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商业银行净息差影响因素及海外银行业净息差应对之策

本文发表于

《新金融》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管）

【摘要】合理的净息差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测算了存贷利率变化对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并分析了海外银行的低息差应对之策。研究发现：第一，不考虑存贷款结构变化，中国银行业的存贷利差收窄将导致2024—2025年净息差同比分别下降14.0基点 （bps） 和2.5 bps，考虑到新发放贷款利率降幅或存在低估，预计2024年净息差实际收窄约20.0 bps，2025年净息差收窄或能控制在10.0 bps内。第二，海外经验表明，存款利率高度市场化和低利率环境下实现高贷款收益率是美国银行业净息差维持高位的原因。第三，日本银行业通过综合化经营、开拓海外市场并调整业务结构提升非息收入，让房地产泡沫后的日本银行业扭亏为盈，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维持在5%。借鉴海外经验，我国银行业需提升综合化经营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

【关键词】净息差；商业银行；存贷款利差；海外市场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收入和盈利增速显著回落。从42家A股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来看，2023年许多上市银行的营业收入和业绩出现负增长，2024年一季度上市银行业绩进一步下行。2023年上市银行合计营业收入同比下降0.8%，2024年一季度同比下降1.7%；2023年上市银行合计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4%，2024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0.6%。

银行业绩影响因素众多，其中生息资产规模、净息差和信用成本（资产减值损失）三个因素是主要驱动因子。结合图1数据来看，此轮业绩增速下行主要受净息差大幅收窄拖累，生息资产规模和信用成本对上市银行业绩形成正贡献，但信用成本对业绩正贡献幅度持续下降。2022年以来，净息差持续大幅收窄对银行业绩构成了巨大冲击，净息差显著回落是导致银行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下滑的主要因素。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专栏“合理看待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水平”首次讨论了银行合理利润问题，指出“商业银行维持稳健经营、防范金融风险，需保持合理利润和净息差水平”。稳定净息差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王剑等，2023）。

基于此，本文将对净息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从国际角度比较，剖析海外银行对低息差的应对之策，以期为我国银行净息差下降提供经验参考。

对银行净息差会产生影响的主要有同业业务、金融投资业务和存贷业务。我国现行的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净息差主要受存贷款这类内部指标影响（Albulena et al.， 2022）。同业业务和金融投资业务的定价因素庞杂、波动大，预测难度更高且准确性更低，同时对最终净息差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本文主要从存贷业务出发，测算存贷款利率变化对净息差的影响，暂时忽略非信贷业务的影响。

（一）贷款端：新发放利率是核心，重定价因素影响可控

1.贷款平均利率定价原理

市场贷款利率水平对净息差具有绝对影响（蒋书彬等，2021）。贷款平均利率主要取决于重定价因素和新发放贷款利率。重定价因素指存量贷款没有到期，跟随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变动来调整，调整幅度和LPR调整幅度保持一致，但存有一定滞后性的因素。LPR变动后，存量贷款到了重定价日才会跟随LPR调整执行新利率，重定价周期一般不会超过一年（很多对公贷款的重定价周期是一个季度），因此LPR变动后，最长一年之内完成存量贷款的重定价。后续测算时，本文假设所有贷款均挂钩LPR，但实际中有的贷款仍执行的是固定利率。

新发放贷款利率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存量到期重新投放部分；另一部分是净增贷款。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受LPR和加点两个因素影响，加点主要取决于最新的贷款供需格局，同时，新发放贷款投向的结构调整也会影响新发放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一般而言，在利率下行周期，新发放贷款利率LPR加点也会有所下降，并且降幅可能远高于LPR的降幅。尤其对于中长期贷款而言，LPR加点降幅可能会非常大。比如，一笔合同期限三年期的贷款到期重新投放时LPR加点变动幅度则需要体现过去三年累计LPR加点变动幅度。由于我国2021年及之前贷款利率较高，2022年开始贷款利率出现大幅回落，过去三年LPR加点累计降幅可能会非常大。因此，在利率下行周期或者利率上行周期，新发放贷款利率对贷款总额利率的影响通常都远大于贷款重定价影响。

