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后，一位00后历史老师生存现状实录 | 人间

下课铃声一响，杨千秋就从办公室冲到教室门口，手里拿着一张满是红圈圈的作业登记名单。“张昊、王博文……把你们历史作业拿到办公室来！”她站在教室门口喊，即使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也依然要摆出一副严肃面孔，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她需要靠板着脸来显示威严。

在她任教的班上，历史作业总是交不齐，大部分学生都想着分科后要选物理，对历史学科并不在意，但这并不妨碍市里统考的时候，校领导敲着桌子要成绩。

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教授说起新高考不再分文理，而是采取“3+1+2”的模式，除语数英外，历史或物理为必选科目。那时她们高兴地说，历史学科的地位要上来了。

22岁的杨千秋本科毕业后进入这所私立高中工作后，她才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学生和家长都知道，物理科目在大学选专业时选择方向更多，毕业后就业面更广，因此在两门科目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一些不擅长理科科目的学生，会选择“物理+政治+地理”的组合。

杨千秋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当“政史地”不再捆绑，历史科目好像更不受欢迎了。这是继大学毕业找工作后，她第二次真切地面临着历史学科的困境。她不确定是大部分学校都这样，还是只有她们私立高中是这样。

高一学生第一次填选科表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这一次算是模拟，到期末第三次填表，才是真正确定了选科，因此这些学生有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琢磨考虑。

但事实上，不只是学生在选科目，老师也会对学生做出“选择”。

一群老师常常会在办公室开玩笑，物理老师说：“他怎么才考26分，让他选历史去。”历史老师马上警觉起来：“他历史也没好到哪去，学物理比较好找工作，还是让他去学物理吧。”化学老师在旁边叹气：“他化学会考都没过，你说他选化学干什么？”

当然，这些话只能在办公室里说说，至于面对学生，那就另有一套说辞。

历史组长教杨千秋是这样说的：“你要在上课的时候展现你的个人魅力，想办法告诉他们学历史的好。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你就和他们说，你历史思维很好哟，你很适合学文科哟，但你不能直接劝他们去学历史。总之要想办法让成绩好的学生选历史，不然最后就没有学生可教，或者带不出成绩，小心被学校开除。”

杨千秋努力学着做，该说的话都说了，有学生惊喜地问她：“真的吗老师？你觉得我适合学历史吗？”

但她这些努力在一次会议后被击得粉碎。

期中考试后学校会例行召开家长会，先是由主任在报告厅对所有家长讲话，之后家长们再分散到各个班和老师交流。

这次主任讲话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选科”。

那天杨千秋待在办公室，并不知道主任说了什么，但是另一位历史老师张大寺愤怒地冲进办公室。“那个王八蛋”，张大寺说，“他跟所有家长说，能学物理的都去学物理，物理容易出成绩。他这么说，那我们还教什么？”他把矛头指向杨千秋，“你说，他是不是王八蛋？”

杨千秋“啊”了一声糊弄过去。

张大寺骂骂咧咧地出去后，杨千秋更焦灼了。一会儿家长们进班级之后，就会去找各科老师交流。本来历史科目就不受重视，这下好了，更没有人会来找她了。其他老师陆续进班了，不出意外马上就会被家长团团围住。杨千秋一个人待在办公室，一边打开课件假装很忙，一边在心里祈祷不要被领导发现。不断有家长走进办公室，杨千秋眼睛亮起来，很快又暗下去，都是来找其他老师的，杨千秋尽职尽责地为他们指路。

“千千”突然有人在办公室门口叫她，是和她关系不错的一个女生，“陈老师叫你到班里去和家长聊聊。”杨千秋只好起身和她出去，悄悄在心里演练着和家长的对话。

教室里分成了几拨人，班主任陈老师站在讲台上，家长们隔着讲桌把她围住，头都快伸到陈老师脸上了。英语老师和化学老师也被层层围困，找不到喝水的机会。家长们关心的问题很多：自家孩子平时表现怎么样？这次考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有哪些需要提高的？老师能给点选科建议吗……不管问什么问题，最后结尾往往都是“麻烦老师多关照我们家某某……”

