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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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美在鸡鸣乡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她有关发展旅游业的想法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市、县领导纷纷前来指导工作，而跟随采访的记者每次都是我。一开始，花儿美处于亢奋状态，情绪高昂，脸上总是洋溢着自信的神情，整个人看上去光彩照人。后来，我发现这种光彩从她身上消失了。每次有领导前来视察，她都是强装笑脸陪同，表情极不自然。那天，采访一结束，我把她拉到一边，用手摸着她的额头问：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没有啊。”她很吃惊，摇着头说。
“最近两次采访我发现你神情黯然，情绪低落，为什么？”我明确告诉她，“别人看不出来，我可是看得非常清楚。”
“事情太多，累的。”她勉强回应道。
“不对，肯定不是事情多。”我按捺不住地冲她喊叫起来，“你有心事。”
“现在还要工作，晚上再说吧。”她把我的手抓在她的手中握着，安慰道，“你放心，我真没啥心事。”
晚上我没有回城，将拍摄的素材和写好的新闻稿托人带回电视台。那段时间，花儿美一直不想让我再做记者。她说：
“你想好了没有，别干记者了，这行当没意思。”
“不做记者做什么？”
“做副台长啊。”
“我不是当领导的料，我还是喜欢做记者。”
“做记者太辛苦了，那么重的摄像机压在你的身上，很累的。”她摸着我的肩膀说，“我心疼你。”
“压惯了，也不觉得累。”我故作轻松。
“不觉得累也不要做记者了。这事你不要管，我来安排。”
“好吧，听你的。”我又问道，“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算你猜对了，确实有一件烦心事。”
“什么事？居然把你搞得这么愁眉不展。”
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告诉了我：
“这段时间，何乡长得寸进尺，老是打我的主意。”
“你把鸡鸣乡的大部分工程都给了他儿子，为这事甚至得罪了安然。他还要怎样？”我大声问道。
“是啊，我都没法向安然解释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想不到的是，这老色鬼一直打着我的主意，天天半夜来敲我的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居然从窗户里爬进来，想来硬的。”
“有这事？”我紧张地问，“他没得逞吧？”
“得不了逞的。”她笑着说，“我用一盆水把他淋了个落汤鸡。”
“你千万不能忍，这种人你越忍他越嚣张，你应该抓紧时间向县委提出建议，把他的乡长免了。”我提醒着她。
“免不得。”她说，“他跟副省长沾亲带故，背景深得很。”
“那怎么办？长期这样下去，你工作搞不好是小事，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才是大事啊。我看早晚会出事。”我忧心忡忡地问道，“你想好对策没有？”
“只有找安然了。”她咬了咬牙，狠狠地说。
“安然能帮什么忙？”我感到纳闷，“再说他拿到手的工程被你收回去给了何乡长的儿子，他会帮你吗？”
“他一定会帮我的。”她蛮有把握地说道。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把握？先前，我并不认识安然，有一次，他来找花儿美，在交谈中我才得知他也在古县中学读过书，而且和江艳之是同学。我后来又问过花儿美，她说安然是个神通广大的人，黑白通吃。到这时，我才对安然充满了好奇，并且开始去了解他。
第二天，安然来到鸡鸣乡，花儿美把我和他召集在一起，神色严峻地说：
“我打算除掉何乡长，你们看怎样做才能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并当场对安然许下诺言，“何乡长死后，属于他儿子的所有工程都给你。”
安然听到这样的许诺，当然很高兴，他拍了拍胸脯说：
“我明天就可以让姓何的见鬼去。”
我很担心，因为杀人这种事不是儿戏，搞不好会掉脑袋的。
“难道非要杀人吗？我看找几个人揍他一顿，给他点颜色也就够了。”我说。
“不行，他必须死。因为他太危险了。”花儿美态度坚决，咬牙切齿地说，“这次他一定得死。”
我一直以为她说的危险是指何乡长纠缠她，对她不死心。当然，在我看来，为这事去杀人实在有些过分。所以，我想阻止这次行动。
我背着花儿美把何乡长约到小河边，开门见山对他说：
“你是一乡之长，按理应该是花书记的好帮手，共同把鸡鸣乡建设好。据我了解，花书记对你也非常够意思，把这里的工程都给了你儿子。可你对她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去给她道个歉，握手言欢。”
我刚说完，这姓何的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刺耳。
“要我去跟她握手言欢？休想！”他一阵狂笑之后，又气咻咻地说道，“你刚才说我应该是她的好帮手，呸！这书记的位置本来是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她抢占了。还有，你说她对我非常够意思，把工程给了我儿子，呸！这根本不是她的意思。她的意思是让那个姓安的家伙来做。还有，你想说没有说出来的那事，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不否定，只是你知道我为什么隔三差五去纠缠她骚扰她吗？”
“为什么？”
“说出来，会气死你。”
“你说吧。”
“她就是做这种事的人啊，我不找她找谁去？”
我懵了，对他喊道：
“你打胡乱说，血口喷人。”
“金记者，花儿美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他趾高气扬地指着我说，“今天我就告诉你，她曾经给现在的副省长，也就是原来的市委书记当过保姆，你知道副省长夫人和我是什么关系吗？她是我姑姑。她亲口告诉我花儿美当保姆是名，实际上是我姑父的床上用品。”
