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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副标题是“一个知识女性的独立史”，不过大多数读者关心的不是她的独立史，而是她的情感史。“如果没有前一个他（即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也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写到我、不管是褒是贬、是正直的同情，是人世的慨叹，或是因不了解而引起的误解，自然也就不会有这本《王映霞自传》。”因为知道，所以解释，解释也免不了掩饰。她在传记中梳理自己这漫长的一生，理清流言包裹着的往事，塑造自己的独立，难免有几分欲盖弥彰的味道。19岁的她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温州十中附小那儿做音乐教师兼幼稚园主任。接受教育，找到工作，这是独立的第一步。在她的计划中，“打算先去教书，空下来的时间，设法补习日文，打算考考官费看。因为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日本读书的人不少。”她本名金宝琴，金家祖上是盐商，就是坐在家中收钱的行商。到了她父亲这一代，金家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虽说家境不如从前，金家依旧是深宅大院的大户人家，对女孩子的教育依然是旧式教育。祖母裹着小脚，终日念佛，对孙子疼爱有加，对金宝琴不过是“少跑少跳，女孩子要文静些，不然会给别人说闲话”这种老套嘱咐。金宝琴的堂姐都在家中，“在金家众多的女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上学读书。”金宝琴的父亲肯送女儿读书，可也觉得“读到小学毕业，可以不读了，女孩子书读得太多，没什么大用----”倒是王映霞的外祖父王二南格外看重这个外孙女，想让外孙女承继给他，金家孙女多，也不反对，因而金宝琴改名为王旭，映霞则是她的号。王二南重视孙女的培养，鼓励孩子动手做事，也鼓励王映霞继续读书。不过，王映霞父亲早逝，弟弟又小，外祖父年迈，送她出国留学显然是经济所不能负担的。王映霞边工作边找机会继续深造，思路固然不错，可那个动荡的年代，变化来得太快。她是1926年夏天到温州工作的，1926年终，大革命的浪潮到了温州。战争一来，学校即将停课停伙。王映霞最终和同事孙百刚夫妇“在万般困难中搭上了最后一艘离开温州的轮船。”这艘逃难的船停在了上海。当时上海和杭州的火车还没有恢复，一切都乱糟糟的。在孙家，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钟情，展开了火热的追求。不过郁达夫的苦苦追求，终究让她动了心，她又从嘉兴去上海见郁达夫。前后不过50天，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恋爱关系基本明确。作为一个年轻姑娘，王映霞眼见学生时代的知名作家如此狂热，如此卑微地乞求自己的爱，岂能不动心？然而，作为大家庭受过教育的娇养女儿，她对郁达夫有妻有子的身份又有所顾忌。两人相见时，她有时要拉上自己的朋友作陪。她顾及舆论，希望自己的爱情婚姻不必背负道德的重担。郁达夫察觉了这种动心和退缩，他写了一封长信，剖析了双方的感情。“我几次对你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己身不可的。”“你所希望于我的，就是赶快把我的身子弄得清清爽爽，可以正式的和你举行婚礼。由这两层原因看来，可以知道你所最重视的是名誉，其次是结婚，又其次才是两人中间的爱情。”“现在我所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此外的一切，在爱的面前，都只有和尘沙一样的价值。真正的爱，是不容利害打算的念头存在于其间的。”“我今天才得到了一个确实的结论，就是现在你对我所感到的情爱，等于我对于我自己的女人（即孙荃）所感到的情爱一样。”“既然是如此，那么映霞，我真是对你不起了，因为我爱你的热度愈高，使你所受的困惑也愈甚，而我现在爱你的热度，已将超过沸点，那么你现在所受的痛苦，也一定是达到了极点了。”“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理解，勉强的与我来酬酢。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最后，他表现出了无私和体谅，决定忍痛割爱，放弃这段感情。“正因为爱你的原因，所以我想解除你现在的苦痛——心不由主，不得不勉强应酬的苦痛。我非但衷心还在爱你，我并且也非常的在感激你，因为我这一次见了你，才经验到了情爱的本质。”（1927年3月4日）这封信从效果上也许可以看作以退为进的策略，但它能打动王映霞恰恰因为出自真情。真诚激发了真情，高尚的爱得到了回应，王映霞最终抛下了世俗的顾虑，给予郁达夫爱的宣言。这一刻，他们都爱得勇敢而纯粹；这一刻，他们相信他们的爱可以永恒。1927年3月11日，王映霞在郁达夫寝室里翻看了郁达夫日记，9月，郁达夫出版《日记九种》，王映霞的愤怒不难想象。
