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

得知笔者的侄女豆豆被美国爱荷华大学录取，笔者第一反应是：聂华苓的“国际写作计划”在那里。“姑姑，聂华苓是谁？‘国际写作计划’又是怎么回事？”千禧之辈的豆豆一脸懵懂，对此一无所知。

聂华苓是著名海外华人女作家，曾创作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小说《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此外，她还有另一项与此比肩的成就，与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起，以爱荷华大学为营地，创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庞大“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世界各地作家在爱荷华大学聚集一堂，越过意识形态，坦诚交流。

几年前，笔者采访萧乾先生夫人、著名翻译家文洁若女士时得知，1979年9月，应聂华苓夫妇邀请，萧乾曾和诗人毕朔望一起，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两岸三地作家及中美作家之间的首次交流活动，反响很大。此后，又有三十多位大陆作家先后受邀参加了“国际写作计划”。

当时，笔者对聂华苓的了解，也仅此而已。

2017年夏天，豆豆在其母陪同下赴美留学。熟悉环境后，母女俩开始参与学校活动。爱荷华大学的确是文学创作的天堂，每年秋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在这里举办免费讲座，而这些活动最早的推手，就是聂华苓女士。

爱好写作的豆豆妈，忙碌地转场各种讲座，尽享文学的饕餮大餐，但如何才能走近传说中的“世界文学组织之母”聂华苓，就要静等机缘了。

豆豆母女结识了当时在爱荷华大学的香港作家刘伟成后，受邀一起去看望聂华苓老师。而笔者曾在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民国名人户籍》一书中，见过聂华苓当年的户籍档案。这薄薄的一页纸，或许可以作为走近聂老师的由头吧。

果然，见到七十年前自己的户籍档案，聂华苓很惊喜，但也指出，所附照片有误。

与聂老师相识之后，豆豆还把奶奶画的大写意牡丹扇面送给老人。没想到，见过大世面、大作品，家有祖传“朱文公遗迹”的聂华苓非常喜欢，端端正正地摆在自己的工作台面上。

聂家客厅里的画都是大家的作品，而她喜欢豆豆奶奶业余水平的大写意牡丹，恐怕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吧。豆豆说，聂老师的中国情结还有很多，比如非常喜欢吃饺子，说这是忘不了的家乡味道；称环绕在爱荷华大学的那条河是“门前的西湖”；与同住在爱荷华城的妹妹聂华蓉交谈时，至今仍用家乡话。

此后，豆豆成了聂家的常客，主要任务是帮助老人修理电脑。笔者曾看过一位大陆作家的回忆文章，说聂老师花钱请作家们吃饭很大方，却舍不得花钱为自己换电脑。为了不与时代脱轨，聂华苓每天都要坚持看新闻，而电子邮件又是她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收不到邮件是她最焦虑的事。豆豆这个小帮手，多少让九十二岁的独居老人心有所安。

就这样，“聂华苓”成了我们家的一个话题，笔者案头也出现了《三生三世》《最美丽的颜色》等聂华苓的作品。

原来，聂华苓的人生，竟然如此跌宕起伏又绚丽传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她的人生可以鲜明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而举凡介绍其文其人的文章，也大多是循着这样“三生三世”的逻辑展开记述的。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尝试搭建其他架构，却都不满意，似乎唯有通过这样三个阶段，才能最恰如其分地完成聂华苓九十余年命运多舛却异彩纷呈的人生叙事。三个空间的转换，凝练地概括了这位非凡女性穿梭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人生轨迹。

聂华苓生命的第一缕根须，扎在荆楚大地上。

1925年7月的一天，位于汉口的聂家，接生了一位女孩儿，取名“华苓”。父亲聂洸，湖北应山人，号怒夫，在桂系任职。母亲是宜昌孙姓世家之女，这位穿绸缎旗袍、系丝围巾、戴玳瑁眼镜的“半开放女性”，很自然吸引了当年住在宜昌的那位年轻军官的关注。托人做媒，交换照片，族长批准，女子就这样嫁给了比自己大十二岁的聂姓军官。

