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为佳县人民服务终生

路生梅

然而，人生没法精准计算。路生梅大学毕业时，正值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在火热的激情中，她积极响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向学校递上申请：“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那年，全年级的毕业生全部奔赴偏远地区，路生梅被分配到了陕西佳县。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最艰苦”三个字，她完全没有概念，她只牢记着老师的赠言：“你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你的天职就是这样。”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1968年底，二十四岁的路生梅满怀豪情地告别亲人，登上火车。家人已为她打听好路线，她要先到西安，再转乘火车到铜川，然后搭大卡车到达佳县。车窗外，随着河流、平原倏忽而过，新鲜感和革命激情也渐渐远离，代之而来的是迷惘和委屈。没来由的，路生梅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车上的人听说她要去佳县，纷纷摇头，说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

到西安等待转车时，路生梅坐在了一个饭摊前，用冻僵的手，学着别人把一大块儿饼掰成小块儿，然后交给摊主加热汤去煮。可当蓝花大海碗端上来时，路生梅胃里顿时翻江倒海，那股膻味，是她对大西北最初的印象。后来她才知道，这碗汤泡饼叫羊肉泡馍。

站在敞篷卡车上，路生梅被飞扬的尘土呛得直咳嗽。天是灰的，树是灰的，山是秃的，她的心情越来越沉重。看她被寒风吹得直打哆嗦，车里的老乡说：“那个娃娃，你不敢在那儿待着，你会冻坏的！”老乡脱下羊皮袄，给路生梅裹上。路生梅第一次感受陕北人的温暖，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委屈的泪水又出来了。

颠簸两三天后，终于到了佳县。县城只有一条窄窄的街道，路生梅打听县医院时，有人用手一指：“那片坟地里的几排窑洞就是。”窑洞墙皮脱落，破旧不堪。炕上，四五个病人挤在一起，这便是仅有的医疗条件。就这样，路生梅走进窑洞，成为佳县乃至榆林地区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

佳县的艰苦远超路生梅的想象，县城三面环水，峭壁林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悬崖峭壁石头城，一瓢清水贵如金”，他们喝的是毛驴拉来的浑浊的黄河水，即使这样，每人每天也只能喝一瓢。吃的是羊油炒菜，膻味重，每一顿，她都要吐上几次。本就瘦小的路生梅，一个月瘦了十斤。

她怕别人说城里来的姑娘矫情，便咬牙忍着。几十年后，她这样回忆：“那时候的我根本不会想到，在北京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贫苦的地方。那种穷，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糠菜半年粮，喝水靠驴拉’，这是当时佳县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时，医生都要下乡出诊，山路难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走。晚上住在老乡家里，虱子成群结队，令路生梅胆战心惊。回到宿舍后，烧炕又让她犯了难，烟冒了满屋，火还是没点着。路生梅蜷缩在冰冷的土炕上，想到在北京时和同学们在后海划船，在鼓楼漫步，眼泪扑簌簌地掉落下来。

“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我从未退缩过，因为这条路是自己选的，打退堂鼓不是我的作风。”幸好，同事和老乡很快发现路生梅不会生火，此后，他们轮流来帮她烧炕，一直烧到春暖花开。

路生梅的心被暖化了，她开始融入这个集体。不久，一次诊治经历更加坚定了她的决心。一名男婴，因百日咳住院，尽管路生梅和同事们全力救治，孩子还是夭折了。离开医院时，年轻的母亲突然跪倒在地，流着泪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和这位母亲的泪水相比，自己之前的眼泪是多么矫情。”从那以后，路生梅再也没有抱怨过。在窑洞墙上，她贴了一张纸，上面是她抄录的清代诗人袁枚的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首小诗，成为路生梅的座右铭，在无数个孤单的夜里，带给她光明和奋发向上的力量。

