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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货币白银化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金银等贵金属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明清巨量白银的流入，对当时的中国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基于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有必要通过一条主线梳理已有成果，为未来可能的研究构建基础。本文以全球视角的 “ 白银周期 ” 为主线 ，收集和整理有关的中外文献，综述和评述了明清两朝白银流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尝试在历史演进中，厘清明清白银流入的历史、背后动因及其影响，评述与相关白银流动现象有关的货币理论机制，为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观照当代货币的运作，提供一定启示。
一 、 引 言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随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开辟了美洲和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线，从此各大陆间建立起了常规且持久的海路联系，全球化时代逐渐开启。作为当时主要交易媒介的白银，顺着这些海路经由贸易而流动起来，把全球经济彻底地联系在一起（ Boxer ,1969)。此后400年，白银的流动周期，不仅决定了全球经济的起伏，也深刻地影响了各国经济的荣衰。明清社会处在全球化开启的时代背景下，大量白银围绕着中国经济而流动，并被称为"白银帝国"。
明清白银流动问题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白银流动引发了流通领域货币形态、交易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基于某一时段某一个具体问题展开，多而杂乱，未能从明清贯通的整体角度辨析白银流动的长短期影响。因此，有必要按照一条逻辑主线，对已有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述，从而为未来可能的研究构建基础。
自明迄清，白银流入周期与全球白银流动周期密切相关。著名全球史学者 Flynn and Giraldez (2002）指出，18世纪中叶以前全球白银市场演化经历了两个大流动周期。第一个周期，为"波托西／日本周期"，跨越16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是全球贸易的滥觞，也是明代货币白银化落地和财政改革时期；第二个周期，称为"墨西哥周期"，涵盖18世纪上半叶，对应着中国人口爆炸和康乾盛世（ Flynn and Giraldez ,2002)。两个周期中，白银流动活跃并大量涌入中国。第一个周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明末经济衰败和明朝的覆灭，以及清初的经济不景气；而第二个周期之后，是白银流入的下降及流出与"嘉道萧条"。基于该划分视角，并把白银动向扩展至清末进行考察，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分别就中外学者的研究作相关综述和评述：(1）白银的自产、流入和存量估计，流入原因和路径以及货币化动因；(2）明清白银流动对货币金融制度以及物价和经济波动的影响；(3）白银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4）明清白银流动对财税制度以及政策效果的影响。通过上述四方面综述，我们希望达到如下目的。
第一，厘清明清白银流动的历史、动因及其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和可能的思路。
(1）通过梳理和多方印证，对明清白银流动的估计可从定性上确定不同时点，究竟是处于白银流入的增长期、减缓期还是流出期，从而为今后更为精确的定量估计提供方向。本文对明清白银流入估计的贯通式梳理，一是拓展了对两大周期时间段划分更为精确的认识，二是把时间扩展至了清后期的讨论，一定程度上为今后更为细致的划分，提供了参照基础。(2）通过对跨越明清两朝白银流动对经济影响研究的梳理有助于全景式展现明清长时段内的白银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助于更直观地认识货币如何影响经济以及金属货币制度的优缺点等。
第二，评述明清白银流动历史中蕴含的货币理论机制，启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发现，除去明初经济不景气之外，在白银开始流入之后，明清白银流动大致经历了六个时期，而物价、经济波动、财政体制和贸易的诸多变化和改革也经历相应周期。从理论上看，这些周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货币数量与物价和经济波动关系、贸易平衡自动调整的硬币流动机制、银钱复本位下的财政放大机制等。此外，本文对明清贸易顺差导致的白银流入及其区域影响等研究的梳理，有助于深化对当代贸易顺差引发美元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问题，以及货币区等理论的认识。
最后，为观照当代货币的运作提供启示。本文梳理的明清在缺乏中央银行下的白银货币运作，对于理解当代中央银行作用和运行，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反事实对照，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货币白银化的争论
明初白银承自唐宋元之遗留。霍有光（1994）大致推算唐宋两朝白银总产量为60040万两，李隆生（2005）将这一数字修正为37775万两，这个产量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相当高的。若以银课反推，唐宋元三朝银课总收入约8265万两，按唐宋银课税率20%，元代10％到30%（加藤繁，1976）计算，三朝白银总产量约为41325万两。明代中国白银产量不高，研究结果差距较大。谷秀婷（2017）认为，明代中国白银年产量在10万两左右，整个明代的白银总产量约为2900万两。李隆生（2005）认为，明年均产银30万两，总产量约8310万两。刘光临（2011）认为，李氏等以银矿产量和银课估计存在高估。他保守推算宋代白银储量在1亿～1.5亿两，考虑到宋元白银流出，明代前期继承的白银在3000万两左右。同时，明代的白银产量估计在1500万～2500万两。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之前，明代国内白银流通也就是5000万两左右。对比宋明物价，他发现明代前期的物价显著低于宋代，间接佐证了明代前期白银存量显著小于宋代。