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吐槽文，因为想说的主观内容太多，所以可能会很长。在这篇文章开始之前，还是要日常叠甲的，本文旨在探讨传统武术的发展脉络，并无臧否涉及人物的意思。由于这篇文章要说的内容，所以篇幅略长。本来想着要不要分开发，但是笔者还是决定设定一点小小门槛，就让稍微累一点的读者收获多一点吧。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这些年在网络上火过很多武术体系，它不同于上世纪如轨迹拳、狂飙武学、神虎术这类对自身所学的整合与发挥，而是提出了一个个概念，并以这些概念来完成对其技术训练的指导，如早年的镖局武术、教门武术、军旅武艺、锦衣卫武艺等等，这里面有的只是一个集合的名字，而有的就成为了技术理论的基石。那他们是如何产生，从何而来又到哪去呢。本文试图以近年热度很高的军旅武艺为切入点，为大家梳理一下传统武术发展的本来面目。
引子：军旅武艺这二十年
在我印象中其实“军旅武艺”这个概念火爆的时间并不长，当然这个概念也并非空穴来风。记得我学拳的时候，老人会说某套拳（枪）以前是在部队教的，非常实用云云。后来也有传统武术的练习者以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为指导纲领，开始指导自己练习的拳法，印象中八极拳的练习者是比较早也是比较频繁提及军旅武艺的，其代表的就是经常提到八极拳中的六合大枪是军旅武艺。同时，陈式太极拳的习练者也由于各种原因喜欢向《纪效新书》中的三十二势靠拢。
笔者能找到的最早有关军旅武艺的记录是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在1987年第4期《成都体育学院报》上刊登的《明末武术家石敬岩考述》一文（在这里吐槽一下马明达教授喜欢把所有符合他武术审美的人都尽量按上色目人的大元二等人头衔，对回族武术也一定要高抬一层，有机会扒一下回族武术从哪来）。该篇文章对军旅武艺的内涵和形式下了定义并与当代的民间武艺做出了对比“就是古代武艺以军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近代武术则以无预与大战之技的拳术为主体，从形式上看，前者以若干可分可的单个实用方法为主，而排斥套子武艺”。马明达教授或许是为了区别于郭长生传人以国术四书为纲的古典武艺提出了的军旅武艺，其军旅武艺的概念比古典武艺范围更广，将弓马、骑射等明清时期军队的武艺列入军旅武艺的范围，其实笔者一直觉得应该把石锁石担走队列整理内务也列入军旅武艺。当然，这是后话。同时随着2000年《说剑丛稿》的发行，军旅武艺的概念也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诞生了今日石家庄祖传的石家武艺。加之同时期汉服运动的兴起，不少热爱传统武术的汉服及明史爱好者和卷不动衣服形制要另辟赛道的coser，开始力图复原明清典籍图画中的武术内容，为新时代的中式hema助力添彩，形成了汉服的亚文化圈。而在内地发展并不是很好的武坛八极门人发起的大枪运动也借此东风在大陆生根发芽风靡至今。
马明达教授似乎只是提出了军旅武艺的概念，并解决了军旅武艺是什么，却没有告诉传统武术爱好者们传统武术中哪些技术是来自军旅，它的理论体系又应当是什么样的。
真正让军旅武艺或者说分类武艺走进大众视野的是2007年左右的一篇《二千年传承的古武术的秘密》的横空出世。这篇文章将传统武术分为战场之拳、义士之拳、暗杀之拳、飞贼之拳、擂台之拳五类，并按照这种分类来解释传统武术各支的风格技术，并为各种类型武艺的存在找到了技术上的依据。由此开启了传统武术在10年代后分类武术的浪潮，如镖局武艺、军阵武艺、锦衣卫武艺等等分类以及形意拳是枪兵、太极拳是刀盾兵、传统武术是徒手的兵器这些说法均脱胎自该篇文章。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名为养生无双的新华山论剑BBS网友之手，也是在该论坛上首发。随着贴吧、微信、豆瓣的网络传播，该文章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影响了上下三代的传统武术习练者，让老师傅们耳目一新知道了原来练了一辈子的雀地龙是一手刀一手盾，让小徒弟们打开天窗悟出了原来师父教的通背拳其实是流星锤演变的，也让一位位别开天地另立门户的当代童海川们找到了八卦掌脱胎于双刀镰刀的灵感和研究发展方向。其实除了“脱枪为拳”的提法，笔者并没有找到其他某种拳法脱胎于某兵器的得力证据，不过技术问题一路神仙一路法，在此不做探讨，也没有探讨的意义。
