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人

沈安娜的早期领导鲁自诚

当时，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总方针的指导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而学生运动却如火如荼。在鲁自诚的指导下，舒曰信、华明之主办了校报《曰信》。舒曰信毕业后，华明之成为该报主编，将其更名为《前夜》，报头也改为由华明之所画的一幅画：一列火车开着明亮的车灯，冲破黑暗勇往直前。

1933年除夕，沈琬姐妹为了节省路费，留在上海过年。校长毛啸岑邀请她们姐妹来家里过年，同时在他家过年的还有舒曰信和华明之。就这样，几个日后成为上海地下党组织榜样的年轻学生第一次相聚。巧的是，舒曰信、沈珉，华明之、沈琬，后来都结成了红色伴侣。

在沈琬眼里，华明之虽然戴着近视镜，但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说话慢条斯理，处事沉稳，待人诚恳；而在华明之眼里，沈琬“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特别是得知她反抗裹脚的经历后更表现出极大的钦佩之情：“原来你和我俩（舒曰信）一样，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随后，姐妹俩在恋人的影响和推荐下，一起成为鲁自诚的组织成员。当时舒曰信已经被发展成中央特科的职业特工，自然是四个人里的领头羊。舒曰信和华明之告诉沈琬这份工作十分危险，可能会掉脑袋，但她坚决地说：“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1934年夏天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二是沈琬刚刚读完高二，但下学期的学费却没有着落，她决定退学另谋出路。当她把从路边的电线杆上撕下的速记班的招生广告拿给姐姐姐夫时，他们都表示同意。一来学费很便宜，半年就可以毕业；二来这种速记技术，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中共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还有一件事是同在南洋高商上学的同学黎莉莉和王人美（二人俱是民国著名影星）都是一边读书一边拍电影，她们建议面容姣好的沈琬也去学表演，并承诺可以提供进入演艺界的机会。在姐姐姐夫为她分析利害之后，沈琬毅然转去学习速记。她勤奋好学，人又聪明，别人半年才能掌握的技术，她两个多月就学会了。

1934年在上海时的沈安娜

沈琬的第一份工作是口译速记。当时，翻译家于熙俭将《邓肯女士自传》引入中国，需要一名速记员口译速记，沈琬接下了这份工作。她不仅从邓肯的事迹中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更增加了收入，还提高了速记水平。几个月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其所在的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速记员，校长杨炳勋立即推荐了勤奋肯干、技术又好且有实践经验的沈琬。

沈琬本不想去，毕竟报名的学员很多，竞争太激烈，同时她骨子里讨厌国民党，一心想成为姐姐姐夫那样的革命者，但姐夫得知后兴奋异常：这不正是你成为革命者最好的机会吗？速记员从事的工作一定是最机密、最新的省政府消息和决策的记录整理，这就可以打入国民政府，获取最新的情报，“这就是革命，而且是党的任务”。

一夜长谈，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为了庆祝这个夜晚，沈琬决定改个名字，以示新生命的开始。在华明之的建议下，她改名为“沈安娜”。但为了安全起见，对外她依然叫沈琬。而她正式启用这个名字是1949年5月，当时上海刚解放，社会情况很复杂，不少潜伏的特务大搞暗杀活动，上级要求上海地下组织成员更改名字，此后，沈安娜成了她的新名字，知道她叫沈琬的人反而不多了。

1935年1月，沈琬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担任速记员，这也是她正式成为中央特科成员的起点。

两个月后，沈琬第一次回家探亲，临行前她把油印室印得歪斜不全的她自认为有用的文件夹在衣物里，回到姐姐家拿出来给他们看。姐姐见这个完全没有经验的革命者既冒失又胆大，又好气又钦佩，便教了她很多实践性的特工技巧和密写密藏的技术，并嘱咐她今后一段时间里要特别注意有关“剿灭”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报告。

事情很巧，刚回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宣铁吾便在会上做了关于“剿灭”红军游击队部署的报告，沈琬以书记员的身份一字不落地记录在案，并成功地将宣铁吾的报告原文第一时间转给姐姐姐夫，致使国民党军队随后展开的行动兴师动众却一无所获。

