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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抵达陕西延安旅游的游客，大多会选择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作为旅游打卡的景点之一。

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然而，时局易变，疾如旋踵。抗日胜利在即，蒋介石却设下了一个邀约“重庆谈判”的棋局。毛泽东前往谈判之前，建议中央增加两位候补书记。

一、中共七大，诞生五大书记

重庆谈判那一年，我党召开了中共七大，并通过选举“诞生”了五大书记。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指出，要把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

然而，这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都未能按计划实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受到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影响，代表不容易集中；二是党内在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不同的认识。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出“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春季末，陕西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抗战胜利在即，在中共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中共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由于当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有755人，中央机关的同志为了适应会议规模，在两年前亲手搭盖了一个集西式风格与陕西窑洞为一体的，占地一千多平方米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1945年4月23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七大正式开幕。在历史上，七大的会议期最长，从4月23日到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七大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它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并通过了以“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新党章。8天之后，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出了5名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

到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毛泽东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与统战工作，并协助管理军事工作，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

其中，刘少奇是湖南宁乡人，早年曾经领导并参加过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等，在中工五大时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作的领袖。

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刘少奇临危受命，与陈毅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局。

任弼时是红军长征期间红六军团的领导人，并成为了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任弼时处理问题周到，因此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形成领导集团之后，五大书记集体办公，民主决策。在陕西延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基本都住在一起，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事。

通宵办公是毛泽东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为了保证能够衔接并落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也为了配合毛泽东的习惯，其他时间也慢慢地改变了自己想作息，尽量与毛泽东保持一致。

因此，重大会议常常在夜里举行，清晨再把决定的战略部署发到前线。

朱德总司令是五大书记里最年老的一位，此时他已经年过花甲，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习惯。朱德每天晚上十点入睡，清晨起来，则散步打拳，然后再开始工作。可现在，前方战况紧急，朱德也只好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和大家一起通宵办公。

有时候，看着朱德憔悴的脸色，毛泽东担忧地说：“总司令啊，你年纪大了，还是多休息一会儿吧！”

朱德说：“唉，这么紧急的时候，让我回去也睡不着啊！”说完，他又参与到讨论中去了。

二、重庆谈判，候补两位书记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七大结束会议后两个月，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就传出来了。经历了14年的浴血奋战，我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首次完全胜利！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国内矛盾就凸显了出来，举国上下要求和平建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值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个邀约电报，电报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

为了让举国皆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大造声势，在国内报纸上衣“大字标题”出新闻。

只见新闻上写着“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蒋介石摆出了“求和”的姿态企图抢占舆论制高点，以取得战略主动权。

而毛泽东则不温不火地回复：“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在朱德总司令的去电中，指出了日本受降程序不明等问题。

第二天，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方面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8月20日，蒋介石又给毛泽东发去第二封电报，电报称：“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勤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使得一些媒体几被蒙蔽，《大公报》的社论为此评价蒋介石：“然诚坦，溢于言表。”《纽约时报》则发表社论声称我党“不愿参加合作”。而国民党方面《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说：“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时局复杂，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周恩来共同赴约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正确国内和平的愿望。

8月26日，在赴重庆塔盘的前两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不少人担心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安全问题，但是毛泽东说：“我到重庆后，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

此外，毛泽东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

重庆一行，前路未卜，但这次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要“坐班房”，毛泽东乐观地说：“那倒不怕。”

毛泽东深谋远虑，他还郑重地向中央提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处理党中央主席职务，中共中央处增加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之下，中央书记处也能够正常运转，高效决策。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也十分清楚，毛泽东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是为了防止遭遇不测，并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

虽然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是还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对于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周恩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指定龙飞虎、颜太龙、陈龙等三人做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他们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经验丰富，政治可靠，而且对重庆情况了解，因此是最佳人选。

随后，周恩来又增派了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齐吉树照料生活，另派枪法精准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随行。

