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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北京德国医院。病榻上的杨昌济咳嗽了几声，气息虚弱。在病房内照料他的家人立即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投来担忧的目光。

杨昌济却摆了摆手：无妨，无妨！给我取纸笔来罢！

家人依言取来了杨昌济想要的东西，他伸手接过，便倚在床头，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好友章士钊写起了信：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不久，杨昌济先生便驾鹤西去。

毛泽东在听说老师病重时就曾前往医院探视，让老师看到成材的学生，得到莫大的慰藉。

之后在北大为杨昌济举办的盛大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上了自己的亲笔挽联，还作为代表宣读了联名写就的《治丧辞》，读到悲痛处几度语不成声，可见毛泽东对杨昌济的敬爱之情。

而杨昌济临终前发出的信件中说， “救国必先重二子”，所说的二子之一便是毛泽东。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清楚地知道杨昌济预言毛泽东必为救国之重，这个预言是实现了的。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带领着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几度力挽狂澜，作出关键的正确决策，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然而，这份预言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半应验。因为在杨昌济的话中，他将二子相提并论，但在中国的那段历史上，毛泽东的光辉无出其右，连可比肩者都鲜见。

杨昌济预言中的“二子”另一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能被杨昌济看好有救国之才？

入读良校，结识至亲之友、至敬之师

杨昌济遗言中，“二子”的另一人，正是蔡和森。

蔡和森出生于1895年。彼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势渐颓，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兴起，中国仍处于封建统治和列强割据的双重压迫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不断加深，中国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少年时期，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蔡和森被父亲送到了永丰蔡广样辣酱店当学徒。在这段经历中，他切身感受了旧社会对人的压迫，当他学徒期满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做学徒，而要弃商求学。

这一年是1911年，此时的蔡和森16岁。

无独有偶，1910年，长沙湘潭也有一名少年拒绝当店里的学徒，而立志去学校读书。在临行前，他还给父亲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

其中“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一句，更是道尽了他志在四方的气魄！

这正是少年的毛泽东。

在分别离开家乡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先后来到湖南省城求学。原本他们还不在同一个学校，但辛亥革命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建立，蔡和森于1913年转入，毛泽东于1914年随着原本就读的学校并入一师而转入，他俩就此成为了校友，有了进一步成为朋友的机会。

更巧的是，虽然年纪不同，但他们是同一个年级，所学的内容大抵相同，又同为杨昌济、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在课后找老师探讨学问的时候也时有碰面。

有了这样的机缘，两位志同道合的少年很快相识，并因为相似的志向和理念而迅速成为了挚友。

他们的志向都是：为救国救民而读书！

而当时的一师范，恰恰有让学子们践行这个志向的条件。它是有志之士基于教育救国的理念创办的，以对学生免收学膳费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一大批有志向、有才能的寒门学子入学。

更重要的是，它的师资力量尤为雄厚，不少当时的教育名家都受邀来此执教。对毛泽东和蔡和森造成了深刻影响的杨昌济就在此列。

杨昌济早年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还曾赴德考察，在1913年回国。作为留学归来的人才，杨昌济相当“炙手可热”，甫一回国，他就接到了昔日同学、当时在北洋政府做教育总长的范源濂邀请他进入政界的橄榄枝。

但是杨昌济志不在此。多年在外国、在西方的见闻让他明确了一件事：

“振兴国家，必须振兴教育，振兴教育，必须抓好高等教育；以预养师资，发达学术。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已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杨昌济：《致教育总长范源濂》）。”

因此，他谢绝了从政做官的邀请，而是来到学校，做起了一名教书匠，并且成功发现了大有前途的可造之材——毛泽东、蔡和森二人。

而杨昌济主张的“立志”、“修身”、“知行合一”，也被毛泽东、蔡和森深刻地践行着。

“立志”自不必说，正是共同的救国志向把毛泽东和蔡和森联系到了一起。而在此后的相处中，他们还一起“修身”，也就是一起锻炼体格。

他们“修身”的方法有三：一为冷水浴，二为游泳，三为爬山、野营和露宿。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所说的冷水浴不仅仅是用冷水洗漱，还包括在大风、大雨、大雪的恶劣天气里脱掉衣服，跋涉前行。

在未来的革命道路上，难保不会遇到在这种恶劣天气下衣裳单薄的困境，于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以这种方法锻炼自己的身体。足以见得，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们就从心到身，都做好了为革命艰苦奋斗的准备了。

而蔡和森和毛泽东，在那个时期最为突出的，并不是其行径，还要数其思想。

那时西方文化已经传入中国，一部分人对其惊为天人，学习后更是将其奉为圭臬，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全盘对立起来；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人，又往往抱残守缺，对西方文化是拒不接受的。两方之间有一种水火不容的态势。

然而，毛泽东和蔡和森另辟蹊径，他们主张要寻求救国真理，应该两者兼读，然后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实际情况加以扬弃。