大部分家长都比较有礼貌，但也有少部分家长有自己的做派。杨千秋听一位语文老师说过，她有一次和一位妈妈谈到某某学生考试作弊问题，这位妈妈生气地指责是老师把她女儿教坏了——“她以前从来不会作弊！”

面对形形色色的家长，老师们只能见招拆招，同时在心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杨千秋站在教室门口，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很坦然，面带微笑地扫视教室，但实际上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有些家长看到她了，但很快把头扭开，他们对这位穿着制服的年轻面孔并不感兴趣。身上制服是杨千秋刚入职时学校统一定制的，其中一套就是她身上的浅蓝色衬衫和西装裤。杨千秋第一次拥有了量体裁衣的制服，但因为太过合身而显得局促。她平时喜欢穿宽松T恤和拖地的肥大裤子，扎高高的马尾，别彩色的小夹子，学生会笑着问她：“千千你要去跳街舞吗？”她冲学生眨眼：“你们懂啥，这是时尚。”

但此刻她被制服包裹着，大四时染的紫色头发已经掉成了棕色，披在肩上，她觉得这样会显得成熟一些，以免再次被家长认成学生。

班主任陈老师终于看到她了，冲家长们嚷：“这位是咱们班的历史老师杨老师，大家可以多和老师交流交流。”杨千秋微笑着点头回应家长们的目光，可是没有人朝她走来，她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尴尬地走到隔壁班后门探头探脑，这也是她教的班。但这位班主任被家长们围得看不见她，她也不想上去自讨没趣，只能假装轻松地溜回办公室。

那天杨千秋是为数不多能按时下班的老师，她走在路上，发现一小截粉色粉笔不知什么时候嵌在了她的黑色皮鞋鞋底，她拍下来发在了社交平台上，写道：“越差的学校越会挤压文科的生存空间。”

这次，有65个人给她点赞。

第二天张大寺又冲进来，大声宣扬他刚和主任吵了一架，这下所有人都“啊”了起来。张大寺绘声绘色地还原事情经过：“我为了选科的事情去找他，好声好气地和他说要给历史留一些出路。谁知道他一个巴掌拍在桌上，“砰”的一声，怒吼说你是领导还是我是领导。给我都吓一跳。”

大家都围上去，张大寺叽里呱啦讲了一通，最后结论是：“暴君，简直就是暴君！”

张大寺在这所学校待了七年，是杨千秋所见唯一一个敢在办公室大骂领导还和领导吵架的人。他常常声讨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但转头又并不顾杨千秋这种新教师的死活，把一些不属于杨千秋的活都丢给她干，美其名曰是锻炼她。杨千秋常常在网上看职场新人法则，但依然不知道怎么拒绝有资历的同事，只能都应下来。

有一个周末杨千秋和另一位新教师在帮张大寺写材料，刷朋友圈看到张大寺在海滨公园玩，气得她俩把键盘敲得震天响。

第一次选科意向表提交结束，400名学生中只有70名选了历史。

杨千秋班上有一位男生，每次历史都考第一，而且是思维型而非苦读型的学生，其他文科成绩也很出众。杨千秋对这个苗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满心以为他会选历史，因此并没有问过他的意愿，直到看到意向表，才遭到了沉重的一击。

“学历史找不到工作啊。”苗子淡淡地对杨千秋说。

她一下子无话可说，她感觉自己好像一个例子被摆在了学生面前。她可以说出历史学的意义，文科的意义，但对于这个已经在考虑工作问题的孩子来说都太空泛了，她突然什么也不想说。

那天她在社交平台上又更新了一条动态：“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和我说不选历史因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很无助。”