为什么不论武术爱好者都难以抵抗军旅武艺这一概念的魅力。无它，毕竟军旅武艺代表着简单、实用、不尚花哨、杀伤力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间武艺这些折跟头打把式的妖艳贱货完全不同。随着汉服文化的发展、皇汉明粉的增加，部分新生代军旅武艺爱好者也将军旅武艺的研究方向限定在了明代（其原因无非是清朝禁武明代武术资料保存齐全等理由），给人以一种明代武艺简朴实用的感觉。就此，军旅武艺已经不再是以军阵实用的兵器技术为主体的武术体系，而变成了以包括骑射、大枪、传统弓、汉服、盔甲、夜不收、锦衣卫等等奇怪要素为展现形式，以擂台竞赛、西塘出街为技术追求的东西。（我寻思着这和军阵实用也没关系啊）。至此军旅武艺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已经与马明达教授文中所想表达的意思完全切割，彻底放飞自我了。
一、禁拳不禁武的禁武令
在当今崇古的武术练习者的眼中，清代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满清恶人的禁武令让明代以来流传的实用的真正的军旅武艺失传，留下来无数骗人的花法套子。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今日才有，笔者接触的一些老师傅在吹自己来理不清的门派时都会提到“我们这个拳是明代的，清代之后的都是假的”“我们这个拳是反清复明的”。
在提到清代“禁武令”的时候往往引用顺治五年发给兵部的上谕，以证明清代统治者是因为惧怕汉人“反清复明”而禁止民间习武。其原文如下：
“今各处土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毒害良民，作为叛乱。朕思土贼之起，不过凶愚数人，迫胁村民，遂致遗祸不小。今特为禁约，除任文武官员及战士外，若闲散官员、富民之家，概不蓄养马匹，亦不许藏铳、炮、甲、胄、枪、刀、弓、矢、器……”
这看似对武器进行收缴，但是并未命令禁武，况且在顺治六年，清廷对兵部就有了新的上淤，这不论是对技术的发展还是拳派的传承都不会起到不可逆转的作用。
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
试想统治者不仅允许民间持有弓箭，还允许持有三眼枪、鸟枪这类火器，又何惧民间习武，由此可见顺治五年上谕的颁布与禁止民间习武无关。学界不能一遇禁止民间持有兵器的史料，就将其简单化地理解为禁止民间习武的证据。清代真正由官方干预民间习武，始自雍正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内阁上谕的发布。其原文如下：
向来常有演习拳棒之人，自号教师，召诱徒众，蛊惑愚民。此等多系游手好闲不务本业之流，而强悍少年从之学习，废弛营生之道，群居终日，尚气角胜，以致赌博、酗酒、打降之类，往往由此而起……若使实有膂力，勇健过人，何不学习弓马，或就武科考试，或投营伍食粮，为国家效力，以图荣身上进，岂可私行教习，诱惑小民耶。著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
以上即今人所指的雍正“禁武令”或“禁武诏”。同年该上谕以条例形式附于清代国家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诈教诱人犯法”的律文之后。雍正以后直至清朝灭亡，官方在历次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时，均保留该上谕作为“诈教诱人犯法”律文的附例。讲到这里，朋友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不就是禁武吗，可是真的是民间禁武那陈长兴教杨露禅就应该进局子喝茶，杨露禅王府教拳直接变成钓鱼执法。其实法律也是有脉络的 如果将雍正五年的禁武令和康熙年间江南官员颁布的各种禁打降的行政法规相比，不难看出其文法，法理上是一脉相承的。首先看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浙江巡抚张泰交的《禁棍徒结党打降》：
照得浙省地方，在昔素称淳良，无不务本耕读，乃迩来民风不古，日渐浇漓。其间游手不务生理之人，每每学习拳棒，好勇斗狠，结党成群，酗酒撒泼，寻衅相打，称雄闾里。或扛帮词讼而遇事生风，或倚恃力强而欺压良善，甚至窝赌窝窃，私铸私盐，种种坏法乱纪……务各洗心涤虑，改过迁善，敢仍怙终不悛，结党肆横者，该地方官立拿详解，以凭尽法究治，倘纵容徇隐，不行拏究，定照失察例参处，决不姑宽。
其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嘉定县续志》卷之五，戒打降：
