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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羞耻
——日本耻文化的当代表现及解读
一
\耻文化的提出/
耻文化一词由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首次提出，用于指代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具体表现为重视他人的情感和个人的体面。与“耻文化”相对，本尼迪克特将"罪文化"定义为强调自我具有内在愧疚感的文化行为模式，作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典型特征。《菊与刀》在日本出版后，迅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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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时期，日本学界对于耻文化基本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以批判为主。孙志鹏在《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一文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的代表观点。川岛武宜、南博以及有贺喜左卫门等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结论仅仅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日本文献（明治中后期以后为主），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天皇制度下阶级社会中的日本人的生存状态，对了解如今的日本人来说已然不合时宜。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提出，本尼迪克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加批判地使用材料，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混为一谈，在其论述中缺乏历史考证等方法，结论不令人信服。和辻哲郎就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将军国主义日本的观念等同于全体日本人的共同观念，这样不加区分的讨论显然是不妥当的。柳田国男也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提出，耻文化仅仅适用于武士阶级，一般的日本人更倾向于使用“罪”字，而“义理”也并非日本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
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耻文化的问题意识呈现出一种转向，日本学界开始借耻文化对自身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并试图发掘包括耻文化、纵向社会、集团主义等概念在日本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七十年代，随着德里达、拉康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的作品译介到日本，羞耻、社交恐惧等病症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耻文化的关注引申到广义的心理研究中。
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对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研究就是充分运用其历史资源对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加以解释的过程，典型的研究还能够以高度凝练和概括性的词语总结其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超历史性”，即尝试提出一种文化内在的原型。《菊与刀》固然存在观察视角和历史材料等限制，但其中提出的诸如“耻文化”、“集团主义”等概念，至今仍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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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当脱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在进入现代文明并构建起民主秩序的日本社会中，耻文化是否仍然对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乃至于思维方式具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在现实社会中以什么方式留有痕迹？基于上述的问题背景，在承认耻文化至今仍是日本社会的重要概念之一的前提之下，本文对耻文化所以产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解释——羞耻的根本在于被看到，即被凝视——并将之概括为“凝视-羞耻”模式。最后，本文将通过分析日本的神话书写、民俗传统以及生活习惯证实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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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凝视作为羞耻感的根源 /
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在不同种类的耻感，其中，与“凝视”相关的耻感最为常见。这样一种被人“看见”做某事的尴尬感是绝大多数人都有所经历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认为人们的尴尬感来自于“做事”行为本身具有的羞耻性质，比如打破社会规范或公共秩序等场合，然而实际上，尴尬的本质在于被看到。换而言之，正是“凝视”激发了人们心中的羞耻感，为原本不会引发情绪的行为赋予了羞耻性。
在文化研究中，“凝视”已经被赋予了超出行为本身的丰富的文化意涵。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的全景式监狱，以及这一凝视背后的知识—权利话语。在福柯观点的基础上，爱德华·萨义德将权力与凝视的结构运用到文化与文化之间，成为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其核心问题即在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自我和他者意识。通过将其他文化塑造成为他者，东方主义完成了优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凝视”的解构。在性别学领域中，来自男性的“凝视”作为物化女性的开端，同样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借此深刻分析了父权制产生的心理机制。而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凝视作为将自我和他者直接关系的行为，同样受到重视。拉康的话语中，“凝视”进一步上升到对自我本质的怀疑，在他的语境之下，“凝视”已经脱离了“观”的动作，而成为主体想象和存在的活动。在拉康看来，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羞耻已死”的时代，也即是说，是一个导致人们产生羞耻的情绪的“他者”逐渐弱化的时代。
通过追述“凝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几种代表性解读，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视觉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超越行为动作本身的深层意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羞耻本质上是个体的心理活动，而“凝视”的对象则不仅是个体，还被运用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群体乃至于文化之上，本文选取并分析的事例以“个体对个体”的凝视为主，在这种凝视中引发的心理机制被归纳为“凝视-羞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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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凝视-羞耻”现象与解读 /