这条动态收获了246个赞和107条评论。

有人评论“看到这条好难过，准高一，偏文科，数理化都很一般……特别是数化，但是我不想选文科，有二胎的普通家庭的大孩子需要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我不明白，这个3+2+1到底有什么意义，明明选择就在我们面前，可是文科的道路却比理科狭窄，那也叫公平的选择吗……没办法了我只能逼自己好好学理。如果真的不考虑未来，我只会选语英历地，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有人说“虽然但是，我是历史老师，还是建议我表弟选科别选历史，我当时一腔热血最后运气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是这个风险他没必要冒，虽然喜欢挺有用的但是热爱不一定要放在工作里放在闲暇时间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有人表示疑惑“当个兴趣爱好不好吗？干嘛无助”，另一个人替杨千秋回答“无助的是现在文科生真的找不到工作”。

其中最高赞的一条评论是“真的很爱文科，读史使人明智，地理学习山河万物，政治了解世界局势，但是文科真的可读的专业有限，就业难，很难过，爱好和现实有壁。我高中读的文科，很快乐，是那种哪怕拿不到分学习知识也很快乐的快乐，哪怕地理拿分点答不上来，对答案的时候也是‘wow原来这个设计还有这个作用，帮助治理水土流失/帮助农作物生长……好神奇’。现在快毕业只会焦虑未来，说爱文科别人当我神经病”。

后来，杨千秋和同事聊起来现在学生对就业的焦虑问题，回想她们读书的时候，好像没有想过以后的就业问题。学医药的妈妈从杨千秋小学开始就常和她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杨千秋向来不以为意。现在的孩子都这么有远见的吗？杨千秋疑惑，还是时代和环境变得太快了？虽然自己比她的学生不过大了六七岁，但这六七年的风云变幻大家有目共睹。又或者是和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关？杨千秋彻底想不出来了。

期末过后，学生们最终敲定了选科，选历史的有80人，分为两个班。按照学校的安排，杨千秋和张大寺各教一个班。

一想到下个学期就要进入高二，开始准备高考内容，还要和张大寺竞争，杨千秋就头疼。她知道张大寺并不待见她，在她面前说过“本来两个班都应该是我教”这种话。

因为如果一个老师只教一个班，那么课时量就达不到学校的要求，会被扣工资。张大寺觉得杨千秋把他的钱和成绩“抢走”了。

高二新学期开始，杨千秋拿到分班表，她的班级历史平均分比张大寺的班低了6分。班主任林老师很生气，愤愤地说这算什么“阳光分班”，毕竟班级总成绩都要算在班主任头上，学生的成绩就是老师的业绩。

不过杨千秋现在没时间管这个，她正在头疼要怎么上好高二的课。市教研院发了新通知，要求历史科目从高二开始复习，将六本书融合串联起来以专题进行讲解。她经验少，对高考内容接触不多，开了几次教研会后，才有了一些眉目，但也只能在教研组长统一发给他们的课件上反复琢磨。

没办法，她只好去请教张大寺。

张大寺之前教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北大历史系，这件事被他反复提起，不仅是老师们，学生们也都知道。但是“北大学子的名师”张大寺说：“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新要求，我们之前也不是这样教的，我也很头疼。”

“可是明天就要上课了……”

“明天上课前再看吧，当班主任忙死了，要不这个班主任给你来当，杨班主任……”

杨千秋赶紧摆摆手走掉了。

第一节课如预期一样，不太顺利。算是杨千秋“师傅”的张大寺在她上课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从后门闯入，抱着手听了十几分钟后扬长而去。

下课后，张大寺和杨千秋说，有几道高考真题她讲解得不够透彻。杨千秋提出想去听张大寺的课。听课对于新老师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更何况杨千秋是张大寺的“徒弟”，每个学期还要完成教务处规定的听课指标，上交听课记录。但是张大寺一口拒绝了，说他备课并不充分，“没什么好听的”。杨千秋只能坐下来继续备课。

杨千秋也请教过其他老师，不过老师们都分散在各栋楼，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忙，她不好意思经常去麻烦别人，就这样她摸索着上完了一节又一节课。40分钟的课，她常常花七八个小时备课，比去年加了更多的班，牺牲了更多周末时间。有时候一节课讲得详实充分，她眉飞色舞，学生们反应积极，突然间下课铃就响了，她就像完成了大工程一样快活。有时候一节课讲得磕磕绊绊，或者学生问了她不熟悉的问题，她都不敢直视学生们的眼睛，祈祷着赶紧下课。

