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速率较快、幅度较大。2019年末至2024上半年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20%持续下滑至1.54%，幅度高达66bp，其中2023年一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单季降幅较大，分别为17bp和15bp。

根据《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的要求，商业银行净息差需满足1.80%的标准线。而截至2024年6月末和9月末，上市银行净息差均值分别为1.64%和1.62%，均与1.80%有一定差距，且42家上市银行中分别只有12家和9家满足这一要求。

商业银行净息差在近几年快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资产负债两端利率的不对称下降。理想状态下，政策利率的下调应促使资产利率和负债利率在市场力量下达到新的均衡，最终呈现几乎对称性下降的状态。2021年以来，政策利率（OMO、MLF）分别下调六次，累计分别下调70bp、95bp；LPR下降了7次，1年期和5年期分别累计下调74bp、105bp；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两次，平均降幅分别在73bp、50bp。相应地，净息差缩窄幅度在50～60bp，与资产利率降幅相差不远。

负债端的成本刚性是不对称下降的主要原因。2020年末以来，受融资需求收缩、政策利率持续下调等因素影响，上市银行贷款平均收益率持续下降，从2020年末的5.32%降至2024年6月末的4.33%，降幅近100bp。但上市银行存款平均成本率却呈现显著的刚性特征，同一时期仅从2.15%降至2.00%，降幅仅为15bp，与贷款收益降幅严重不匹配。

为改善存款成本刚性问题、缓解商业银行净息差收缩压力，有关部门陆续出台多项措施引导银行压降负债端成本。一是优化存款定价机制，多次调降大行存款挂牌利率，并通过利率自律定价机制敦促中小行及时跟进补降。2012年以来，存款利率定价机制不断优化，上限标准经历了浮动上限、“存款基准利率×上浮倍数”、“基准利率+基点”等阶段，最终在2022年形成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进行存款利率定价。改革落地以来大行六次根据市场变动下调存款挂牌利率，股份行、中小行陆续跟随补降。其中，六大行活期、3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3年期、5年期的存款挂牌利率分别累计下调15bp、45bp、45bp、55bp、95bp、110bp、110bp至0.10%、0.80%、1.00%、1.10%、1.20%、1.50%和1.55%。

二是限制高息揽储工具，禁止“手工补息”等操作。存款挂牌利率持续调降并未带来上市银行存款成本的显著下行，相反上市银行的存款成本率由2021年末的2.09%持续增至2023年末的2.18%，直至2024年上半年才止住升势，回落至2.10%。其中的结构性原因主要是存款定期化趋势增强以及对公存款成本居高不下。商业银行存款定期率自2020年末以来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住户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定期占比连年上升，2024年9月末分别达到73.2%和73.1%。从33家上市银行数据看，对公活期、对公定期和个人定期存款占比分别基本维持在30%附近，这三种存款产品中，定期存款利率高于活期存款利率200bp以上，对公存款利率在2020年以来下行幅度明显低于个人存款利率，其中对公活期利率更一度出现较为明显的升势，自0.86%最高升至1.04%，目前有所回落。

为解决存款成本结构性高企的问题，有关部门陆续对高息产品进行限制，如2020年指导商业银行压降结构性存款规模、清退靠档计息产品，2021年深入整顿互联网存款和异地存款，2023年限制通知存款加点上限，2024年要求停办智能通知存款、禁止“手工补息”并于2024年4月底前要求完成整改等。在上述非价格型政策的引导下，2024年6月末上市银行存款利率显著回落，其中对公定期存款利率下行12bp，个人定期存款利率下行17bp。

9月2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以来，一系列价格型货币政策已高效落地，包括：（1）9月25日MLF利率下调30bp；（2）9月27日7天逆回购利率下调20bp；（3）10月18日六大行统一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其中活期下调5bp，定期下调25bp；（4）10月21日1年期LPR、5年期LPR各下调25bp，下调后分别为3.10%和3.60%；（5）11月1日调整存量房贷利率加点值至-30bp，预计影响幅度为50bp。

根据测算，假设商业银行行业整体存款和贷款结构维持不变，暂不考虑新公布的贷款重定价周期允许调整措施，负债端的利率下调对2025年净息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存款利率下调，资产端的利率下调对2025年净息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存量房贷重定价后利率下降、新发放房贷利率下降等。综合来看，上述近期的一揽子货币政策对2025年银行净息差影响大概是-10bp左右，而考虑到房贷重定价区间最短可调整为3个月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的净息差下降幅度预计更高。