毛泽东说：“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蔡和森也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

原来早在这时，我们党后来奉行的“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就在他二人早期的言论中初见雏形了。

赴法留学，虽远隔千里但思想相连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短短一年半的同窗时光，却让蔡和森和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5年秋，蔡和森因所学的东西广而不深，自己的探究之心无法得到满足，于是跳级考取与原来就读的学校隔江相望的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科。

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并未受距离变远的影响，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还与毛泽东一起发动团结在他们身边的一群进步学子，建立了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蔡和森和毛泽东二人从校友变成了会友。

1917年冬，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给这些学习西方思想的学生极大震撼。他们针对此事热烈讨论，毛、蔡二人都深深被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吸引，他们认为俄国的成功对中国来说十分具有参考性，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到了1918年夏季，新民学会组织起赴法留学的活动，毛泽东信赖蔡和森的为人和能力，在会上提议由蔡和森先到北京负责此事的前期准备。蔡和森到了北京之后，接触到不少传播新文化的著名文人，在与他们探讨后更觉列宁思想先进。

他在北京的这段时间收获颇丰，于是力邀毛泽东也来到北京，两人共同为学会的留学事宜奔走，也一起接触新思想，再一起探讨、一起辨明真理。

一切准备就绪，最终确定赴法同学名单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商定，他们需要一个去往法国，寻找未来的救国道路，而一个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已有学说和中国的国情。

不久后，蔡和森赴法，毛泽东留华。新民学会也就此分成了两部分，两者之间以书信往来保持着联系，依旧是一个整体。

法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摇篮，又逢十月革命大获成功，社会思潮十分活跃。来到法国后，新民学会的各位各自探究着，选择了自己心中可以救国的主义。不少人选择了无政府主义，而蔡和森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

来到法国后，蔡和森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投入了大量精力将其翻译成中文，以供中国同学学习。

在蔡和森“猛看猛译”的过程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刻。看的越多、了解的越深，他越是感觉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揭示了这世间的真实规律。它所指导的道路，也一定能够救中国！

在蔡和森的影响下，不少原本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同学也转变了思想，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和践行中来。

期间蔡和森还在会议上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同学产生过争论，经过他人的调解，会议才得以顺利完成。事后双方都给毛泽东去信，而毛泽东早就在与蔡和森的通信中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在回信中对蔡和森表示支持。

蔡和森积极地为“工学世界社”制定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并在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蔡和森，一力主导了第一个中共旅法组织的建立！

回国革命，不幸英年早逝

1921年，蔡和森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法国政府部门的注意。在这年年底他被遣返回国。

好在此时，蔡和森已经明确了自己选择的救国道路，也已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他对法国并无留恋，随即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回到上海之后，蔡和森在陈独秀等人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蔡和森做到了许多个“第一”：

在1920年9月与毛泽东的通信中，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名称；

从1920年始，第一个传播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不仅向旅法同学传播，还通过书信向国内传播，弥补了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工作中分身乏术、难以顾及的方向；

在1922年6月20日出版的《先驱》第九期上，第一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自1922年九月始，他主持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并负责编辑工作，同时为《向导》亲自大量撰写可以起到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的作用的优质文章；

1926年年初，在中共旅俄支部上发表长达五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

1927年9月，针对此前党内思想混乱的问题做出长达三万字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第一次对我们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全面的阐述和批驳。

凡此种种，足以见得蔡和森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具有党员应有的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质，还学识丰富、有远见卓识，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都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成就。

然而此后，蔡和森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了。

1927年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合作协议之后，我党紧急召开了“八七”会议，商讨此后何去何从。

会后，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蔡和森本欲同行，但由于组织需要，还是去往北方，做地下党工作。此后，蔡和森也因党的需要先后两次去往莫斯科。

在1931 年春，第二次从莫斯科回来后，蔡和森本计划前往中央苏区，但出于当时南方局的同志更需要蔡和森，他也服从组织安排，立即赶赴南方局所在的香港。

彼时香港局势并不安全，也有人曾劝他不要去，可是蔡和森说：

“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

不幸的是，蔡和森到香港后不久，就被叛徒出卖，在一次会议上被国民党抓获，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即使敌人拿钢钉一根根避开要害钉入他的身体，要他尝尽痛苦、屈服于他们，但蔡和森坚持了自己的操守，即使身死，也没有出卖组织。

蔡和森死在广州的秘密监狱中，这个消息甚至过了很久才传出来。自他死后，杨昌济当初看好的救国二子，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了。

毛泽东曾经十分悲痛地谈到蔡和森之死：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完成了救国的大业。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之时，杨昌济和蔡和森生前最大的梦想——救国救民，也终于成为了现实。

在那将近百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把一生都奉献给寻找救国的一线曙光，又多少青年才俊前仆后继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献出才智、献出力量、乃至珍贵的生命……

如今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我们的人民安居乐业，这些都建立在先烈为我们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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