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人工的胖子（读者勿误会，并非打气而成），因为我在年轻时，骨瘦如柴，而且好运动，一直没有胖的机会。直到后来，我忽然喜欢坐定了握笔，不再到户外去运动，因此肌肉就渐渐地胖起来，弄到不可收拾了。……我很想聚这么二三十个胖子，来一下几百码赛跑（资格以体重一百三十五斤以上为合格），一定很有趣的，到那时，我必须出出风头了。”
这段文字出自有“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之誉的中国近代小说家、电影理论家、剧作家徐卓呆之笔。读完这幽默的语言，再看看这位胖乎乎、憨态可掬的老人，很难想象他年轻时不仅是位体育家，还是位舞蹈专家。
上面这张照片刊登于1926年的《开心特刊》（20世纪20年代创刊于上海的一本电影宣传期刊，徐卓呆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如果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拍摄的，那么这时的徐卓呆已四十五岁。
1902年，徐卓呆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体育。他的夫人汤剑我，也是留学日本学体育的。夫妻二人学成归国后，徐卓呆先在苏州唐家湾公立小学任体育教习，后来又到上海创办中国体操游戏传习所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徐卓呆擅用“诙谐之方法,教人以新颖有趣之游戏操”,因此广受欢迎。他还把有用的体操如徒手操、哑铃操、棍棒操等种种动作和种种姿势，授意于人，绘成图幅，编写成几本体育入门书，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印出版，被各学校纷纷采用。当时《红玫瑰》（创刊于1924年，文学刊物）的主编赵苕狂称其为中国“输入学校体操的第一人”。
留学日本期间，出于好奇和兴趣，徐卓呆学会了跳舞。193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三十年前，中国人还不知道跳舞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倒是个内行，说得好听些，便是一位专家。”据徐卓呆说，他还教过黄炎培跳舞。当时上海城东女学的校长杨白民先生打算邀请徐卓呆去学校教老师们跳舞，但他没有时间，于是杨校长就派学校老师黄炎培常常到徐卓呆工作的地方去学。“由我教了任之（黄炎培的字）先生，再由任之先生回去教授学生。其间虽不久，事实倒确是事实。”
20世纪20年代，交际舞开始风靡上海。随着1922年大华饭店舞厅和1923年卡尔登舞厅的相继开张，交际舞逐渐成为上海人生活中新的娱乐风尚。有趣的是，徐卓呆竟从来没有踏入过跳舞场。据他本人讲，当时上海舞场都是一男一女搂抱着跳，变化很快，而自己早年所学的舞蹈早已落伍了。
1922年，《星期》杂志第六期于首页刊载了一位身着和服的中国女子的照片（见上图），并附有该女士为杂志书写的刊名“星期”二字。此人正是徐卓呆之妻——汤剑我。
《星期》杂志由包天笑主编。徐卓呆和包天笑是好友，家属的书法刊载在好友主编的刊物上并不奇怪。又因为徐卓呆的名气更大，所以在介绍汤剑我的时候，包天笑特意注上了“徐卓呆之夫人”。这都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在刊物如此重要的位置放这张照片，并同时强调她的“墨迹”呢？原来，照片上这位看起来温婉的女士，竟是一位著名的体育家兼书法家。
除留学日本学习体育，回国后与丈夫一创办体操学校，被视为我国现代体育教育的创始人物外，汤剑我女士还有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她曾师从天台山农（刘文玠）习书法，写得一手好魏碑，并收了一些弟子。
当时的杂志，如创办于1925年的刊物《新上海》（实际主编是徐卓呆）等，曾登不少《剑我女士鬻书直例》的广告，介绍其从日本归国后，“学书汉魏诸碑，抚无不肖，予老矣，岂惟不足为，右军青出于蓝，女士或为未来之茂漪，固意中事也，兹以乞女士书者踵相接”。汤剑我的鬻书价格一向高于杂志同期刊登的其他人，由此可见，其书法水平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
在1924年至1930年的《晶报》《游艺画报》《礼拜六》《联益之友》等一系列报刊上，我们都能看到汤剑我女士的书法作品，有的还特别标明为“本刊征求书画之汤剑我女士之书”。1925年，上海伶界联合会还曾特请汤剑我书匾额三方。1927年，潮音楼出版社刊行郑逸梅单行本著作《红花儿》（又名《慧心桑齿集》），下半部为短笑话集锦，题签也是汤剑我的手笔。
1927年，徐卓呆夫妇曾在上海江湾杨家桥南的空地造起一所住宅，名曰“劳圃”。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劳圃”被炸，二人有家归不得，便借住在贝勒路上海机联会。9月底，汤剑我旧疾复发，病逝。徐卓呆在该年出版的《礼拜六》上刊载他征求亡妻遗墨的广告：“一·二八之役，舍间毁于火，亡妻剑我之遗墨，尽付一炬，未留片纸只字，现拟征求墨迹，留作纪念。”至于汤剑我的病，徐卓呆日后写过，说是“因患赤痢而打针过多，致中毒而心脏衰弱，脉息忽有忽无，复患心悸症”。
责编丨张静祎 责校丨张静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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