随着1530年代日本银矿的大发现，加上先进炼银技术的引进，日本白银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紧随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据点和明朝海禁的解除，美洲白银也加速流入中国，形成了第一个白银大流动周期，全球经济就此出现（ Flynn and Giraldez ,1995,1996,2002)。日本白银流入中国主要通过直接贸易、东南亚转口贸易（刘军，2009）和走私贸易（董圣兰和范金民，2020)。美洲白银的流入路径主要有：西属美洲﹣菲律宾马尼拉、古里一中国；西属美洲﹣西班牙﹣葡萄牙﹣中国；西属美洲﹣西班牙﹣荷兰、英国一马六甲一中国（刘军，2009)。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国内产银不足与民间和政府白银需求激增。一方面，中国银矿资源匮乏（加藤繁，1976)，中国银矿含银量普遍偏低，开采成本甚高，明代以后，产量大幅下降（全汉昇，1991)。另一方面，流通支付的用银需求自宋代以来不断增长（王文成，2000)。再者，明代纸币崩溃导致白银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建立，客观上推动了白银在政府和民间广泛使用，白银成为默认的法定货币后，进一步催化了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邱永志，2018a)。第二，贸易顺差。15世纪开始，中外贸易结构发生变化，贸易顺差加速了作为国际结算和支付方式的白银流入（王信，2010)。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和以银计价的一般商品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素禀赋决定了当时盛产白银的日本、美洲与拥有廉价商品的中国间很快在世界市场形成贸易格局（刘方圆和王恒伟，2012)。第三，国际间套利交易。内需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银价两倍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金银比价比同期的日本、欧洲和美洲都高（ Flynn and Giraldez ,2002)。中国的金银比价在1:5或1:6之间，欧洲和美洲在1:11~12，日本则为1:9左右，往中国运送白银利润达75％到80%，白银成为最有价值的运输品（ Boxer ,1948)。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期是白银套利的第一个周期，这一周期内，全球白银价格均衡过程超过一个世纪（ Flynn and Gir ú ldez ,2002)。第四，世界白银产量迅速增长。明代市场经济极大扩展，社会需求直接影响了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发（万明，2004)。从1560-1644年，日本生产了约25429万两白银( Atwell ,1986)，占到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5%（庄国土，1995)。日本白银流入始于16世纪40年代，早于美洲。美洲白银从16世纪70年代开始输入中国到19世纪结束。1571一1700年，西属美洲白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80%( Brading and Harry ,1972);18世纪末，这一比重上升至89.5%（全汉昇，1957)。已有研究对于明代流入中国白银总量的分歧较大。相关估计分别为：25900万两( Yamamura and Kamiki ,1983)、19000万～19600万两（ Von Glahn ,1996a)、3.3亿两（王裕巽，1998）等，其中以万明估计最高，为5.4亿两（邱永志，2018b)。一般认为，整个明代全部白银流入量约2亿～3亿两之间（邱永志，2018a)。其中，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9550万两（ Von Glahn ,1996a)。日本流入中国白银数量估计分别是17000万两（李隆生，2005）和17500万两（庄国土，1995)。明代从日本流入的白银占流入总数的比重接近65%。也有学者认为，1571-1700年，全球产量80％的白银至少一半流入中国（谷秀婷，2017)。新井白石（1980）认为，1601-1647年日本输出白银7480余万两，几乎全部流入中国。Kobata (1965）等学者认为，整个明代日本输出经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000万两。1546-1638年间，葡萄牙人从日本输入中国白银3660万～4110万两（ Souza ,2004)，年均从日本运出白银50万两（ Boxer ,1948)。彭信威（1958）认为，明代大臣对于明代白银存量约25000万两的记载明显偏低，但明晚期参与支付流通的白银在两亿两左右是合理的。谷秀婷（2017）估测出的明代白银存量为70675万两，这一数字可能偏高。据前述估计，明末的白银存量大致为本土5000万两左右，海外流入2亿～3亿两，总计2.5亿～3.5亿两之间。清代银矿产量仍然不高。彭泽益（1983）估计，1754年高峰时约年产银55.7万两，到1800年产量下降至43.9万两。林满红（2011）估计，1662-1795年，中国生产了6290万两白银，1811-1845年共生产535万两，其他年份的生产则很少。李隆生（2005）认可这一推测，进而得出清代白银产量约为6900万两。清代前期由于海禁原因，白银流入减缓，大量流入则是1700年之后，即全球白银大规模流动的第二个大周期"墨西哥周期"。Flynn and Giraldez (2002）基于中西方金银比价变化，认为这一周期大约在半个世纪后结束。然而从实际的白银流动来看，1790年之前仍处于大规模流入时期，随后流入才下降，至19世纪初出现部分逆转，1830年后白银大规模外溢，至1857年再次转为流入，且净输入量和增长率波动不断增大，并持续至1900年（林满红，2011)。这一时期白银流入或流出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贸易顺差。整个18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银净流入中国的原因是贸易刺激了欧美对茶叶、丝绸等各种中国商品的需求空前增长，而中国人却对西方商品缺乏兴趣（ Von Glahn ,1996a)。1857年后，白银再次大规模流入，依然是茶、丝等出口的显著增长，并超过了鸦片的进口（林满红，2011)。第二，人口爆炸式增长。清代中国人口数量大致是明代的3倍，人均白银产量是明代的83%，这进一步助推了白银需求的增加（谷秀婷，2017)。第三，国际间套利贸易仍然持续。套利贸易的第二周期从18世纪初开始，持续约50年，中国的金银比价1:10或11，西欧的金银比价为1:15左右，世界白银再次大量输入中国（ Flynn and Giraldez ,2002)。习永凯（2012）认为，由于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性，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与世界白银购买力密切相关，1800-1935年的相关系数达0.92，白银购买力的变化，不仅带来白银大量流入，也导致了白银流出。