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来源：活字文化
——吴越
2013年12月13日，吴越（右）访谈韩江（陈蕾/摄影）
作者：吴越
本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24年第42期
《必须写下我们：被写作改变的人生》，吴越 著，活字文化 策划，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2023年6月
韩江（陈蕾/摄影）
韩江部分作品中译本
出品：香港 亚洲周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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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花：韩国当代文学印象
作者：吴越
2013年底，上海，在一个中韩女作家交流的场合，我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一位女主管交谈时，轻微感叹：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可为什么在中国几乎看不到现当代韩国小说？她上了心，回去便发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韩国走一趟。我回邮件说：韩国作家中，我只知道诗人高银，如果能采访到他，我就来。高银之外，还想采访的人选有：七〇后、八〇后代表作家、影视编剧、能够为我梳理韩国文学史的学者。
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
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1得主、作家韩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十届文学村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
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与沪上几家媒体同行一起在这座城市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时，这座汉江边的城市改“汉城”之名为“首尔”还没多久，我感觉它处于某个转换过程之中，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是若无其事的轻快与极尽鲜妍的华丽。就像大韩航空的主题颜色，一种明度与纯度都很高的天蓝色，特立独行，见之难忘。与浓烈、传统的国旗色相比，这种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马卡龙色”仿佛喻示着当代韩国人渴望卸下历史包袱的心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抵达的当天深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我蜷在被子里赶读一本名叫《玄鹿》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韩国文学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读着读着，我所处的小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冬天冻土下的洞穴。
《玄鹿》有两个主题：关于“玄鹿”的传说及一个叫“鸢谷”的山村故事。
传说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岩石缝里的幻想动物。它用角照明，靠锐利的牙齿啃食岩石而活命。它的梦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阳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齿做担保去看阳光的瞬间化成一汪泪水。
“鸢谷”是一个冬天放的纸鸢最终飞落的山村。那个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飞落的纸鸢放火烧掉时开始的。
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出生于江源道的鸢谷矿工之女义仙，丧失了部分记忆，美丽而言行出人意表，总是无缘无故出走，像一棵无根无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义仙的杂志社女记者仁英；仁英的学弟，爱着义仙的明润；仁英的采访对象，主要拍摄煤矿照片的摄影家张宗旭。在寻找突然出走的义仙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串成了一根线，循着掩埋的悬念而去，却落入各自的深渊，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创伤......
回过头去看，记住了小说家的名字：韩江。
《玄鹿》是韩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显露出了作家的文学气质：飘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结实。它使我窥见了韩国文学的残酷、美丽与幽深，恍如一朵缓缓张开的花。
在深夜的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城市，我意识到，韩国人无法彻底“减负”。他们将痛苦与沉重埋藏在表层之下，埋藏在文学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寻找光明。”
两天后，当我在江南区一家洒满清晨阳光的咖啡馆里与韩江对坐而谈，她莞尔一笑。这位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条挺拔，脱下浅色西装后，便是一身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圆环套圆环造型的时尚手表，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柔和，有点小女生的羞涩和迷糊，笑起来，鼻梁微皱，配着过耳的直发垂下遮住半边脸庞，格外青春可爱。
与外表不相称的是她孤身前往历史深处溯游的强韧。
1980年1月，韩江一家从光州搬到首尔（当时叫汉城），恰恰与当年5月爆发的“光州事件”擦身而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迟至的正面相逢，因为，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寻着那桩与童年故地紧密相连的悲剧，也思考着人类是否能够彻底放弃暴力。这股回潮的冲动，既给她带来写作的动力，又不断制造着困难。
彼时，韩江正沉浸于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的创作（这部小说后来获得2014年韩国万海文学奖）。与我的见面，也像是一头玄鹿钻出地下来晒晒太阳。
吴越：你是如何登上文坛的？
韩江：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独裁和军部统治结束的时期，从那时开始，在韩国文学界，讲宏观的、社会性的作品没有市场了，作家和读者都更注重探索内心的、个人的东西。1993年我发表《红锚》登上文坛，算是从“作家揭露社会”的强迫症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代作家。当时出了不少年轻作家。
