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而世界涌动。如何在惯常熟悉的视野之外，链接至更多的书写、记录和思考？单向邀请身在海外的诗人、非虚构作家邹波开设书评专栏「世界书声与活页」，介绍世界范围内最新面世的好书，希望更多人能持续地从世界读物里探望世界。
专栏第三期主题“如鲠在喉与亲密关系”，邹波从诗歌与文学出发，探讨亲密关系中那些“真诚的语塞”。情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常常如同一道梗阻，让人既感压抑又无法忽视。本期推荐的七本新书，探讨爱、隔阂与表达的复杂性，期望读者在阅读中找到共鸣，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感悟。
如鲠在喉与亲密关系
撰文 / 邹波
玛丽·奥利弗诗歌的中译本《在万物中醒来》刚好在国内上市。有人说玛丽·奥利弗的诗中没有抱怨，没有哀诉，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岁月静好……这究竟是什么？
我也因读《素食者》，从韩江的语言和语调，又顿悟了玛丽·奥利弗——
当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由动物性，走向植物性，当未来人更反身地自慰、更收缩地自毁、更原子化地爱，并索性以此来反抗，像索性用柔软的手腕子当拳头出击——爱和反抗，就不再是普拉斯求死的激烈，欲望也不仅是冷淡——负欲望本身又成为激情，玛丽·奥利弗的诗恰好走到动物性诗歌与植物性诗歌的分水岭。
玛丽·奥利弗，更极端的延长线上，既有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的辛辣的娇嗔，又有英国女诗人Fleur Adcock那种女拉金的格格不入，也有美国女诗人Naomi Shihab Nye偶尔写出的那首《消失是一门艺术》：所有情绪，全是对常规的婉拒和叛逆，要熟练掌握这叛逆，得刻意去背下植物人的生活法则：
“当有人问你，咱是不是认识啊——请立刻说不……请像片树叶到处飘飘，等明白你会随时被绊倒，再决定去生活……”，而奥利弗会更简洁：“来这个世界，我不想只是来过”。——“不想只是来过”，在奥利弗的诗里，这并非渴望成功，或珍惜失败，还包括对“白活一场”的渴望。
奥利弗把二律背反甚至同义反复的话，说得如鲠在喉。她爱禅意和王维，但并非像禅，将生活溶解，正如我写过一句：“这束花，来自垮掉又升起的冰屋脊，它就在那，还在那，就那样那么着……”——她最美最平和的诗里也没有和解。她继承狄金森的美国自然哲学，但没有宗教的喜乐和痛苦。奥利弗是一种伪装成大自然之美的“高冷”，是一种特优雅的“野蛮”。
她的内容——或许在童年性虐创伤后，植物性的冷漠与“宽容”；她的形式——诗意开放的容器。
我更顿悟——整个英语现代诗，哪怕再先锋，也保持着英诗传统的一种“退隐感”，像可继续探索意义的容器——它好像能装东西。现代华语诗则仍传统性相反——突前，先声夺人，却好像装不了啥东西，它一下用尽 “诗要不隔”的古法则、抵达熟悉的取悦而不再前进，但如果能冲破这层 “不隔”，去承担更开放更陌生的意义，或许我们就能继续前进。
02
滔滔不绝与真诚的语塞
美国竞选是语言的竞争。
左派语言容易被视为高级、理性、正义、准确、完备的、知识分子的，但也很可能是官僚的、工具理性的。左派发明更多新词，表达新现象、新身份，关注不平等、边缘群体、性别平等议题，但新词也是时髦的、碎片的、标签的、情绪的、道德化的，可能反而让语言膨胀、模糊问题，割裂事物联系。
右派语言容易被视为简陋、红脖子的、反智的、片面的、鼓动的、民粹的、甚至纳粹的。右派“知识分子”最多听起来古典、美式传统被逼急的样子，埃德蒙·伯克的怀疑口吻。右派新词少，多是对左派新词的防御和反思，旨在以“笼统”来重新简化左派碎片化的词。但万一真的话糙理不糙怎么办？万一红脖子语言就是马克吐温的常识怎么办？万一简单的语言本身就不反智怎么办?
