸦片战争的爆发，仅仅依靠渣甸和马地臣的游说是不可能成功的。溯查历史，1839年1月，渣甸离开中国，9月到达伦敦。9月27日，渣甸见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帕尔默斯顿。渣甸请求英国政府派遣一支军队到中国，赔偿被没收的英国人的财产，并与中国缔结一个商业条约。帕尔默斯顿有所推辞，认为中国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难以封锁。面对帕尔默斯顿的犹豫，渣甸改变了自己的谈判策略，他不再要求英国政府保护他们的商品(里面当然包含大量的鸦片)和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转而强调清朝政府的禁烟是对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抵制，英国需要通过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来更好地保护自己商人的利益。这种说法打动了帕尔默斯顿，因为他是坚定的“自由贸易”政策的信奉者。帕尔默斯顿答应渣甸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此事并在会后答复渣甸。
1839年，林则徐主持广州禁烟运动时，帕尔默斯顿所在的、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辉格党正遭受到英国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保守派认为，正是辉格党政府的软弱，造成了英国在国内外的普遍困境。当时的英国政府，面临重重危机，除了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外，还正面临着下列问题：1836年至1848年英国工人为获得普选权而掀起的宪章运动； 爱尔兰对《1800年联合法案》的反抗；加拿大和牙买加密谋叛乱也威胁到了英国以国教宪法为基础的1839年教育改革等。
为了显示自身的实力，帕尔默斯顿为首的辉格党决定，通过向清朝宣战来展示英帝国捍卫“自由贸易”政策的决心。1839年 10月1日， 内阁会议召开，帕尔默斯顿向内阁介绍了最近的国内外事态进展情况，并提出了他的干预方法：派一支小的舰队，两艘护卫舰和一些小的武装船只以及两艘至三艘蒸汽船，封锁从北京到广东的整个海岸线。对这个计划，英国内阁当时并不自信，尤其是内阁成员强调英属印度并无可派之兵之后。
当 1840 年 6 月这支小型舰队到达中国广州附近，发动战争后，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这一点既有些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又有些历史的必然，因为英军舰队使用了当时世界上的尖端武器：1807 年刚刚在世界上实验成功的蒸汽轮船在鸦片战争中得到使用，并显示出威力；钢铁、蒸汽和现代开花炮弹的组合使用，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的使用......这些让用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甚至仅装备冷兵器的清军损失惨重；清朝露天式的炮台，完全经不起侵略军的炮火轰击。在清军尚不知什么是开花炮弹、后装步枪和火轮船时，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清晰明确。
从参加过鸦片战争的英方士兵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海上进攻和陆地进攻战场态势一边倒的状况：
英国的战舰也排成一行，离山脚和码头约二百码远，它们的左舷的全部舷炮都指向城镇。舰队包括“威里士厘”号，炮七十四门；“康威”号和“鳄鱼”号，炮二十八门；“巡洋”号和“阿勒琴”号，炮十八门，和十艘双桅炮船。上午八时，准备作战的信号旗升起了......二时半，“威里士厘”号向海边的那个圆形小石堡打了一炮。中国舰队、堤岸和小山上的炮台当即一齐开炮还击。于是英舰左舷的全部舷炮向城镇上齐发。从岸上传来的回响是树木的折断声、房屋的倒塌声和伤兵的呻吟声。我们的炮击历时九分钟，但停止后，中国舰队中未被击伤者仍向我们发了几炮。当烟火消失时，一幅大部分被破坏的情景就映现眼前。在这个不久前充满人的地方，只见到几个负伤者；但在较远的地方，可看见一群群的人四散逃亡。(乔斯林爵士著《在华远征半年——一个军人的几页笔记》)
约绘于 1843 年的《鸦片战争中的战斗》
鸦片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
《南京条约》签约，约翰·普拉特绘
但对中国而言，这场惨败导致的后果，绝不仅仅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里那些割地、赔款、开放港口等具体条款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将中国带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深渊：东亚朝贡体系当时面临的是群狼环伺的境地，信奉“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发现了中国军事自卫能力薄弱的问题，纷纷加大了对东亚的殖民扩张力度。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他们早在 16 世纪初就已经到达了东亚。曾侵占我国台湾的荷兰，曾占领东南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曾被《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 约》暂时阻挡于中国北方边境的俄国......他们从没有放弃过侵略中国的打算，他们已经等了 200多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败北，让他们看清楚了当时中国真实的军事实力，遂开始露出他们狰狞的面目。
可惜的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未能清楚掌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出现的关键因素，一开始仅仅将战争的失利视为夷人船坚炮利的结果。但在仿制英人的铁甲火轮时，他们才发现，在既无“制器之铁”， 也无“制器之器”，更不懂“制器之原理”的情况下，在当时的中国仿制铁甲火轮是如何之难。事实上，“现代军事能量不是军事本身，而是整个生存方式的总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如林的工厂，轰轰作响的蒸汽机，甚至还有议会里举着拳头的花样，报纸上骂首相的把戏......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过百年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又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学习与摸索发现了西方体系的各种问题，也发现了中国此前那套看似完全陈旧落后的文化中的精髓，开始走上了既肯定自身优势又学习其他国家优势的道路。鸦片战争给中国的记忆是深刻的，中国更应该记住和继承的是中国人民努力从这一阵痛中走出，并不断在总结反思成长中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