2.存量贷款重定价对净息差的影响

2023年以来LPR共下降四次：2023年6月，一年期LPR和五年期LPR均下降10.0基点（bps）；2023年8月，一年期LPR下降10.0 bps，五年期LPR维持不变；2024年2月，一年期LPR维持不变，五年期LPR下降25.0 bps；2024年7月，一年期LPR和五年期LPR均下降10.0 bps。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在出口和房地产上仍有压力，因此LPR仍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但考虑到当前贷款利率已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且政策呵护净息差防风险意图益加明显，预计未来降息空间有限。在后续测算时，预计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效缓解后我国LPR仍有至少一次下降，预计其下降幅度约在10.0 bps左右，假设下降时点在2025年初。

以2024年为例，要测算存量贷款重定价对2024年贷款平均利率的影响，则需要确定三个问题：第一，存量贷款在2024年内不到期但需重定价的比例。第二，这些年内需要重定价的贷款中，挂钩五年期LPR和一年期LPR的比例。第三，贷款重定价日分布。因为LPR多次下调，后续测算中本文简单假设近年来贷款结构与2023年末一致，均运用2023年末数据来测算LPR调降的影响。在充分考虑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文使用35家样本银行（下称样本行）的公布数据，确立了重定价贷款比例、重定价贷款挂钩五年期LPR和一年期LPR的比例，以及贷款重定价日期限分布，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2023年35家样本行贷款日均余额占生息资产余额的68.4%，由此，可以测算重定价因素对净息差的影响。受2023年至今的四次LPR下降影响，存量贷款重定价因素拖累2024—2025年全年净息差同比分别下降约6.9 bps和6.5 bps。若2025年初一年期和五年期LPR均下降10.0 bps，存量贷款重定价会带来2025年净息差同比收窄2.9 bps。另外，2023年8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自2023年9月25日起实施。根据测算，会带来2023年四季度总贷款利率下降约6.9 bps，对应的带来四季度净息差下降约4.7 bps。同比会拖累2024年净息差同比下降3.5 bps。

总体来看，存量贷款重定价因素（包括2023年四季度存量按揭一次性重定价）会拖累2024—2025年净息差同比分别下降10.4 bps和9.4 bps。

3.新发放贷款利率对净息差的影响

本文使用的35家样本行数据显示，未来一年内到期需重新投放贷款比例达到38.6%，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商行分别为34.5%、44.8%、48.4%和61.5%。因此，考虑贷款净增部分后（假设2024年贷款增长10%），则2024年末35家样本行贷款总额中约44.2%是新发放贷款。

近年来，新发放贷款利率持续大幅下降（图3）。2024年3月，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9%，同比下降了35.0 bps。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27%，同比下降了26.0 bps，按揭贷款利率为3.69%，同比下降了45.0 bps，各品种贷款新发放利率降幅均比较大，且降幅都显著超过LPR的降幅。因此，在利率下行周期，新发放贷款利率除了受LPR下降的影响，还受加点下降的冲击。

为了方便测算，假设到期新投放的贷款对应的是一年前投放的。测算时不考虑贷款净增部分，仅测算一年内到期需要重新投放贷款的影响。由于票据投放比例和利率波动非常大，因此测算时用一般贷款和按揭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代表行业整体情况（2023年末按揭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约为15%，假设该比例维持不变）。从测算结果来看，即使2024年二季度开始新发放贷款利率能够企稳，也会拖累2024年净息差下降约14.8 bps。考虑到2024年7月22日LPR下降了10.0 bps，且目前贷款供需格局虽略有改善但未扭转需求偏弱态势，因此预计2024年新发放贷款利率仍会延续小幅下行态势，预计二季度之后合计降幅在10.0 bps左右（测算时假设季度均衡下降）。展望2025年，虽然判断年初LPR仍有一次下降，但伴随逆周期调节政策效果逐步显现，贷款供需格局大概率有所好转，因此预计新发放贷款利率基本上能够稳住。

按照上述判断测算，结果显示新发放贷款利率下降会拖累2024—2025年净息差同比收窄约16.6 bps和4.4 bps。但是在实际中，在信贷供需格局没有明显好转之前，新发放贷款利率LPR加点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贷款结构的调整也会冲击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如，以个人消费贷和个人经营贷为代表的高收益贷款融资需求仍较弱，与房地产和城投相关的高收益贷款占比在新形势下预计也会有所下降。另外，本文假设新发放贷款原期限合同都是一年的，但35家样本行贷款到期日结构显示，剩余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贷款就已经超过了60%。中长期贷款LPR加点降幅会高于一年期贷款降幅，尤其是2021年及之前投放的高利率贷款。因此，预计实际上新发放贷款利率对净息差的拖累或许会高于测算值。