那时，佳县人民医院没有分科，得知路生梅是“北京来的医生”，病人觉得她什么病都能看，望向她的眼睛里满是希望。为了那份信任，路生梅开始在油灯下恶补，妇产科、内科、外科，偏方、针灸，一股脑儿全学。每天晚上，路生梅的鼻孔都被油烟熏出两道黑印。没多久，她就将一本《新法接生手册》背得滚瓜烂熟。

1969年初春的一天，一位村民冒着大雪跑进医院，他的妻子难产，他来请路生梅出诊。十里山路，路生梅连滚带爬地往老乡家赶。一进门，她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没有任何消毒措施，接生婆正拿着一把家用剪刀准备剪脐带，而产妇身下铺的是装土的袋子——他们怕产妇出的血染到草席上。路生梅顾不得多想，赶紧冲了过去：“快放下剪子，娃娃会得破伤风的！”

“破伤风”，俗称“四六风”，死亡率几乎百分之百。路生梅一边解释，一边快速消毒，为婴儿断脐，包扎。

因为贫穷愚昧，当地群众生病、产子大多不去医院，不找医生，有时甚至请“神婆”驱邪。种种因素，导致这里的孕产妇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一点五，新生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沉重的现实刺痛了路生梅的心，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里落后的医疗条件和生育观念。

扎根佳县的决心已下，路生梅充满干劲。在入党申请书上，她郑重承诺：“这里的人民需要我，我要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

既能吃苦，又好学上进，路生梅赢得了称赞。渐渐地，她发现，同事高正胜总是有意无意地关心她、照顾她。时间一久，她接受了他。

高正胜是绥德人，父亲早逝，家庭贫困。从绥德卫生学校毕业后，他到佳县人民医院当了一名护士。而他来到佳县，还有一段“成人之美”的故事：当时，高正胜班里一个佳县的男同学和一个绥德的女同学正在热恋，可是毕业分配时，男同学被分回原籍佳县，两人面临劳燕分飞。为了成全他们，高正胜主动放弃条件更好的绥德，和男同学换了岗位。

在路生梅眼里，这个陕北汉子“傻得可爱”，别人不愿意干的苦活儿、累活儿，他总是抢着干。每次下雪，他都会从县城街道一直扫到医院的每一孔窑洞门前；寒冷的冬夜里，医院的汽灯没煤油了，也是他，自告奋勇去买。

正是高正胜的纯朴善良、对人实诚，打动了路生梅。然而，一个是北京来的女大学生，一个是卫校毕业的男护士，没有人看好他们，包括高正胜的母亲。在大家不解的目光中，1970年，路生梅和高正胜结婚了。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在绥德出生。一个月后，路生梅把孩子留给婆婆，只身返回佳县。

佳县的娃娃更需要她，可每次看到别人的孩子，她就会更加想念自己的孩子。然而，她太忙了，接诊、出诊马不停蹄，回绥德看儿子的事总是一拖再拖。

转眼冬天到了，儿童肺炎流行起来，门诊排起长队，路生梅经常一整天都顾不上吃饭。经常是她晚上刚回到家，窑洞门就被老乡敲开了——他们都是抱着孩子赶了一两天山路来的，她不忍心拒绝。直到有一天，婆婆把电话打到医院，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些许的愤怒：“告诉路生梅，她再不回来看看，她自个儿的娃娃都要拉肚子拉死咧！”

原来，七个月大的儿子得了腹泻，婆婆用尽了土方子，还是无济于事，这才慌了神，连夜跑到公社给路生梅打电话。

佳县到绥德有近两百里，从县城回村里，还得步行二十多里山路。那天，当路生梅颤抖着双腿回到婆婆家时，天已经快黑了。面前的儿子严重脱水，眼窝深陷，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容不得多想，路生梅抱起孩子就走，一路挣扎着赶到绥德县医院时，已经是深夜了。

经过十多天的救治，儿子终于好转。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少患儿，因为家庭贫困、父母无知，再加上交通不便，不幸夭折。目睹这些，路生梅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我理解每个当妈的心，妇女可苦可难了，我要改变落后的医疗条件！”