沈琬住的宿舍是个三人间，其中有一个室友是打扮得很娇艳的“江湖小姐”，她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秘书。就是这个人让沈琬第一次真正见识了地下工作的危险。

往常遇有最新情报，沈琬都是用姐夫给她的隐性药水写在家信的空白处或空行之间，对方收到后用碘酒一擦就会显出字来，但由于条件有限，她只有在两位室友外出时才有机会写情报。有一次她正在用药水写情报，那位江湖小姐突然回来了，她用钥匙开门未果，便疯狂砸门。等沈琬把门打开，她警惕地反问：“一个人在宿舍还反锁门，你在干什么？”边说边往床上床下搜寻。

由于事发突然，沈琬写信用的药水就放在床下的皮箱里，平时皮箱是上锁的，此时皮箱没来得及合上，被江湖小姐瞄了个正着。第二天下班后，沈琬总感觉不对劲，拉出皮箱一看，锁已经被撬开了，皮箱里放着的钱和化妆品都没动，药水却不见了。转回头，那位江湖小姐就躺在床上，手里拿着那瓶药水：“我怀疑这个白药水有问题……”

沈琬大惊，但她努力镇静，她知道，如果对方有确凿的证据，根本不会在这里跟她理论，省政府的特务早就在宿舍里等着自己了。想到这里，她开始据理力争，称对方未经允许撬开了自己的皮箱，“有盗窃嫌疑”。此事最终以江湖小姐道歉结束，也没有惊动室友之外的任何人。这得益于沈琬临危不乱的镇定和步步进逼的气势。

再接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留意和分辨，沈琬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很有学识，他得知沈琬的家学渊源后，对其刮目相看。薛科长和蔼可亲，为人正派，在经上级同意后，沈琬拜其为干爹，甚至还借辅导薛科长的两个孩子学习得以住在他家里。她的工作由此又多了一层保护伞，更加得心应手。

但时隔不久，突然有一天姐姐打电话催她立即回家。她请好假坐上了火车，旁边旅客丢下的一张报纸引起了她的注意：共产党中央机关数十个联络点被捣毁，近百名头目被抓……见了姐姐的面，她才知道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都遭到破坏，连鲁自诚也被捕了，他们成了“孤儿”。

很久以后，他们才在武汉重新与组织接上头。1937年淞沪抗战之后，沈琬跟随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武汉，她不仅遇到了久别的老上级鲁自诚（后来才知道，鲁自诚这些年三次入狱，都化险为夷），还遇到了周恩来、邓颖超以及董必武。在武汉，她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党的指示下，再一次成功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为日后的特科工作铺平了道路。

沈安娜

沈琬是在八路军（当时已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内部还是沿用“八路军”这个称谓）办事处见到邓颖超的，当她询问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时，邓大姐神秘地说：“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吧。”

沈琬本来一心想去延安。但接下来，董必武、王明、吴玉章分别找她谈话。没几天，周恩来又亲自接见她，说她当年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时的老上级朱家骅（彼时任浙江省省长）也在武汉，并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央党部”，朱家骅任党部秘书长，她的任务就是利用跟朱家骅早已建立好的工作关系和信任，以老熟人、老部下的名义重入“中央党部”为中共收集情报，还亲切地嘱咐她：“在国民党的核心机关搜集情报很危险，要注意隐蔽，机警灵活，要大胆又要谨慎。”并特批让她留守浙江的丈夫华明之到武汉工作，“这样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有事还可以有个商议，这样情报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当年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速记技术让朱家骅赞不绝口，于是当她找到朱家骅时立即便被安排了速记员工作。因处于“中央党部”机要处，必须加入国民党，朱家骅还开了绿灯给她办理了“特别入党”手续，未经任何审核就成为国民党党员，她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反映，没想到董必武立即同意。

1938年8月，随着武汉保卫战失利，沈琬和华明之去往重庆。两个月后，沈琬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机要速记员。随后中共获取的国民党高层重要决策性情报，几乎都出自沈琬之手。