（二）存款端：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和禁止高息揽存调整缓释息差

上一节分析表明，2024年贷款收益率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因此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对稳定净息差来说至关重要。

1.存款利率定价原理

2023年以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存款挂牌利率经历了四轮下调，调降时点分别是2023年的6月、8月和12月，以及2024年7月，此举也是政策呵护净息差的行为。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调整不一样，因为当前贷款大都挂钩了LPR，即使贷款没有到期，重定价日依然会跟随LPR调整而重新定价，但存款只有等到到期了才会重新定价。因此存款成本刚性较强（黄劼，2023）。本文假设存款到期分布是季度间均衡分布的，即三个月以内存款在一个季度内完成重定价，一年期存款在未来四个季度完成重定价，二年期存款在未来八个季度完成重定价。

2.存款到期重定价对净息差的影响

首先，需要清楚不同期限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对2024年同期限存款利率的影响。以工商银行存款挂牌利率为例，由于活期下调即刻生效，所以活期下调对于2024年存款利率的绝对水平已经没有影响，但对利率同比影响会延续至二季度。三个月挂牌利率在12月下调10.0 bps的影响全部体现在2024年一季度；半年期挂牌利率在12月下调10.0 bps会带来2024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同期限存款利率分别下降5.0 bps。一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在9月和12月分别下调10.0 bps，带来2024年四个季度同期限存款利率分别下降5.0 bps、5.0 bps、5.0 bps和2.5 bps。二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在6、8、12月分别下调10.0 bps、20.0 bps和20.0 bps，带来2024年四个季度同期限存款利率均下降6.25 bps。三年期存款挂牌利率合计下降65.0 bps，带来2024年四个季度同期限存款利率均下降5.4 bps。

其次，需要知道存款到期结构。存款到期结构选取四大行作为样本。2023年末存款到期结构为：即时偿还/无期限存款占49.00%，3个月内存款占9.42%，3个月至1年存款占15.80%（简单假设半年和一年期存款分别占7.9%），1年至5年存款占25.75%（五年期存款一般很少，忽略不计，假设二年期存款和三年期存款分别占12.88%）。

如果存款结构不发生调整，且假设所有银行调降幅度和四大行一致，则2023年以来的四次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带来35家上市样本行2023、2025年存款成本绝对水平分别下降11.1 bps和10.9 bps。按照生息资产平均余额占资产总额的比重推算，对应的带来2024—2025年35家上市样本行存款成本同比分别下降8.5 bps和6.6 bps，能带来2024—2025年35家上市样本行净息差同比提升9.0 bps和8.8 bps。

为了呵护净息差，判断存款挂牌利率仍会继续下调，且下调幅度或高于LPR降幅。假设2025年活期存款挂牌利率不变，一年期以内定期存款（含一年期）挂牌利率调降10.0 bps， 一年期以上存款挂牌利率调降15.0 bps，且调降时点均发生在年初。则存款挂牌利率调降能够带来2025年存款成本率下降约3.1 bps，对应的提振净息差约2.5 bps。

按照上述假设测算结果显示，存款挂牌利率下调能提振2024—2025年净息差约9.0 bps和11.3 bps。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存款挂牌利率的调降，尤其是中长期存款降幅更大时，居民和企业很可能会降低中长期存款配置，转化为活期存款和一年内存款。比如从2023年末挂牌利率来看，三年期存款挂牌利率1.95%，活期存款为0.20%，两者相差了175.0 bps，假设12.88%的三年期存款全部转换为活期存款，则能带来存款成本下降22.5 bps。

3.禁止手工补息对净息差的影响

由于手工补息等高息揽存行为的存在，2022年以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简称国股行）挂牌利率虽经历四次集中下调，但上市国股行存款成本却不降反升。从银行行为来看，实践中存在部分银行绕开监管、变相高息揽存的情况，从而导致银行业存款利率出现不降反升，给净息差带来进一步冲击。因此，2024年4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向成员机构下发了《关于禁止通过手工补息高息揽储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的倡议》，要求银行自查并完成整改。