华苓一岁时，母亲才发现，丈夫在老家已有妻室和儿子。原以为是郎才女貌的良配，未承想竟做了“侧室”。在那样的年代，于孙家家世而言，这真是奇耻大辱。

童年时期的聂华苓

母亲羞愤难当，想绝世而去，正好看到趴在床上望着自己嘻嘻笑的女儿。“目连救母”，这一笑，让母亲冷静了下来。她选择了“忍”，并继续留在聂家。尽管她对丈夫怨多于爱，但丈夫的愧疚，倒是让她在聂家的日子还不算难过。

父亲曾在桂系任要职。蒋介石与桂系分裂，他自然成为蒋介石缉拿的对象，聂家不得不东躲西藏。落脚在汉口的日本租界后，有段时间，聂家还跑到上海、北平避难。华苓的童年，就是在日本租界中度过的。

那时，聂家大小姐的任性，让大人们很头疼。和母亲去绸缎店，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贵贱。家里请来裁缝做衣服，大一寸、小一寸都不干，一定要扔掉重做。母亲没办法，就罚华苓关小黑屋、跪芭蕉扇。

爷爷倒是很喜欢聪明伶俐的长孙女，但他官运不济，一路科举考试终于拿到了个地方官职，不承想，在赴任路上就传来了满清政府垮台的消息。他只好调转轿头回府，从此赋闲在家，捧着把宜兴茶壶吟诗填词。他教华苓写字、背唐诗，有时邀三两好友来家吟诗谈笑，华苓就躲在门外偷听，不经意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也许，华苓后来的诗文气质、笔墨生涯，就是启蒙于此。

但充满童趣的快乐日子并不长，华苓的童年随着父亲的离世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封建大家庭里的成员显出各自的本来面目。原本的客套，变成了纷争倾轧。三十岁出头的母亲尝尽了世态炎凉，望着眼前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可以依靠的只有年仅十岁的长女。

“华苓，快快长大吧。我真恨不得用吹火筒把你们吹大，好替我扬眉吐气。”那一刻，华苓读懂了母亲眼中的无奈和期盼，她下定决心好好读书，让母亲“扬眉吐气”，永远不再流泪。就此，华苓开始挣扎着拼命往“大”里长。

华苓一生都感谢母亲，那些年生活中的几次关键抉择，都是母亲狠心咬牙做出的。母亲具备荆楚女儿那种男子汉式的豪侠，拿得起放得下，性格开朗，胸襟宽大。她认为，日子再苦，也要供养儿女们读书。华苓喜欢读书，却不喜欢上学。上小学时，她是哭哭啼啼被母亲拖进学堂的。父亲去世后，她开始努力“上学”，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进湖北省立一女中。

那是战乱频仍的年代，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华苓与同学们一道，慰问前线归来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表演街头剧宣传抗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机开始轰炸武汉。尽管家里当得只剩下几件金首饰，母亲还是毅然决定，只身带着四个儿女和继母逃难。她想到了外婆的家乡，位于宜昌市长江岸边的小镇三斗坪。

1938年8月，一家老小坐木船逆长江而上，在距离三斗坪镇十几里的乡下安家。淳朴的民风，温暖的人情，还有生机盎然的山山水水，让聂家母子在这里度过一段平和恬静的日子。

三斗坪镇没有中学，省立一女中也因躲避战乱，搬到了恩施的屯堡。指望着儿女们扬眉吐气的母亲，不管女儿多么贪恋三斗坪的山水和家的温暖，毅然决定安排十四岁的华苓，跟着一位“亲戚”到屯堡继续完成学业。当母亲陪着华苓翻过高低山路送她上船时，华苓怕眼泪流出来让母亲伤心，一路都不敢抬头看母亲一眼。木船离岸了，母亲的身影远远地变小变模糊，华苓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必须长大，因为她要独立面对这个世界了。

他们先是坐船到宜昌，正赶上日机轰炸，所幸没有大碍。又从宜昌换船到巴东，再改乘木炭车到恩施，然后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到达学校所在的屯堡。

战乱中的学校生活是艰苦的，伴着飘忽的桐油灯，一群读书的女孩子，苦中作乐。食物匮乏，她们可以从狗嘴里抢下一块腌猪肝，再借农家的炉灶爆炒，痛快地吃一顿。有时，为了果腹解馋，这些家境原本还不错的女孩子们，甚至会偷厨房的米饭和猪油。

1940年，华苓初中毕业，母亲让她到重庆去考高中。华苓向朋友借了旅费，和另外两位女同学一起，搭木炭车，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炸弹”的硬馒头，从屯堡辗转来到重庆。华苓顺利地考入四川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

