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120岁｜为什么“看校样看得我想自杀”

文生社成立于抗战全面爆发的前两年，接下来的十多年都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战火起，人命尚且不保，谁还关心书本啊！再加上整个经济体系遭到破坏，印刷设备越来越差，印书的纸张大大受限，书的发行和流通不能正常进行，物价上涨，读者的消费水平也在下降。诸如此类，可以说，搞出版，出书、编杂志，不是什么高尚的文化积累事业，而是沉重的负担。

巴金就曾描述过，他带着《文丛》杂志的纸型，在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逃出来，辗转各地，困难重重：

大亚湾的炮声就隆隆地响了。我每天去印局几次催送校样，回“家”连夜批改，结果也只能在10月19日的傍晚取到全部纸型。那时敌骑已经越过增城，警察也沿街高呼过“疏散人口”了。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就仓皇地离开广州。我除了简单的行李外，还带着本期《文丛》的纸型。二十一期《烽火》半月刊虽已全部排竣，可是它没有被制成纸型的幸运，便在21日广州市的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事。现在我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巴金：《写给读者[一]》，写于1938年11月25日，桂林）

他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曾忘记你们。”城市里除了“交通阻塞”“物资缺乏”外，还有无休止的敌机轰炸，这些常常让一个“平民”感到无能为力，为了让读者能有书读，“我们毕竟忍受了白眼、吞食了悲愤默默地尽力做去了”。这些恐怕都是今天坐在富丽堂皇的编辑大楼中，享受着数字技术印刷条件的编辑难以想象的。

在私人书信中，巴金多次讲到“印书难”，它形象地显示了一代出版人、文化人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1944年文生社桂林办事处曾有片纸不存的劫难：

我这半年生活过得不很安定，不过也没有吃苦。桂林的书店给烧光了，只抢出几十副纸型。我5月出来，只说过两月就回去，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在贵阳、在重庆都准备回去的事，可是等我把事情办好，正要动身时，那边已烧光了。现在只好在重庆住一个时候。这几个月我都住在书店，等蕴珍回来后我们多半会搬到沙坪坝去。我一时离不开重庆，除非桂林克复，因书店经这次桂林损失，元气大伤，需要大家苦干，至少干半年，才可以度（渡）过难关。要是桂林克复，我还得去那边找寻我个人和书店的一点劫后遗物。迟了恐怕就找不到什么了。……你介绍的两部稿子一时无法印，书的市场越来越小，印费越涨越高，书店在短时间内没有力量多印书了。过了明年春天再说吧。（巴金1944年12月14日致沈从文信）

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始末》一文中曾回忆道：“当时出版社除抢运出全部纸型外，所有存书连同办公用品、住房尽毁于8月的大火，损失惨重。”

条件受限，很多出版计划无法实施，或者难尽如人意。巴金在1942年6月4日给沈从文的信中就说过：“调孚久无信来，不知如何，不过稿子既已交去，他们当不会遗失，将来开明如不肯印，或故意拖延，我也有法应付。而且只要印刷问题解决，文化生活社也可以印这些书。《湖畔》又在重庆印过一版三千册，《昆明冬景》纸型已带到成都，即在这里印三千。纸张比桂林本还要坏，这是无法的事，在四川看见的土纸书，都是模模糊糊的东西。印刷纸张的问题不能解决，也只好把标准降低了。”

抗战胜利，新的战火又起，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巴金和他的同人们还在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小小的事业：“在上海印再版书较易，排书因排字工人缺乏，甚困难。”（巴金1945年12月12日致沙汀信）“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璧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权的，可说是没有。目前只有正中书局在大量印书，收稿。”（巴金1948年4月29日致沙汀信）这种情形，真如巴金1947年10月11日给杨苡信中的话：“出版界情形不好，印书渐渐变成了奢侈的事情。”