那封信并不虚伪，那一刻的真情和高尚都是真的，然而日记才是更绵长的真实。“我真恨死了王女士，我真咒死了命运之神，使我们两人终于会在这短短的生涯里遇到了。”“啊啊，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爱是真的，怨恨是真的，犹豫退缩也是真的。这段感情郁达夫也曾犹豫徘徊，有退回到孙荃身边的打算，也有和徐之音开始一段新感情的朦胧想法。不过郁达夫火热的爱消融了王映霞的愤怒后悔种种情绪。他们最终结婚，即使郁达夫没和妻子孙荃离婚，即使郁达夫的大哥多次写信指责他们是重婚。可将双方的关系仅仅寄托于感情的纯粹，这真的可靠吗？1932年1月，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的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亲笔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存一份。”看起来云淡风轻，其实版权转让并非小事，是郁达夫、王映霞处理婚姻危机的办法。1931年，郁达夫带着500块钱，回了富阳，王映霞估计他“大约想走回头路”，想和孙荃复合。至于双方矛盾的具体情形，大约也不像王映霞说的因为管束喝酒等问题，可能还夹杂着一些其他分歧。“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Verlaine（即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的晚年。”“五年来的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情也，真是千古未有的Irony.”红尘男女，总要面对世俗的纷纷扰扰，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之爱又能去向何处呢？无论如何，他们终究继续携手同行，1933年，他们从上海搬到杭州。1936年2月，郁达夫去福州工作，王映霞和孩子则留在杭州。离开杭州的那夜，他们夫妻吵了一夜。郁达夫日记里没写明，王映霞自传中不承认，但郁达夫的朋友们倾向于认为两人是为了郁达夫要不要到福州当官发生争吵的。郁达夫的个性气质不喜欢也不擅长官场，但王映霞“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周旋在达官贵人间，对丈夫有前程上的期许，似乎也理所当然。“郁达夫天真的想法，只要他可以做到象人家一样的教育厅厅长，一定可以和好如初，这是他来福州的动机。”（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州》）郁达夫到福州后，并没有当上教育厅长，当了福建省政府的参议，月薪三百元。王映霞当时怀着孩子，郁达夫在福州给王映霞的弟弟双庆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日记中也常有思念老婆孩子之语。可见夫妻感情尚浓。1936年8月，王映霞生下他们夫妻的第5个孩子郁荀。1937年3月王映霞带次子郁云去福州住了一段时间，5月回杭州。随后七七事变爆发，王映霞避难到富阳。1937年11月，孙百刚逃难，在富阳王映霞那儿借宿一晚。“映霞突然拿出一束信来给我看。在暗淡的灯光下，我抽读了两三封。原来都是许绍棣（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写给她的信。信中内容，非常平淡，大致说些战事的发展、前途的推测、杭州的空袭、机关的疏散等等。我对信中的话，当然不感兴趣。关于许绍棣和映霞的情况，我在杭州并不知道。记得曾有人问过我，我回答说不知道。后来那位问的人又说了很多的话，我也曾替映霞辩解过。我说：许绍棣我不熟悉，不便置论。关于映霞，我知道她一向对男女交际，落落大方，不拘形迹，也许因为彼此来往密些，言语随便些，因而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语。这些，事后我当然不便开口去问映霞，我向来不喜欢刺探别人的隐事，更何况是男女间的事。所以，一直置之脑后，不闻不问。直到那时映霞拿出许绍棣的信给我看时，我想这倒是绝好机会，不可错过。许绍棣负一省教育行政之责，当此国难临头之际，何以会有如此闲情逸致，对一个朋友的夫人，写这种娓娓清谈、叙话家常的信。同时，我还想将上次在杭州听到的那些话告诉她。”显然，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传闻在杭州已经人所共知，孙百刚作为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介绍人也被人探听过。