净息差和不良率都是影响商业银行长期经营能力的主要因子之一。近几年不良指标较为平稳，2024年二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率为1.56%，较一季度下降3bp；不良贷款余额为3.34万亿元，环比减少0.81%，拨备覆盖率为209.32%，环比上升4.78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当前商业银行体系不良暴露风险尚属可控，拨备计提较为充裕，因此先假设不良贷款引起的净利润大幅下降在短期内不会成为主要制约因子，将净息差设置为影响商业银行长期经营能力的最主要变量。

首先以资本平衡性作为底线进行测算。当商业银行达到长期稳定经营状态时，商业银行获取的净利息收入在扣除合理分红后的留存收益用于内源补充资本，补充规模恰好足以支撑下一期的业务增长而无需进行外源资本补充，则被视作达到资本平衡。此时商业银行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率g≈净资产收益率ROE×（1-分红率d）=总资产收益率ROA×权益乘数I×（1-分红率d）。

使用2024年6月末的数据，假设不良率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将长期增长率设定为M2增速（假设为7%），将分红率降至0%，权益乘数按监管最低要求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约束提到最高，并考虑25%的利息税盾，则以资本平衡为底线进行静态简单测算的行业净息差底线大概在1.15%左右。上述静态简单测算中，最主要的驱动因子是当前ROA水平和设定的长期增长率，当前ROA水平越高、设定的长期增长率越低，可接受的降幅越大。假设M2维持7%不变，ROA降至0.38%左右时净息差将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

基于静态测算，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尚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上述静态测算使用了大量的假设，但真实情况是，在经济缓慢复苏时期往往会伴随信用资产质量承压和不良风险暴露，资产质量劣化压力、拨备计提压力、处置压力等问题的出现会降低净息差的可接受降幅，因为需要更多的收益用于吸收风险、抵御风险。同时随着存贷利率的下降，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结构也势必会持续变化，例如出现“存款搬家”、贷款资产占比下降、存贷两端利率重定价速度不匹配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会进一步推高净息差的下行速度和幅度。

参考日本经验，在推行零利率政策的前后五年，日本净息差基本维持在1.30%附近，2012年下破1%，2017年以来主要银行净息差更是维持在0.5%以下运行。但日本银行业的ROE已基本稳定在5%附近，可见净息差收缩并不必然等同于无法长期持续经营。事实上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影响日本商业银行ROE的最重要因素是资产质量，日本银行ROE为负的时期对应的是1997—2004年的不良贷款加速暴露至处置基本完成阶段。由此看出，尽管净息差是反映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但其对调控政策掣肘有限，政策设计思路更多取决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其中“稳增长”更多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当前状态和需求，“防风险”更多取决于信用资产质量。

为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目标，预计未来价格型工具和疏导型工具将继续并行实施。

价格型工具方面，预计2025年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继续保持中性思路，采用LPR和存款挂牌利率同步下降的方式调整。假设2025年有2次存贷利率调降，幅度在20bp左右，则初步预计2025年净息差将下行10bp左右至1.35%附近。

疏导型政策方面，预计将从扭转定期化趋势和继续规范高吸揽储行为着手。一是扭转定期化趋势，优化存款结构。截至2024年9月末，我国居民存款和企业存款定期率均高于70%，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存款结构优化空间非常大。预计未来可能会出台不对称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中长期存款降幅更大）、优化完善差异化定价机制、创新存款产品等方式促进定期化趋势的扭转，督促商业银行优化其存款结构。

二是继续压降高息产品，降低负债成本。继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手工补息等高息产品被禁止并整顿清零后，近期市场的关注点在于同业存款。同业存款是近几年商业银行（尤其是大行）补充负债的来源之一，尤其是手工补息被叫停后，大行通过同业存款补充负债的动力增强、成本提高。2024年上半年末纳入同业存款口径的“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和拆入款项”仅六大行规模已有15.6万亿元，根据市场机构测算上市银行同业活期存款规模大概在15万亿元左右。同业存款成本偏高，如活期一般在1.80%～1.90%左右，而7天逆回购政策利率仅为1.50%。后续可能的管理措施包括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协议存款的自律监管、限制同业存款规模和占比、建立以政策利率为基础的同业存款定价机制（如以7天逆回购利率为基础）等。

短期来看，我国净息差有一定下行压力但尚且可控。从简单静态测算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离达到资本平衡的理论底线尚有较大空间，通过资产负债两端同步下调利率、逐步减少高息存款产品、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等方式，可以缓解净息差的下行压力，同时预计未来年份中历史存款利率下调的滞后利好会持续释放，净息差继续下行压力会减轻；但另一方面，不良风险暴露、存贷结构变化等其他因素的变动将会削弱商业银行承受净息差收缩影响的能力。长期来看，参考海外经验，净息差低不必然等同于无法长期稳定持续经营，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不是政策工具的最主要掣肘，政策设计思路更多取决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