第四，鸦片贸易导致白银流出。在经历了1760-1800年的贸易逆差增长后，英国人试图用鸦片代替白银与中国人交换商品。Tan (1978）认为，鸦片贸易引发了白银大规模外流。林满红（2011）虽然不否定鸦片贸易的因素，但她更强调1830年后白银外流，是全球白银产量下降和中国的丝茶等商品在海外需求的低迷所致。虽然在1830年后，伴随鸦片贸易和战争赔款，白银出现外流，但有清一代整体的净流入数量依然很大。刘序枫（1999）认为，1648-1684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为2,654万两。彭信威（1958）估计，1681-1800年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达4.58亿两。余捷琼(1940）匡算，1700-1800年输入中国的白银约1.68亿银元。庄国土（1995）估计，1700-1840年，欧洲人和美国人共输入来自西属美洲的白银1.69亿两。全汉昇（1995）推测1645-1820年间，经菲律宾输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为1.24亿元。1820-1830年，拉美金银产量急剧下降（ Kinsbruner ,2000)。从1808-1856年，鸦片贸易导致中国3.84亿银元的白银外流（林满红，2011)。虽然1879年鸦片进口量是1838年的4倍，然而世界白银产量从1850年代开始提升，至1900年达到19世纪20年代的100倍，此间白银回流中国（林满红，2011)。谷秀婷（2017）估计，整个清代（1645-1911年）白银净收入5亿多两。清代关于白银生产、贸易量等数据和资料的细碎化特征明显。谷秀婷（2017）推算出清代白银存量121175万两。其他关于清末白银存量的观点，大多依据清末银元的铸造数量反推。彭信威（1958）推算出清末白银存量12.97亿银元，占总货币量的61.85%。王业键（2014）则对清代各时点白银存量做了一系列估计：1680年为3亿～3.5亿银元，1830年增至11.4亿～13.3亿银元，白银外流导致1850年存量下降到9亿～11亿银元，1880年又反弹至15亿～16亿银元，到法币改革前的1930年白银存量已达到32亿银元。元明以来，白银逐步成为基准货币，其货币化过程漫长艰难且不可阻挡（万明和候官响，2013)。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学术界讨论广泛（邱永志和张国坤，2020)。明清两朝白银货币体系包含了宝钞向银两、银两向银元的变迁。16~19世纪中叶，白银逐步取代了宝钞和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马良，2013)。明代货币"白银化"是由传统体制向银、钱、钞并行的多元格局转变过程中的波折（彭凯翔，2019)，是货币白银化演进的历史结果（王欢，2006)。宋代是货币白银化的第一阶段，明代是完成时期（黄阿明，2008)。关于货币白银化演进历程的争论，主要围绕是诱致性制度演进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展开。有学者提出，明代货币化和白银化是中国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变革趋向，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和市场萌发的过程，并非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万明，2003)。也有学者提出，明代货币白银化首先从国家赋役领域开始，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黄阿明，2008)。还有学者认为，把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仅理解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货币白银化趋势有失偏颇，货币本位的线性进化史观是错误的（邱永志，2018a)。清前期，中西货币制度开始分流，蒙代尔倡导的"共同货币"和哈耶克所提倡的"竞争货币"同时存在，且都降低了各自行使领域内的交易成本（胡岳峰，2015)。此外，关于货币白银化到底只是白银在货币中的比例上升，还是带来了整个货币化的发展，学者们也有不同意见。仲伟民和邱永志（2020）认为，16世纪中下叶以降，从货币发行管理权的视角看，中国是"主导权下移"。19世纪下半叶，中国货币金融制度发展迟缓，呈现出混乱不堪的局面，货币主权遭遇严重侵蚀，路径依赖对于制度变迁有着深层的影响。邱永志（2018a）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源自民间的称量银被呼唤进入市场来稳定货币秩序，最终却形成了以银为主，银、钱各自分立地域、领域、层次而又相互联结的流通格局。也有学者提出，白银化和货币化是明代经济中两个并不对立乃至可以相互促进的趋势，白银化推动的货币化最终为货币多元化在清代的成熟提供了条件（彭凯翔，2019)。万明（2019）认为，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货币化标志着古代中国从农业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与整体社会多元变化，启动了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向近代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第一，巨量白银流入是明代货币白银化的重要基础。别曼（2011）认为，近代以来，美洲的白银开采引起了世界贸易与货币存量的变化，明代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保证了其作为货币的可能，从根本上推动了明代白银的货币化（王欢，2006)。第二，"钱荒"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明代铜钱铸造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私铸盛行，产生"钱退"，频繁的货币更替和投机使得货币流通范围狭窄，不同市场间出现分割，加大了交易成本，制约了全国市场发展（刘光临，2011)，明末滥铸加剧了铜钱危机（邱永志和张国坤，2020)，也助推了货币白银化（刘光临，2011)。张宁（2014）认为，盗铸对官方铸钱的排挤是白银取代铜钱的真正原因。明朝纸币违背了货币制度规范性，导致纸钞滥发和贬值（魏俊，2016)，其主币位置逐渐被白银取代（赵小平，2014)。第三，民间广泛用银和政府赋役改革。政府赋役改革虽然对民间白银行用存在挤出效应，却增强了白银的货币属性，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彭凯翔，2019)，助推了货币白银化（赵小平，2014；王欢，2006)，加快了明代白银对于铜钱的替代（张宁，2014)。明代中后期的赋役折银，造成银两过度流通并结构性地嵌入贡赋体制，与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替代一道形成了难以逆转的货币白银化态势（邱永志和张国坤，2020)。第四，中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世界货币白银化进程。