10月11日下午，经历了40多天的谈判之后，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两万多军民早早地在延安机场等候毛主席的平安归来，毛主席刚刚走出来，掌声如潮水般涌来。

三、候补转正，陈云结局如何

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原五大书记的工作照常运转。

1949年3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1950年，任弼时生病需要休养，中央书记处决定，任弼时休养期间由陈云同志代为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中共中央决定，将由陈云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至此，陈云从“候补书记”变为了“正式书记”。

从候补到转正，陈云看似“一帆风顺”，但是他少时却命运多舛。1905年，陈云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区的练塘镇。一条小河穿镇而过，显示出江南水乡独有的问完与恬静。然而，陈云的童年并不美好，用陈云的话说即是：“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陈云父母原本居住在陈徐祠堂里，靠给人做佣工度日。但是，陈云即将出世之前，族人认为孩子“玷辱”祖宗，于是被族人赶出祠堂。几经周转，陈家租到了米行里的两间简陋小屋。遗憾的是，陈云的出生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喜悦，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母亲在他四岁时也溘然长逝了。陈云与姐姐陈星便被姥姥和姥爷接过来继续抚养。

谁知，姥姥也在陈云四岁那年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嘱咐陈云的舅父廖文光，一定要把陈云姐弟抚养好。

因此，陈云从4岁到14岁，是舅父和舅母为他撑起了一片亲情的天空。后来，陈云投靠革命，日渐发展。事实证明，陈云没有“玷辱”祖先，反而“光宗耀组”了。

1945年6月，陈云前往东北局，并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1月，陈云在哈尔滨就东北解放战争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成员会议，他就几个月的抗战情况进行了总结，并且起草了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1946年，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南攻北守”，并集中力量进攻了南满解放区。此时，我方军队究竟是“留下”还是“撤走”，陈云算了一笔账，做了反复比较之后决定留在南满。

此后，陈云领导东北军民经过一百多天的艰苦奋战，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从而巩固了南满根据地，扭转了东北“敌攻我守”的战局。

东北由于遭受日本侵略和破坏，经济困难重重。陈云为了解决财经困难，创造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

在经济上，陈云有计划、有规划地进行预算和管理，有效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陈云少年时曾经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进入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他在商业学校基本掌握了珠算，也学会了写账，这成为他后来受益终身的技能。因此，陈云后来的工作多与财经挂钩。

1978年，陈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6年，叶剑英元帅去世的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三人开展了一次秘密约谈。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也是保密的。但这天之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

“半退”之后，陈云力推青年干部，陈云曾经说过：“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六十开外了。”

陈云提议，把新一批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以承前启后。他认为，干部队伍中，党的第二梯队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今后要把第三梯队努力建设好。

步入晚年之后，陈云把散步作为自己锻炼身体的一项主要内容。80岁之后，他检查每天散步三次，上午走40分钟，下午走30分钟，晚上走20分钟。

坚持一年之后，陈云根据自身身体情况，调整为上午20分钟，下午20分钟，晚上10分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到了晚上，他还坚持做10分钟左右的自编体操，如转动头部、伸展上肢、活动腰部、做深呼吸等。

为了陶冶性情，陈云开始用站立、手腕悬空的方式练习毛笔字。工作人员介绍，只要身体允许，他始终坚持练习，坚持到了90岁，直到最后住进医院。

1995年4月10日，陈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四、候补之后，彭真发展如何

同为“候补书记”，彭真后来的发展又如何呢？

1945年9月，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并执掌东北。两年之后，鉴于中共中央工作的需要，彭真又回到了西柏坡。

1949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诞生之时，彭真也迎来了他47岁的生日。他与新中国一起迈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历程。

1951年2月，彭真兼任北京市市长，在北京市的工作岗位上，彭真一干就是18年，一直到他被“打倒”为止。

与陈云一样，彭真也从“候补书记”转正为“正式书记”了。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彭真被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担任书记时，邓小平曾经对彭真作过高度评价：“彭真同志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而彭真则谦虚地表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