平常大家讲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讲“耐烦”，讲各种精神，真正落到实处又何其难也。巴金赞同沈从文“埋头做事”的主张，也在现实中身体力行。他曾经说过：“我很高兴为几个熟朋友印书，也希望因此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么。现在有许多人爱说个人努力是无用的，要等大家觉悟，但等来等去，连自己也糊涂了。说好话的人太多，而做好事的人太少。这是目前的一个不好现象。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我极赞成，也盼你认真做去。”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够做“奢侈的事情”，没有一点精神的支撑，真的不行。正如他在最艰难的时候表达的决心：“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物质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精神，正如刊物的停刊与撰稿人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灭。倘使这本小小的刊物能够送到诸君的手中，还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弟兄们的这样的嘱咐。”（巴金：《写给读者[二]》，写于1939年1月5日，桂林）巴金的出版实践也正证明了精神不可摧毁。

这些年来，对于出版家巴金的研究也时有成果，例如李济生的《巴金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孙晶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巴金与现代出版》《中国出版家·巴金》、张泽贤的《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1935—1949）》、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等专著，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然而编辑出版研究很特殊，除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外，其实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在图书的出版和传播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偏偏编辑工作的特点是在幕后。图书不会说话，作者也说得不多，编辑本人又不愿意贪功，在某种程度上，编辑的劳绩总是被淹没的。尽管巴金是文坛巨匠，关于他的各项研究早已颇为深入，然而，出版家巴金的研究也还是笼统的、泛泛而谈的多，具体的例证和细节比较缺乏。笔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想抓小放大，挖掘一些巴金编辑工作中的细事，从而也证明他在出版史上不凡的成就。

这份履历和成绩单难免有“众所周知”的成分，然而，还是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平民之声》。这次由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察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望着印机转动，注意地望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从印机上飞下来。我们兴奋得甚至忘了晚饭。（巴金：《小小的经验》，《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四百一十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这件事情发生在1922年的上半年，在这之前，巴金参与过《半月》《警群》两种小刊物的编辑工作，但是，《平民之声》算是巴金以主编的角色从事编辑工作的第一次。后来，他还担任过《平等》《时代前》等不少刊物的编辑工作。虽然这些不是文学刊物，但这些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靳以、郑振铎主编《文学季刊》时，巴金是参与具体工作的编委。其后在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中，一直有巴金风尘仆仆的身影。他与靳以、卞之琳、茅盾等人合作，编辑过不同的文学期刊，其中有《水星》、《文季月刊》、《文丛》、《烽火》（最初名为《呐喊》）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创刊，他与靳以再次联袂担任主编。靳以两年后去世，巴金在这个主编的岗位上，一直坚持到生命终结。这本素有“当代文学史简写本”之称的刊物至今仍在中国文坛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巴金的精神血脉传承至今。

巴金在出版上更广泛的影响，是他主持了两个出版社的编务，推出了众多中外文学精品，很多在今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闪光名字，至今仍为读者阅读和喜爱。这两个出版社就是文生社和平明社。从1935年至1955年，巴金受邀担任总编辑，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巴金主持文生社时，推出了多套大型丛书，在文坛颇有影响。其中，巴金直接主编的有兼有中西作品的“文化生活丛刊”四十九种；集合从鲁迅到汪曾祺三代八十六位新文学作家作品的“文学丛刊”，共十集一百六十种（一百六十一册）；以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为主的“译文丛书”（最初为黄源主编，后为巴金主编）六十种左右。这三套丛书规模宏大，也总有书目在重印，影响广泛。

另外，文生社还出版有很多颇有特色的小丛书。比如，巴金主编的“新师范类小说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学小丛刊”“烽火小丛书”“翻译小文库”等，靳以主编的“烽火文丛”，陆少懿、吴朗西编的“现代日本文学丛刊”，卞之琳编的“西窗小书”等。其中不乏名家名作，也有大量新人新作有序推出，显示了一个出版社的勃勃生机。1942年，巴金再度返川，5月在成都设立办事处，聘李济生主持。当时主持开明书店成都编译所的叶圣陶曾题词以贺：“艺林声誉良非虚，英华谁不识璠玙。共指文化生活社，巴金著作曹禺书。”