人果膂力刚勇，武艺精通，上可以武科出身，下可以营伍效用，奈何习拳勇一途，自诩为打降头目。原其初或学为护身之符，或喜为好胜之技。迨至党类既多，渐渐猖獗，奸淫抢诈，流毒地方。然回看历年以来，打降之最著名者，有一人得善终否。今奉督抚各宪，擒创一二人犹恐未尽迁改，合再劝谕。务各醒悟，翻然改恶，毅然从善，毋蹈积恶灭身之报。
由此可见，清代的“禁打降”与今人理解的“禁武”，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诚然，如果真的禁武，清代蓬勃发展的各种拳法门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与其说禁武，不如说其所表达的是部分习武群体恃武为恶，不仅赌博、酗酒、打降落甚至勾引盗贼祸乱地方，以至地方统治者出于维护地方治安的需要而禁止民间习武。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清代民间拳学的习练者（打降者）自然被迫与秘密结社合流，继续为恶地方。
而与彼时民间武术的万马齐喑不同，清代的武举制可以说是唐宋以降最为完善的，为清廷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这是因为清代在建立伊始就着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学教学体系。清代采用文武同庠的教学体制，把参加武举的学子纳入官学体系之中和文举学子一同培养，其分为宗学、觉罗学，咸安宫官学，左右翼世职官学，汉军义学五类，这包含了皇室贵族、八旗子弟以及为八旗服务的汉军。可以说，清廷通过此举，力图把战场实用的武举官学和日渐玄学化神秘化的民间拳学完全切割开来，以图垄断“军旅武艺”。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恐怕此时的军旅武艺早已不是当代军旅武艺爱好者心中的长刀大枪，而似乎不得不走向玄学化的民间武术又是否会就此走向衰亡呢。清代此起彼伏的起义，五花八门的拳派、费拉不堪的军备或许就是最好的答案。但要真正的讲清首尾，还要从前朝军旅武艺和民间武艺的关系说起。
二、没上过战场的军旅武艺
当今学者在探究军旅武艺源头时，往往愿意溯源到上古乃至原始人时期，或者会提到兵技巧，认为兵技巧中包含有军旅武艺乃至于传统武术的内容。认为不论是《艺文志》中的“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还是在《纪效新书》中记载的武艺，都要与民间拳术武术完全区分开来，并认为这是完全的两个体系。可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么。从技术发展上看二者或有不同，若是从传承发展上将军旅武艺和民间拳术完全孤立区分是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
以前文提到的的“打降”为例，此一事并非清代独有，而是在明代便已经初现端倪。“打降”在明代为“打行”，是明代中后期产生于苏州，后来逐渐扩展至整个江南地区的职业打手组织的总称，“打降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这种职业打手组织并非像当今学者畅想的文通武备，其成员往往是无赖流氓，以受雇大人为职业。明人褚人获对其描述为“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谒头目，倾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故曰打行”。
打降或者打行与其他流氓组织不同，往往倚仗武艺，并推举武艺高强者为首领，《崇祯外冈志》中记载“惟其黠者为盟主，而群众然附之”。“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在赵士麟的《禁打手》中提到“教师引诱子家子弟，转相学习，结党成群，见事鸱张，沿街虎踞，甚至受他人之雇，代为泄忿，抑且入豪右之牢笼，甘作飞鹰走狗”。可见当时“教师”的身份是和打降组织有着重合的，甚至某些组织中头目本身就承担了教师的角色。