彭真的岗位工作事无巨细，并不容易。有一次，北京市郊区爆发猪瘟和鸡瘟。彭真听说了之后，立即找来合作社的王纯，并对他说：“这件事关系重大……鸡对农民来说，就是一聚宝盆。

农民生活所需的点灯油、火柴、油盐、针头线脑等，都要用鸡蛋来换。猪更值钱了，一头猪所卖的钱，就是全家全年的收入。死头猪就更心疼了。”随后，他交代王纯要尽快组织防疫对，给群众的猪和鸡打针。

王纯回去之后，立马组织了一支20人的队伍，给郊区的村民宣传防疫知识，并给鸡和猪打针治病。这一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农民感受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说：“共产党真好，不光给人看病，还给鸡打针，为我们操心到家了。”

彭真还特别关心北京市的城市建设。1956年，彭真主持了北京市市委常委的会议，一起讨论北京市的规划。他认为，北京市近期的发展目标是500万，将来要发展大到1000万，汽车也需要满足百万辆的需要。

而当下城市道路太窄，最宽的按按100米至110米进行规划。此外，城市煤气化、城市用水也引起了彭真的关注。

尽管在当时他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是几十年以来北京市的发展和实践证明，彭真的许多想法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彭真一家再次回到北京。抵达北京机场时，彭真没有想到，机场拥挤过来了300多人，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一句“彭市长”引得在场的人们一片哭声。

随后，他接连参加了老一辈革命战友的多场追悼会。参加完追悼会之后，彭真觉得自己工作的时间越来越有限，而他工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1979年，彭真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一心扑在新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上。他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主持起草了我国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多部重要法律。

彭真说：“没有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民主，没有民主集中制，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有人曾经想彭真提问：“法大，还是哪一位首长、哪一级党委大？”彭真非常明确地回答：“法大！”彭真的回答受到了广大群众和政法机关的热烈欢迎。

此后，还有《婚姻法》、《国籍法》、《个人所得税法》等等，每一项立法工作，都倾注了彭真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1988年，86岁的彭真从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仍旧满腔热血地挂念党和人民的事业。年事已高时，他不顾重病在身，坚持读书看报、看文献。1997年4月26日23时22分，彭真在与病魔抗争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流然长逝。

彭真一生留有4个子女，分别是长子傅锐、次女傅彦、三子傅洋和四子傅亮。

长子傅锐，中国核电专家，全国政协委员，现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

次女傅彦，1984年担任中国欧美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后做到正厅干部退休。现在，退休的傅彦继续担任家中的“管家”。

以前彭真在世时，他在大会堂喝茶水，一杯茶水一毛钱，但是彭真说：“我没钱，找我女儿要钱去吧。”

可见女儿傅彦管家有序，让父亲放心。母亲张洁清101岁时，仍旧没有被查出身体有毛病。护士对傅彦护理母亲之举赞不绝口，称她的护理是“世界一流”的。

三子傅洋，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了9年，后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

迄今为止，傅洋仍旧是康达律师事务所主席，并受邀给北京市律协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讲党课。2019年，记者采访了傅洋，采访中他缅怀了自己的父亲彭真，并说：“父亲引领我和共和国法治一起成长。”

2022年1月，傅洋旗下的康达律所荣登《亚洲法律概况》（asialaw Profiles）2022年度的领先榜单。

四子傅亮，很少公开露面，相传为深圳名商高尔夫的董事，北京金世纪公司的领导。

结语

陈云也好，彭真也好，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国家兴亡、扭转国运，毅然决然地走上革命之路、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心一意地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这种舍身为公的精神值得今天的每一个人借鉴和学习。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使命，如今的中国需要发展，需要建设，需要变得愈加强大。我们也要从老一辈革命家的手中接过“接力棒”，继往开来，认认真真地走好下一段的历程。

参考文献

[1]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不仅是血缘的传承[M]. 2013年。

[2] 关润华，阚光联，盛雷，胡吉伟. 中国共产党人95个故事[M].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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