如果说，巴金主持的文生社的成绩有目共睹的话，那平明社的独特贡献至今仍估计不足。平明社最为突出的是推出“新译文丛刊”，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名著和苏俄现当代文学作品。该社是巴金的弟弟李采臣脱离文生社之后创办的，巴金担任总编辑，陆清源、康嗣群、汝龙等人参与工作。最初创办时计划很宏大，比如拟推出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全集或作品集，后来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出版的一些译作皆成名译。比如，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共出二十七种，巴金、李健吾、萧珊、海岑、黄裳等多人陆续翻译的屠格涅夫作品也渐成规模。诗人穆旦可以说是平明社培养出来的翻译家，他以查良铮之名翻译的普希金诗作后来亦是经典。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也是从平明社起步。……这些作品至今仍不乏重印者，大多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对一个出版社而言，它的主持人是灵魂。能写，能译，有广泛的交游能够组织稿件，且会编，多种才能集于一身的总编辑十分难得。两个出版社在翻译文学上皆有上佳表现，这与巴金掌握多种外语且他本身又是翻译家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出版社是一个集体的事业，两个出版社都由多人参与，是朋友们的同人事业，但是巴金在其中起到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也可以说，没有巴金这样的总编辑，就不会有文生社、平明社这样的格局。对此，既是作者又曾经是文生社编辑的翻译家丽尼就在1950年5月10日致李济生信中明确地说：

“文生”走古典名著介绍的路，是应该的，主观上有这种能力，客观上也符合广大读者和政府负责方面的希望。但是，要好好组织稿件，非老巴不可。这情形朗西还没有认识清楚，以为拉几本译稿不成问题，那是大错。第一，真好的译稿必须老巴才可以拉来，老巴自己译些尤为要紧，有真正好的译稿，不十分好的也带着好了，“文生”的译稿并不本本都理想，但因好的较多，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不同。别的书店何尝没有出古典名著？只因多数平庸，所以不能建立信誉。“文生”如果当初也是随便拉译稿，决无今日的地位。第二，除了老巴，谁能随便改动别人的稿子？谁敢？即使译错了也不敢随便改动的，译者首先就不伏（服)。而译稿即属名家所译，也难保绝无缺点，要改动，必须是老巴，或用老巴的名义，用另外的人的名义是不行的。

作为作者的焦菊隐在1950年1月2日致巴金的信中，表达了一个翻译家对出版家的无限信任，也就是说，作者是不会轻易把稿子交给某一个编辑和某一个出版社的，这里面有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而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巴金就是品牌和信誉的保证：

我听见曹靖华先生说，你已摆脱了文生，不知是否？得兄两次来信，均有“请与经理部交涉”等语，恐怕是可以证实的。望吾兄示我。因为弟的稿子虽然不好，但当初是选择又选择出版家的，最后决定将一切出版的东西，都陆续集中在文生，主要的或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吾兄在文生主持。吾兄不但修养高出其他朋友，对作品的估价很苛，决不滥出商品式的著作，而且也永远具有作家的性情在办书店，因尔（而）对于作家永远是照顾周至的。这一点，是事实可以证明的，不是弟在恭维。假如，吾兄万一脱离文生，则今后文生所出的书，是否仍能维持以往的标准，同时能否逐月结送版税，将全成问题。弟对此二者，至为关心。原则上弟的书，不论是译的或写的，愿意永远跟着吾兄走，你到哪一个出版社，或你自己另办出版社，弟自动愿意将书移过去。此节吾兄意见如何？请示知。弟实系出于气味相投，彼此都能互相了解深度，才这样想，这样决定，这样说的。望吾兄亦多从这一点出发点上想一下示覆（复）。

巴金有自己的写作事业，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出版，工作又不拿一分钱，纯粹是“义务编辑”，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文生社的创办人之一吴朗西回忆文生社初创时主要是感觉“当时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我们就来填补这个空白”。巴金的参与可谓志同道合，他们不是为了赚钱。在文生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前的十多年时间中，各同人都是义务为书店做编辑工作。别人不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救行为。他们做事情不等不盼，而是自己弯下腰去，没有路，就自己去开辟道路。

在这样的初衷下，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将一个小作坊办成了在出版史、文学史上都不能忽略的重要出版机构。然而，出版社的规模始终不大，巴金和他的朋友们的“野心”，只是为读者一本一本地奉献着可靠的读物。巴金在《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一文中，清楚地表达了最初的志愿：