16世纪起，白银几乎同时流入中西方社会，成为世界货币，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阿明，2008)。萎缩的货币经济与"洪武经济体制"下的铜钱和宝钞难以充当扩大了的东亚经济圈的区域性国际货币（邱永志，2018a)。白银在明朝内化为基准货币，是中国被动迈入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促成的（何平，201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主动走向并积极参与了全球化的大合流，为全球化开端时期第一个经济体系的构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万明，2019)。第一，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明代白银数量的讨论，对明代白银的资本功能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重视不够。由于银课等资料较少，很难形成清代白银产量的系统数据（彭凯翔，2006)。尤其是针对18世纪，中国人口数量激增的情况下，对于人口与白银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对白银货币需求的影响等相关问题研究不足。第二，一些学者对1550-1820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分析提出了质疑( Melitz ,2019)。虽然没有否认金银贸易套利是白银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但对于到底是因套利贸易还是因商品贸易流入的白银数量更大，尚无清晰估计。同时，由于计算时间周期的差异，导致各学者对于白银流入量的估计值存在较大差别，这也是导致年均流入量差距的原因。对于流量数据的估计仍有值得推敲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对于白银周期划分，除了考虑套利交易外，也需考虑贸易导致白银流入。综合考虑，第二个白银周期实际可延续到18世纪80年代末，而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甚至可看成是第三个白银流入周期，在经济发展上大致对应着清代中后期的"同治中兴"。第三，明清经济的货币化和白银化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是被动还是主动的。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其与中国商品的交换，似可从萨伊定律角度去理解，即商品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明清中国人口的增长形成了巨大商品供给，也形成了对其他商品的需求，而日本和美洲白银的生产，在创造了白银供给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世界包括中国商品的需求。以往研究大都基于单方面视角，未来可从这一相互影响视角做进一步探讨。
三、明清白银流动的经济影响
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的货币制度、货币结构和金融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董圣兰和范金民，2020)。虽然国内外学者提出，中国货币"芜杂紊乱""缺乏体系"，甚至"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戴建兵，2012)。但事实上，从明代到晚清，白银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繁杂的货币间，存在着有机秩序，形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货币体系，在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保持了物价稳定和维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银根（孙毅等，2019)。第一，对明代货币铸造和发行的影响。宋金以来，钱、钞、银的竞争是币制演变的主题（张宁，2014)。明初，货币流通政策规定铜钱和纸币并行，严禁金银等贵金属在市场上作为交易品流通。到明代中叶，政府对白银实质上采取了放任政策（刘方圆和王恒伟，2012)，大明宝钞废弃并向贵金属货币转变，银钱并用的货币制度确立（邱永志，2018a)。第二，对货币流通的影响。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上长期以实物货币形式流通，明以前，白银的货币职能及流通范围是有限的（邱永志，2018a)。明早期，白银逐渐成为重要的商品中介物，流通规模不断扩大（王欢，2006)，呈现出制度层面的"公领域"和民间社会的"私领域"因政策阻隔产生的"双轨"状态，明中期以后，"双轨"流通开始变化（邱永志，2018a)。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的改革使白银成为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参与流通（王欢，2006)。第三，对明代信用制度的影响。中国以银为核心基准的货币结构影响下，早期信用制度呈离散特征，国家信用层级的缺失、金融技术与构架的迟滞及称量银本身所致的信用外在化和记账单位紊乱是其最明显的表征，而同期的西欧国家信用日益聚合，中西方在信用层面的分流日益显现（邱永志和张国坤，2020)。第四，对明代货币本位的影响。杜恂诚和李晋（2017）认为，1581年，明朝基本确立了银为本位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制度，这种银铜复本位制取代了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邱永志（2018a）则认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有一个从实物货币银到早期银本位的演变过程，但这种早期银本位又缺乏了本位制度的内涵。第一，对清代货币铸造和发行的影响。1830年开始，白银通货紧缩与铜钱供给增加率下降并存，货币供给危机严重恶化。清末由市场主导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和各种信用票据开始出现，并试图寻求有效的制度支撑（杜恂诚和李晋，2017)。中国的货币体系，逐步形成了由多种不同货币形态构筑而成的分散化、区域化货币体系（燕红忠，2019)。第二，关于货币流通。总体上，清代直到民国初年，流通中的支付都是大额用银，小额用钱（彭信威，1958)。清前期，白银占据优势；雍正至乾隆初年，逐渐形成以铜钱为主、白银为辅的格局；同治朝后，白银地位回升，大额交易中银、钱并重（王显国，2021)。通常情况下，铜币用于一个划定良好的区域内的小规模商业交易，而银币则用于纳税、公共支出以及远距离进行的大规模商业交易（彭信威，1958)。