1
神话书写：《古事记》
回到日本的语境中，由于凝视而引发羞耻的表现早已在《古事记》中展现端倪。伊耶那美命与丈夫伊耶那岐命决裂的起因正是源于“凝视”。据神代卷章一第四节黄泉之国的文本，伊耶那岐命思念因难产去世的妻子，便来到黄泉之国，请伊耶那美命一同回去。伊耶那美命因为已经吃了黄泉之国的食物无法直接离开，便让丈夫等待，并嘱咐他“切勿窥看”。因长时间等待而焦躁的伊耶那岐命却违反了诺言，持蜡烛进入殿内，看见了妻子此刻的模样。暴怒的伊耶那美命认为丈夫的窥视使得自己出丑，追杀丈夫，两位古神由此决裂。
暴怒实际上是羞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黄泉之国》故事展示了一种典型的凝视行为，即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对他人的窥视，被窥视者会感到不安和尴尬，在女神伊耶那美命身上体现为愤怒，并成为她与伊耶那岐命反目成仇的直接原因。这一收录在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其寓指不可谓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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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俗传统：对视游戏
日本有一种叫“对视”「にらめっこ」的游戏，即两个人面对面，盯着对方的脸，尤其是眼睛。现在的“对视”游戏中，常见的游戏方式是故意做出滑稽的表情，从而使得对方发笑。事实上，早在镰仓室町时期（1333-1568）这种游戏就已经出现，被称为「目比べ」或「目勝」。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游戏方式仅仅是用眼睛看对方一眼，首先挪开视线的人便成为输家。获胜者并非做出滑稽的表情或行为引得对方发笑，而是在双方目光接触时没有率先从对方身上移开目光。这种游戏规则的实际上基于一种“被他者看到是一种尴尬的心理体验”的预设。由此，便能自然而然引申出结论，看与被看的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柳田国男对这种游戏有如下评价，“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朋友中的人来说，与第一次见面的人对视是需要勇气的。哪怕双方都有认识彼此的意愿，总有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成为被注视的人……通常情况下，群体的力量会大于个人，当面对一群人的时候，有时也会有心智强大的人能够做到直视对方的眼睛。这种勇气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或刻意练习来培养，因此古人称其为「目勝」，并将其作为一项比赛。这也就是今天的对视游戏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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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常习惯：客房文化
柳田认为，观看与认知之间具有深层联系，这也与人际关系的力量高度相关。如果想避免与人冲突，首先需要避免目光接触。日本的许多生活用具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发明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足利义政所建的银阁寺书斋的客房文化「床の間文化」。进入银阁寺后，客人将被带入客房与主人会面，房间里往往挂有挂画，并装饰着插花。这些设施可以在主人和客人会面之时遮挡彼此的目光，使得双方可以在目光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完成会面。这种情形下，挂画和插花就成为了目光的着落点，如果没有这些物件，漂浮在空中、无所依附的目光同样会引起人们不安、尴尬等情绪。这也就是「目のやり場に困る」一语所表达的意思。
如何处理狭小空间内部的凝视问题在当今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所体现。如今，住宅的客厅中几乎都备有一台电视机，在家庭聚会时，电视机的存在甚至可以使得住在同一个家中的人们都不看向彼此。而前文所提到的书斋至今仍是日本建筑中典型的书院式建筑，客房文化被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如何处理空间视线问题的一个实用范例。更日常的例子还体现在日本青年男女喜欢选择电影院作为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因为有足够的安全感。只要在看电影，约会对象就不会看向彼此，而所看的电影也不会盯着观众看，这就在双重意义上带来了安全感。以及在会见不同身份的人物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往往先行低头，避免与对方的视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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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客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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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耻文化的当代内涵 /
综上所述，本文在承认耻文化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仍具有代表性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日本的神话书写、民俗传统以及日常习惯三方面中所体现出的由凝视引发的羞耻现象，将耻文化归结为“凝视-羞耻”的心理机制并提供合理的论述。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或许可以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超历史”的特性，而这也一定程度上与诸如柳田国男等民俗学家以及丸山真男等政治思想家的研究思路相吻合。丸山后期提倡日本文化传统中存在一种“执拗的低音”，他将之归纳为“古层说”。而在人类学、宗教学中亦常见到对“原型”的找寻，弗雷泽的《金枝》中对神话的研究即是其典型代表之一。这种思路在精神分析学派中亦有所论及，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这些理论被进一步推广运用至文艺批评中，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弗莱致力于探寻各种原型之间的文学关系，通过相互关联的因素达到对文学总体轮廓的把握。对耻文化的解读无非也是一种追溯，即在当代社会的实存之中，找寻其历史的痕迹乃至于无痕迹。文本所提供的只是耻文化单独事一例，并不足以概括日本文化的全部特性，如要对日本传统文化形成更全面、深入的认知，还需要对既有概念的更多阐释，以及从现象中对概念的不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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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柳⽥國男（1993）『明治⼤正史 世相篇 新装版』、東京：講談社学術⽂庫。
[2] 安万侣：《古事记》，周作⼈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 孙志鹏.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93-98.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1.03.023.
[4] 汤拥华.福柯还是拉康：一个有关凝视的考察[J].文艺研究,2020(12):5-19.