在闹着知识荒的中国社会里，我们现在来刊行这一部“文化生活丛刊”，这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书读”“买不起书”……这样的呼声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在欧美，学问的各部门已经渐渐普及到了大众中间，在那里我们遇见过少数的劳动者，他们的学识比得上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但是在我们这里学问依旧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品，无论是科学、艺术、哲学，只有少数人可以窥它的门径，一般书贾所看重的自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赢利，而公立图书馆也只以搜集古董自豪，却不肯替贫寒青年作丝毫的打算。多数青年的需要就这样地被人忽略了。然而求知的欲望却是无法消灭的。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的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

在为“文学丛刊”所写的广告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我们的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为读者提供可靠的读物，是巴金及同人们坚持不变的追求。为此，他们的书做得朴素，而且尽量低价。这一点即使是在物价飞涨的时代，也依然在艰难地坚持。巴金1947年3月12日给田一文的信里特别提到“出书多，售价低”的原则：“关于书店情形，由他告诉你。最近加价，决定改订底价，不提高倍数。我们能保持两原则，出书多，售价低，销路不会有问题。”

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部分函套装书影

在晚年，巴金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出版理念：“我当初搞出版工作，也是如此。我没有计划，更没有所谓雄心壮志。朋友们试办出版社，约我参加工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就答应下来。那时文艺书销路差，翻译小说更少人看，一本书的印数很少，不过一两千册，花不了多少成本。朋友们积了一笔钱，虽然不多，但几本书的印刷费总够支付，其余的则靠个人的义务劳动，出版社就这样地办了起来。……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当他的工作不被理解时，巴金也曾对妻子倾吐内心的想法：“这许多年为‘文生’‘平明’我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反惹得生许多闲气。有人以为我不过编辑瘾，不抓个书店就活不了。只有你知道我不过是想认真做点工作，为读者多印几本可读的书，为一些见面或未见面的朋友帮一点忙，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

说到为朋友帮一点忙，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这不是一句空话。巴金主持的出版社虽然规模小，但也成为一些作家的生活后盾。在这一点，本身就是作家的巴金也尽量为作者着想，尽力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20世纪40年代后期，沙汀处在贫病中，文生社尽量给予他照顾。巴金在1946年8月7日给沙汀信中，特别叮嘱：“文生沪版书版税本期已结出，今天去信要重庆办事处汇给你，大约不久可以收到。”“你的稿子如果8月内能取回，大约9月可付排（因须先批好格式），出版期当在年底或明年年初了。你若需款，等旺月到来书店营业好转时，当可预支一点。究竟怎样办？望告。”（巴金1947年7月5日致沙汀信）“你两书出版，今年总可以收入一笔版税。要是你有什么大问题，不妨来封信，我找文协试试看。我想以你的成就来说，再找文协帮点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巴金1948年4月29日致沙汀信）书店再困难，巴金还是为作者解决困难。曹禺、萧乾等人都曾从书店预支过稿酬，以解燃眉之急。

李济生曾经描述过文生社重庆办事处的情形：

由于巴金的关系，民国路又地处城市中心，文化生活出版社很快成了进步作家的“联络站”了。马宗融、曹禺、靳以、丽尼、张骏祥……进城办事，必来探望；有时还借宿，大都是在办公桌上过夜。何其芳、艾芜、以群是常客不说，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刘白羽也偶来小坐。我还记得茅盾、老舍、胡风都曾来看望过巴金。夏衍同志在回忆文中提到的“延安带来的礼物”——小米、红枣，我也尝到过，只是时间晚一年多，那是何其芳随林老来渝时送给巴金的。