枪法是当代武术人对明代军旅武艺“实用，朴实”的代表了。而究其枪法门类，似乎并不像今人以为的那样泾渭分明。明代民间枪法成分风，《江南经略》中列举了民间枪法十七家，《阵纪》中也记载了“六合枪法、马家长枪、沙家杆子、李家短枪”等，戚继光也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六合枪、马家枪、沙家枪等枪法。有趣的是在万历年间，松江府有一位打降头目名为朱现，其枪法出众，时任评价为“嗜枪如饴，走险若鹜”。不知朱现的枪法是战阵枪法还是游场枪法（这种奇怪的分法可能并不切实存在于当年的现实中），至少说明当时的无赖打手组织中枪法是流传甚广，一直与卷出了枪法名人的。在唐顺之大鼎鼎的《杨教师枪歌》中也有提到“老杨自是关中客，短衣长躯枣红面。千里随身丈八矛，到处寻人斗轻捷。”少年时看这首诗总是心向往之，向往着“心忘却手手忘枪”的高级境界，现在仔细想来，杨教师可能确实是教师，但大概率不是军中教师，而是打行教师。但从杨教师和唐顺之的交往中也能看出，当时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是并不抗拒和杨教师、峨眉道人这一类市井中厮混的人交往的额，也不介意为其提升身价，这种行为并非是明代特色，到了清代王府和民国的国术馆也有一样的情况。就此看，当时传承的所谓军中枪技和民间枪技是互相交融、吸收的。从技术发展的形式上看，明初洪武年间，就已经规定了枪法较技的形式。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曾给中书省下令，要求凡百户无军功而积功升职者，一律要通过比试武艺来决定是否升职。比试之法为每二人一隅，持枪角胜负，胜者始得擢。这种同民间游场比武相同的校艺形式又怎么可能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呢。军中枪法和民间枪法的关系在温力先生的《兵枪与游枪》一文中阐述得十分透彻，笔者就不再赘述。
可学者并不会关注军中民间技术的交流融合，更不会关注军中的枪法是否来自民间枪派，民间枪派是否吸收了军中经验。更多人习惯像马明达教授在其文章中一样，将以王征南黄百家为代表的文人民间内家拳爱好者与石敬岩、程冲斗等为代表的实用军旅武艺传人进行比较。
民间内家拳和军旅武艺的比斗第一次出现在记载中，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征南墓志铭》中马明达教授所言的“一些奇特的战斗经历”，“岁暮独行，遇营兵七八人，挽之负重。征南苦辞求免，不听。征南至桥上，弃其负。营兵拔刀拟之。征南手格，而营兵自掷扑地，铿然刀堕，如是者数人”。战斗的结果似乎很明显，仿佛王征南的内家拳全面碾压经过军旅武艺训练的士兵。但我们究其根底，王征南的恩师单思南“从征关白”，大概是参加过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吗，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由此可见不论单思南“从征关白”还是王征南曾任把总的经历，二人都是深度接触乃至熟悉以“刀枪弓马牌”为主的军旅武艺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内家拳的产生和所谓的军旅武艺并非泾渭分明、毫无交集的平行线。只能说这一门拳械技艺是在单思南、王征南师徒手中继承、进化乃至发扬。若是说内家拳的产生是黄氏父子文人笔下的产物，那今日已经成为明代著名诗人吴殳《手臂录》中的峨眉枪法岂不也是文人笔下的产物。同为文人的还有夏峰学派的著名学者五公山人王余佑，其师从鹿继善、孙奇逢，与《武备志》的作者茅元仪为师友，颜元、李塨为其弟子，尝做《太极连环刀法》传世，可谓是妥妥的文人创拳。有趣的是无论作为内家拳代表的单思南、王征南，还是作为文人创拳代表的黄宗羲父子、王余佑都是有过参军、从征乃至举兵造反行为的，不好说“知兵”，但至少可以说是在军旅一线滚过一圈的。相反作为军旅武艺代表的程冲斗、吴殳（他分明写的游场枪，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给他划到了军旅武艺）却未见其从军经历，至多只见一些作为民团协助作战的的文字记载，为一良家子出身从军征苗的石敬岩在马明达教授的考证中似乎也只是来自民间的事业编都不是的外聘砖家随军教师身份，当然在马教授看来石敬岩教授有没有军中身份不重要，当二百年后的大元遗民色目人身份可能更重要。这让笔者想到《笑傲江湖》里面的一句名言“剑宗的师叔内力深，气宗的师侄剑法强”，军旅武艺的代表没当过兵，民间拳法的武师却上过阵，到底谁才是军旅武艺的继承者真是让人疑惑。
