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王振义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了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确立了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他年逾耄耋，仍奋战在医学救治一线，为青年医生答疑解惑，指点迷津。人生百岁之际，这位集大成于一身的医学泰斗却认为自己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
以下为本刊在王振义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发表的文章节选。
王振义
仁济慈爱是他的行医准则
那时的广慈医院是个教会医院。王振义目睹穷苦百姓因为囊中羞涩，只能吃最便宜的药，住条件简陋的病房，而那些财大气粗的达官贵人则成为医院的“座上宾”。贫富尊卑如此落差悬殊，从而唤起了初涉社会的他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怜悯之情。“穷苦百姓，贫病交加，让我开始有种做医生的自觉。”每当坐诊，他总会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为患者提供方便。
工作一年后，新中国成立，广慈医院从教会医院演变成公立医院，王振义也在这个新生医院里找到了事业的立足点。他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本职工作上。
1952年，全国各大医院院系调整，由大内科转向专业化。王振义觉得血液病比较简单，“拿个显微镜，看一下细胞怎么样，就可以诊断了”。
但是，接触后，他才感到“简单”的血液病竟复杂得让他一时摸不到门道。还好，凭借扎实的医学功底，他渐渐地对血液病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止血与血栓领域，他建立了甲型和乙型血友病的鉴别诊断方法，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等诊断和治疗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
“请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能攻克白血病这个难题。”
1958年，瑞金医院收治了一批白血病患者，医院领导想锻炼王振义的能力，便腾出一间病房，让他治疗那些危在旦夕的患者。那时，可能是年轻气盛，觉得一腔壮志终于有了施展的舞台，王振义向领导拍胸脯打包票：“请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能攻克白血病这个难题。”
然而，当他一头扎进这个全新领域时，他才知道白血病到底有多么顽固和凶险，没有特效药，人一旦患上“血癌”，无论大人孩子，便等于被判了死刑，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神降临。那一年，由他医治的六十多名患者，在他的眼皮底下一个个死去，无一幸免。作为医生，目睹患者痛苦死去，竟束手无策，他感到万分悲哀和良心不安。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遭受事业上的“滑铁卢”。面对残酷事实，他开始反省，作为一名医生，光有雄心抱负还远远不够，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研究。
就在王振义全力以赴投身白血病研究之际，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组织上安排他到校本部教书育人，从事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他才得以重返医院，进行白血病临床研究。
所谓白血病，就是造血组织的一种恶性肿瘤，俗称“血癌”。当时限于医疗技术和条件，治疗白血病，主要的方式是化疗。但化疗是一把双刃剑，在剿灭癌细胞的同时，正常细胞也株连遭殃，且毒副反应大。
一次，王振义在一则国外医学资料中得知，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这些“为非作歹”的坏细胞，在科学家“诱导”下，可以“迷途知返，改邪归正”，变成正常细胞。这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医学创举，令王振义眼前一亮，他觉得既然无法消灭白血病患者血液中的癌细胞，那么另辟蹊径，化敌为友，不失为一个治疗新途径。
从此，王振义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上，勤勉攻关，孜孜以求。经过多年试验，他终于在显微镜下捕捉到了奇迹发生：大量早幼粒癌细胞，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下，竟“改邪归正”，变成一个个发育正常的细胞。
呕心沥血的王振义，终于大海捞针，找到一把“金钥匙”，神奇破译了人类医学史上的“死亡密码”。
诱导分化疗法，首开世界医学先河
就在这时，医院来了一位五岁患者小怡君。小怡君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与其他类型的白血病相比，此种类型发病急，凶险异常，病人从确诊到死亡往往只有一周时间。由于出血量大，感染严重，被送到医院时，小怡君已昏迷不醒，奄奄一息。
孩子的母亲心痛欲裂，整天以泪洗面，恳求王大夫救女儿一命。王振义诊断后，建议道：“孩子病情危重，常规治疗已起不到作用，必须启用全新疗法。”孩子母亲听罢，像溺水之人突然抓到救命稻草：“不管使用哪种办法，只要能救活孩子的命就成！”
