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增长实践的创新经济学分析（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四十余年的无衰退性增长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伴随着创新。靠要素积累的无创新性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减、经济增长停滞或出现积累的要素泡沫危机。中国持续无衰退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三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持续的技术进步能保持资本、劳动要素累积规模报酬的持续性；二是需求的持续扩张推动了规模扩张，这得益于全球化和中国国内收入的增长；三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技术冲击较小。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创新，高新技术不断快速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靠拢，创新模式从引进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型，从增加品类的横向创新向颠覆式的纵向创新转型。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创新相容，创新对增长的正向作用大于冲击作用，这意味着横向创新占比高，冲击较小，增长与创新激励相容性较好，没有引发宏观波动。1995年美国出现所谓新经济后，2001年就受到互联网泡沫冲击，说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冲击非常严重。欧洲的绿色转型使石油价格上涨过快，导致席卷欧洲的“黄马甲”抗议，也证明了技术转型对社会的冲击较大。

无论从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全要素生产率角度开展直接测量，还是从商业观察角度看待中国的商业发展以及疫情冲击前中国的全球资本市场地位，无不说明中国企业一直是全球最强劲的创新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创新迭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特别重视科技进步，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从1994年确定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使创新与全球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创新道路。总体来看，中国的创新经历了三大阶段：(1)1978—1997年处于引进、模仿和扩散阶段，表现在进口替代技术引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方面，技术创新模式是“干中学”,国家产业政策重心是提高高产化率，走进口替代道路。全球产业链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国工业快速发展，促进了中间品品类的增加和质量的快速提升，构造了中国的产业链。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大量企业迅速崛起。1994年汇率改革后，中国正式进入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结合的时代。1995年后进入全面顺差时代。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全面提升，开始走出口导向道路。(2)1998—2013年是第二阶段，此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成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3)2013年至今，中国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创新方面已经取得领先优势，在绿色制造、机器人制造等方面发力，展现了超强的竞争力，引领行业发展。2019年后新冠肺炎疫情和2022年全球化转变的冲击，也没有使中国技术创新的步伐停顿：“三新”(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设备和新能源电池)产业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产业；2022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到31%;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占比由2010年的70%,下降到2022年的30%,中国制造业创新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技术-产品全面升级；中国的网络销售额位居全球第一，电子支付普及率位居全球第一。

按生产函数计算余值来测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很多学者仍质疑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忽视了创新的贡献，反而过多地强调外延式经济增长。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均衡使不同主体和产业部门的创新贡献不均衡。具体来说，制造业创新能力强，但科教文卫体娱乐等服务业受到管制，导致创新不足；外向部门创新能力强，内需的房地产部门创新不足；不同所有制主体创新差异很大，既有创新活跃的“活部门”,也有大量要素堆积的外延性增长但不追求创新的“死部门”;创新总量与GDP增长同步，但创新的贡献率提高速度慢。随着中国要素积累能力的下降，劳动人口负增长后，创新将成为促进增长的最重要变量，因此亟须提升要素质量、提高创新贡献率。

1.中国的创新投入与专利测度。《2022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的有效专利占全球份额的22%,按国别计算，中国的专利数超过美国，位列全球第一；按经济体计算，中国位列全球第二，低于欧盟30%。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双转型的领导者：通过数据和绿色专利实现测绘能力》报告，中国的绿色技术和信息技术专利数量位列全球第二，绿色技术领域专利的全球份额从2004年的1%上升到了19%,数字转型技术专利申请量从2004年的1%提高到2021年的25%。

中国的专利数量增长速度与中国逐年加大公共研发支出高度相关。但是，从企业层面看，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1.56万亿，占营收的2.1%,低于国家公共研发支出占比。而且中国企业的创新非常不均衡。有技术弯道超车机会的绿色和数字化等先进制造业企业，在研发和专利方面处于引领地位，但是制造业的整体自主创新能力依然较弱，大多企业靠引进设备来获得技术创新或领先的机会。

2.创新的商业价值测度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式技术进步平衡产业政策，以提高高产化率为重点，不断提高中间产品的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大规模引进设备和技术走“干中学”式创新的道路，使企业获得规模性收益，推动了技术扩散，加速了中国的技术积累和产能过剩。(12)在绿色转型上强调“先立后破”的政府引导性政策推动了绿色转型。在数字化转型中强化出口导向和国内自主的产业策略，直接推动“中国制造”取得全球领先地位。