这样的出版社，是作家信任的大后方，而不是简单出书、卖书的商店。每在一处，都能成为“作家之家”。

巴金说，他搞出版工作主要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并开玩笑：“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他心里装着这两种人，对于作家，他常说的话是：“作家和编辑应当成为诚意合作、互相了解的好朋友。”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巴金做编辑为作家服务的细节，他基本闭口不提，很多精彩的故事都因此消散在历史的云烟中。然而，一个人做过的事情，总归会留下履痕，哪怕是“蛛丝马迹”，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二。有的作家只是在前言、后记中留下了一句“致谢”，尽管简短，也依然能够看出真情实感。方敬在《伊凡·伊里奇之死》后记中说：“在翻译与出版上都得到巴金先生热心的帮助，我对他也充满感激。”杨朔的《潼关之夜》的作者附记中有这样一句：“最后谢谢巴金先生，居然肯印这个小册子。”巴金是很多作品的催生者，因为有了他的促动，作者才动起手来。这是一个杰出的出版家必不可少的品质。茅盾在《印象·感想·回忆》后记中说：“‘文学丛刊’第三集编次的时候，巴金先生希望我‘来一本散文集’。那时我刚写了一篇《全运会印象》，在《文学》上发表，大概巴金先生所谓‘散文’，就是指《全运会印象》这一类的文字罢，——我那时这么想，于是就自忘其拙劣，欣然答应了。”吴组缃在小说集《饭余集》的代序里致谢：“谢谢巴金，不是他一片热心我就没有勇气把它们编集成册。”黎烈文也感谢巴金，正因为巴金坚持不懈的催促，他的译作才得以完成：“虽是经过那样悠长的岁月才能献出的一本名作的拙译，我还得在这里感谢一位朋友的鞭策：没有P.K.（引者注：巴金）兄十来年几乎每封信上都不会少的催促，这个译本也许还得再过若干时才能和读者诸贤见面呢！”巴金拥有卓越的鉴赏力，常跟作者或译者进行充分和深入的交流，这使他们对巴金十分敬佩，彼此就这样成了长久的朋友。朱雯在《凯旋门》译后记中说：“在出版方面，我应该特别感谢李先生，假如没有他对于原著的卓越的鉴赏，以及对于译者的反复的鼓励，我还不至于在物价腾足的今日能使这样一个拙劣的译本，得到出版的机会。”

许天虹在《大卫·高柏菲尔》的《译者的话》中也颇带情感地致谢：“最后，我要向巴金、陆蠡二兄竭诚道谢，因为在一切都如此艰难的时候，要不是他俩在各方面帮我的忙，尽力鼓励我继续译下去，我是一定不能把这部长篇名著译出来，呈现于读者之前的！”——帮忙，恐怕不是一句空话，很多作者也谈到一些细节。陆蠡在《烟》的后记中说：“巴金先生借给我几种本子，在许多地方得到他的帮忙，是很感激的。” 海岑《三肖像》的后记中说：“这次翻译所根据的，是William Heinemann书店出版的 Constance Garnett 夫人的英译本：The Jew,etc。P.K.先生在四年以前把这英译本交给我，嘱我翻译，由于疏懒与旁骛到今天才算交卷。没有他的催促和鼓舞，我怕会无法完成这件工作。……那么这部译稿在我的翻译生涯中也将是一个起步的里程碑。”“P.K.先生十分忙碌中拨冗为本书校读一遍，补充了几处我查考不出的脚注，特此志谢。”——从提供译本到亲自校读，乃至查考注释，巴金这个全能编辑进行全面“帮助”，难怪作者感谢他。

1937年8月，文生社出版日本古田大次郎的狱中记《死之忏悔》，巴金可谓花尽心思。他把原作介绍给朋友伯峰翻译，伯峰全部译出后，巴金仔细校阅了一遍，有些不同意见：“不过我读了伯峰的节译本，我对于他那取舍的观点却不能同意，因此在校阅的时候我还做了编辑的工作。我删去了一些地方，又增补了一些地方。删去的约有两三千字；增补的字数至少在三万以上。这时伯峰已不在上海，我只得请了陆少懿来做补译的工作，其中也有几处是我翻译的，但这样的处所并不多。同时我还请少懿把全部译稿对着原文再看一遍。总之古田的狱中记能够以这样的形式在中国出版，除了伯峰而外，我们还应该感谢少懿。”（巴金：《〈死之忏悔〉后记》）亲自下场补译，这个工作，明显超出了普通编辑的职责范畴。

