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富春江上神仙侣
1927年1月14号，郁达夫初见王映霞，惊为天人，大献殷勤，张罗着请客吃饭、喝酒、看电影。
他的司马昭之心很快就被同学孙百刚觉察了。
王映霞当时随着孙百刚家租住在上海。
王映霞本姓金，祖上是盐商世家，到她祖父那一代虽然衰落，到底也还有些底蕴。她的外祖父王二南先生是书香门第，虽则科举不顺，不过为人豁达，很具名士风范。外祖父会书法、刻金石、撰谜语，是南社成员。他特别喜爱这个外孙女，故而将她的名字从金宝琴改为王映霞。
王映霞在浙江十中附小担任音乐教师兼幼稚园主任时，结识了在第十中学教书的孙百刚。孙百刚的父亲与王二南先生是老朋友，算起来是世交长辈。
1926年终，大革命波及温州，学校停伙，王映霞和孙家一起搭上了最后一艘离开温州的轮船，后又一起暂住上海。
郁达夫有妻有子，王映霞年龄尚小，孙百刚对这段感情并不看好。前面所提及的王映霞和徐钓溪婚姻将成的消息便是孙百刚误导郁达夫的。
不过阻碍纵多，郁达夫追人进展还是相当快。
1月14号初见，2月25号离开上海在温州教书的王映霞又回了上海。
舍不得，放不下，王映霞终究动了心。
郁达夫的恋情炽热到满足所有女生的幻想，
那时候孙百刚捉弄郁达夫，故意让他知道“某日某班车映霞将回杭州，预料达夫一定会买许多东西到车站去送行。我们派了人在车站等候达夫，要看他的窘态急相。不料来人报告说，达夫等不着映霞，竟买了车票上车去了”。《郁达夫外传》
1月23号，郁达夫误以为王映霞回杭州，早晨五点就醒了。“街上行人绝少，一排街灯，光也不大亮了。”去杭州的每一班车他都遍寻遍觅，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守战的军士们起了疑心。
第二天郁达夫又死守了一天，凌晨回上海痛哭一场。
一封接一封的情书，诉说着世俗的残酷，自己的执着，被拒绝后的了无生趣。
“中国人不晓得人生的真趣，所以大家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写信给你的资格。其实我的地位、我的家庭，和我的事业，在我眼里，便半分钱也不值。”末了又表示 “我现在正准备，准备到法国去度我的残生。”（二月十号）
痴情如此，王映霞毕竟是个喜爱文学的年轻姑娘，又怎能不心动呢？
王映霞到上海后，他们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7年6月，王映霞和郁达夫在杭州订婚。
1927年9月，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在北新书局出版。郁达夫在后叙中交代，“不过中年以后，如何的遇到情感上的变迁，左驰右旋，如何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箭，致十数年来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剖一二。”
王映霞则感到愤怒，“他觉得光用公开的仪式似嫌重力不够，这样地将生活细节公布于众，我就不能再化作漏网之鱼。”
不过王映霞生气没多久，还是被郁达夫的热情所融化。
12年后，与郁达夫同赴新加坡的王映霞在报纸上读到郁达夫的《毁家诗纪》，提笔为自己辩护时，将《日记九种》作为证据。
“先生一定曾读过《日记九种》吧？一个未成年的少女，是怎样地被一个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诱和逼的双重手段，来达到了他的目的？”
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
1940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签署离婚协议，议定三个儿子由郁达夫抚养。
1940年5月，王映霞经香港回重庆，先是在保育院做保育员，后来又去军委会特检处担任处长室秘书。
军委会特检处属于大名鼎鼎的军统系统，特检处处长当时是刘瑶，后来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
王映霞担任秘书，应该如胡健中所言，有当时炙手可热，不幸惨死的政治神秘人物（即戴笠）友谊之故。
因不适应军统内风气，王映霞很快转去外交部文书科当科员，后经人介绍，结识了重庆华中航业局的经理钟贤道。
1942年 4月，王映霞和钟贤道举行婚礼，婚礼隆重非常，“来道贺的相识的与不相识的来宾，连我自己也数不清是多少。一查签名簿，才晓得有一半是不相识的。”
婚后的她辞去工作，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丈夫体贴，儿女环绕，岁月安稳。
也是这一年，她和郁达夫的长子郁飞被送上了回国的客轮，郁达夫托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老长官和老同学陈仪抚养郁飞。
还是这一年，郁达夫和孙荃的长女，17岁的郁黎民在金华的《东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爸爸郁达夫》的文章。
03 各有归途
1945年，郁达夫被日寇杀害于印尼的苏门答腊，彼时，郁飞已辗转到重庆由陈仪抚养，两个同母弟弟郁云和郁荀由郁达夫在福建的好友廖元善教授收养。
后来，郁荀一直在廖家生活，郁云则被堂姐郁静民接回，由二伯父郁浩抚养。
孙荃有意接郁云回家一起抚养，二伯说，“你一个妇道人家，亏你养活三个孩子，已很不容易。我家反正孩子多，每人少吃一口就能养活他。”
孙荃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让她好好保管，他觉得这是郁达夫托她照顾孩子，照顾所有的儿女。她对儿女说，“你们虽然失去了父亲，但还有我这个母亲，不至流离失所，比起他们（郁飞等）父死母嫁，你们就要幸福得多了。”
1946年王映霞委托弟弟卖掉了杭州的风雨茅庐，这个花了一万五六千元的宅院，被卖了数千元。
这笔钱，大约王映霞没有分给她与郁达夫的3个孩子。王在自传中解释，“卖房得来数千元，都是分送给亲戚故旧之穷困者。例如姨婆，是我母亲的表姐妹，我离开杭州后，她就住在风雨茅庐里，当时已年过八旬，从旧房搬出后，得租新房，我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给她安家。”
不过，大儿子郁飞在自传中说起王映霞，“过去读书时她常给我钱用，现在她比较困难，有时我也寄点钱给她。”大约因为都在重庆，时有交集，王映霞虽不曾接郁飞到身边抚养，也有些照拂往来。二儿子郁云因接回富阳老家，辗转在亲戚家寄养，就另一番光景了。“殿春（即郁云）和我几十年没有来往。人各有志，不能强求。”
1957年，新中国向孙荃颁发了烈属证。
1978年，81岁得孙荃过世。临终前，她欣慰地感慨，“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是啊，她守在丈夫离开后的家，为孩子们撑起一方天空，背负起了自己的重担。
奴隶般的牺牲和奉献是否值得，冷暖自知，甘苦自明。
晚年的王映霞，“生活舒适、心情开朗”，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文章，并出版了《王映霞自传》等几本极富史料价值的书。
2000年，92岁王映霞离世，和第二任丈夫钟贤道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直至暮年，她依然是个漂亮的老太太，是个自由的女王。
唯有郁达夫当年殷勤相问，“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还在这世间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