当时民间打降组织的发展对后来民间武术或者说会道门武艺的发展也有着很大作用。我们经常能看到福建、潮汕一带的武术练习者会提到铁尺是旧社会捕快用的兵器，它作为兵器在日本是否是捕快所用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是在扰乱社会治安的打降组织中流传。《外冈志》《资治新书》记载打降组织主要流行的器械有“金刚箍、流星锤、檀木棍、铁锁链、拳心铁、铁虎爪、李公拐、双锤、铁尺、铁抓、铁锥”等器械。这些器械与人们普遍认知中的器械迥异，但却与后世清代武术门派“泛滥”后出现的各类奇形怪状，所谓“武器越怪死的越快”的兵器有着不小的渊源。文中提到的拳心铁也让人很难不联想在北派武术中常见的峨眉刺判官笔铁筷子一类兵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万历年间该类组织出现了一种叫“隔年拳”的技术。时《常熟县志》记载“讼之家依势不足，更募打行，卒遇则殴。有所谓隔年拳者，或逾年死，或逾三年死，《洗冤录》所不载。即子孙明知受毒之由，何斗讼也”。枪术，在当今的话语体系中往往是实用的军旅武艺代表，而“隔年拳”的技术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传说中让人几日几月死的“点穴”“五百钱”。正巧的是，点穴这门技术作为武术的出现，似乎也是在此时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而非像大众认知中首次出现在黄百家的王征南内家拳系列中，甚至早于军旅武艺鼻祖《纪效新书》。
在明代异远真人的中医伤科名著《跌损妙方》中便有和点穴技术的相关记载。该书记载了七门57道穴伤，根据穴位不同收录药方102个。《跌损妙方》成书于嘉靖二年，由清藏书家孙应科校订，刊于1836年。全书首列“治法总论”，分为“穴位论治”和“通用”两部分；次列“用药歌”“血头行走歌”“左右论”等，可谓内容丰富、理论完备。由此可见，在《跌损妙方》成书时，江湖上或者说武术界已经形成了成体系的点穴以及相关救治技术。另外据笔者观察，今日流传的传统武术流派中，绝大多数的点穴内容便是直接抄录该书而成，个别门派所谓的独家穴道往往是书中穴道的别称土名，亦或是像异远真人本人一样难以说清来历。
笔者本身对民间武艺和军旅武艺这种分类并不感冒，并且认为这类强行分类是不怎么科学乃至离谱也并不切实存在的。从历史上看二者或许各有侧重，但是其根本或者说训练的方法手段本质技术并无不同，都是在为了分类而强行分类罢了，后世所谓的镖局武艺江湖武艺大内侍卫武艺也是如此。如果朋友们疯狂喜欢标榜某种分类的武艺，并以此种分类来证明自己所练的东西是多么实用多么高级。那只好对他讲：
“练游泳的人没下过水，练军旅武艺的没当过兵，所幸练打人的倒是天天打人，就敲诈勒索讨债绑票不那么光彩罢了。”
写到这里其实文章的主旨就已经表达完了，后面的内容就纯粹是笔者本人的恶趣味了。后面会沿着军旅武艺这一分类来探究明代军中武艺在清代的继承和演变，以及军中操练是怎样一步步变庙会秧歌的。
三、一脉相承的清代军备
在今日背景下讲军旅武艺无非弓刀石马步箭，如前文所述，清代武举制度成熟，且不少有民间习武者参加武举取得良好成绩的，在民间拳种中也不乏武举仕子、军队总兵教授民间拳师武艺的情况。顺治八年，浙江仁和人王玉��参加浙江武举乡试三弓九箭皆中靶，并舞铁刀，掇石三百斤获乡试解元。二年获壬辰科武状元，后官至总兵。王玉��曾向徽州武举人黄庚学习双鞭（一说崇祯十六年武状元）、向温州总兵学习“避箭法”，还向崇祯十一年武状元刘庚学习“刘将军刀法”。王玉��世代军旅，父亲是前明武官任杭州中营都司，可见改朝换代后，前明老行伍的子弟依旧有投身军中的情况，以此似乎难以讲改朝换代之后明代的军旅武艺在军中禁绝了。
这个“刘将军刀法”，这个刘将军是否指向刘穆不得而知，但是在八十年代武术发掘整理的时候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刘氏后人刘鸿年能操此刀。据说此刀为刘云峰所创，这就引出了军旅武艺除大枪之外另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兵器——苗刀。
苗刀当然不叫苗刀，苗刀出名似乎也不是因为中央国术馆的郭长生，其出名更像是八十年代之后才广为流传，并一度让人以为此刀是独流通背的独家刀法，实则不然。苗刀为民间武师刘玉春在深州和桑园谢家换艺所得，盖因其形似禾苗而得名，然谢家出身绿营，清代绿营那么多，怎么可能独一家而得其秘。除了前文提到的“刘将军刀法”传自程真如的老恩师刘云峰，还有山西定襄世代挠羊的赵家传有“窝刀”、河南襄县心意拳的鸾刀，南少林五行柔术的长刀，甚至在佛山白眉拳中还有三手刀的套路，更有甚者山东还流传编排有二人、三人的刀法对练。可见这种始于抗倭成于军中的纯军旅武艺也已经走向了民间传承，并未真正意义上的失传。
其实这些形似苗刀的长刀是清代绿营的制式武器。既然是制式武器自然在全国绿营范围内有相当的配发规模，随着军民两方的交流（刘玉春和谢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类技巧自然有规模地流落民间。