虽然备课强度很大，但也有让她满意的地方。这个班级虽然基础不好，还有几个爱睡觉的，但是女生多，纪律好，记笔记认真，下了课一口一个“千千”或者“千秋姐”地叫。作业也交得比较齐，缺了也能尽快补上，她没再费心催过，哪天她没布置作业，还有学生来问。

说到作业，杨千秋又开始头疼了。起因是学校统一订的练习并不够用，老师需要出校本作业补充。按理说应该是张大寺和杨千秋统一准备，文印室统一印发。但是张大寺说他的班有几个重点苗子要额外费心，两个班教学进度也不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作业准备好了，也不印杨千秋班级的份。杨千秋只能自己另外准备作业。

但是文印室的老师不买账了。文印室要印的资料太多了，况且一般都是一个年级统一准备的，单独一个班的作业不能印，否则谁都来这里印东西，那不就乱套了。

“这是学校的规定。”“可是张老师的作业……”

“他手上有几个重点学生，不一样的。”

杨千秋垂头离开。她知道这是学校的规定，也知道张大寺和文印老师关系好。她之前常被张大寺使唤去文印室跑腿，不是往文印室送吃的，就是印一些“小灶作业”。

杨千秋只能另想办法，总不能让她的学生没作业吧。办公室有台小型打印机，虽然比较老了，但还能用，只是不能打印双面文件，原则上不允许印太多，因为废纸又废墨。所以杨千秋只能等其他老师都下班了，才开始打印。打印机吭哧吭哧往外吐作业，机身都开始发热，有时候还会卡纸，但总归是能完成任务。杨千秋再把作业往课代表桌上一放，大摇大摆地离开。

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A4纸和碳墨用得特别快，每当有老师嘀咕“怎么又没墨了”，她就心虚地跳起来说“我去领我去领”，其他老师还夸“小杨真勤快呐”。毕竟领纸领墨这种要爬楼的跑腿活，一般也就只有新老师愿意干了。

第一次月考结果出来了，杨千秋班级的平均分比张大寺班级的低了四分，班级进步率45%，她自己还挺满意的，怎么说也比入学成绩好了，但是和张大寺班级的差距摆在那里，她无法忽视。

期中考试前的一个周末，杨千秋在学校准备下周的公开课。学校要求青年教师每个学期都要开2—3次公开课，由组内所有老师听课并评分。杨千秋的上一次公开课被组长评价为“主线不清晰”“平淡”，因此这一次她格外紧张，她不想被认为是组内教得最差的老师。

但周日晚上回到家后，杨千秋却病了，不得不请假。同事告诉她，请假一天需要主任审批，请假三天以上则需提交给副校长审批。从小怕老师的杨千秋现在同样怕领导，她选择向官小的主任请假——想请假多天的话，就只能每天提交请假申请“续假”了。请到第四天的时候，主任派年级长打电话询问病情：“小杨，怎么样了……怎么病了这么久……医生怎么说……这个药药效比较轻啊……要是能上课就坚持一下……”杨千秋有点无措，但最终杨千秋还是硬着头皮拿着诊断书请了五天假。她知道领导不喜欢老师请假，她也理解教师岗位的特殊性。

想起去年堂姐远嫁，离家千里，在事业单位或国企工作的亲人都请假去玩了几天。家里人也叫她请假，她说“怎么可能”。这学期开学前，一位和杨千秋同年毕业入职的老师因为做手术需要请假一个月，人事处表示长假需要线下审批，是杨千秋去帮她跑的流程，从年级长跑到主任再跑到副校长，杨千秋能看得出来领导的不满。果然这位老师返校后就被约谈了。领导用另一位女老师举例，说她做手术一个星期后就回校工作了。“每个人身体情况又不一样！”这位老师委屈地对杨千秋说。

周一返校上课后，杨千秋才知道在她请假的一周里，并没有老师给她代课。好在距离期中考还有时间，她还能够把进度赶上。她不奢求期中考能有多大进步，稳定就行，但成绩出来后，这次她的班级平均分比张大寺班级的低了五分，不过仍然达到了48%的班级进步率。杨千秋还没来得及发愁，年级组长就把她叫过去了。