回到佳县后，在工作之余，路生梅开始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在她的牵头下，佳县各公社卫生院也参与进来，定期组织育儿学习班。城乡移风易俗，父母科学育儿，儿童致病致死率明显下降。

路生梅把全部的身心都扑在病人身上。一个冬日，她去十几里外的村子出诊，鹅毛大雪刚停，脚上穿的塑料底棉鞋被冻得又硬又脆。她心里惦记着那个生病的娃娃，一步三滑，下坡时，干脆坐着滑下去。当她一身泥水出现在患儿家里时，全家人像看到救星一样号啕大哭。

果然，这个孩子病得很重，全身滚烫，因为心衰，脸已经发紫。路生梅陪护了三天，娃娃脱险了。孩子父母感激不尽，花生、大枣一个劲儿地往她手里塞。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又有娃娃被抱过来了，这一检查，路生梅大吃一惊：小小的村里，竟然有多名麻疹患儿！路生梅赶紧通知生产大队干部，展开传染病防治工作。一周后，疫情控制住了。临走时，老乡们眼泪汪汪地称路生梅“恩人”。一位妈妈递上一双千层底棉鞋，那是她偷偷量了路生梅的脚，赶做出来的。

还有一次，路生梅值夜班，一名肠梗阻病人被紧急送来。她不顾自己已经连续工作了几个日夜，立刻进行手术，两个多小时后，病人得救了，她晕倒了。

看到救治的病人获得新生，路生梅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到佳县的几年间，她一次北京都没回过。当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跪在黄河边大哭了一场，朝着北京的方向给父亲烧了几张纸。那段时间，她总是在心里默念一首小诗：“爸爸，我好想早点回来看看您，可女儿抽不开时间……于是，留下这终生的遗憾，永远，永远……”

改革开放后，知青返城的消息一个个传来，路生梅的内心有了波动，她也想过离开佳县，“不是怕苦，而是想去攀一攀医学高峰”。可是，一想到善解人意的丈夫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她就一次次打消了念头。还有那些无私帮助她的佳县乡亲，她也不会忘记。生女儿时，路生梅大出血，是同事们轮番献血，她才得以脱险。丈夫骑摩托车去村里出诊，不慎跌落山崖导致骨折，是老乡们帮她挑水、做饭、哄孩子，她才渡过了难关。“在陕北时间长了，我真的爱上了这方水土，爱上了这里的人。”写在入党申请书上的承诺，路生梅时刻牢记。

1981年，路生梅被选派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高正胜没有阻拦，而是毫不犹豫地支持她：“你去吧，我保证把孩子们照顾好！”对路生梅会不会从此留在北京不回来了，他不是不担心，他只是想好了，即使她不回来，他也希望她幸福。这个纯朴的陕北汉子又一次让路生梅感动了，临行前，她向他承诺：“你放心，任何时候，我绝不会抛下你独自回京。”

就这样，阔别十三年后，路生梅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北京。进修机会难得，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一起进修的同学有不少来自大城市，当得知路生梅是从偏远的贫困县来的时，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不屑。

路生梅也不理会，只管认真观摩、做笔记，几个月后，她赢得了老师的赞赏、同学的佩服。进修结束时，老师有意帮她留在北京，哥哥和妹妹也劝她留下来和亲人在一起，但路生梅的心早已飞回了那个荒凉贫瘠的小县城，她迫不及待地要用学到的新知识救治佳县生病的乡亲们。更何况，与当年的举目无亲不同，在佳县，她还有个温馨的小家庭。高正胜支持她去北京进修，是实心实意的。路生梅后来才知道，就在她在北京学习期间，一双儿女同时生病，孩子们哭喊着要妈妈，为了不让路生梅分心，高正胜硬是没有告诉她。

在丈夫的支持和鼓励下，路生梅进步很大。1983年，她又得到一次去西安学习的机会，因为表现出色，指导老师希望她留在西安的大医院，她的答复是：“在佳县不能说是无怨无悔，但我还是觉得值得，我在那个地方实现了做医生的价值。”