虽然两种语言都不能轻信，但近年经历自由主义“高级语言”泛滥，各种“娓娓道来”和“滔滔不绝”话术的伤害和迫害，现在我想多关注一下“简单的语言”甚至“口吃”和“沉默”——这已和左右无关。
柏拉图谈话录中，苏格拉底认为“精辟格言”的能力，起源于斯巴达而非雅典。斯巴达人以军事实力闻名，但苏格拉底说其真正力量在于发出“毁灭性”言论：
“随便找个普通斯巴达人聊。一开始会觉得他根本谈不下去，但突然，他会以致命技巧选一个点，用一句你难忘的简单的话驳得你哑口无言，像个孩子傻在那。”
这个情境里，语言先后针对两次刺激，做出“简洁甚至无语的反应”：第一层是斯巴达人听了你的滔滔不绝之后，嘴巴里突然冒出的简洁格言，第二层是，继而，你听了斯巴达人的格言之后，突然变得哑口无言。
接下来我仅仅聚焦在——如今简单的、并非滔滔不绝的语言，如何可能是不反智的——它还包括——读一本书、听一番话，我们真诚的语塞和无言以对，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好我读到米歇尔·乔利这本小书，说的几乎就是这。开头说了件事：作者在大学文学课上分析卡夫卡的《审判》，原想拿段文字出来剖析（卖弄一次罗兰·巴特或福柯？），结果自己朗读完这段之后，发现什么也说不来，又读了一遍，还是“口吃”和“语塞”，造成了一次教学事故。
读一本书，产生读后感——作者说，他本该技术性地滔滔不绝或娓娓道来，这可是一个老师的体面啊，也是职业道德。但那一刻，他对卡夫卡无话可说。
他的灵魂并非反智，而是开始走心。我意识到——那种给什么书都能滔滔不绝谈上一通的技术、什么都接得住的捧哏能力、给什么都能赞美什么的能力、给什么都能黑什么的指哪打哪的能力，不就是工具理性的话术吗？
作者实际上思考，工具理性之外，我们还有什么说话能力？
职业的、工具理性的逢场作戏的语言，我们见多了，在会议，在演讲，在综艺节目，在直播带货中，在董宇辉们卖书的“知性”的口若悬河中，当然不会冷场，当然也是酒肉穿肠过，吃了什么，读了什么就拉什么。
而“非工具理性”的读后感是什么？本书作者说是“诗意的评论”。它会冷场，会不流畅，会磕巴，会说得慢，有点像约翰·伯格认真思考时的磕巴，半天蹦出点真知灼见。
我记得我的朋友、乐评人李皖说过：“艺术让人不说话”。他讲的是情况的极端。本书作者则说，一本书，读了让你说不出来话，除了复杂性，还因为它一下给你造成了“亲密感”。
㊟《普通人》剧照
作者说，读书的真诚，就是全身心用“随笔”来感受书，这里他把“Essay”当动词用，当这本书“随笔”了你——你不是在揭开秘密和内容，而是用——包括先验的私人感受——全面接触和感受着一本书。几乎有委身感。
这不是“后评论时代”的粉丝盲目的爱。它恰好需要不停怀疑的智性，来不停地重新爱上。作者参考格式塔心理学和梅洛-庞帝指出，读者对书建立一个全身心的语境，比建立五感更早，而且一翻开书，读者能感受书和自己在世上的关系和位置。爱让我们存在。这样也才能“读书，故我在”。而“爱上”和“我在”的第一下反应，居然就是傻在那，不让通常工具理性的滔滔不绝的语言从嘴巴里流出来。
以前我觉得，要理解一个事物，先有理性，然后再等感情从后追上，我再最终接受自己对它的理解。但其实情感的理解比理性更早抵达，实现对一本书的一见钟情。作者说这不是欲望，它比欲望离那本书更近，更模糊。它有点像读者用第一人称进入任何书包括理论书，任何“我”——第一人称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自我暴露——哪怕是读一本理论书，也一下暴露最私密的读者的自我。遑论小说。