手工补息主要涉及的是对公协定存款和通知存款，价格一客一议，与企业议价能力、存款规模等都密切相关，透明度很低，因此手工补息涉及的存款规模难以测算。2023年末上市的15家国股行①对公活期存款达40万亿元，其中一般活期存款基本不存在手工补息行为，占比约30%~50%。若协定存款等存在手工补息的差不多占到50%，那么涉及手工补息的存款规模则达到10万亿~14万亿元。假设手工补息被禁止后，涉及手工补息的存款成本能够下降约100.0 bps，并且4月份之后涉及的补息全部不支付，不考虑存款流出等因素，则对应的节约利息支出约900亿元。以35家样本行为例，则对应提振净息差约4.0 bps。但手工补息被禁止后，预计存款结构会发生较大变化，比如，可能出现存款定期化趋势加剧，或者存款流出后银行揽存压力进一步加大，进而对存款成本带来冲击，因此手工补息被禁止对降低存款成本的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三）量化结果

综合考虑贷款重定价、新发放贷款利率下降、存款挂牌利率下调以及手工补息被禁止四个因素，在存贷款结构不调整的前提下，预计四个因素合计带来2024—2025年净息差收窄约14.0 bps和2.5 bps，这意味着新发放贷款降幅或存在低估。因此，预计2024年净息差同比收窄幅度可能会达到约 20.0 bps，2025年净息差同比收窄幅度大概率能控制在 10.0 bps以内。

（四）以量补价，预计2025年净利息收入基本稳住或者微增

2023年以来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持续下降，且降幅有小幅扩大趋势，主要是净息差同比降幅持续扩大。根据“净利息收入=生息资产×净息差”，假设下一期生息资产同比增速为x，净息差同比增速为y。那么净利息收入要维持不变，则：

                             y=－x / (1+x)                           （1）

简单假设生息资产增速与贷款增速保持一致，即对应的2024—2025年生息资产增速分别为8.4%和7.8%。因此，对应的2024—2025年净利息收入维持不变的净息差增速分别为－7.7%和－7.2%。2023年35家上市样本行净息差为1.71%，按此数据计算，则2024-2025年净息差分别收窄 13.0 bps和11.0 bps能保持净利息收入维持不变。按照上述对于净息差影响测算，预计净利息收入下降态势能在2025年得到扭转。

在明确了贷款端和存款端对净息差的影响因素及具体影响程度之后，有必要观察国际上其他国家银行的净息差情况，并分析其应对息差的具体策略，以便于为我国银行业应对息差回落提供经验参考。

（一）全球低利率环境下银行业净息差低位运行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全球低利率时代到来。美联储直到2015年底才再次进入加息周期，然而此轮加息周期结束后，美国的利率也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日本的情况更为极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处于低利率环境，并且在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央行为了应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压力，利率一度进入了负利率区间。金融危机后欧元区也开启低利率时代，并且为了应对经济疲软和低通胀，在之后的几年里逐步进入负利率环境。虽然此轮疫情大放水后，欧美各国为应对经济冲击，再次大幅提升利率目标来抑制通胀，美国利率甚至回到次贷危机前水平，但全球低利率环境的主旋律并不受此次扰动而改变。

净息差是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低利率环境会影响银行的净息差（Busch et al.， 2017；Endri et al.， 2020）。如图4所示，低利率市场环境下，以日本、欧洲和韩国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净息差长期在低位运行（何蓉，2024），日本银行业净息差甚至降至1.0%之下，显示出银行业在低利率环境下面临的巨大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除中国外，欧美日韩等主要经济体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都大幅回落。此后美国银行业ROE虽有恢复，但没有再回到次贷危机前水平。近年来，英国、日本、德国商业银行ROE水平保持在约5.0%。这一情况表明，尽管各国央行可能在短期内因应经济形势变化调整了利率，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低利率环境仍将是一个主要趋势，极大影响了银行经营。

（二）美国净息差处于高位的原因

美国商业银行净息差长期高于我国银行业净息差，即使2008年次贷危机后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后美国实施零利率政策，同时还采取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本文将对其内在原因进行分析。

1.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高

美国利率市场化程度高，存款利率跟随市场利率变动，同时，由于美国存款中包括大比例的不计息活期存款和低息活期存款，因此次贷危机后美国存款成本处在低位。

以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合众银行和硅谷银行为例，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实施零利率，且同步实施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四家银行存款成本也大幅下行，2015年末四家银行存款成本率分别降至0.13%、0.11%、0.21%和0.06%。2015年底至2018年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四家银行存款成本率也跟随上行，2018年末四家银行存款成本率分别提升至0.72%、0.77%、0.94%和0.48%，但仍处在低位。2020年新冠疫 情冲击后美国再次实施零利率，且实施无限量的量化宽松 政策，美国四家银行存款成本率也基本降到零利率，2021年末四 家银行存款成本率分别是0.03%、0.04%、0.10%和0.14%。

