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甲午战争与民族觉醒

教育 2024-11-29 15:37 江苏

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人们常把它形象地比作一条长河。大河有时是舒缓地流淌着，有时却出现陡然的转折，掀起万丈波涛，奔腾咆哮，直泻而下。

甲午战争正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果把战前和战后比较一下，就会看到，中国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以后100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由它激起的层层涟漪，直到今天还能为人们所感觉到。这里，想着重谈谈甲午战争同中华民族觉醒的关系。

甲午战争带给中国人的强烈刺激

一个民族的新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过了一场以往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过去那种盲目自大或麻木不仁的状态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没有这种深刻的大背景，整个民族的新觉醒是很难到来的。第二，这个民族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丧失自信，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那么艰难，只要奋起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并且看到了新的出路。如果一个民族在深重的危机面前只有灰心沮丧以至陷于绝望，看不到前途和希望，那也谈不上出现整个民族的新觉醒。

甲午战争的结局，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给了中国人空前未有的强刺激。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和思想观念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周围的地形又使它长期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加上缓慢发展的农业经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态保持着近乎迟滞不前的巨大惰性。没有一次大震动，要改变它以至撼动它，都十分困难。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虽然已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蹒跚行走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的主权一再遭受外来侵略者的恣意践踏，少数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发出变革的呼声，但这种呼声仍很微弱，大多数民众的思想仍在中世纪旧观念的牢牢束缚下。往往在一次战败的冲击过去后，人们的激动又慢慢平静下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刚过了没有多久，一些人又得意洋洋地高唱起什么“同治中兴”来，仿佛原来那一套只要稍加修补就可以行得通。历代相传的圣贤遗训是怀疑不得的，否则就会被加以“离经叛道”、“乱臣贼子”的吓人罪名，至少也会受到社会的冷遇。留学英国的先进思想家严复曾伤感地写道：“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做过署广东巡抚、驻英法公使的郭嵩焘，因为主张向西方学习，被“目为汉奸”。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觉得需要向人们大声疾呼地发出“危言”时，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已处在“衰世”，而把他的书称作《盛世危言》，来减轻社会的压力和攻击。

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太大了。它所造成的危机是空前的，而且是全面的。

从政治上说：甲午战争把中国旧秩序的根本缺陷再清楚不过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往中国还是被一些西方大国所打败，这次却是被他们看作是东方小国的日本所打败，而且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么苛，这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很难再为它作什么辩解。《马关条约》将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割给日本，最初连属于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的辽东半岛也要割让出去，这在以往也不曾有过。“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文章。第一篇《论世变之亟》中劈头写道：“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最后一篇《救亡决论》中，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他在给吴汝纶的一封信中写道：“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救亡”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紧迫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切都要重新考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从经济上说：清朝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了。本来，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国家财政收支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波动。甲午战前，清政府的财政虽已日益窘迫，但经过各方搜罗后还能勉强保持收支平衡，大体上每年都在8000万两上下。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2万万两，以后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增加3000万两。这一下，清朝原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顿时陷入无法收拾的绝境。它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大大加深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依赖。为了支付对日本的第一批赔款8000万两，清政府当年向俄、法银行借款1万万两。下一年，又向英、德银行借款1万万两。这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借以在华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发端。另一个是使清朝政府加紧对国内人民的搜刮。加上接踵而来的庚子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在宣统三年的预算中国家岁入已激增到3万万两。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对人民实行竭泽而渔的大掠夺。各级官吏还要层层中饱。人们越来越活不下去，到处充满着失望、不满和愤怒。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急遽激化了。

从军事上说，这时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的局面。甲午战前30年间实际支撑清朝统治并可用来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是李鸿章一手训练的淮军和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邓世昌、左宝贵等爱国将领和官兵进行了英勇的抗敌，但整个战争一败涂地，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战后，派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但难以立见成效。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各地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就是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的。

从国际关系上说：这次战争，使中国的积弱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西方列强把中国看作一艘快要沉没的破船，都想抢先从这里捞取一把。“英国使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勋爵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瓦解》，整个世界都开始谈论中国的瓜分即将到来。”甲午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为起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康有为在京师保国会上演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件，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再过两年，又发生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他们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最后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结束。20世纪带给中国人的这第一份“见面礼”，对中国人的刺激无疑很深很深。