高中毕业后，华苓一心想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但当时母亲和弟妹已经搬到了四川万县的乡下。昆明离万县太远，又没有旅费，她只好就地考入从南京迁入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受业于柳无忌、楼光来、俞大綵等著名教授。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也是在这里，华苓开始与同学王正路谈恋爱。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大学从重庆回迁南京。华苓在南京又读了两年，1948年毕业。前文提到的那张户籍档案，就是这个时期留下的。户主姓名是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档案中还留有华苓当年在南京的求职简历。1948年8月，华苓应聘到南京青年会中学任教师，教授初三、高一、高三年级的英文课，共二十一个课时，工资八十二元。

1948年年底，华苓离开南京到北平与王正路结婚。1949年6月，一家人离开故土南下，辗转来到台湾。

华苓离开中国大陆时，已经二十四岁。她所受教育及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都与这片土地休戚相关。二十四年光阴扎下的根须，注定牢固而深入。这株植物无论长在哪里，躯干都是挺拔、坚韧的，又不乏中国传统底蕴沉淀出来的深厚和秀美。

初到台湾时，那里还只是封闭的海岛，国民党要与过去一刀两断，不允许三四十年代大陆出版的书刊进入，台湾几乎成了文化沙漠，许多年轻人感到惶恐落寞，对前途茫然。

聂华苓

华苓是拖着母亲及弟妹一大家子人到台湾的，落脚后，她急着要找一份工作赚钱养家。最初，她在中学找了一份教职工作，勉强将生活安顿下来。不久，听说《自由中国》杂志创刊，正缺一位负责文稿的人员，爱好写作的华苓便前去应聘，就此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自由中国》是介乎国民党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创办时的发行人是身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曾担任过国民政府许多要职、到台湾后又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的雷震。由十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包括毛子水、杭立武、殷海光等，这几位当时台湾最突出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这本杂志，帮助并督促“政府”走向进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尽管华苓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庆幸加入了这个团队。这里聚集的一批“杰出的头脑”，让她智性顿开。她从编务做起，又做编辑，1953年加入编辑委员会，成为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

《自由中国》的定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时台湾的文坛，确实也很难看到抛开政治的纯文学作品。而华苓对文学格外关注，经她之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以及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等，相继与读者见面。如今，这些作品早已成为华文文学经典。华苓“慧眼识英雄”，功不可没。在编辑部，华苓就像墙角一朵无言的小花，安静地释放着自己独特的芳香。

那时华苓家庭负担很重。她早晨骑车到编辑部上班，晚上在夜校教英文，十点多下课后再蹬车回家，收入也仅够一家人糊口。她为补贴家用偶尔写的文章，被同事兼邻居殷海光看到，大加赞赏。

1952年，胡适第一次到台湾，编辑部安排年轻貌美的华苓去机场献花，华苓因羞怯腼腆拒绝了，殷海光闻讯大声叫好：“你怎么可以给胡适献花，将来你是要当作家的呀，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吧。”华苓当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都买不起，生活也颇拮据的殷海光把自己还用着的派克笔送给了华苓。

不久，政治台风席卷《自由中国》。1960年9月，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的罪名被捕入狱。华苓和其他同事也都被隔离，家门外日夜有人监视。

那是华苓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期，和她争吵多于甜蜜的丈夫，早已于1957年去了美国，在送别照片上，华苓写下一句：从此分道扬镳。不久，母亲病逝，华苓更是感到天塌地陷。但生活还要继续，她硬撑着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一筹莫展之际，受台湾大学中文系台静农教授之邀，华苓来到台大教文学创作，总算是又回到了文学创作的舞台。

命运仿佛格外眷顾这位聪明伶俐又命运多舛的女子，就在华苓的人生陷入低谷之际，一道曙光出现了。这道光，照亮了她的后半生。

196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官方为欢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举办鸡尾酒会。华苓那段时期心灰意冷，一心只想将两个女儿抚养大，对人对事都毫无兴趣，更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原本不想参加那场酒会，但一位在美国的朋友劝她：保罗·安格尔是美国最有名望的文人之一，不仅是诗人，还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你一定要见见他。直到最后一刻，华苓才决定前往。