本文根据日本文化概论课程报告写成，作者为南开大学日语系2020级本科生万沛涵（2010058）。
凝视，羞耻
——日本耻文化的当代表现及解读
一
\耻文化的提出/
耻文化一词由美国人类学家R.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首次提出，用于指代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具体表现为重视他人的情感和个人的体面。与“耻文化”相对，本尼迪克特将"罪文化"定义为强调自我具有内在愧疚感的文化行为模式，作为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典型特征。《菊与刀》在日本出版后，迅速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和讨论。
战后时期，日本学界对于耻文化基本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以批判为主。孙志鹏在《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一文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的代表观点。川岛武宜、南博以及有贺喜左卫门等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结论仅仅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日本文献（明治中后期以后为主），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天皇制度下阶级社会中的日本人的生存状态，对了解如今的日本人来说已然不合时宜。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提出，本尼迪克特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加批判地使用材料，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混为一谈，在其论述中缺乏历史考证等方法，结论不令人信服。和辻哲郎就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本尼迪克特将军国主义日本的观念等同于全体日本人的共同观念，这样不加区分的讨论显然是不妥当的。柳田国男也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提出，耻文化仅仅适用于武士阶级，一般的日本人更倾向于使用“罪”字，而“义理”也并非日本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
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耻文化的问题意识呈现出一种转向，日本学界开始借耻文化对自身文明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并试图发掘包括耻文化、纵向社会、集团主义等概念在日本文化中的积极作用。七十年代，随着德里达、拉康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的作品译介到日本，羞耻、社交恐惧等病症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受到关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耻文化的关注引申到广义的心理研究中。
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对于某一地域的文化研究就是充分运用其历史资源对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模式加以解释的过程，典型的研究还能够以高度凝练和概括性的词语总结其结论，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具有“超历史性”，即尝试提出一种文化内在的原型。《菊与刀》固然存在观察视角和历史材料等限制，但其中提出的诸如“耻文化”、“集团主义”等概念，至今仍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提出的问题是，当脱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在进入现代文明并构建起民主秩序的日本社会中，耻文化是否仍然对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乃至于思维方式具有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在现实社会中以什么方式留有痕迹？基于上述的问题背景，在承认耻文化至今仍是日本社会的重要概念之一的前提之下，本文对耻文化所以产生的心理机制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解释——羞耻的根本在于被看到，即被凝视——并将之概括为“凝视-羞耻”模式。最后，本文将通过分析日本的神话书写、民俗传统以及生活习惯证实这一观点。
二
\ 凝视作为羞耻感的根源 /
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在不同种类的耻感，其中，与“凝视”相关的耻感最为常见。这样一种被人“看见”做某事的尴尬感是绝大多数人都有所经历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认为人们的尴尬感来自于“做事”行为本身具有的羞耻性质，比如打破社会规范或公共秩序等场合，然而实际上，尴尬的本质在于被看到。换而言之，正是“凝视”激发了人们心中的羞耻感，为原本不会引发情绪的行为赋予了羞耻性。
在文化研究中，“凝视”已经被赋予了超出行为本身的丰富的文化意涵。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的全景式监狱，以及这一凝视背后的知识—权利话语。在福柯观点的基础上，爱德华·萨义德将权力与凝视的结构运用到文化与文化之间，成为东方学的研究方法，其核心问题即在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时所产生的自我和他者意识。通过将其他文化塑造成为他者，东方主义完成了优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凝视”的解构。在性别学领域中，来自男性的“凝视”作为物化女性的开端，同样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借此深刻分析了父权制产生的心理机制。而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凝视作为将自我和他者直接关系的行为，同样受到重视。拉康的话语中，“凝视”进一步上升到对自我本质的怀疑，在他的语境之下，“凝视”已经脱离了“观”的动作，而成为主体想象和存在的活动。在拉康看来，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羞耻已死”的时代，也即是说，是一个导致人们产生羞耻的情绪的“他者”逐渐弱化的时代。