还有很多人们熟知的故事。比如，是他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最后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才最终得以诞生；他推出曹禺的剧作《雷雨》，后来又编辑《曹禺戏剧集》，将曹禺的戏剧华章送到读者面前，更是文坛佳话；女作家罗淑，从第一部小说到后来的译作，都是因为巴金的精心编辑从而留在文坛。许多作家因此与巴金一生相交相知。曹禺在《雷雨》的序中感谢巴金：“谢谢他的友情，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还在《日出》的跋中表示：“最后我愿意把这个戏献给我的朋友巴金、靳以、孝曾……”李健吾在《福楼拜小说集》的译序中说：“最后当然我要大大地写下P.K.兄的名字，在书店经济拮据之下，不顾负担加重，毅然肩起印行的荷负。”晚年，他在《李健吾剧作选》后记中动情地写道：

在活着的老朋友当中，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李健吾”的，数十年如一日，怕是不多了。他就是巴金。尽管他日子过得那么忙、那么苦，解放前为“李健吾”写的戏剧坚持到底，把“李健吾”写的一些不成才的东西一部一部印出来。特别是创作的话剧，不分好歹，在重庆印，在上海印，虽然有些偏爱，友情却十分可贵，所以这回印《李健吾剧作选》，我就老着面皮请他用圆珠笔，在扉页上题几个字，他推辞不过，只得答应。

巴金（右）与曹禺

另外一位老友萧乾也终生感念巴金的“恩情”。多年后，他谈到《梦之谷》这部平生唯一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巴金的关系：

要提一笔的，倒是此书同巴金的关系。可以说，如果1938年没有他从孤岛上一再来信催促，此书是不会继续写下去的。正如我在原序中所说，1937年春，朋友靳以开始筹备《文丛》月刊，我是他的“班底”之一，他一定要我写点什么。于是，我就写了书前那段《序曲》。不想接着就抗战了。我失了业，偕同小树叶从华南绕道华中，终于在昆明落了脚。当时打算把小树叶安顿在西南联大，我就奔赴前线。不料竟在那里滞留下来。这时，依然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接连几封信促我务必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告说已编入他主持的“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了。我确实就是在他这么热情督促之下，在时而放警报的昆明北门街把它完成的。

巴金（右）与萧乾

1983年冬，四卷本的《萧乾选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萧乾第一个多卷本选集，也是对他以往创作道路的一个系统总结。在给巴金的赠书上，萧乾写满了感激的话：

芾甘——我的挚友、益友和畏友：半个世纪我只落下这么寒伧的四卷，但若没有你不断的鞭策，连这么点点我也留不下。我今以惭愧和感激的心情捧献给你，并祝你长寿。

 炳乾   一九八三年冬

萧乾赠送给巴金的选集扉页题签

巴金办出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便是不唯名家，反而大力扶植青年作家。学者孙晶曾做过统计：“文学丛刊”中仅出版新作家的处女作就达三十六部，几乎占到“文学丛刊”作品总量的四分之一。由此，她认为“文学丛刊”是“一代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而辛勤培育的园丁，无疑是巴金。

黄裳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不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是巴金将他的书介绍给颇负盛名的中华书局，接着又在自己编辑的丛书中收录了黄裳的另外一本书。黄裳在《锦帆集外》后记中回忆：“这里收集了我近两年间胡乱写下来的文章的一部分。结集的时候在今年夏天，找寻出版的地方颇感到了困难。终于还是交给了P.K.先生。我的第一本集子《锦帆集》也是由他介绍出版的，这本集外就又麻烦了他，在这个烽火满天万方多难的时代，能看到这一本稿子寄出发排，我心里是充满了衷诚的欢喜与感谢的。”

陈荒煤也曾遇到这样的意外之喜：

1934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几经修改，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交给了丽尼。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把小说寄给了巴金，我当时心里还苦笑了一下觉得丽尼简直是多此一举。巴金这么一个著名作家能有兴趣看我这个无名青年的作品吗？可是巴金不仅看了，还推荐给靳以，终于在1934年第三期《文学季刊》发表了。接着靳以又来信要我给《水星》写篇小说，我又写了《刘麻木》，从此，打开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时候，我还是一个失学失业的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