“你上次请假太久了，主任很不满意，说这个杨千秋怎么病还没好。”

杨千秋小声说是因为还没有痊愈。

“可是很多老师都能带病上班，年轻人不要那么脆弱。”

杨千秋不说话了。

“你们班这次比张老师的班还是差了五分，月考也差不多，你要想办法怎么把这个成绩提上去……”

“但是两个班的分班成绩就差了六分……”杨千秋忍不住说。

“领导会看你的分班成绩吗？校长会看吗？家长会看吗？领导要的是结果，你看看这个差距！”或许是看杨千秋表情变了，年级长缓和了语气，“你可能不知道，张大寺有多想教两个班，有多想把你挤出去。分班的时候他找了所有中层领导，一直给领导打电话，说你教不好，领导都烦死了。是主任看中你的潜力，坚持让你带一个班，想让你和张大寺分庭抗礼。”

杨千秋懵了。她猛地想起开学前被主任叫去谈话，第一句话就是“有老师反映你专业能力不行……”她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谁会在背后说她坏话，她觉得历史组的老师应该都是团结的伙伴，最后她认为是主任编了一句话诓她的。

她又想到更早之前，高一刚开学时，学校分给张大寺和杨千秋各一个重点班。可到正式上课前一天，她才接到通知，两个重点班都归张大寺，她只教平行班。杨千秋觉得可惜，老师们都知道，重点班的学生成绩更好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学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学习，学习习惯更好，这对老师来说会更轻松愉快。当时刚毕业的杨千秋倒没细想。现在回想起来，原来张大寺这么早就在背后搞小动作了。

杨千秋脑子飞快转动，心乱如麻，但年级长还在喋喋不休，“你知道私立学校是优胜劣汰的，你高二教不好你就上不了高三……你看这两年的环境，去年学校还辞退了几个有十多年经验的老教师……”

杨千秋已经不知道脑子里该想哪件事了，咬着嘴唇使劲睁大眼睛，但眼泪还是不断流了下来。

她擅长给自己施压，觉得孩子们的一部分未来都在她肩上，又怕孩子们嫌弃她年轻所以拼命努力。她也做惯了好学生，以为学习就是自觉者的游戏，突然有一天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明目张胆地睡觉、把化妆品藏在抽屉里、常常因为溜去打球而迟到、在本子上写老师坏话还到处传阅……她觉得比起大学时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论文，教高中生的工作在体力上更轻松一点，但性格各异的学生、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各种无意义的事情都让她心力交瘁。

看她哭成这样，年级长以“多花点时间，不要怕加班”为结尾匆匆结束了对话。杨千秋红着眼回到办公室，看到坐在工位上鼓捣手机的张大寺。他最近沉迷于给自己班上的学生拍视频，还让杨千秋教他剪辑。杨千秋恨不得一口呸在这个虚伪小人脸上：我再也不会相信这里的任何人了。

除了历史班的课，杨千秋还要负责五个物理班的历史学业水平考试。

学考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把高一学过的重要内容背下来就行。可是杨千秋还需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帮他们讲解梳理知识点，因为很多学生高一的时候没对历史上心，缺乏基本的史实框架，甚至以为1978年还在抗战。当然，有些学生也并不在意三个月后的学考，跑来对杨千秋说：“老师，你别管我了，我以后补考就行了。”但是在学校“全员通过”的要求下，杨千秋还是兢兢业业地给他们讲最基础的知识点，一份一份手改试卷，也习惯了这些物理生在她的课上睡觉、写其他作业、对她翻白眼的情况。她觉得自己像在打地鼠，这边揪起来两个讲话的，那边又开始看小说了，每一节课都上蹿下跳，没法安生待在讲台上。