“你无耻，你卑鄙，你混账！”我气得全身发抖，冲着他大声吼叫。
我气糊涂了。我已经被愤怒所控制，我不会相信何乡长说的话，我恨他，我同意花儿美的想法，他太危险了，他必须死。
于是，我和安然认真研究起杀死何乡长的具体办法。在这方面，我确实想不出好的点子，安然思索了半天，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说。
“什么办法？快说说。”我紧张得人都在发抖。
“现在还不能说。”他故作神秘，摇着手指头回答我。
“这个办法需要我参加吗？”我问。
“当然，而且今晚就行动。”他鼓励着我，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好好合作一回，搞掉何乡长，帮花书记渡过难关。”
按照安然的安排，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每天晚上去雷非家的猪圈，用一根木棒击打他圈里的猪，要求是把那些猪必须打得哇哇直叫，造成一种有人偷猪的假象。在鸡鸣乡这样的地方，猪牛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产，若是哪家的猪牛被偷了，这可是件大事，会惊动所有的人。当然，我不会真去偷猪，只是做做样子，惊动雷家人，把他们激怒，让他们对这个偷猪的人怀恨在心。其它事我可能做得不好，但这件事我做得天衣无缝。每次我都算准时间，等雷家人出来之前就遛掉。在微弱的月光下，我躲在不远处的一条深沟里，观察着雷家人的动静。他们提着锄头和铁锨，恼羞成怒地朝四下张望着，是那么无辜，又是那么无奈。当时，我并不知道安然为什么会选择雷非家来实施他的计划。后来，我问过花儿美，她说：
“雷非对何乡长一直心怀不满，原因是何乡长曾经强迫雷非去做结扎手术，想让他断子绝孙。”
我连续五天都做着同样的事，用一根木棒把雷家的猪打得哇哇直叫，打了就跑。他们每次跑出来抓不到小偷，气急败坏，对着漆黑的路口破口大骂，日这个日那个。然而，我一点也不生气，他们骂得越凶，我就越开心，因为我终于把他们激怒了。安然说激怒雷家人只是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观察何乡长晚上的行踪。于是，我和安然每晚十点钟遛到何家的后院，像狗一样藏在柴堆里，不仅被一些树枝或茅草扎得很难受，还得忍受各种蚊虫的叮咬。尽管如此，我们没有退缩，每次都咬着牙坚持，一直到深夜一点。
第六天晚上，安然拍着我的肩膀说点杀行动今晚开始。于是，我们根据何乡长每晚回家的时间与路线，选择了埋伏的地点。我们守在那里，像所有杀人的坏蛋一样，耐心等待着猎物的出现。快到深夜零点的时候，何乡长哼着小曲迎面走了过来。虽然看不清他的脸孔，但他走路的姿势我们非常熟悉。说来也奇怪，那天晚上，我一点也不紧张，好像我不是来杀人的，而是在和什么人捉迷藏一样。当何乡长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安然首先从齐腰深的茅草中一跃而起，像一条吃人的恶狼扑上去，朝着何乡长的脑袋就是一棒。何乡长“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我冲上去，弯腰推了他一把，确定他已经死去，才把他扶起来。
“走，去雷非家。”安然命令道。
我背着何乡长，安然在一边扶着，我们一起飞快地向前奔走，几乎是小跑起来。何乡长重得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好不容易才来到雷家的猪圈旁。我把何乡长靠在猪圈的门框上，尽量让他站直，感觉就像一个活人站在那里。我布置好何乡长偷猪的现场后，便拿起木棒奋力击打圈里的猪，猪被打得哇哇直叫。打完就往回跑，一直跑到很远的一块大石头后面。这时，我突然紧张起来，心砰砰乱跳，安然却很冷静。就在我感到极度缺氧的时候，被激怒的雷家人终于打开了门，他们冲出来，举起棍棒朝何乡长就是一顿暴打，何乡长应声倒下。雷家人还不解气，按住何乡长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够之后，才用手电光去照看。当他们看清何乡长的面孔，吓坏了，慌忙把手里的棍棒扔在一边，七手八脚把何乡长拖进屋，“砰”地一声关上门，那关门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特别响亮悠长。我和安然在石头后面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少说也有十分钟。这十分钟，我们很悠闲。最后，安然对我说：
“事情圆满成功，回去庆祝吧。”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何乡长死后，花儿美并没有把工程交给安然做。这让安然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和花儿美大吵了一架。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当然替安然鸣不平，几次问花儿美为什么这样做。
“你答应过人家，就应该说话算数。”我甚至质问她，“你知道安然帮你做的是什么事吗？”
她却一副冷漠的表情，回答说：
“我也没有办法。市委书记打过招呼，要我把工程交给他的弟弟。”
“那安然怎么办？你把人家气走了，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提心吊胆地说。
“你放心，我了解安然，他应该理解我的难处。当然，我不会让他吃亏。我会想办法弥补他的。”她说。
“你怎么弥补？人家要的是工程。”我警告她说，“你要知道，他是黑白通吃的人，他不会就这样算了。”
她似乎一点也不担心，对我说道：
“我和安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朋友，他不会拿我出气，更不会报复我。这点你放心，到最后，他还是会原谅我的。”
我望着她，心中充满忧虑，我不相信安然会原谅她，因为她骗了人家两次。（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