命悬一线的小怡君开始接受王振义的全新疗法。由于该疗法的试验都是在体外进行的，临床上从未应用过，治疗过程变数多，谁都无法保证万无一失，王振义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同是医生的妻子，不无担忧地提醒道：“人命关天，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向患者家属交代？”王振义说：“凡事总有第一次，总会伴随风险，如果成功了，不知能挽救多少濒危生命，所以作为医生，我别无选择，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
为此，他深入病房跟踪诊察，细致入微地捕捉孩子病情的蛛丝马迹。用新疗法治疗三天后，小怡君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一周后，病情趋于好转。当临床医生对他说：“患者病情得到了控制，白细胞明显增高，就连坏细胞也开始变好了……”时，他虽然心里有一些底，但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欣慰不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经过一个月的系统治疗，小怡君的白血病终于得到遏制，血液中的坏细胞脱胎换骨，弃恶从善，成了正常细胞。
时光荏苒，当年被王振义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小怡君，后来成为外企白领，身体健康，与常人无异。她也因此成为国际上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治愈的第一人。
王振义曾幽默地说：“如果说白血病是个凶残杀手的话，那我就是杀手中的‘杀手’！”
此后，世界各国都先后证实这种治疗效果显著。APL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从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可被治愈的白血病。
中国在白血病领域的这项尖端技术，震惊了世界，被国际血液学会誉为“上海方案”。1996年6月15日，王振义因此获得凯特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王振义也因此跻身该领域一流科学家行列。
就在王振义潜心研究白血病之际，从江西上饶来了一位名叫陈竺的医生，跟着王振义进修。陈竺曾经是一名知青，起初，王振义以为陈竺文化底子薄，接触时间长了，他开始对陈竺刮目相看：陈竺学习勤勉刻苦，为人正派朴实，是难得的可塑之才。王振义对他寄予厚望，常找其谈心，鼓励他上进。在王振义的栽培提携下，陈竺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看着弟子如此上进，王振义深感欣慰。他语重心长地对陈竺说：“要想当好一名合格的血液病医生，光有冲天干劲还不行，必须在专业技术上更上一层楼，要不你考我的研究生吧！”恩师如此看重自己，陈竺感动不已，学习热情也更加强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陈竺的专业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在研究生考试中，他一鸣惊人，以总成绩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骄人成绩，如愿以偿成为王教授的弟子。
由于学业优秀，陈竺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了使弟子能尽快成长起来，王振义不断给他压担子，让他承担难度相对较大的科研课题，直到他能独当一面，挑起大梁。
当时，高等学府论资排辈现象严重，陈竺是主治医师，职称的弱势，限制了他参与重大课题研究机会。陈竺的能力和业绩摆在那里，有目共睹，王振义认为不能埋没人才，为了弟子的前途，他多方奔走游说，终于为陈竺赢得教授职称。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提拔学生，无可厚非，但这样做是否太冒险了？”王振义说：“我觉得我做得没错，陈竺是我的学生不假，但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唯才是举，就该把他提拔上去，让他有更大的作为……”
三年后，陈竺渐渐羽翼丰满。王振义又力荐他和他的妻子陈赛娟赴法留学。陈竺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主攻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白血病研究，并获得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学成回国后，陈竺又回到恩师身边。当时王振义已组建了上海血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陈竺回国七年后，王振义觉得弟子已成大器，能够担负起所长重任，便决定让贤，急流勇退，将所长位置移交给弟子。
当时，至交老友都替王振义惋惜：“你说你奋斗了一辈子，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再努把力，就修成正果了，结果功亏一篑。凭你的精力和体力，完全可以再干几年，没人要求你非退不可……”王振义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生过程，就是个抛物线，任何人都有上升、达到高峰和下降的时候，当你在顶峰的时候，就要考虑下来，将位置和机会让给年轻人，我觉得老年人就应该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
后来，陈竺成为卫生部部长。他回忆道：“王教授耐心地为我补习专业外语，还一起撰写论文。但每次发表论文，他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信作者。他跟我解释说，如果自己成了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你们年轻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王振义