此外，美国创新推出的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s）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环，MMDAs发展迅猛，有效避免了存款大规模流失。虽然MMDAs利率高于其他储蓄存款利率，但由于对货币基金产生了较强的替代作用，MMDAs重新把银行融资链条从“客户—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缩短为“客户—银行”，货币市场基金压缩又相应减持了大额存单，资金直接以低息的MMDAs形式流入银行，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存款综合成本。因此，MMDAs不仅帮助美国实现了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有效联动，还对稳定存款成本和避免存款流失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我国银行业来看，我国存款虽然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但多因素制约下存款成本刚性仍比较强（王剑等，2019），与市场利率的联动程度明显低于美国。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不断提升以及居民投资渠道多元化，我国商业银行存款增速以及占总负债比重均持续回落，已低于美国商业银行存款比重。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存款流失和利率市场化后存款成本上行的压力。此外，我国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且居民储蓄意愿较高，因此我国存款结构中定期存款比例较高，这也使我国存款成本处在较高水平，净息差则低于美国。借鉴美国商业银行的经验，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配合利率市场化进程，商业银行需要积极创新适合我国的存款产品和服务，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结构和成本都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针对市场担忧我国未来如果进入低利率市场环境，商业银行净息差会大幅下行至低位的问题，从美国商业银行来看，低利率市场环境不一定意味着低息差，只要经济仍有增长动能，以及银行具备较强资产负债经营能力，低利率市场化环境中银行也能保持较高的净息差。

2.低利率市场环境下贷款收益率高

美国商业银行净息差长期高于我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贷款收益率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体现了美国资产端定价能力较强，是美国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之一，对高息差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陈卫东等，2018）。

其原因在于：第一，美国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比例高于我国。一方面，在美国的直接融资体系下，大型企业融资主要依赖资本市场，而中小企业和个人通过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的需求较高；另一方面，美国是消费主导的经济体系，个人消费信贷需求旺盛，商业银行在个人贷款方面的收益率相对较高，进一步推动了整体贷款收益率的上升。

第二，美国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更高，因此拥有较强的资产端定价能力。一方面，美国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激烈的环境，经历了多轮倒闭潮后，存活下来的银行在风险管理和定价策略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银行能够更灵活地调整贷款利率，以应对市场变化和风险。相比之下，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银行在定价时受制于多种因素，难以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商业银行在资产端定价能力上的优势还得益于其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利用各类金融工具，银行可以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从而在贷款定价时更加精准。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使得银行能够在保持较高贷款收益率的同时，控制不良贷款率，确保整体资产质量。

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可以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利率、贷款投向等方面的管制，鼓励银行自主决策，提高银行的市场适应能力。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经验和工具，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特征，开发多元化的贷款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融资需求，从而提升贷款收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增强对客户信用状况和市场风险的分析能力，使贷款定价更精准。

（三）日本银行业在低利率环境下实现盈利的经验参考

日本自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长期陷入低利率低增长的环境，银行业贷款利率大幅下降。但由于存款降至零利率后（其实无法完全降到零利率水平），没办法继续下降。因此，日本存贷利差大幅收窄，从1993年的2.72%一路降至2017年的0.67%，相应的日本银行业净息差也从2000年的1.49%降至2020年的0.82%。加上经济低迷，实体部门信贷需求疲软，日本银行业无法通过规模扩张来对冲净利息的收窄。泡沫破灭前，日本银行业净利息收入占净收入比重约为80%，净息差的大幅收窄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面对国内长期低利率低增长的不利宏观环境，日本银行业多措并举，在负利率环境中其ROE维持在了5%的水平。日本银行业通过将目光瞄向海外市场，使海外业务收入贡献大幅上升。同时，积极探索综合化经营，非利息收入占比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银行业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大型银行集团诞生，以提升抗风险能力和经营能力。

在增加收入来源的同时，日本银行业也积极管控成本，不仅压缩国内分支机构、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降低风险偏好来控制信用成本，由生息资产转向中间业务和交易业务，提升非息收入比重。2011年以来，日本银行业信用成本始终处在低位，不良率也持续下行。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日本银行业加大了不良处置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但仍保持在1.0%以内，且不良贷款率也稳定在低位。