我想到 T.S.艾略特说“诗不是一次陈述，诗是一个东西”。走心的阅读则把书读成一个东西。不仅是诗，对任何东西，都召唤直接的动作。这种动作二分下来，就是情感的动作和无感的动作。你要么是无感反而又叨逼叨，要么就是真心而艰难地开始表达感受——
真心表达的过程是不体面的，甚至不顾逻辑顺序，在作者看来正是诗意的，我记得写过一句：“我要闯进所有蜜月和洞房诉说友谊的不贞”。对这种率真，西奥多·阿多诺说：“天真不是起点，是目的”。
无论读书还是对人的感情，我们都会产生堵得慌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刻。在第一时间的“亲密感”之后，你立刻产生一种“急迫感”——作者说，这是“非工具理性”阅读的第二步感受。
美国哲学家 Stanley Cavell 说：“未分享的知识立刻是负担”。说话欲涌起？你想对谁分享？朋友，同事，老师，学生，恋人，匿名者，抽象的“读者”，还是自己？你分享的方式是告白，还是念白（故意说给旁人听的假独白）还是真正的独白？这难道不也是我们获得爱情后的第二步反应，紧迫地想宣告，却又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
于是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模糊”。我们经过“亲密”，最终“急迫”地说出了一番“模糊”的感想。有时我已分不清想表达的是“欲望、想念还是自我解释的渴望”。最近我和知心人说话，不欢而散，我们有个坏习惯，就是丢下诛心的话就拉黑。弄得我已分不清是决裂的难过，还是话没说完造成的内伤。也有人说我的某本书写到后面有些松懈，读者就受了被始乱终弃的内伤。
所以，我们对世界再恶意，也要把话说完，同时也要让世界或对方把话说完。至于最终说出的“模糊”——作者说，它或许是实现了“创造力的传染”，正如多年前我在处女作序言里写道：“通过误读接近写作”。
这本书仅仅谈到读后感生成的三个阶段。让我继续他的思考——当“读后感”真正又越过了最后的“模糊”，开始进入“写”的阶段——似乎更神秘而自由。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描述如何避免在母亲刚死时就抒情，而宁可等到可以去机械写作才去写母亲：
“母亲去世快七周了，我最好是在感到有必要写她前，去干活（不要写），葬礼时我想写她的冲突非常强烈，然后消失，变成沉闷的无语，我开始用这种无语把她的自杀当新闻来读。是的，我应该去干活了（去写）……我就会从自己异化开来，变成一个东西，一个记忆和产生形式的机器。”
汉德克的“机械写作”岂不是近于工具理性吗？但反而神秘。写作的机械和非机械，让作家有的高产，有的低产。但写作的机械性似乎仍能避开工具理性，并仍有可能是良心。写作阶段，或许更深思熟虑，良心的系统性更能抵御系统性的工具理性和陈词滥调。阅读却不应陷入机械——终究，读是互动，写可以独自去写。读比写貌似技术要求更低，但也对爱要求更苛刻。
这本谈“读后感的秘密”的书惊人地表现出“原创”——作者故意放着“误读”，“顿悟”，“先验”，“工具理性”，“机械论”，“本体论”这样基本的概念不用，而用更基本的词来分析。于是，读书——亲密，紧急，模糊的三段论——这场芝诺乌龟般的、深入无穷小的、拆解读后感的旅行漫长、琐碎、艰难而迷人……毕竟，你已经多久没有体验到真诚的语塞了，让滔滔不绝的话术见鬼去！