王业键（2014）发现，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清代中期演化出三个不同的货币行用区域：南方为银、钱、私票兼用区域，北方则主要为钱、票兼用区域，西部地区则为银钱行用区域。第三，对清代信用制度的影响。清代货币白银化下的信用制度由离散不断试图转向国家垄断。由于政府信用渗透和管理货币的激励不足，白银信用创造由民间机构主导，信用扩张机制包括发行私人银钱票、使用记账与信用货币，以及发展信用票据等途径（燕红忠，2019)。晚清时期，政府试图收归货币主导权，确立国家垄断发行权和公共信用。第四，关于清代的货币本位。赵红军（2019）认为，清代货币本位属于银铜平行复合本位制度，这种本位体制具有较高市场有效性，因此无法进化为银单本位制甚至更高形态，又极少有退化到铜单本位及更低形态的可能。彭信威（1958）勉强承认了这种提法。杨端六（1962）则认为，银的成色和重量随时随地而异，是一种不完整的银铜复本位制。王业键（2014）发现，清代币制经由清初的银铜复本位演变为清末的"多元本位"。但戴建兵（2012）指出，清代金银不可以自由铸造为货币，铜钱也不属于贵金属，加之中国白银货币的计量单位"两"及成色在国内不同地区千差万别，所以在光绪中期以前，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货币银行学学理上严格意义的货币本位概念。清代中国各地行用的"平"，总计不下一千种，另外，中国银铜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由此造成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汇率的双重汇率（管汉晖，2008)。清代货币本位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外国列强和地方政府在主导或分享货币发行权方面的博弈；而"两元之争"则是政府与传统民间金融势力之间对货币主导权的争夺（燕红忠，2019)。明代前期，由于金属货币不足，以白银计算的米价较为低迷（彭信威，1958)。明代中后期，大量白银输入中国市场，但并未引起物价大幅上升（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明代货币白银化，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促进了明末市场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发展（许建平，2007)。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明代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杜恂诚和李晋，2017)。Von Glahn (1996a）发现，以白银计价的米价在1640年前并没有呈现很强的上升趋势，只是在明末的时候表现出米价腾贵；而地价则是在1540年后呈现出稍微下降趋势。对明代物价并没有跟随白银流入上升现象的解释，弗兰克（2001）给出的是，如果货币深化导致货币需求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货币供给的较快增长并不一定导致物价成比例的上涨。彭凯翔（2019）认为，影响单个商品价格变化除了货币之外有很多其他因素，如商品本身供求的变化。在表明白银流入对物价影响的表现上，银钱比价也通常作为一种佐证（彭凯翔，2006)。Von Glahn (1996a）收集的银钱比价也表明，明代中后期白银流入并没有显著压低该比价。总体上，第一个白银大流入周期，对物价影响并不如货币理论所预期的那样。与明代不同，清代的物价波动大致能与白银流入相呼应。清初，由于白银减产和流入的下降，白银购买力提升，物价低迷；1700年后白银流入，引发物价上涨（杜恂诚和李晋，2017)。这一现象在彭信威（1958）整理的米价和 Chao (1981）整理的地价数据都可见。岸本美绪（2011）梳理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发现：顺治前期的高米价，在顺治后期和康熙前期逐渐下降，康熙后期米价开始渐涨直至乾隆早期，乾隆中期暴涨，之后再渐涨。其他物品价格变动与米价变动大体一致。岸本美绪（2011）认为这一物价波动与清代前期贸易导致的白银动向有重要关系。彭凯翔（2006）论述到货币增长与粮价上涨的步调并不一致，人口与粮价的增长率却比较一致，米价增长率的变化要滞后人口增长率十年左右。全汉昇（1957）把18世纪的物价上升称为中国的物价革命，是美洲白银流入所致。Zhao(2016）发现，中国的内部汇率体制发挥应对国外经济冲击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对国内物价水平波动推波助澜，美洲白银的流入推动了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证明了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物价革命的经典假说。白银输入显著抬高了大米平均价格，也抑制了大米价格的波动幅度；银铜比价这种半市场化的内部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米价水平上升，却助推了米价的波动幅度（赵红军等，2017)。随后嘉道年间发生的银贵钱贱，一般认为是鸦片输入引发白银外流所致（林满红，2011)。19世纪上半叶，美洲金银大幅减产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白银购买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白银流动末端的中国成为世界白银购买力上升的区域表现，且更为显著（戴建兵和习永凯，2012)。分析显示，1801-1845年，中国钱计物价变动相对稳定，银钱比价与白银购买力变动一致，二者高度正相关（习永凯，2012)。王业键（1972）总结出了清代物价变动的五个阶段：从清始至1682年，物价猛烈起伏中趋于下降；1682年至18世纪末期是物价上涨时期；19世纪前半叶是物价急剧下降时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的二十五年是暴涨暴跌期；1875-1885年是物价平稳的十年，而紧接着的是长期上涨。他认为清初的物价下降与海禁导致白银流入减少有关，1682年后，海禁解除，白银流入。19世纪前期物价下降则与白银外流密切相关，清末物价上升实际上是世界各国于1873年后转向金本位导致银价大跌所致。明代的货币白银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黄阿明，2008)。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不断扩大，促进了生产扩张与贸易深化，在参与贸易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和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谷秀婷，2017)。海外白银的流入导致了都市的繁荣和商业繁华，也让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了一起（ Atwell ,1982,1986,2005)。然而，随着市场货币化程度加深，白银货币的被动供给为明代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负面影响（何平，2016)。