吴越：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韩江：我当时正在补习班里复读呢，窗子旁边在传递圣火。我当时心情可想而知是不好的。
吴越：你的父亲也是一位作家，你如何看待文二代的身份？
韩江：我开始发表作品时只有二十多岁，当时很不愿意别人说我是谁的女儿。我自己更是能不提就不提。现在我从事创作也有二十多年了，能够坦然道出自己是谁，父亲是谁了。这是一件很有感情、很有人情味、很棒的事实。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父亲是一位作家，我因此得以在小时候就看了很多的书，拿到什么书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看书是我童年唯一的乐趣。
吴越：你如何看待父辈们、上一代作家的作品？
韩江：可以说两代人写的小说完全不一样。主题不重合，类型也不一致，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不过我并没有刻意区分作家的代际，因为我觉得只要是和国内作家在一起写作，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吴越：《玄鹿》之美丽和伤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个传说是韩国本土的吗？
韩江：这个故事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我最初看到它是从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想象中的动物》这本书中。书中写到这只鹿为了想要从地下来到地上，见到阳光，就向人们交出了它的蹄子和牙齿，保证不会伤害人，但是它一来到地上，就融化了。化了之后变为一摊泪水，这是我加上去的。二十多岁时，我读到了这个故事，二十五岁时，我想写一个煤矿题材的故事，当时就想要把这个传说放进去，二十八岁，写成了《玄鹿》。
吴越：评论家说你拯救了“故事”，你是怎样做到的？
韩江：我写《玄鹿》时也写到了煤矿生活，也写了人们的痛苦。我两个都想兼顾，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关于煤矿，但其实里面的人物义仙、仁英，还有后面的摄影家，他们生活在地下，想寻找光明。所以题目取为“玄鹿”，在韩国是黑鹿的意思。我们人本身就是玄鹿，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寻找光明。
吴越：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爱情关系？
韩江：男女爱情是人类的基本条件。男女之间也是可以存在友谊的，以平静的心态是可以保持友谊的。不过，我写小说并不是讨论爱情，而是讨论“人是什么”这个主题。人的感情是很复合的东西。我就是想要把复合的感情细腻地表现出来。这个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比较迫切的孤独、怜悯、情感，他们分享着彼此经历的不同。
吴越：你所探讨的“人是什么”这个主题，有没有心得和我们分享？
韩江：我的写作主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确实就是“人是什么”，现在我也不断在思考这个主题，每次写小说时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写《玄鹿》时我就想，人是什么，人就是和玄鹿一样的存在吗？我写第二个长篇《你那冰冷的手》时，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脸是什么？人的脸是不是假面，人是不是生活在假面中所以才会孤独。我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时，思考的是人能不能完全地去除暴力，能不能在去除暴力的状态下生存下去。我现在写第六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也是问这个问题。
吴越：怎么会想起来写《素食主义者》这样一个“妻子”的形象？
韩江：《素食主义者》的灵感来自韩国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我常常莫名地联想起这句话。在此之前，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植物妻子》，写到一个女人会逐渐变成植物，这是我至今为止最用心去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我重读自己的这篇小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一定要再好好写一下这个形象。于是，果真接下去写成了一个长篇《素食主义者》。
吴越：写长篇是证明自己还是内心真正的需要？
韩江：内心需要。我喜欢写长篇，一般每写一篇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的人生属于小说。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负担感。写第一部长篇《玄鹿》是比较困难的，搜集资料很辛苦，但也第一次学到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平衡的经验。写长篇的苦恼是在经济方面影响比较大。短篇一般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对生活没有影响，但是写长篇的时候，收入无着，最困难的是自己沉浸于其中，最后写完了还得出来，这个过程让人感觉到累。哪怕写到第六个长篇了，也还是一样，感觉每天的写作同时也是和生活在做斗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和人们沟通。我只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写作和生活。
吴越：你参加过爱荷华写作营，在各国作家交流时，你觉得自己代表了韩国文学的哪个方面？
布克奖创办于1968年，办奖目标在于提高公众对严肃小说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它的威望超过了英国大大小小的其他二百多个文学奖，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的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奖之一。获布克奖后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奈保尔、库切、爱丽丝·门罗、威廉·戈尔丁、纳丁·戈迪默等多位。布克奖作品中为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有《提堂》《少年Pi的奇幻漂流》《耻》《英国病人》《长日将尽》《辛德勒方舟》（改编成电影《辛德勒名单》）等。
布克国际文学奖是布克奖主办机构于2005年创立的一个文学奖，是布克奖的补充，旨在奖励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无论国别，全球所有以英语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的在世作家均有资格获得此奖。评选时考虑候选人的全部作品而不是某部作品，每两年评选一次，奖金六万英镑（约合五十九万元人民币）。
《北京晚报》版面 2016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