大众认知中的另一种兵器——大枪，虽然清代形制与明代略有不同，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其对明代军制的延续。然而随着火器的普及与发展，在康乾年间大枪基本已经不基本上放弃了大枪的装备和训练。《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认为鸟枪“能冲锐折坚,最为便利”，并对当时绿营进行改制，其中直隶绿营，江南江西绿营长枪大刀兵改用藤牌。这并不意味着长枪的技术就此失传，一则长枪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在需要时都会进行强化的训练，比如在征准格尔时就进行过一定的长枪训练，雍正也曾要求过边关加强骑射长枪的训练，乃至道光年间得直隶总督纳尔经额所编纂的《兵技指掌图说》中还包含了马上步下的枪法。二则是随着清代各地络绎不绝的农民起义，长枪这种经济适用简单易得得兵器在农民军中大规模流行。至太平天国时期，不论太平军还是湘军淮军都成规模地装备有长枪，，更不用说以枪闻名的捻军。按王闿运《湘军志》记载，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故百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
虽然随着洋务运动和新军的成立，长枪这种兵器几乎完全绝于官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枪法就此失传。在国民革命时期部分，部分军阀或是因为资金短缺或者是因为看起来好看，系统配备过长枪。甚至长枪还在土地革命时期成为了我军的一项制式武器。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记载，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时，全军一共86859人。装备步马枪29153支、短枪3141支，重机枪357挺，轻机枪294挺，自动枪28支、冲锋枪271支。迫击炮38门。刺刀17552把，梭镖6101支、马刀882把。
讲到这里说句题外话，当今的冷兵器枪法爱好者往往在兴起大枪运动或复原枪法时，总是会提到枪法已经失传失真，甚至会搬出一些前辈的说法来证明枪法的失传。可是长枪这门兵器一直活跃到抗日，乃至解放战争年间。在中华大地上几经沉浮，虽然沦为军中低配，但依然是械斗佳选、造反必备，可以说经久不衰，活跃在各种应用场景中，要说这套东西失传了，有点不太合乎逻辑。
其实除了大枪长刀，还有一件兵器可以说也是军旅中经久不衰，甚至在基本火器化的健锐营依然装备，两任武状元各路武举严选的兵器——双鞭。提到这个好多朋友就更会觉得失传了，但是既然都装备到了晚清，又怎么可能轻易失传呢，如果没有失传，他又跑到哪去了呢。那就要引到下一章了。
四、神明的门前宝地
朋友们要是看到这里，恭喜你，终于看完了前面一堆絮絮叨叨的铺垫，可以来一点有意思的暴论了。双鞭哪去了，似乎好少见，其实只是朋友们没见过而已，在陈氏太极拳里传有双锏，杨氏太极拳也传有双鞭，只是会的人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今天的我们想找到或者看到双鞭的演练呢，其实还是很多的，可能读者朋友你老家村头的庙会就在表演这些。如果这么说还不能唤起你的乡土记忆，那想必双鞭破枪，单刀进鞭之类的名字还是比较熟悉的吧。或许有朋友会讲，哎，这些东西和军旅武艺无关呀，那其中的关系我慢慢说你慢慢看。
前文提到明代武艺和打降组织的关系以及清代对打降组织的治理，那么打降组织是否在清代就彻底绝迹了呢。当然没有，打降组织的教师除了参加武举、受聘军营和进入王府当教师被纳入官方视野之外，更大的一部分组织成员不可避免地向民间秘密结社暨各路会道门转型。中国弟以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记仅“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就有125个，如耳熟能详的小刀会、双刀会、钩刀会等等。
很多在研究秘密会党时，往往会关注宗教以及明清时期的异姓结拜，并不认为其中有打降组织的身影。如果我们将二者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其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乾隆八年，四川巡抚纪山在奏报中对秘密会党哥老会前身啯噜子的描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配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奸淫劫掠，无所不为。其聚集多在州县交界处所，出没各有记认，羽党日多。捕役乡保，或一禀报查拿，必致遭其惨毒，为害实甚。”