保罗·安格尔是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这所大学以教授创意文学写作著称。1936年创办的“作家工作室”，吸引了数十名美国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来校教授写作。1941年，保罗·安格尔获得该校首批创意写作硕士学位，并受邀留校主持“作家工作室”。“作家工作室”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二三十位作家来校四个月，写作、旅行、讲座、交流。安格尔已经主持工作室二十多年，此次来台湾，就是专程邀请台湾青年作家赴美交流的。

那天酒会之后，1962年赴美参加“作家工作室”的第一位中国作家、诗人余光中，又安排了一场欢迎宴会。也许是为了交流方便，他特意安排有英文优势的华苓坐在安格尔旁边。安格尔惊讶地发现，身边这位身材瘦小、眉目清丽的女性，就是他欣赏的短篇小说集《翡翠猫》的作者。接下来，便是轰轰烈烈的跨国追求。那年，华苓三十八岁，安格尔五十五岁。

安格尔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没有什么可看的。但是因为身边有华苓，散发着奇妙的魅力和狡黠的幽默，看她就够了。从那一刻起，每一天，华苓就在我心中，或是在我面前。”

相同的志趣爱好，彼此的尊重欣赏，让两个人很快走近。尤其是《自由中国》余波未平，华苓在台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所以，1964年，受安格尔之邀，华苓决定独自先行前往美国。

安格尔（左）与聂华苓

那时，华苓独自养育两个女儿，经济紧张，赴美的路费都成问题。一天，她去看望梁实秋先生，善解人意的梁先生看出了华苓的难处，问：“你没有路费吧？需要多少？”华苓感谢梁先生雪中送炭，在美国申请到第一笔研究经费后，就马上将旅费还给了梁先生。

初到美国，华苓并不是爱荷华大学的正式工作人员，“作家工作室”每月只付她二百五十元津贴，交了九十元的月房租，剩下的钱除了还债和维持两个女儿在台湾的生活外，仅够自己糊口，到月底，甚至连寄一封平信的几分钱都没有。

那时，安格尔的婚姻名存实亡，而离婚又在无限期的拖延之中。华苓虽然与丈夫分居了七年，但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尴尬的处境，让她必须继续独自承担生活的重负。她想把两个宝贝女儿接到美国，却不知道一千二百美元的旅费到哪里筹措。好在附近一家银行的经理，是一位尊重文化、理解作家的人，得知华苓在“作家工作室”工作，愿意贷款成全华苓母女团聚。

1965年，华苓与丈夫终于办理了正式离婚手续。把女儿接到美国后，华苓又在爱荷华大学得到了两份半天的工作，一份是教中文，一份是帮助“翻译工作室”教学习中译英的学生。收入增加了，不仅可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还能如期偿还银行每月五十元的旅费贷款。

生活见到了曙光，华苓沉睡的激情和才干被重新唤醒。有一天，华苓和安格尔在校区湖中泛舟游玩，眼前的美景让华苓想起当年在台湾与殷海光比邻而居时，殷海光说到的梦想庄园：“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村民都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华苓突然产生一个大胆想法：在爱荷华优美的校园里创办一个国际性作家工作室，把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都邀请到爱荷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这样，世界各地带着浓厚地方文化色彩的作家们就可以聚集在一起，超越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自由地进行思想、艺术交流，那将是怎样一幅美景啊。

安格尔被华苓的奇想迷住了，但考虑到经费等现实问题，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狂想。“Let's try!（我们试试！）”这就是华苓的性格，有想法就要去尝试，去争取。东方女性的执着和耐心最终感动并说服了安格尔，他为此四处奔走。

1966年，“国际写作计划”得到学校赞同。1967年，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改名为“国际写作计划”，所需经费先由安格尔和华苓自筹，后政府也有投入。二人到处写信，募得三百万美元的基金，并邀请到十二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参加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

1971年，安格尔终于结束了马拉松式的离婚历程，与华苓喜结连理。有人说他们是两幅风光旖旎的画作，由于婚姻的不幸，被撕裂而失去了气韵，喜结连理后，仿佛两幅画连接到一起，立刻恢复了元气，变得生机勃勃。结婚那天，华苓送给安格尔的礼物是一把“进入爱荷华××号聂华苓家的合法钥匙”。他们在爱荷华大学半山坡上筑起爱巢，取名“红楼”，从此形影不离。山坡上常有野鹿出没，所以这里也被称为“鹿园”。他们一起划船，一起喂鹿，一起谈诗，一起举杯，永远有谈不完的话题。“漂泊”总算结束，华苓的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