印度于1995年加入WTO,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按世界银行数据库对比中印两国制造业相关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中国制造业份额在全球制造业份额中占比达到31%,印度占比3%。(13)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造业自动化程度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中国成为全球中间产品的最大提供商。中国的横向创新和纵向创新，都是最佳赶超的典范，绿色制造的弯道超车、新安装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全球装机量的一半以上即是实例。

中国在移动电商和数字化支付方面也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希音、拼多多、抖音、阿里等公司在全球电子商务平台上不断拓展业务，提高市场份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络零售额达15.4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7.6%。

3.从资本市场的价值测度来看，中国不断融入全球资本市场。2019年阿里和腾讯跻身全球市值十大公司；百度、网易、京东、拼多多、字节跳动、学而思、哔哩哔哩等企业，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商和内容体系，获得全球资本的青睐。中国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见下表)。

表1  中国上市公司数量表(单位：家)

资料来源：万德(wind)网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以宏观稳定和微观创新著称于世，全球资金涌入中国寻求避险，以获得创新的高回报。随着移动互联创新时代的到来，中国企业在移动互联网上加速创新，全球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策略投资等追逐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纳斯达克等资本市场纷纷修改上市条款，迎合基于技术与销售增长估值的上市准则，极大地激励和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中的地位，并在资本的激励下，提升了创新实力。

市场化改革使新办企业不断增加，加入WTO后，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竞争。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锐意进取，引进设备，改进技术，增加产品品类，实现罗默的内生增长，使增长与创新高度一致。从增长与激励相容的机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对创新具有决定性激励的制度机制；对外开放机制使中国融入全球化之中，提升了创新的赶超速度，信息流、技术流、贸易流、资本流使中国技术与全球前沿技术的差距迅速缩小；“干中学”的技术引进方式、自我研发和全球化竞争，促进中国企业取得全球制造业领先地位；出口导向、提高高产化率、“先立后破”等系列产业政策激励企业的渐进式创新。中国经济的宏观稳定与企业创新的渐进性相辅相成。

1.市场经济机制决定了创新与增长的激励机制。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激发了中国各个经济主体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新企业不断涌现，从乡镇企业到合资企业、从公有制企业到股份制企业、从合资企业到独资企业、从个体工商户到私人企业、从国内上市到全球上市，中国企业组织形态呈现多样性，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稳定了就业。

市场机制加速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这一创新机制更多地表现在“干中学”的技术进步道路上，即通过引进设备以获得新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通过技术模仿与扩散不断增加中国产品的品类。这种技术进步方式的风险低，没有引起经济增长的太大波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最相容的阶段。

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高强度竞争使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动不断加强，企业管理这支“看得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进程。特别是在中国以提高国产化率为重点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支持下，中间产品的创新被加速迭代，中间产品的质量被不断提高，形成了全球最强的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供应极。全球竞争机制更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规模扩张和企业创新。可见，市场竞争是增长和创新相容的第一基石。

2.全球化激励中国增长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的全球化浪潮激励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遵循三大原则，即“和平与发展”“世界是平的”(即按照统一的规制，让信息流、贸易流、资金流、技术流在全球流动无阻碍)、“效率优先”(各国竞争的尺度是效率，通过竞争形成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对外开放制度的确立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企业适应性创新，激发了勇于竞争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自我创新。出口导向是企业在国际市场需求下，凭借高技术水平、质量台阶、价格优势，与全球企业竞争。这要求中国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直接激励大量的民营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走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全球化市场又为这些勇于创新的企业提供不断扩大规模和改善技术的空间和机会。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国家，说明中国企业一直都在改进质量并开展纵向创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中国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2008年后中国的技术创新与全球技术-资本市场快速连接，中国成为拥有全球创新企业最多的国家之一。