通过追述“凝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几种代表性解读，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视觉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超越行为动作本身的深层意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羞耻本质上是个体的心理活动，而“凝视”的对象则不仅是个体，还被运用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群体乃至于文化之上，本文选取并分析的事例以“个体对个体”的凝视为主，在这种凝视中引发的心理机制被归纳为“凝视-羞耻”模式。
三
\“凝视-羞耻”现象与解读 /
1
神话书写：《古事记》
回到日本的语境中，由于凝视而引发羞耻的表现早已在《古事记》中展现端倪。伊耶那美命与丈夫伊耶那岐命决裂的起因正是源于“凝视”。据神代卷章一第四节黄泉之国的文本，伊耶那岐命思念因难产去世的妻子，便来到黄泉之国，请伊耶那美命一同回去。伊耶那美命因为已经吃了黄泉之国的食物无法直接离开，便让丈夫等待，并嘱咐他“切勿窥看”。因长时间等待而焦躁的伊耶那岐命却违反了诺言，持蜡烛进入殿内，看见了妻子此刻的模样。暴怒的伊耶那美命认为丈夫的窥视使得自己出丑，追杀丈夫，两位古神由此决裂。
暴怒实际上是羞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黄泉之国》故事展示了一种典型的凝视行为，即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对他人的窥视，被窥视者会感到不安和尴尬，在女神伊耶那美命身上体现为愤怒，并成为她与伊耶那岐命反目成仇的直接原因。这一收录在日本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其寓指不可谓不深远。
2
民俗传统：对视游戏
日本有一种叫“对视”「にらめっこ」的游戏，即两个人面对面，盯着对方的脸，尤其是眼睛。现在的“对视”游戏中，常见的游戏方式是故意做出滑稽的表情，从而使得对方发笑。事实上，早在镰仓室町时期（1333-1568）这种游戏就已经出现，被称为「目比べ」或「目勝」。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游戏方式仅仅是用眼睛看对方一眼，首先挪开视线的人便成为输家。获胜者并非做出滑稽的表情或行为引得对方发笑，而是在双方目光接触时没有率先从对方身上移开目光。这种游戏规则的实际上基于一种“被他者看到是一种尴尬的心理体验”的预设。由此，便能自然而然引申出结论，看与被看的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柳田国男对这种游戏有如下评价，“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朋友中的人来说，与第一次见面的人对视是需要勇气的。哪怕双方都有认识彼此的意愿，总有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成为被注视的人……通常情况下，群体的力量会大于个人，当面对一群人的时候，有时也会有心智强大的人能够做到直视对方的眼睛。这种勇气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或刻意练习来培养，因此古人称其为「目勝」，并将其作为一项比赛。这也就是今天的对视游戏的起源。”
3
日常习惯：客房文化
柳田认为，观看与认知之间具有深层联系，这也与人际关系的力量高度相关。如果想避免与人冲突，首先需要避免目光接触。日本的许多生活用具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发明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足利义政所建的银阁寺书斋的客房文化「床の間文化」。进入银阁寺后，客人将被带入客房与主人会面，房间里往往挂有挂画，并装饰着插花。这些设施可以在主人和客人会面之时遮挡彼此的目光，使得双方可以在目光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完成会面。这种情形下，挂画和插花就成为了目光的着落点，如果没有这些物件，漂浮在空中、无所依附的目光同样会引起人们不安、尴尬等情绪。这也就是「目のやり場に困る」一语所表达的意思。
如何处理狭小空间内部的凝视问题在当今日常生活中同样有所体现。如今，住宅的客厅中几乎都备有一台电视机，在家庭聚会时，电视机的存在甚至可以使得住在同一个家中的人们都不看向彼此。而前文所提到的书斋至今仍是日本建筑中典型的书院式建筑，客房文化被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如何处理空间视线问题的一个实用范例。更日常的例子还体现在日本青年男女喜欢选择电影院作为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因为有足够的安全感。只要在看电影，约会对象就不会看向彼此，而所看的电影也不会盯着观众看，这就在双重意义上带来了安全感。以及在会见不同身份的人物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往往先行低头，避免与对方的视线接触。
日本的客房文化
四
\耻文化的当代内涵 /
综上所述，本文在承认耻文化在当代日本社会中仍具有代表性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日本的神话书写、民俗传统以及日常习惯三方面中所体现出的由凝视引发的羞耻现象，将耻文化归结为“凝视-羞耻”的心理机制并提供合理的论述。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对文化现象的解读或许可以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上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超历史”的特性，而这也一定程度上与诸如柳田国男等民俗学家以及丸山真男等政治思想家的研究思路相吻合。丸山后期提倡日本文化传统中存在一种“执拗的低音”，他将之归纳为“古层说”。而在人类学、宗教学中亦常见到对“原型”的找寻，弗雷泽的《金枝》中对神话的研究即是其典型代表之一。这种思路在精神分析学派中亦有所论及，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这些理论被进一步推广运用至文艺批评中，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弗莱致力于探寻各种原型之间的文学关系，通过相互关联的因素达到对文学总体轮廓的把握。对耻文化的解读无非也是一种追溯，即在当代社会的实存之中，找寻其历史的痕迹乃至于无痕迹。文本所提供的只是耻文化单独事一例，并不足以概括日本文化的全部特性，如要对日本传统文化形成更全面、深入的认知，还需要对既有概念的更多阐释，以及从现象中对概念的不断发现。
参考文献
[1] 柳⽥國男（1993）『明治⼤正史 世相篇 新装版』、東京：講談社学術⽂庫。
[2] 安万侣：《古事记》，周作⼈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 孙志鹏.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93-98.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1.03.023.
[4] 汤拥华.福柯还是拉康：一个有关凝视的考察[J].文艺研究,2020(12):5-19.
本文根据日本文化概论课程报告写成，作者为南开大学日语系2020级本科生万沛涵（2010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