1.通过兼并重组提升银行抗风险和经营能力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银行业陷入了困境，坏账问题使得不少银行都面临破产的危机，资产重组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手段。加上日本政府初期对问题银行采取的也是“尽量保全”的态度，促使相对健康的大银行兼并出现问题的银行，开启了并购重组的浪潮。1998年之前，日本银行业重组的核心目的是化解不良，避免破产，由政府主导，主要是都市银行（类似于我国全国性银行）兼并区域性小银行。1998年之后，日本银行业的重组核心是提升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按市场化原则重组，主要是都市银行间的重组，前五大银行总资产市场份额提升至60%以上。日本11家都市银行经过一番分化组合后形成现在的五大银行，分别为三菱日联（MUFG）银行、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大和银行（Resona Bank）和崎玉里索纳银行（Saitama Resona Bank）。

据日本银行业协会统计，日本前五大银行总资产份额从1996年的38.8%提升到了2017年的64.4%。同时，为了提升竞争力，地方银行业加大了合并的进程，区域性银行从1990年的68家减少到现在的39家。

2.加大海外资产配置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由于日本国内利差收窄至极低水平，并且实体部门进入去杠杆阶段，金融机构资产配置陷入困境，因此日本银行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来看，“对外直接投资/GDP”比值自20世纪90年代的5%左右不断提升至当前40%以上的水平。伴随企业出海，日本银行业也逐步加大了海外业务布局。如表1所示，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2022财年海外贷款占比分别达到35.1%、40.2%和38.5%（三菱日联海外贷款只统计了商业海外贷款）；由于日本国内利差极窄，因此2022财年三家银行海外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达到90.6%、85.0%和67.2%；2022财年三家银行海外营收占比分别为58.5%、34.0%和53.1%

3.转向中间业务和交易业务降低风险偏好

（1）加大证券投资和同业资产配置

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逆周期宏观政策刺激下经济能够复苏。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带来进一步的冲击，并且政策长期刺激并没有带来日本经济复苏，居民和企业信心崩塌，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日本银行业资产配置才作出积极应对，加大了国债的配置。

如图5所示，日本银行业证券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自1998年的16.0%提升至2011年的30.8%；但之后在实行负利率后又出现明显下降，截至2023年该比例为17.9%，基本回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水平。在2011年日本银行业陷入零利率环境后，不仅大幅压缩国债的配置规模，而且大幅增加了海外债券的配置比例。现金和存放同业资产占比自2013年开始持续大幅提升，从前期的约5.0%提升至2023年的25.7%。主要反映了负利率环境下资产荒问题严重，且银行也更加偏好低风险资产，这也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复苏。收入结构上，日本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以日本三大银行为例，非利息收入占净收入比重从2000年初的约20%提升至近年来的约60%。

（2）加大个人贷款投放，开发贷比重提升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银行业处置不良资产进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因此日本银行业贷款投放上开始保持谨慎态度。在贷款结构上，日本银行业的个人贷款低速增长，占比持续提升；在对公贷款中，政府比例大幅提升，房地产规模压缩但比重被动提升，批发零售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

本文从贷款端和存款端考察了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不考虑非存贷业务影响的情况下，几大因素合计带来2024年净息差同比收窄幅度大概率超过15.0 bps。考虑到新发放贷款利率对净息差影响存在明显低估，预计2024年净息差可能收窄约20.0 bps。因此，为了稳定净息差，存款挂牌利率下调的概率仍比较高。同时，存贷业务会带来2025年净息差同比收窄约5.0 bps。考虑到量化误差小于2024年，预计2025年净息差收窄幅度能控制在10.0 bps内。

为应对我国银行业净息差下降，本文分析了海外国家银行业净息差的应对之策。从美国来看，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高、贷款收益率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仍较高是其净息差中长期处于高位的原因。从日本来看，在低利率低增长环境下，银行业积极探索综合化经营，通过兼并重组和开拓海外市场，使其为银行经营贡献了大量收入。同时，日本银行业调整务结构，将生息业务转向中间业务为其提供非息收入，也是其银行业能维持5% ROE水平的重要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短期来看，通过调降存款挂牌利率、禁止高息揽存等引导银行降低存款成本是稳定银行业绩增长预期的重要方式。中长期来看，继续深化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同时提升银行业综合化经营能力，以及风险定价能力是保持银行长期盈利稳定的核心方式。

参考文献：略（请见杂志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