3.创新活跃度与经济稳定一致。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人格化以榨取劳动剩余价值，推动资本的不断积累，导致产能无限扩张与无产阶级贫困化，这是无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到消亡的规律。熊彼特探索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其目的就是打破均衡，引发经济周期的波动。当代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探索了技术对经济周期的冲击。创新活动来自市场竞争，成功的创新活动会大幅度提高资本回报率，引发投资热潮，促使经济空前繁荣，转而使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引发萧条。中国的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保持了一致稳定，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波动中的稳定，带来了资本的持续供给，呈现资本推动型的增长方式，其核心是制造业企业创新回报率的规模收益性没有大幅度递减。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一致稳定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全球化的市场需求扩大推动了中国产能的扩张，使中国企业没有受到国内需求的限制，反而通过创新提高了竞争力，扩大了全球市场份额；二是中国的创新是分布式创新，市场化的改革使创新主体多样化，创新的试错性、容错性空间非常大，打破了局部竞争均衡引起的小波动，不会影响整体经济；三是中国原有的颠覆式创新规模较小，随着颠覆式创新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行业摩擦和波动加大，引发了互联网管制和绿色制造产能过剩的问题；四是稳定的财政、金融、产业三大宏观政策工具都具有稳定的目标，如金融方面的稳定汇率为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保驾护航，绿色转型产业政策强调先立后破，保持了产业政策的一贯稳定。

当前的很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第一，全球化的转变。2022年之后，地缘冲突替代了和平与发展，全球规制变为“小院高墙”的对峙性产业政策，WTO规制变成小联盟规制，西方国家提出了“友岸化”“近岸化”“分散化”新地域规制，技术-资本-贸易的阻碍越来越大，中国越来越难以完全共享全球-资本体系。全球化的供应链效率定律变为安全+效率原则，阻碍全球的规模化效率提升。这类转变增加了全球的贸易-技术-资本的流动摩擦，意味着中国规模效率“干中学”主导的横向创新活动效率下降，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二，分布式创新活动减少，自主可控的国家战略性技术创新活动加强。考虑到海外封锁和国家安全，中国采取培养国内冠军企业的方式来突破创新，形成创新生态，替代海外技术，推动先进产业的进口替代。这有助于促进国内短板技术的创新，激励产业发展，提振国内需求，建立更加安全可靠的自主产业链。从国际经验看，潜在风险主要是过多的产业政策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进而排斥竞争，降低效率和创新竞争强度，导致外汇收支不平衡。为应对上述问题，可以探索包容性的创新模式，即强调出口导向的创新活动与自主可控的创新相容，而不是相互替代。第三，中国进入颠覆式创新阶段，监管的主旨应当是“容错”。横向创新对经济和各方利益的冲击都是平稳的，中国已经走过这一阶段。近年来，颠覆式创新活动不断增加，其对经济的冲击和对原有利益主体的价值贬损程度更大，需要在监管中推行容错机制。创新不限于一般的工业技术革命，涉及创意、数据、信息、知识等要素，覆盖物质和知识生产的全过程。颠覆式创新直接贬损甚至毁灭传统产业价值，必然会引起诸多冲突，引发周期波动。监管机制需要容纳颠覆式创新的破坏性，只有这样，才能鼓励颠覆式创新，形成创新的土壤。颠覆式创新引发的冲突已经在各行业逐步展现。生活服务业领域的冲突包括零售、教育培训、娱乐、网约车、网上外卖对线下实体经济的替代；金融服务领域的冲突包括P2P、加密货币、第三方支付对银行信用卡、ATM机的替代；制造业领域的冲突包括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和新能源发电组件对传统发电、汽油车产生替代等。尽管这一创新模式的过渡还比较平稳，但相关机构已经对这类行业进行管制，如对互联网金融、网上教育培训、游戏、娱乐及内容制作传播等管制的思路是从鼓励到限制，未来还需要立法来监管由创新引发的垄断等问题。制造业的颠覆式创新相对平稳，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绿色转型的平稳发展。但制造业的颠覆式创新也面对自我挑战，如高新产业自动化加速替代劳动力，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持续下降；制造业全球扩张中对其他国家劳动力的替代引发的国别贸易冲突不断增多；技术更迭导致产能快速累积和过剩；原有设备和价值被快速贬损，引发经济波动。第四，全球化转变使保持内外政策稳定性的难度逐步加大。具体的问题包括，如何稳定汇率和国内房地产价格从而稳定国内外需求预期、加速的制造业资本替代劳动引发了就业难、绿色转型中的传统产业价值贬损涉及补偿问题、中国如何再次融入全球技术-资本市场等。因此，激励创新同时兼顾公平、安全和监管，成为新的稳定化政策的关键。

总之，创新、增长与稳定性并非内生相容，中国走过了内生相容的“美好阶段”,目前面临新的挑战，既要激励颠覆式创新，又要保持增长的平稳性。考虑到金融加入后的扰动会直接放大周期，中国的创新、增长和稳定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