对海外白银的过度依赖，为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埋下隐患（董圣兰和范金民，2020)。17世纪早期，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白银进口的急剧下降导致了明朝在1644年的覆灭（ Atwell ,1982,1986,2005)。万明（2021）认为，明代白银的巨大需求也将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白银流入推动了经济货币化、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引发了财政货币化。在这一急剧变化过程中，明神宗内官税收体制出台掠夺了大量白银，导致市场衰败，而明末外来白银输入受阻则成为明王朝覆没的最后一根稻草。岸本美绪（2011）发现，虽然明代中后期有大量的海外白银流入，但此时经济呈现明显的都市和农村分歧，她认为这种分歧主要由于白银的地区分布不均所致，并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明代中后期的白银流入并没有引起物价的大幅上升。同样，岸本美绪（2011）根据对外贸易导致的白银流入数量，把清代前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清初的海禁限制了贸易和白银流入，导致了经济萧条；随着1684年海禁解除，18世纪上半期迎来经济的平稳增长；18世纪后期由于贸易和白银流入大增，经济转向繁荣，并且这一繁荣扩展到了农村地区，引起了米价和地价同步上升。清代海外白银继续流入，扩充了市场化与商业化水平，对社会稳定起到了正面作用，也导致了中国对国外经济依赖进一步加深（赵红军等，2018)。陈乐一等（2013）认为，近代中国经济深受英美两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对二者则几乎无反向影响。从1808年到1856年，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数量占货币供应总量的19%，白银外流将中国国际收支推向赤字，并引发了1814-1856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林满红，2011)。在世界经济衰退，白银供应链断裂的情况下，中国出现"银荒"、经济衰退、被迫通商和贫困加剧（ Von Glahn ,1996b)。Bai and Kung (2017）发现，清代中期的鸦片贸易和世界白银产量下降，是导致物价紧缩、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因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和货币调控导致清朝走向衰落，嘉道年间两次白银购买力的大幅上升，田赋定额不变，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两次农民起义（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清代晚期，白银购买力下降，田赋总额增加低于银价变动幅度（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但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共存，户部无力严格调控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预期与实际结果发生偏差，加之商品市场个体的有限理性、投机和信息不对称，以及分割性的加剧和内外交杂的冲击震荡，清帝国的经济运转受到巨大影响（胡岳峰，2015)。Pomeranz(2001）评估了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工业化的失败与其货币体系不足有直接关系，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形成。赵红军等（2018）的研究为清王朝衰落机制提供了计量经济学证据，他认为，导致清朝走向衰落的因素更多地来自经济和金融。第一，明清白银流动对于物价和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货币现象。明清时期白银流入加大，物价有上涨压力，而白银流入下降，物价有下降趋势。经济波动受白银流动影响则更为显著，受两大白银周期（或者说三大流入周期）的影响，明清经济呈现了繁荣和衰退的交替。从对物价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看，相对于纸币制度来说，以金属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物价上涨通常是温和有利的，但通货紧缩却是个大难题。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题材。第二，对中央银行平稳经济波动作用的启示。明清缺乏管理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变动，是通过白银的流入和流出实现的，而这受到了国际白银产量和他国贸易政策的影响。比如，明末白银流入的减缓和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白银流出，都导致了明末和嘉道萧条。虽然明清政府对铜钱发行依"钱法"进行集中管理，但铜钱的发行大多据银钱比价进行。当时的"钱法"管理大都是顺周期操作，跟现在中央银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政府只能管理铜钱的发行，"私铸""滥铸"，甚至是官员"偷铜"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无法对流通中的货币现金进行有效管理，而这些恰恰都是现代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能。如果明清两朝有中央银行制度设定，则或许可以通过央行增加货币供应而消除或减弱经济衰退。相较于有中央银行下的法币制度相比，明清货币史表明，金属本位下的经济更容易因金属供应不足而产生通货紧缩和衰退，甚至是社会动荡和王朝的覆灭。相反，法币本位下更容易遭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和祸害，如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超级通货膨胀和倒台。这些都为当代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三，中央银行的出现和金融业发展，或许是中西方大分流的一大原因。新航路发现以后，中英两国都出现了人口和 GDP 的快速增长，也都经历了全球白银流动的两个周期。但英国 GDP 增长明显快于中国，甚至于从1800年开始了"大分流"，而这恰是在第二个白银周期后的全球白银产量下降期。虽然英格兰银行直到1844年才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但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对稳定英国经济，并最终实现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中西的这一货币制度差异，被称为货币大分流（荷尼夫，2018)。有关中西大分流的讨论或可放在货币史的视角下进行。此外，白银从18世纪开始作为一种全球货币，而中西方大分流也始于此，因此，或可在货币区框架下进一步探讨大分流。