皖南事变后，1941年10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筹备召开，中共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徐仲航同志指示沈琬，尽量在会前搜集到会议重要报告的草案，事先掌握国民党的政治动向，以便我党及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沈琬借身份便利，有事没事就在秘书室和副官室转悠，经过仔细观察，逐渐获悉一些绝密议题，但是她掌握的只有议程，没有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条款。当时她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原本应该在家休息，但是机会难得，为了获取此次会议的重要情报，她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印刷室经常会有大会秘书处定稿的一些印得不清楚准备作废的文件堆放在架子上，等待统一销毁，而这对她获取情报十分有利。后来她发现秘书处在午休时最懈怠，各种未完成的资料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她就赶在这个时候去秘书处找人聊天。终于有一天，她逮到了机会——负责这些文件整理工作的秘书本来正和她聊天，临时被同事叫出去了，她故作无聊地翻看起桌上的文件来，趁无人注意，用多年速记工作练就的快速阅览技术一目十行地把“大纲”和“提案”的重要内容熟记于心，然后伸了个懒腰，说着“还不回来”，挺着大肚子满脸疲惫地离开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她立即用一般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把文件内容记下来。一些她感觉特别重要的细节内容，生怕记得不准确，她又借故去了秘书处一趟，再回来补正。

下班时，她按照以往的惯例，用公文包把一些文件材料带回去，其中就夹带了两份重要文件的速记稿。但不巧的是，出门时警卫突然增加了一项临检内容：特殊时期，所有出入者必须严格搜查，包括随身公文包。原来不需要翻检的公文包现在也要打开检查，沈琬大惊，但是不动声色，她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人际关系很好，上级和同事也很信任自己，再加上自己即将临盆还坚持工作的“热情”以及本就跟警卫混得很熟，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跟往常一样，带出去的文件都是速记文字不是普通的汉字，警卫根本看不懂，而她是经过上级特许的——速记员可以将当日未完成的工作带回家，只要保密级别合乎要求即可。

她大方地打开公文包让警卫检查，甚至还跟警卫聊起了家常。虚惊一场。回到家里，她连夜将速记稿整理成文字交由徐仲航上交中共南方局。由于她的情报及时准确，延安方面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前就了解了五届九中全会的目的，并针对性地制定了反制措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1941年的这个冬天，她第一次没担任国民党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工作，却第一时间拿到了重要情报。对她个人来讲，还有一件事让她喜出望外，那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也顺利出生了，是个儿子，华明之给他取名庆新，寓意了他们心中的期盼。

华明之

初到重庆的那年冬天，沈琬得了肺结核。因缺医少药，她只能仗着年轻咬牙挺着，没想到第二年开春病居然神奇般地好了，但随后不久就旧病复发，徐仲航费了好大力气搞来“雷米封”，她的病情才得以控制，但是稍一着凉就会再犯。后来徐仲航被捕，她情绪一直不高，工作压力倍增，谍报工作随时处于危险和紧张之中。

那是1942年秋天，徐仲航一连多次在接头的日子没有按时出现，为了保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是单线联系，而且沈琬和丈夫根本不知道徐仲航的住处，只知道他在正中书局工作。

夫妻二人商量了一夜，决定先给正中书局写封信探一下虚实再定。寄到正中书局的信以询问和道歉的口吻，声称前些日子孩子生病借了徐仲航一点钱买药，这个月发的薪水仍不能还，要下个月才能还他。但是信寄出多日仍无音信。组织上有规定不能擅自接头，他们也不敢去书局找人。

没过多久的一天下午，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来到沈琬的办公室，鉴于她当时的速记员身份，两个人还算客气，他们拿出一封信：“这是沈小姐写的？”

沈琬一看，正是不久前她寄到正中书局的那封信，她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心想，坏了。

由于自己的身份是国民政府速记员，很多国民政府要员虽然只是工作关系，但平时相处的关系都很不错，她要过特务的证件一看，两个人级别不高，只是普通的探员，于是沈琬断定，徐仲航即便是被捕了，也肯定没有吐露出党的机密，不然此刻面对她的就不会是两个普通的探员了。如此一想，她立即恢复了平静，并坦然承认信是自己写的。两个探员说，徐仲航已经被抓起来了，你为什么要向他借钱？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要用钱收买你？