年轻的诗人穆旦也是，他用查良铮之名翻译的作品在平明社连续出版，甚至引起了文坛中不少喜欢论资排辈之人的嫉妒。1955年春天，杨苡还做过这样的说客：

有件事靳以特别要我跟她（萧珊）说说，让她别老出穆旦、黄裳的书，影响不好。当时巴金的平明出版社还没“公私合营”，他们两位都在平明出书。穆旦当年为留学入过国民党（不加入国民党就不能公费出去），靳以说，老出书，引人注目了，反而惹麻烦。黄裳嘛，是靳以，还有别的人不喜欢，看着不顺眼。比如萧珊买东西，黄裳跟在后面大包小包的帮着拎，有人就看不惯。黄裳、汪曾祺、杜运燮，还有谁，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是萧珊的“骑士”。那是朋友间的玩笑，没想到有人有看法。

我们到一起总要说好多话的，那天一直说到早上4点。我把靳以让我转告的话都说了。萧珊听了“影响不好”之类的话就不高兴，说，出朋友的书怎么了？！（杨苡口述、余斌撰文：《和萧珊的长夜谈，不欢而散》，《南方周末》2024年8月26日）

穆旦

“出朋友的书”，的确是巴金主持的同人出版社的特点，有的作者，出了书也就成为朋友了。即便朋友的书，也不是滥出。不唯名气，也不唯友情，这同样是巴金的原则。以杨苡为例，巴金一直鼓励他们夫妇创作、翻译，帮她推荐和介绍稿件。然而，1953年，对于杨苡一部译稿他曾直率地提出意见：“你的译稿我在三天前看过了八十多页的校样。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汝龙替你稍微改动一下，我也动了几个字，想来你也不会怪我们。”（巴金1953年2月21日致杨苡信）之后，巴金再一次坦陈己见：“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但已出的两本书（引者注：《俄罗斯性格》《伟大的时刻》）这个意见不会使你见怪吗？”（巴金1953年7月25日致杨苡信）巴金在给康嗣群的信中也表达过以上意见：“杨苡译稿（引者注：《俄罗斯性格》）的校样勉强看完了，译文实在不佳。我没有时间，只好匆匆地看了一遍，把仲九、清源提出的意见解决了。请您斟酌。”（巴金1953年3月5日致康嗣群信）后来又有一信：

嗣群兄：

赵、杨来信看过。我的意见如下：

（1）《咆哮山庄》可以出，不过杨的译文如何，很难说。回信时请说明我们要看到译文以后才能够决定接受出版的问题。

（2）《英法诗选》目前最好不出版。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位译不好。

（3）《马雅可夫》可以接受，我同意金的意见。

 芾甘

（巴金1953年约6月致康嗣群信）

巴金（中）与汝龙（左）、周文颖夫妇

可见，即便是来往密切的朋友，巴金也没有降低择稿条件。他的这种严格，为另外一位追求完美的翻译家傅雷所注意到。傅雷在1952年3月20日致宋奇信中以少见的称赞对朋友说：“西禾谈及巴金新组一书店（已与文化生活分家），想专出一套最讲究的文艺翻译，由西禾与他二人合编，说是决不马虎，迄今只收了杨绛一本译稿，听说好得很。此外又来问我要稿，也许新译的巴尔扎克会给他们。此外他们还想不出别人。不知悌芬有意半玩儿半工作的试试吗？”傅雷在信中特别强调巴金收稿之“严”，且“颇注重原作的文艺价值要有世界性与永久性”。

做人做事，巴金都谦逊、低调。在出版工作中，他做了很多，但并不居功自傲。巴金常常自省，他曾以茅盾为榜样，敬佩茅盾“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同时为自己编校的书尚存错字而检讨。

晚年的巴金在《随想录》中这样说道：“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这样的快乐，是奉献者之乐，是精神之欢唱。

（原文《拿几本新书献给读者，是莫大的快乐——出版家巴金的编辑工作细事》刊发于《名人传记》2024年第11期  作者/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