四、明清白银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主要影响
明代，海外白银大规模流入，中国卷入世界市场，而国内市场不断扩展与地区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进一步助推了世界贸易格局的形成（谷秀婷，2017)。一方面，从16世纪开始，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与当时发达的国内经济相适应，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王信，2010)；另一方面，到了晚明，海上贸易模式以及传统东西洋商品结构已发生改变（万明，2013)。明代是中国经济与全球接轨的开端（王欢，2006)，白银流入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连接，表现在主动参与并促进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构建。隆庆年间，朝廷改变海禁政策，贸易水平和规模远超前代（谷秀婷，2017)，加之海上丝绸之路贯通，输往海外各国的大宗商品发生重大变化（董圣兰和范金民，2020)，直接促进了明中期以后国内、国际贸易的繁荣（庞浩等，2021)。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已经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弗兰克，2001)。
清代的中外贸易总量远超明代，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没能避免清王朝被卷入世界贸易市场（谷秀婷，2017)。林满红（2011）发现，清代中期的白银外流，与美洲白银产量下降导致中国的丝茶等商品出口低迷有关，随着白银外流导致国内物价低迷，中国商品在国外贸易大幅增长，引发白银再次大规模流入中国。彭泽益（1983）则持论鸦片战争后的银贵钱贱危机导致了银元相对英镑的升值，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管汉晖（2008）认为，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了金本位制，白银价格急剧下降，然而由于中国采用的银铜复本位制，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汇率的双重汇率，由此导致了清末的对外贸易从顺差走向了逆差。
（二）简要评述
首先，明清两朝国际贸易的持续顺逆差现象，需要更深入的解释。一方面，以往研究更加侧重讨论贸易如何引致白银流入，但较少关注白银流入是否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至19世纪，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陈昆和汪祖杰，2011)。白银作为能够在国内外流动的货币，会随国际贸易收支失衡而流入流出。根据休谟的硬币流动机制，原则上在这一体制下贸易是能够灵活调整的，无论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不会持续太久。然而，明清的表现恰恰相反，这导致经济持续繁荣或衰退，致使经济波动过大。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因素与贸易顺差是否能够相适应等问题，贸易顺差的优劣不应被简单评判。因而，明清两朝表现出来的持续顺逆差，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次，银铜复本位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似乎讨论并不充分。以管汉晖（2008）所分析的1870-1900年时间段为例，金银比价从1:15.5变到1:33.3，而银钱比价此时也在上升。由于进口最终商品的竞争力在于零售价格，即以铜钱计算的价格，如果出厂价格不变化，以双重汇率计算的进口商品价格会上涨。同理，国内出口商品换算成以金计价后的价格则会下降。因此，银钱复本位下的双重汇率不能解释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晚清贸易顺差的缩小甚至于贸易逆差。晚清的贸易现象需另寻他释。
五、对财税制度的影响
明代白银的流入，使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化和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引发了财政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国家财政体系发生转型（万明和候官响，2013)。中国已经处在由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的过渡期（万明，2014)。
（一）对明代财税制度的影响
货币白银化对赋役制度的影响，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转型等重大问题，同时，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李义琼，2017)。一方面，人头税转变为土地税，实物之征和力役之征转变为白银货币税，赋役改革逐步深化，古老的直接税开始转型（唐文基，2014)；另一方面，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农民与国家的关系从身份走向契约，是社会进步和转型的重要标志（刘志伟，2014)。然而，"一条鞭法"改革却成为一种难以动摇的"原额"束缚，在财政支出不断增大的压力下，催生了地方各种附加征收的灵活性（岩井茂树，2020)。粤闽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商业税收，从过去的实物抽分为主逐步过渡到以货币征收为主，且税率不断提高（陈伟明和许艳青，2004)。另外，财政货币化也激发了明神宗攫取白银财富的欲望，导致了内官税收体制的出台，便捷和加剧了对社会财富的掠夺，由此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衰败，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二）对清代财税制度的影响