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也是一位爱才惜才的教育家。从医执教近八十载，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的学生陈国强，回忆过当年的情形。那时根本没电脑，导师在他的论文上一遍遍修改。密密麻麻的文字，倾注了导师大量的心血。和导师谈完为何要这么改后，陈国强再去修改文章。那篇论文，王教授先后改了不下十遍，陈国强也跟着抄了十遍，每每焦头烂额，如果合集成册，都能出书了。陈国强说：“那时，王老担任二医大校长，白天公事缠身，只能在晚上牺牲休息时间修改论文，他多次把我叫到家里共进晚餐，撂下碗筷，进入正题，探讨论文，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倾心交谈，恩师那种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深深镌刻进我的心里。”
严师出高徒。在王振义的精心栽培下，陈国强很快在国内血液学领域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业绩，后来成为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国强说：“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也是站在恩师肩膀上取得的。”
有人说，王振义这个“伯乐”不简单，培养出的“千里马”，都是世界级水准的顶级人才：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部长陈竺，中科院院士、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长陈赛娟，国家“937”计划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陈国强等。
“我一直以学生为荣，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的最大欣慰。”
在学生们眼里，王振义虚怀若谷，严谨求实。他曾谆谆教诲弟子：“做学问最忌讳浅尝辄止，华而不实，一定要脚踏实地，深入钻研探索，任何投机取巧想走捷径的做法，都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2002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个抗白血病药物，水溶性差，实验效果不理想，课题研究陷入低谷。其间，他听说郑州大学某教授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显著，便不顾年迈体弱，执意登门请教。作为这个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他对随行弟子说：“做学问就是这样，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郑州大学接待同志听说眼前这位登门请教的长者，竟是享誉世界医学界的“诱导分化第一人”，顿时肃然起敬，被他诚恳谦逊的品格所打动。
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一百万元奖金。他把绝大部分钱资助了血液学基础研究，拒绝了以自己名义设立血液病基金的建议。
一个“爱”字，贯穿了王振义的行医生涯。跟他共过事的同事都有同感，他对病人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在所有职业中，最能体现爱的工作有两种：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都会聚我一身……”他说，“将爱留给病人，不但是医德表现，更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作为一名多年一线临床医生，他切身体会到病人看病难，因此他是最早提倡拒收红包的专家。不过，有一次，他竟破例收了一位患者的“礼物”。
那是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白血病患者，万念俱灰。王振义开导她：“一定要坚强起来，白血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只要积极配合治疗，还是能康复的。”在王振义的鼓励下，那位患者渐渐走出绝望阴影。一次，王振义查房时，发现她在衣服上刺绣，便赞叹道：“绣得真漂亮，没想到你这样心灵手巧，等病愈出院后，可以把手绣衣服作为谋生手段了……”那位患者出院时，把这件手绣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王振义。王振义说：“作为医生，不仅要治愈患者肉体伤痛，更要治好他们的心灵创伤，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活得健康快乐……”
由于在血液学领域贡献卓越，王振义荣获过世界上很多医学最高奖项，被誉为“大满贯”科学家。但无论在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却很少见到奖杯和证书。他说：“光荣属于过去，荣誉归功于集体，个人没啥好炫耀的。”
“当初为什么不申请专利？”王振义说，“如果申请了专利，那么就会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他们本来因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如果再在他们身上发横财，就相当于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这与我们医德背道而驰。作为医生，我更愿意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全人类，挽救更多的危亡生命。”
责编丨张静祎 责校丨张静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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