听到最后一句沈琬放心了——看来特务只是在信上做文章，也说明徐仲航只字未露，自己是安全的。她当即装作气愤的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当问及为什么和徐仲航是朋友的时候，她的回答依然滴水不漏：自己是秘书处的，因为工作关系，时常要去正中书局校对稿件，就这样认识的，普通朋友。她这番话软中带硬，毫不示弱，转身走开之前扔下一句：“你们有什么事直接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

“朱秘书长”就是朱家骅。虽然朱家骅当时已调任国民政府组织部部长兼中统局局长，但一些老部下仍习惯称他为“秘书长”。大家都知道她是朱家骅的得力部下，“朱秘书长”这块大招牌果然见效，两个特务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虽然虚惊一场，但是夫妻二人丝毫不敢大意，当晚便立即着手清理，将那些准备送出去的情报全部塞进炉子里烧掉，就着烧情报的火还顺便做好了晚餐。（直到2000年11月她才真正得知，当时徐仲航在牢房里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接下来的三年里，她再一次与组织完全断了联系，明里暗里的审查和监视也从未间断，但沈琬沉着应对，全都有惊无险。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派沈琬夫妇的老熟人、中共隐蔽战线的功勋领导人之一吴克坚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他用之前的“接头暗号”再次敲响了沈琬和华明之的家门。沈琬打开门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连叫了两声“老吴同志”，激动得哭起来。最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1947年，华明之、沈安娜夫妇合影

沈琬虽然一直战斗在谍报工作的第一线，但由于前期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及人际关系的掩护，加上她本人聪明机警，多次化险为夷，但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一直为我党工作，却差一点成了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

1947年12月，国民党筹备“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并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某次会议休息时，国民党元老们在一起喝茶闲聊。作为记录员的沈琬从他们身旁经过，于右任突然对她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着你辛辛苦苦在党部这么多年了，绩能俱佳，想推荐你为立法委员候选人。”坐在旁边的吴稚晖、张继、居正等人也随声附和。

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里绝对算得上是个名利双收的好名头，很多人为了竞选拉票不惜花重金贿赂。谁能想到这样的“好事”居然会落到沈琬头上。

当立法委员可以接触更多高官，也能获取更多更重要的情报，沈琬将此汇报给上级，上级征询她本人的意见。她寻思良久，觉得立法委员虽然更直接面对国民政府高层，但不如速记员对情报掌握得全面详尽。最主要的是成了立法委员，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众矢之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各方注意，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暴露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

上级分析利弊之后同意了她的意见。于是当她拒绝国民政府元老们的联名推荐时，那些胡须花白的老头子简直惊呆了——他们只见过抢破了头争当委员的人，还从未见过主动放弃的人，对其“淡泊名利的品行”大加赞赏。

推掉立法委员职务之后，国民政府各方都知道了沈琬淡于名利的“高贵品行”，也更加器重她。后期但凡有高层会议，第一速记员必定是她，她不仅做过几乎全部国民政府高等会议的速记，也曾任宋美龄的专职速记员。中共南方局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其工作“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而立于不败之地”。周恩来也对她的工作多次做出“迅速、准确”的嘉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琬受命参与筹建军委情报部上海情报局，并在这里一干又是三十多年。她换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第一天报到时，曾经的战友都出来迎接并高声呼喊“沈琬”。有些同志刚参加工作，不认识她，旁边的人就介绍说：“她啊，故事可多了，你听说过有个同志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吧，就是她。”

沈琬用一贯的微笑向同志们问好，从此，她开始正式启用“沈安娜”这个名字。

1984年，华东局统战部部长吴克坚在回忆录中有着如下描述：“沈（安娜）、华（明之）他们夫妇深入虎穴，面临险境，胆大心细，沉着应战，严密纪律，长期埋伏，为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中央某些方面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从未出过差错，未被敌人觉察，完成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任务……”

2010年6月，九十五岁的沈安娜在京辞世。在她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那隐秘而伟大的十四年早已深深融入她的血液。弥留之际的她口齿已经不清，几乎忘了身边的所有人和所有事，却突然说出“暴露了”“从后门走”……国家安全部称她“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女战士”，为配合党的对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对党绝对忠诚、富有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