03
最残酷最通透的亲密关系
上文说“读是互动，写可以独自去写，读比写技术要求更低，但也对爱要求更苛刻”。例子就来了——西尔维娅·普拉斯和泰德·休斯两个诗人相爱相杀的悲剧。确切地说，女方主要是男方和当时文学深刻的男权的受害者。
这两个人，如果独自分头去写也还罢了，但偏偏走到一起，变成彻底互相阅读的爱人。
亲密关系中，有时隔膜反而能保持相安无事的机械性交流。而如果两个灵魂沟通过于无碍，反而有可能导致最有效的诛心——当其中一方最心底的良心有可能还是被狗吃了。
这条狗可能就是泰德·休斯当时自己也不清楚的男权文化。
她在他面前过于通透，她死后，他掌握了她的诗歌编辑权和文献编辑权，并以诗人惊人的洞察力去控制这些材料，以恋尸的细腻来严丝合缝地占有，从亡妻的遗作精确剔除不利自己的材料。
在休斯悼念亡妻的《生日信札》里，如果你读英文，一个词一个词读，会读出修辞的残忍，最后当然落脚为爱的表达。他是诗人，对语言无所不能，他说她的眼睛是“挤入脸中的星星”。你能看见休斯娴熟于动物拟人诗练就的动物性修辞来表达人的激情和温柔，反而容易显得“高级朴素”，但诗歌本身，比休斯本身是更不说谎的良心，又还是让他欲盖弥彰。
评论界也配合他对普拉斯的埋葬。他们本来是爱普拉斯懂普拉斯的老师和同辈。
当时的评论界又正赶上“反对释义”的风潮。女诗人的自杀，也真的就是一九六三年前后，和这种新批评的潮流撞到了一起。
当普拉斯写出高贵的身体实践和生命实践的死亡诗并自杀，法国新批评的浪潮，碰巧开始主张对作品的阅读“去历史化”（包括去除私生活背景的追究）、从神话剔除历史（包括个人神话），主张不要从艺术里反推写作者的残酷人生，而苏珊·桑塔格也提出要审美而反对释义，无意中与那一代女性主义产生某种程度的对立……
普拉斯自杀后，媒体和评论家和追悼她的诗人们还有老师们——包括洛威尔和斯班德——献上了一出“诗歌评论”作为工具理性的耻辱，到了让人反胃的地步，那么多名诗人和文学名家用火山一样悲壮而美的形容，把她的死完全解释为内因——功利地、息事宁人地、和事佬地，拼命把她的诗歌的内在性说得天花乱坠，拼命把她自杀的内因说得耸人听闻，甚至说普拉斯是如何为了完成遗作而自编自导了走向自杀的情境。
2017 年，普拉斯写的 14 封信重新浮出水面。这些信涵盖 1960 年到 1963 年死前这段时期，直白地指控了休斯对普拉斯的身体虐待。但即使这些新证据似乎也不足以反驳评论家在悼念普拉斯自杀时，创造的“内因”神话。她仍然被遮蔽。
普拉斯死后文学式悼念实际是厌女式地对泰德休斯进行了一次保护。普拉斯追求的内在性被这些死后的“纪念”所说的“内在性”又强暴了一次、毁尸灭迹了一次。
04
越为人类呼喊越依赖妈妈的薇依
这是薇依写给家人的完整书信集，罗伯特·切纳维尔的介绍和注释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帮我们进一步廓清这位女知识分子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一位勇敢为人类呼喊的思想者、社会不公的批判者，却有长不大的另一面——到死她也没从对父母的依赖中独立出来。童年，母亲严格教她“走正道”，短暂一生，父母对她嘘寒问暖，提供食物，当她在伦敦弥留，父母在汉堡仍对她充满了保护欲。她临死时渴望母爱如牛奶。
波伏娃曾说有创造力的女人“有一个把雄心加诸女儿的父亲”。伍尔夫小时候被父亲当男孩教育。在西蒙娜·薇依的家里，这个父亲角色则是母亲。她的母亲教会她思想，体贴她的思想。但如哥哥安德烈的回忆：这种压力，“导致她最后的死”。