乾隆二十二年对秘密会党顺刀会的描述如下：“近来河南、江南、山东，连界地方，有顺刀会明色…近闻该处奸徒，结会聚众。但有顺刀一柄，便许入伙，呼朋引类，十百成群。或逞凶打降，或使刀胁迫，或强奸妇女，或抢掠财务。种种不法，深为蠹害”。
乾隆二十四年江苏巡抚陈宏谋在《风俗条约》中对小刀会、青龙党的描述如下：“滨海地方，习成强悍，冲繁城镇，惯成豪强，设约盟神，结成党羽。或衣服一色，或同佩一物，创立党名，如小刀党、青龙党之类。手带铁梭、铁套，身佩藏刃、角刀生事，打降一呼而集，殴差抗官，同恶相济”。
就此可以看出，打降组织小刀党青龙党和秘密结束顺刀会等会道门组织有着高度的相似，如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洪门青帮等会道门不过是城镇组织小刀党的连省跨州的升级版。
在上一篇《玄学视角下的巫武合流》中，已经讨论过秘密结社中玄学因素对传统武术的深刻影响。今天在这里还要讨论秘密结社对传统武术物理影响的层面。除却其仪式性性对武术的影响，还值得注意的是打降组织的教师并非都像八卦教的王伦一样直接兼职教首，更多往往选择在乡村收徒、办把式房和拳会来维持生计吃徒弟。
王健吾在《华北之体育》言“在华北各乡村间，拳场林立。尤以冀鲁豫一带，各村皆有拳场，每逢农暇夜晚，农民多赴拳场练拳，每拳场皆有教授头收徒教授…老师头之门徒，散步各地拳场，则老师头之号召能力，不亚于无冕皇帝”。
由此，除却如个别拳种记载的由武状元或将军总兵所传（如高阳短拳、周至红拳等），随着冷兵器的逐渐落伍，不少所谓的“军中武艺”自然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前文提到的双鞭双锏长刀大枪等技术便是很好的证明。而这些所谓的军旅武艺在农村这片热土并没有就此失传，而是走向了另一个当代军旅武艺爱好的深恶痛绝的领域——庙会表演。
这些教师除了在跟着各路会道门造反、肆行乡镇、放贷讨债、打架斗殴中磨练武技，建强自身本领，提升业务能力外，还会举办拳会来谋求一份稳定的收入。其中有名的如自明代便有的五虎会、少林会、风云会等等。他们往往表面上并不对学生徒弟收取高额的学费，而是通过庙会来吃徒弟。
吃徒弟这个事情讲起来可能有些抽象，毕竟徒弟也没有交高额的学费来学拳。这里，笔者来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的故事。在传统文化保存得十分薛定谔的广东，笔者了解到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本地的武术老师并不愿意教外地人，甚至不愿意教住得比较远得学生，举个例子，可能家住广州花都的师傅并不愿意教住在南沙的徒弟，更不用说汕尾的师傅不愿意教潮州的徒弟了。而其教授的学生对象往往都是本村的中专学生，并且不盈利。那这样的师傅是靠什么赚钱呢，其实是在教授武艺的同时还要教授舞龙舞狮等系列运动，在逢年过节、商铺开业、政府宣传时，会带着徒弟们去表演武术舞狮。夸张时，一个春节下来一位师傅就会通过舞狮表演赚到不少钱，而给徒弟的往往就是封利是，给个三五十一二百。
同样在明清时期的各类武术会也是如此，很多教师就是临时的班主，不同于今日广东的舞狮，他们的表演更加丰富，往往是表演武术戏。武术戏原属武术范畴，后加进人物塑造，逐渐向戏曲靠拢而形成武术戏。其中著名的便是沧州武术戏。这种武术和戏曲相结合的武打戏，肃宁一带称之为“武术戏”“化妆武术”，民国《沧县志》则有关于著名武术戏“五虎棍”的记载“装演小说宋太祖结义的故事，此戏惟拳师率弟子为之，籍以炫其技也，平人无演者”。提到五虎棍这套戏，就不得提到北京妙峰山花会中的“五虎少林会”。
五虎少林会是起源于元末明初的北京民间花会中的一档武会，有“开路打先锋，五虎紧跟行”的说法。北京公议庄的五虎少林会除了会进行武术套路和武术戏的表演外，还会练习少林拳，其武术器械有棍、枪、剑、拐、单双刀、大刀、双枪、双鞭、钩镰、两节棍、乾坤圈等。可见健锐营钟爱的武器，在民间花会中也有着流传。
北京的十三档花会中有着“开路头、中幡眼、跨鼓胆、狮子尾”的排档规矩，这四项中都和武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开路头”往往指的是飞叉会，也叫开路会，其作用是“打开神道，迎新纳福”。著名的苏桥飞叉是由山西人张玉春所传，其弟子靳晓轩发扬光大，不巧的是，张玉春还是祁家通背拳祁太昌的弟子。如果苏桥飞叉仅仅是孤例，那更著名的飞叉传人非孙禄堂弟子郑怀贤莫属。郑怀贤曾和张文广、金丽贵等国术名家一同通过中央国术馆选拔，作为中国代表队成员参加1936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郑怀贤还和国术队做了飞叉表演，并在后期黄埔军校培训期间传授飞叉且留下了相关视频。