有人说，对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国际写作计划”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之一。华苓与安格尔以他们独到的眼光与道义担当，搭建了国际性的作家交流平台。但他们邀请各国功成名就的作家所占比重并不高，大部分名额都留给了尚在成长的年轻作家。“红楼”的客厅，就是“国际写作计划”的核心地点，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托尼·莫里森，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和中国作家莫言等，都曾是“红楼”的座上客。

华苓与安格尔因此受到国际文坛的高度评价与普遍尊重。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联袂推荐聂华苓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

1978年，华苓携全家回中国大陆探亲访友。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家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中国大陆作家赴美。萧乾和诗人毕朔望是第一批到爱荷华的中国大陆作家。20世纪80年代，几乎每一两年华苓就要回大陆一次，主要任务便是为“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作家。之后，艾青、丁玲、王蒙、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陈白尘、汪曾祺、吴祖光、张贤亮、邵燕祥、冯骥才、谌容、白桦、阿城、北岛、莫言、余华、刘索拉、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等陆续加入其中。可以说，中国当代有影响的大陆作家，大多都有一段在爱荷华写作、旅行的经历。特别是年轻作家，在其崭露头角时，便会进入华苓与安格尔的视野，并得到他们的帮助。爱荷华大学会为作家们配英文助手，并把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国际写作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微缩的世界、小型的联合国。作家刘恒说：“这个计划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和形形色色的人，它创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交流方式。这应该是聂华苓和安格尔先生最伟大的创造和构想。”

1991年3月22日，聂华苓和安格尔获得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际文化奖”。他们准备去欧洲领奖，顺便会会老朋友。但华苓没有想到，这是她与她的“安哥儿”最后一次旅行。在机场候机时，安格尔突发心脏病，溘然西去。那年，聂华苓六十六岁。

“安哥儿”是新凤霞为安格尔取的名字，那年，新凤霞画了一幅《金秋》，赠送华苓夫妇。吴祖光题“华苓、安哥儿雅正”。华苓很喜欢这个有着浓厚“京片子”味道的名字，从此，称安格尔为“安哥儿”。至今，这幅画儿依然挂在聂华苓家的客厅里。

这对夫妇被巴勒斯坦一位女作家称作“奇妙的、最最美丽的一对儿人”，相处二十七年，伉俪情深，始终是形影不离的伴侣，志同道合的同行。安格尔对华苓说：“你高兴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有趣；你对我生气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很有趣。你的脑子很性感，你的身子很聪明。” 华苓也对安格尔说过：“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

失去所爱的人，是人生中最冷酷无情的事。但是，生命毕竟还要继续流动，流向新的快乐，新的成功，也许还有新的创伤和痛苦。

度过了失去安哥儿最初那段阴冷灰暗的日子，华苓终于慢慢地恢复过来。独自在家时，她常常望着“右边窗外的河，左边镜中的河”陷入沉思：自己的生活多么像这条爱荷华河啊，不停地流，不停地变。在长江边长大，去过黄河、多瑙河、泰晤士河、恒河、爱琴海、地中海、黑海，直到流到美丽的爱荷华河之畔，水流的速度才开始缓慢，漂泊的灵魂才在“安格尔家园”找到安抚的“家”。

华苓开始用笔承续她与安哥儿未了的情缘。在1997年出版的《鹿园情事》中，华苓以充满感情的笔调回忆了她与安哥儿共同生活近三十年的时光。又是三十年过去，如今九十二岁的聂华苓，记忆中的很多事情都已被岁月屏蔽，但与安哥儿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她却至今难忘。

晚辈们都在外地忙碌自己的事业，华苓依旧独守着爱荷华河畔的“红楼”。她并不孤单，妹妹华蓉每周都会驱车来看望她。楼上的书房，依旧保持着安哥儿当天离开时的陈设，连日历都没有动。安哥儿生前在房间里挂的水晶球，在阳光的反射下，依旧熠熠生辉。每当华苓在楼下的工作室写作时，仿佛她的安哥儿仍在楼上自己的书房里，与她在同一时空下一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