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面对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定，抱残守阙决不能挽救中国，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正如康有为在上述讲演中说到的：“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翻然而改者。”

这次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败。在许多人看来，日本和中国同为黄色人种，19世纪中叶以来又一起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凌，如今日本却能迅速崛起，原因就在于它实行了维新变法。这给了中国人很大启示。战争结束的笫二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文章中就说：“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他接着又强调一句：“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可见，日本的“因变致强”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甲午战前，中国没有一个到日本去留学的学生。战后只过了十年，在日本的留学生已达到8000多人，他们所以大群大群地到日本去，除了路程近、费用省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想去实地看看，为什么同是东方国家，日本国力的发展却远远走在中国前面，要从这里为寻找中国的出路取得借鉴。当年留学日本的吴玉章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些诗句，表达出当时众多留日学生的共同心情。革命派和维新派的领导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遭到清政府追捕后也相继来到日本。那时的日本，十分重视介绍世界大势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西方许多重要著作很快被译成日文出版。日文中有不少汉字，中国人学习起来比较方便。身在国外，观察世界潮流的发展，也比在原来十分封闭的国内更加真切。于是，日本成了向中国传播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媒介，对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起了不小的催化作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也是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直接延伸。

中华民族新觉醒的特征

甲午战后的短时间内，中国人中间出现的思想变动，在规模和深度上都是以往几十年所难以比拟的。那时，中国人身受的沉重压迫主要来自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不推倒他们的统治是无法实行根本的社会变革和从事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因此，民族民主革命无疑是时代的突出主题。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正是集中在这个主要课题上。

第一，民族主义的崛起。

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某个人群长时期生活在同一地域或环境中，形成密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形成共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尚以至共同的语言文字，由此产生一种特殊感情和凝聚力量。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自然会日益加强，但各民族仍保持着各自的许多特性和差异，它们之间的利益有时也会有矛盾和冲突。因此，各民族之间应该实行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和睦相处，起到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民族主义思潮是一种近代观念。从欧洲来说，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迅速兴起，而在德国和意大利统一时期得到加强的。古代中国，由于它的特殊地理条件，四周被大海、沙漠和高山峻岭环抱，同世界其他地区分隔开来，长期在较少外来入侵的情况下独立地发展，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把“中国”和“天下”等同起来。到了近代，随着主要来自海上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华民族的共同遭遇和命运，使民族意识逐渐凸显出来。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又给中国知识界以强烈冲击。这样，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崛起了。

民族主义思潮有着两重性：如果它以某一个民族的利益、意志和价值尺度强加到其他民族头上，对其他民族实行侵略和压迫，挑起不同民族的种族成见和仇杀，它是反动的或者有很大的破坏性；相反，可果它是激励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爱国救亡，而不是去侵略和压迫别人，那么，它是正义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主流，是属于后一种。

当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宗旨。“振兴中华”这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口号就这样被提了出来。

在国内，由于长期处在闭塞状态，世界知识的缺乏是一种普遍现象。维新派通过报纸和学会，尽力宣传他们所知道的一点万国大势。甲午战败后第二年出版的《时务报》上，汪康年写道：“瓜分中国之说，西报屡载之，西人屡言之，虽至愚之人，亦知其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鼓吹“中国为一人”的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有着休戚与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今使一人之身，而右手为人所伤，左手反自庆其无恙焉可乎？”这种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正是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性不断提高的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由于他们这时在海外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对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宣传，显然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梁启超还正面打起“民族主义”的旗号，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得出结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20世纪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创办了《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许多刊物。民族主义的宣传，在这些刊物的内容中占着突出的位置。他们认为，只有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的国家，才能抵抗侵略，救亡图存。他们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浙江湖》上发表余一的《民族主义论》，系统地论述民族主义是“欧族列强立国之本”，因为只有“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才能形成“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然后其国可以立，可以固”。所以，要唤起人们的民族自觉心和对国家的责任心，“对外而有界，对内而有群”，同心协力，休戚与共，“求九死一生于腥风血雨之中”。