北京的“十三档花会”包括“开路、五虎棍、中幡、高跷、跨鼓、双石头、杠子、石锁、杠箱、花坛、吵子、天平、狮子尾”。其中大部分都有着武术北京，五虎棍这类武术戏前文已经提过，其中石锁、双石头基本就是旧社会武举考核科目的复刻。中幡根据今日中国式摔跤传人的考证更是直接来源于军旅。而花会中舞狮的著名代表白纸坊太狮过去也都由祁家通背门人演示习练。
花会中的高跷、跨鼓也都和军旅战阵有着不小的关系。包括在福建地区的宋江阵、刣狮，潮汕的英歌舞、流传在山东河北的秧歌，这些庙会游神中的活动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甚至他们之间自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他们和乡村拳房的关系。本来要在下一章对这些问题详细论述，不过碍于篇幅，笔者决定放到下一期过年的时候给潮汕英歌舞爱好者添堵。
仅仅就以上的论述，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传统武术并没有像研究学者和今日一些习练者所宣称的那样，曾有着固定的来源和十分垂直的应用领域。在明代，它在民间打降组织中广泛应用并不断改革开发出新的技术。同时它又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追捧并应用于军旅，在战场实践中提炼的技术也在一定程度回流反哺民间武术。到了清代，随着火器的进一步发展，军事技术变革日新月异，冷兵器的战场武艺逐渐飞入平民百姓家，成为了中华大地此起彼伏的起义军的最爱。并随着帮会、行会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军旅武艺的王谢堂前燕也变为了农闲时间乡村庙会的表演节目。传统武术在明清是理论形成发展、技术迭代不断的时代。造成这种情况的，除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除了感谢打降组织这种黑恶势力的不断实践，还要感谢明代文人士大夫对武术的追捧，使得武术这个充满黑恶势力色彩的技术被纳入了半官方的视野，并得益于他们的理论水平，对这些武术进行了理论性的归纳和演绎发展；其次就要感谢满清的八旗子弟们，正是他们乐此不疲地搞满洲尚武传统来请汉人武师教学，让武术的技艺得以保留并光明正大地发展。
总讲传统武术传承断代，其实传承从来没断过，他或许在武术学者臆想的军旅中、或许在拳学家的家族传授镖行后人中，但更可能在村里打打谷场上、在全是人的公园里、在工地厂区的板房里。
五、发癫的抽象总结
其实要总结的已经总结完了。这里说点其他的。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因为这些年听了太多的传统武术失传了，实在是受不了。真的失传了么，这篇文章只是想告诉读者在传承上是没有失传的，但是技术上是否有失传呢，这种事情就很难平，毕竟技术的遗失和进步总是同时进行的，说某个拳种技术上断了似乎可行，但要是宏观来说的话还是太武断了。
至于当代盛行的拿着明代拳谱复原的朋友们呢。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和他们最讨厌的传统武术编祖师依附神仙创拳是同样的行为。这和陈撄宁自称黄元吉私淑弟子、苌乃周自称虎牢张八私淑弟子一样。其实没见过面，更是没手把手学过东西，和通背门人说陈抟或者鬼谷子创拳一样。只不过当代的朋友是程冲斗的私淑弟子，人家张三丰是真武大帝的私淑弟子而已，哦，不对，毕竟梦中学拳还有玄学意义上的沟通交流，搞发明复原就有一种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味道了，至少康有为四舍五入还是孔孟门生，但是非要把村里学来的拦拿扎改成字数都对不上的一戳一革还要宣称自己的传统武术背景就太奇怪了。完全可以当唐顺之、戚继光、程冲斗、石敬岩的私淑弟子，不济当杨教师、峨眉道人也可以啊。实在不行我们学习童林童海川别开天地另立一家也是极好的。但是为了一己之私来讲其他的传承断了或者卖各种类别武术比如镖局武艺、军旅武艺、游场武艺、锦衣卫武艺的概念就太扯了。之前和一个网友聊天，他说可以把一些武术技术来按照各种分类来研究，以认识、提升其用途技法，比如把武术归纳成军旅武艺、江湖武艺云云。然而实际上，都是村里练出来的，到了军旅就军旅，到了江湖就江湖，本来都是一套东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