尽管努力了这么久，学考前的周末还是给一批可能不通过的“危险分子”恶补了两天。把学生都送进考场后，杨千秋疲惫地想：爱谁谁吧。

期末要到了，杨千秋专心于历史班的教学。但有些学生开始懈怠了，交作业的情况明显不如之前，她要盯得更紧了。每周两次的备课会议照常举行，高二年级历史组只有她和张大寺，每次开会两个人都是各干各的，说不上几句话，但还是要拍照发到群里，装模作样写几句备课心得。杨千秋不再求教于张大寺，也不去他班里听课，她从心底鄙夷这个人，但还是被迫承担着张大寺丢给她的活。

出成绩的那两天，杨千秋焦虑得睡不着，但期末成绩还是让她失望了，平均分比张大寺的班级低了4.5分，但好在进步率达到了50%，这让她心里稍稍有点安慰。这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杨千秋给学生们放了一集宋代的电视剧，顺带讲些宋代科举和文化。她早就想这么干了，现在才有机会。下课之后，虽然还没到下班时间，但杨千秋等不了了，拔掉电源离开。

学生看到她背着包，羡慕地说：“老师你这就放假啦？”

她狡黠地笑：“寒假快乐！”

二十天后，杨千秋回到了学校，比其他老师提前了两天，因为她是来办离职手续的。寒假的时候她想了又想，工作这一年半发生太多事情了，她甚至在学校受到过性骚扰，因为心理的问题而不得不去医院开药。她实在是厌恶这样的一个环境，厌恶恶性竞争，加上下个学期开始，由于选历史的学生太少了，课时量不够，她每个月会被扣近两千元的课时费，经济加职场的双重压力之下，杨千秋彻底坚持不下去了，瞒着父母办了离职，准备去另一个城市休息一段时间。

她知道，父母不会支持她辞职的决定。

这个年她过得分外煎熬，第一次体会到了所谓成年人的压力。

杨千秋有三个堂姐，都从985本硕毕业，有一份事业单位或国企的稳定工作，领着不错的薪水。家里人要么让她继续读研，要么催她赶紧考公。杨千秋是家里最小的妹妹，高中成绩虽不出挑倒也稳定，如愿进入了一所北京的985。按照她妈妈的想法，她也应该继续读研，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但是杨千秋的大学四年过得特别辛苦。她被调剂到历史学后，对这个专业实在说不上有多么热爱，参加本校的文学院转专业考试，但是失败了。她只能一边修读文学院的双学位，一边垂头丧气地在历史学这条路上走下去。历史太难懂了，课业压力太大了，她好像不会读书了。班主任在每一次班会中督促大家多做研究，要写出很好的论文参加比赛并拿奖，她一边说这是一种“精英的思想”，一边不可抑制地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其他同学都在卷综测卷绩点的时候，她迷迷糊糊，晕头转向。

有一次，杨千秋和妈妈说“我不想读书了。”妈妈既震惊又失望的表情让她至今印象深刻：“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后来，她跨专业考研失败，因为双学位课程繁重也没有实习经历，因为害怕“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而不想考公，看着其他同学都尘埃落定，她匆忙地找了一份专业对口、薪水也不错的私立高中教师工作，这才拥有了短暂的安心，开始认真准备毕业论文。

她拜托了一位年轻的世界史副教授做她的毕业论文导师，因为私心里觉得年轻教授更负责。但这位莫教授的负责程度出乎她的意料——不仅论文改了十稿，还给她推荐了海外的研究生项目，建议她出国读研，这让她心里的火焰又燃烧起来。

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杨千秋得到了出乎意料的评价。一位教授说很意外这是本科生的论文，这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理性而动人”。一位教授询问了她毕业后的去处，对她没有继续读研表示可惜。杨千秋几乎要哭出来，这是她大学四年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认可，太贵重了，她在心里反复掂量。

“要是早点遇到莫教授该多好。”她又失落地想。

杨千秋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毕业，去到新的城市工作，又在一年半后辞职，历史专业毕业的她，还不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

辞职一个月后，前同事给杨千秋发来消息：“学考全部通过了，张大寺在群里洋洋自得，明明有一半你的功劳好吧，小人嘴脸！”

两千块奖金领不到咯，杨千秋躺着伸了个懒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Lynn    实习 | 赫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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