母亲的斯巴达式的希望她“走正道”的教育，使她执着于自律、禁欲、自我牺牲和道德责任。而且她深信母亲，这不完全是拯救与神恩，也不完全是恩宠和勇气，而是被正直“溺爱”。
西蒙娜多么依赖母亲，也难以从这种“正直的教育”自拔。比如，母亲认为女孩应端庄含蓄，不应轻易表现出强烈情感，甚至像男孩子一样粗鲁也好。这一切……反而导致西蒙娜从小习惯压抑情感、克制，不擅表达情绪。成年后，她排斥亲密关系，甚至将自我压抑和禁欲视为信仰，将爱情视为世俗的、妨碍她精神追求的牵绊。超人必有可怜之处。
05
绵延的疯话与细语
这期再顺道介绍两本女性的智性随笔。这本入围 2024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奖的随笔，读起来，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随笔和诗怎样读起来像新随笔和新的一首诗？……都是绵延的疯话和絮语，都是似曾相识的似曾相识，都是曾经疯话沧海的人继续读疯话，说疯话，意外中的意外是否总能水涨船高总能漂浮起新意？
烦闷时，我反复读这本自称错误、自称编纂和结集错误、文章之间的联系无厘头的随笔集——意义的偏移就像拉丁文再加错拼，嘴边还能挂着疯子那种理智仍可辨别的微笑。在词与词走错了和走岔了的裂缝中，是海边，帕金森小镇的一又四分之三站台，裂缝中又是生命力的藤蔓，里面每一片树又都是让人搁笔休息可以想上一想传统和古典问题的书签。这一切恶作剧的写作，来自安妮·卡尔森的帕金森和严谨的古典训练。
06
沟通保守和自由的桥梁
喜欢安妮·卡尔森随笔的人可能就不喜欢玛丽莲·罗宾逊的随笔。身为自由派，她写起随笔却是保守主义者，她身为自由主义者却捍卫《圣经》价值，她随笔中提出的问题具有右派毛孔粗大的宏大，又确实是通过常识可感目前文化的礼崩乐坏。
自由派认为她在随笔中是叛徒，让她滚回去写小说，只能把《圣经》放进小说里。自由派认为她对人类价值的忧虑是伪命题，认为她如此沉痛反而是轻浮。但我读着不无裨益。她说：希伯来神话是第一个以道德为主导原则的神话，同时代地缘周边的神话比如巴比伦神话，则完全是恐怖的多神教的乱码。
我觉得自由派审美的极致，真的已经有点像取消文化企图之下的乱码。罗宾逊的随笔是对这种虚无的矫正，也是沟通保守和自由的桥梁。而且，自由主义本用不着像今天这样狭隘，因为只有非自由主义的对立观点中，自由主义，反而才能通过他们所鄙视的“轻浮”的写作和传播，继续在闲聊、学术讨论和喜剧中传播……
07
生命稀释成一千个自由之岛
最喜欢徒步的作家原来是斯蒂文森，他是被一段爱情稀释成世界公民的英国人，斯蒂文森和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格林相似的作家，他们容忍生命的稀释，稀释成一千个自由之岛，并在这些岛上写下充满复调的句子和童话，建造奇境。他抵达一个个新地方，不停回归斯蒂文森父系一族灯塔建造师的传统。他的作品就像繁星。他写的爱丁堡像灯塔，他写的大海像充满财宝的城市，他的妻子并非其他传记里说的“很难缠”，她其实是一位勇敢的海外淘金者。这段爱情把一个“地方作家”，拉长，拉宽，拉成外向人格，拉成世界公民，让斯蒂文森——这身体虚弱的灯塔建造师的后代，走向更开阔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