远在福州的郁达夫对这些传闻想必也逐渐知晓。王映霞拿出的那束信也表明，她和许绍棣确实交情匪浅。后来，王映霞从富阳逃去了金华，又迁到了丽水。王映霞一家随着浙江省政府住进了燧昌公司的两间屋子，紧邻许绍棣一家，想必也得到了这些信的帮助。1938年2月郁达夫被任命为国民党政治部下设得第三厅第七处的处长，3月郁达夫携全家到武汉。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大公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不仅刊登寻人启事，郁达夫还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信印了一套珂罗版，分送给朋友。到现在，这次家庭矛盾中是是非非，研究者们也是各持己见。不过郁达夫、王映霞冷静下来后，终究决定继续过下去。7月9日的《大公报》上，郁达夫又登了一封道歉信：“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劝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郁达夫启。”“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事件，能引起夫妇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1938年9月，郁达夫单独离开全家暂居的汉寿，去福州。双方来信有惦念之语，也在不断翻旧账争吵赌气。“郁达夫还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询问王映霞是否去丽水和许绍棣同居等。战火来临，汉寿也不安全，王映霞带着母亲和孩子去了长沙，随后又从长沙去江山，等福建派车来接。1938年12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带着大儿子郁飞去新加坡，两个小儿子则暂时交给王母。1939年王映霞读到郁达夫在《大风》上发表的《毁家诗纪》，奋起反驳，发表了《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骂无好话，神仙眷侣，也免不了渣男俗女的套路。1940年，他们正式离婚。也是这一年，郁、王夫妻屡屡提及却始终沉默的许绍棣娶了孙多慈。1940年5月，王映霞经香港回重庆。她在在保育院做保育员，后来又去军委会特检处担任处长室秘书，又转去外交部文书科当科员。这些轨迹表明，关于王映霞和戴笠的传言似乎未必无因。再后来，王映霞经人介绍，结识了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钟贤道。1942年4月，王映霞和钟贤道举行婚礼，证婚人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王正廷，婚礼隆重非常。婚后的她辞去工作，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丈夫体贴，儿女环绕，岁月安稳。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他和王映霞的三个儿子分别由郁达夫的友人们抚养。1956年，王映霞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参加工作。她与郁达夫初见周恩来夫妻是在1938年的武昌，彼时，她还是郁太太。后来，经过培训学习后，她被分配到小学做教师，那一年她52岁。1978年，郁达夫的原配孙荃过世；1980年，王映霞的第二任丈夫钟贤道过世。晚年的王映霞精力充沛、口齿伶俐、记忆力又绝佳，成为一个活史料库。她被问最多的依旧是关于郁达夫的那些事。“有一次，我悄悄地问她儿子钟嘉陵：‘我老问你妈妈关于郁达夫的事，她在意吗？’‘没关系，她现在对一切都无所谓。’以后每次去，我们总是随便地谈起郁达夫和他同辈的老作家，如蒋光慈、吴似鸿、丁玲……使我获得许多知识。”（丁言昭《听晚年王映霞忆往谈旧》）想必，后一段婚姻的安定幸福融化了昔日的许多不甘与怨愤。在自传中她写道：“我毫不怀疑第一个他至死还爱着我，甚至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我，这可以从他一九四九年元旦写的遗嘱中探寻到，他在文中提到了何丽有女士及其子女，提到了我与他的三个儿子：郁飞、郁云、郁荀，但一句话也没提到另外的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多情的郁达夫惊鸿一瞥，视她如但丁的贝阿特丽采，可惜她不曾栖息在遥远的云端，于是，支离破碎的生活最终消耗了他无穷的爱。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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