过去，当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还处在更为感性的阶段时，往往在外国列强欺侮得格外厉害的时候，群众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就迅速高涨起来，汇成斗争的洪流，而当这种危机相对有所缓和时，反抗也容易跟着松弛下来。这时，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随着人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更深刻了，随着“振兴中华”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目标，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有了更加深厚持久的基础。

第二，民主精神的高涨。

民主精神，也是一种近代观念。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对立物。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虽然也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等，往往被学者称为民本主义思想，但它同近代的民主主义毕竟是两回事。在甲午战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三纲五常”的观念在中国思想界仍占着支配的地位，极少有人敢向它正面挑战。少数思想家虽然介绍了一些西方政治制度到中国来，但还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说成“通上下之情”的一种手段。

甲午战败后的深重民族危机，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抵抗外国侵略不能单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国民的共同奋起。救亡的迫切心情，增强了人们的民主观念。严复当时所写的《辟韩》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他的大胆程度是有限的，一接触到现实问题，便软下来了。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时，留日学生秦力山等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它一开始就以挑战的姿态写道：“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2000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甲午大创而后，惊于外人之国力，憬然知其致此之有由也。于是英俊之士动色相告，其目注而心营者，莫不曰民权民权。”他们痛切地陈诉，在“甲午大创而后”的严重民族危机面前，必须提高国民的自觉和责任感：“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国民报》第二期的社论《说国民》中，还从多方面把“国民”同“奴隶”的区别作了具体的比较。这种比较，我们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上，同样常常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不久，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又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广泛流传。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朝廷的“子民”，相反，认为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一个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变动。

第三，革命观念的逐步深人人心。

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民主精神的高涨，人们自然地要提出一个问题：应该怎样来实现这种理想？是采取激烈的革命的手段，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手段?

本来，人类社会总是处在不停息的变革中，这是任阿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什么时候需要采取哪一种变革形式，是采取温和渐进方式，还是用激进的革命手段，这需要由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

一般说来，人们最初总是希望能在现有秩序下进行温和的改革。这样做，不但牺牲少，而且也容易被更多人所接受。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曾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程。

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前不久，曾经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上书，要求他进行改革。他的朋友陈少白介绍他当时的想法：“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那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但只要还有实行温和改革的一线希望，孙中山还是想试一试的。可是，李鸿章根本没有见他。革命，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只是在温和改良的路已无法走通时，才迫使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兴中会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那一年，孙中山领导了广州起义。他的革命事业一开始，没有经过比较长时期的宣传酝酿和组织准备，很快就把武装起义提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甲午战败后，中国面对的矛盾特别尖锐，国家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这种万分严重的局势，使当时的革命者存在一种特别急迫的心情，要求“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来不及进行从容的准备，而急于采取行动。尽管认识的变化会有先后，但这决不只是某一个人的心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到日本。他们稍后在日本报纸上看到有“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的记载。过去，在中国只有“汤武革命”之类的提法。陈少白说：“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象印在脑中了。”可以说，“革命”两个字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也多少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广州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孙中山从此已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象征。这对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民族主义的崛起，民主精神的高涨，革命观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这些思想上的变动，当然是甲午战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指导的，思想的大变动反过来又对社会的大变动起巨大的推进作用，并且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引导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攀登。

结语

如果以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人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

当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屈辱都能带来这样的积极效果。甲午战后100年间历史行进的事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蕴藏着多么巨大生命力的民族。它在古代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它在近代确实大大落后了。但当时国外一些有识之士把它比作一头“睡狮”。处在激烈的竞争时代却依然昏睡，自然是可悲的。但一旦猛醒，它仍不愧为一头雄狮，可以显示出使许多人意料不到的巨大潜力。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但它决不能容忍别人对它的恣意侮辱和欺凌。一旦人们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便会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奋起前进。这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在近代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当然，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赶上的。这是需要由几代人作出不懈努力的接力跑。如果把甲午战争到现在这lOO年分成两半：前半期，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期，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国家繁荣富强的问题。完成前一个任务又是实现后一个任务的前提。今天，我们正在接过前人交下的接力棒，面向2l世纪，满怀信心地继续为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本文由公众号“中国历史评论”授权转载，仅作学习交流，不代表平台观点。节选自《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由人民出版社 1995年）《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责编：宋暖、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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