回到佳县后，路生梅认为应该向大医院看齐。她向领导建议把儿科和内科分开，这既方便对病人的管理，也利于儿科专业技术的发展。就这样，1984年，佳县第一个正规儿科成立了，路生梅担任科室主任。这一年，她四十岁，到佳县已经十六年了。

为了提升服务能力，路生梅四处筹资，有时甚至自掏腰包，选送科室的所有护士分批外出进修。在管理上，她把学到的先进经验运用起来，使得“大查房”、“大病历”、疑难病例讨论等制度逐渐规范起来，并在全院推广。

路生梅多年的努力成效显著，在榆林地区医务技能竞赛中，佳县儿科多次获奖，尤其是小儿静脉穿刺技术，一度保持团体和个人第一名。同行们纷纷感叹：“佳县是榆林地区最穷的县，佳县医院是全地区医疗条件最落后的县级医院，而佳县医院的儿科却是榆林地区最好的！”

“佳县儿科”有了名气，成为全地区、全省医疗战线的一面旗帜，在儿科疑难杂症方面，路生梅成了榆林地区的权威。

患者纷至沓来，路生梅对医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生对病人必须一视同仁，对贫困老百姓以自己的善心扶贫，以自己的仁术救命。”治疗中，她坚持不滥用抗生素，不滥用激素，不收红包。她总是对医护人员说：“佳县地域苦焦，生了病的人就更可怜了。我们怎么能下得了手，从穷人、病人嘴里‘掏食’呢？”

由于交通不便，山里的很多患者走不出来，经常小病熬成大病。“不能守着医院等病人！”为此，路生梅又带领团队主动进村入户，送医送药。

为了佳县的乡亲，她苦了自己的孩子。女儿得腮腺炎、发高烧、出水痘，都被她反锁在家。冬天得了肺炎，女儿自己拿着小药瓶去医院打针。女儿放学回家，不是铁将军把门就是冰锅冷灶。有一天，大雨倾盆，路生梅忙完病人的事已经很晚了，她焦急地赶回家，一眼就看到女儿正蜷缩在门前的石床底下瑟瑟发抖。“人家的孩子都回家了，吃饭了，我的孩子却在大雨中找地方躲雨。”心酸与内疚之下，路生梅的眼泪无法抑制。十几岁的女儿没好气地说：“你哭什么，我这不是没淋着雨嘛！”

尽管觉得愧对家人，但在救治病人与照顾孩子之间，路生梅还是选择了前者，“因为这样才心安”。

佳县人民感恩她，信赖她，视她为亲人。有个叫魏来表的农民，常年患有头疼的毛病，经常来找路生梅看病，多年相处下来，他对路生梅的医术医德赞不绝口。1987年，魏来表被确诊患了脑瘤。临终前，他让家人把路生梅找来，要把一家老小的健康都托付给她。直到路生梅答应他，“我不光照应你的儿子，将来还要照应你的孙子”，他才安心离去。

“佳县人民把人间最真诚的爱和信任都给了我。”这莫大的肯定，给了路生梅前进的勇气和动力，佳县的沟沟峁峁留下了她的足迹，而北京渐行渐远，成了故乡。

1999年底，路生梅从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休了，西安、榆林的大医院纷纷向她发出邀约。面对高薪聘请，她一一婉拒，她牢记着“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的承诺，只把家门向最需要她的乡亲们敞开。

所有的诊断都是免费的，路生梅说：“国家已经给了我退休工资，我不缺钱。”而她居住的，仍然是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窑洞，仅有的书桌、衣柜、木沙发，也都陈旧简陋，雕刻着时光的印记。