清代美洲白银的流入适应了清政府赋税征收、财政运行和官僚系统运作的需要，白银很快进入国家的贡赋体系，并有很大一部分为国库、皇帝和权贵所囤积（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清代前期的里甲赋役问题，不仅在制度上延续了明中叶的改革之路，也是清中后期历史发展的基础（徐枫，2016)。赋役制度的变革改变了朝廷与地方、官府与百姓的关系，使白银在国家的行政运作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18世纪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要依赖白银的大量输入才得以正常运作（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从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由劳役、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习永凯，2012)。而清代财政白银化的结果则是，田赋折银的定额，会随着银钱比价上升，导致农户税负加重，反之则会降低（王业键，2008)。
（三）简要评述
第一，对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评价。有学者认为，明代整个财政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有限（唐文基，2014)，存在负面效应（黄阿明，2008)。生产者换取白银的目的常常只是为了纳税，而非资本增长（陈春声和刘志伟，2010)。但万明（2014）指出，这样的评价有失公允，因为市场介入下的财政白银化将差役量化为货币价值，对于提升资源的征调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胡宸，2020)。实际上，一方面，白银流入导致货币白银化，成为明代赋役制度改革的外部因素和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明朝政府在财政制度上的调整，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国家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需求，政府主动选择了改革。
第二，在银钱复本位制下，以白银缴纳为税收标准的财政体制，容易使其失去自动调节功能，甚至成为经济波动的放大器。当经济中白银不足时，白银价值偏贵，白银缴税加重了民众的税收负担（王业键，2008)；而财政库银征收的累积，又减少了民间货币流动，进一步加剧货币紧缩。这些都会加重经济的萧条。万历年间，张居正的财政政策虽然带来了太仓库存银的大量增加，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间物价的低迷（黄仁宇，2019)。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白银大周期的时间线为出发点，综述了明清白银存量、白银流动的社会经济后果。我们发现，明清白银流动、社会经济的波动，以及货币和金融体制、国际贸易都受到了白银流动周期的深刻影响。基于已有研究综述，有如下结论。
以白银的流入或流出作为节点，除去明代前中期后，明清两代大致可以分为6个时期。(1)1540年代至1630年代，世界白银产量大增，南美洲及日本的白银经由贸易不断流入中国，此即第一个白银流动大周期。(2)1640年后，接踵而来的是白银流入的下降。(3)1700-1790年左右为第二个周期，墨西哥白银的开采，美洲白银产量继续大增，大量的白银再次流入中国。(4)1800年后，世界白银产量大幅下降，加之鸦片贸易的关系，白银流入下降，1830年后转为大规模流出，直至1856年。(5)1857年后，丝茶出口大幅增长，超过了鸦片进口，再加上世界白银产量再次大增，白银遂从溢出转为流入。(6)1873年后，世界各国转向金本位，虽然白银价格大降，然而并没有带来贸易条件改善，反而在清末产生了贸易逆差直到清朝灭亡，白银的流入出现下降，甚至是流出。通过梳理，我们扩展了 Flynn and Giraldez (2002）的白银周期划分，即第二周期时间至少应延长至1790年左右，而1860-1880年左右则可称为第三个周期。
文献的梳理也发现，明清的物价、经济、财政体制和贸易也经历了相应周期。(1）第一个周期内，在货币层面上，出现了明清货币白银化，而在经济上则引发了市场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甚至于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财政体制上，则是"一条鞭法"的税赋体制改革。(2）第一和第二周期之间则出现了衰退。明末的白银流入下降，导致了国内银铜比价大幅上升，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再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而清初白银流入仍然有限，加之海禁的影响，经济并没有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3)1700-1790年左右的第二个周期，经济再度繁荣，出现了盛世局面。大量的白银再次流入中国，物价持续上升，甚至产生了中国的"物价革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财政改革也与此时推行。(4)1800年后，白银流入下降甚而流出，导致了物价紧缩、经济上的嘉道萧条。相反，同样是处在白银产量下降的第二周期之下的英国以及西欧国家，却没有陷入衰退，反而产生了工业革命，走上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中西至此走向了"大分流"。(5)1857年后，因白银转为流入，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迎来了"同治中兴"。(6）到1873年后，白银流入下降，直到清朝灭亡。上述结论表明，货币因素是理解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一把重要钥匙。明清白银流动与经济的关系，犹如一幕幕由货币数量与物价和经济波动关系、贸易平衡自动调节的硬币流动机制、复本位制下财政放大机制等演绎出的历史大戏，为我们观测相关理论的推断提供了难得的试验场。
显然，把已有关于明清白银流动的研究，放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综述和评价，能够让我们更好地把已有繁杂多样的研究串联起来，获得更清晰的梳理。而这一视角，也能让我们从货币理论出发，去进一步审视和反思货币的本质、货币的作用机制、中央银行的作用、其对物价和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及与财政外贸等关系。这些都是明清白银流动货币史给我们提供的宝贵财富。当然，通过梳理评价，也发现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如货币制度在中西"大分流"中的作用、如何结合金本位和法币制度的优缺点设计货币制度、财政制度的稳定器作用、在明清背景下研究货币竞争以及最优货币区理论等。未来可尝试通过更详细的史料和理论分析，推进明清甚至于民国货币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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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金融研究》2023年第4期，经公众号“古泉文库”授权转载。转载仅作学习交流，不代表平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