正是在这孔窑洞里，路生梅度过了最幸福的人生时光。她和高正胜互相支持、互相理解，“是生活中的好伴侣，工作中的好搭档”。然而，悲痛来得猝不及防，2007年，高正胜因病离开，路生梅心如刀割。三十七年的恩爱已成回忆，她整日以泪洗面，是佳县的父老乡亲安慰她、陪伴她，让她逐渐走出痛苦。“老高一生诚实厚道，乐于助人。我钦佩他，他的言行也深刻影响着我。所以，爱一个人就要在他离开后，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2012年，一双儿女劝路生梅到城市跟他们一起生活。就在她纠结是去是留时，一天夜里，一对老夫妻急促地敲响了她的家门——孙子刚刚出生，正在医院抢救，他们恳求她去会诊。路生梅二话没说赶去医院，和医护人员一起，忙碌了整整一夜。“这里的患儿需要我”，看着呼吸逐渐平稳的娃娃，她决定留下来。

“路大夫人好，从来不起火（有耐心）。”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其中不乏黄河对岸的山西老乡。来时，他们拎着自家的土特产，走时，则换成了路生梅硬塞过来的精致点心。

在路生梅的窑洞里，不管白天黑夜，无论休息与否，总是人来人往，就连她回北京探亲，问诊的电话也接连不断。她的手机号多年来没有变过，佳县人民说那叫“路大夫热线”。每当手机铃声响起，她总是耐心地询问、解答，标准的京腔里不时夹杂着陕北口音：“孩子是什么症状啊？这个药暂时不要用……”

路生梅在窑洞里挑灯学习

多年付出，口碑载道，路生梅相继被评为“感动榆林人物”“中国好人”，而她却谦逊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他们却充满感激，做人不能忘了感恩，我只能加倍对他们好。”得来的奖金，路生梅全部捐赠给了县养老院，她还组建了一支“老年人志愿服务队”，从此走上了公益之路。

2018年，是路生梅到佳县的第五十个年头。“服务五十年”的承诺，她做到了。正萌生退意时，有一天，她在网上看到，当年的大学老师、已经九十八岁的张金哲院士仍然在门诊忙碌。惭愧之余，她接受了佳县仅有的两所医院的邀请，轮流坐诊，继续为儿科的团队建设贡献力量。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七十六岁的路生梅写下请战书：“无论奔赴哪里，无论生死，我都要参加，因为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使命，因为我是中国医生。不要嫌我老，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留给年轻的同行们。”

芳华已逝，初心如故。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间，路生梅的接诊人数超过十五万人次。当佳县人民医院从几排窑洞发展成为一所二级甲等医院时，当佳县新生儿的死亡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百分之六降至如今的万分之六时，当年那个扎着两根小辫的北京姑娘，也成了满头银发的“路奶奶”。

从“小路”到“路姐”“路姨”“路奶奶”，经路生梅救治过的四代、五代人的家庭比比皆是。作为佳县幼儿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路生梅心里充满着职业满足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她说：“如果当初我去了大城市的医院，可能在专业提升和科研方面有更大的成就。但我这几十年服务于基层，也有不一样的收获。治好一个孩子，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家庭，甚至他的一生。”那些经她救治的孩子，确实被她深深影响着。他们中，有的在信中不忘感恩：“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的一言一行指引着我，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坚守，比如博爱……”还有的，沿着她的足迹走上了从医之路，“路姨是我的灯塔”。而更令路生梅欣慰的是，女儿真正理解了她。在一次采访中，女儿含泪向她告白：“您不但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一名合格的医生，更是我值得敬佩的好妈妈！”

“与其说我服务佳县群众，不如说佳县人民成就了我。”2022年，路生梅荣获“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回北京领奖时，她再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心潮澎湃。当年风华正茂时，她从这里走向佳县。那时和她一同毕业的一百六十三名毕业生，有的调回北京，有的去往海外，一直留在分配所在地的，只有她一人。时间是最好的见证，母校首都医科大学以路生梅为荣，为她颁发了“济世修德”杰出校友奖。

“作为党员，为党工作没有退休年龄。作为医生，为病人解除病痛也没有退休年龄。”如今，八十岁高龄的路生梅还在“超期服役”，她把自己形容为“佳县的一只风筝”，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佳县的父老乡亲们拉一拉线绳，她就会回到他们身边。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这句话，路生梅送给后辈，也勉励自己。为了佳县人民，她要“生命不息，服务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