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奕丨上海圖書館藏陳本禮批點《陶詩彙注》考述（代序）

（一）吴瞻泰生平

關於吴瞻泰的生平，此前學者找到的史料包括《（道光）徽州府志》卷十一之四《文苑傳》〔一〕，《（民國）歙縣志》卷七《人物志•文苑傳》〔二〕，以及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國朝詩别裁集》卷二十六吴氏小傳和方苞（一六六八—一七四九）《望溪集》卷七《送吴東巖序》〔三〕。實則兩種方志都抄録自同一史源，即劉大櫆（一六九八—一七七六）主持修纂的《（乾隆）歙縣志》卷十二《人物志•文苑傳》中的吴瞻泰傳，其文云：

吴瞻泰，字東巖，祭酒苑之長子。事親孝，交友篤。性抗直，不能容人過，而人有善，輒稱揚之不容口。至人有急難，往往引爲己事。至窮老不少變。爲詩文沖夷簡淡，興會所至，覺少壯豪氣猶躍躍欲動，而不假修飾，妙合自然。有古文十卷、古今體詩十卷、《杜詩提要》八卷。大吏舉孝廉方正，辭不拜。〔四〕

沈氏小傳則云：

吴瞻泰，字東巖，江南歙縣人，諸生。東巖爲大司成鱗潭先生長子，少留心經術，思爲世用。入省闈十五，終不遇。乃遨遊齊魯、燕冀，及江漢、吴、楚、閩、越交，詩品日高。然以詩人名，非其志也。所著有《彙注陶詩》《杜詩提要》《删補選注》等書。〔五〕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知道吴瞻泰字東巖，徽州歙縣人，是國子祭酒吴苑（一六三八—一七〇〇）的長子。他十五次參加鄉試，始終未能中舉，曾遊幕南北各地。他的性格直率峻急，而爲人厚道，有用世之志。擅長詩、古文，另有陶詩、杜詩和《文選》的相關著作三種。至於方苞贈序提供的信息，不過使我們知道吴氏與方苞、劉永禎、喬崇修有交往，且曾在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南歸而已。

其實吴氏别有一較詳的傳記，見諸清人李果（一六七九—一七五一）《在亭叢稿》卷七《二吴先生傳》中。雖然這是吴瞻泰、瞻淇兄弟的合傳，單看題目不易發現，但是江慶柏先生在編撰《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時已加以利用，並注明了出處。李果的傳記，的確爲我們提供了更多信息。比如吴氏家族的詳細信息，比如吴瞻泰生卒年的基本信息：『歲乙卯，東巖年七十九，夏四月卒。』〔六〕這個乙卯歲是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得年七十九歲，則生於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

關於吴氏的科舉經歷，李傳云：

年二十五，補縣學生，江左翕然以能文相目。後遊太學，名動京師。試南北闈，十五連不得售。楚中屠公艾山、中州吕公見素，夙負冰鑒名，東巖仍不遇。撤棘，兩公皆手遺卷，至扼腕，折節定交，出著作請質。〔七〕

所謂『遊太學』，即獲得國子監監生的身份。監生是可以參加直隸順天鄉試的。相比江蘇、安徽兩省生員參加的江南鄉試，順天鄉試的競争相對没那麽激烈，中舉的可能性要大上許多。可惜，不論南闈還是北闈，吴瞻泰屢戰屢敗。屠沂是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順天鄉試正考官，吕見素是河南新安人吕履恒，他字元素，李果誤記作『見素』，他曾任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江南鄉試的主考官。李傳中記二人惋惜吴瞻泰的落第，是五十九年這次，還是分别兩次之事，就不太清楚了。

關於吴氏的讀書、治學和詩文創作，李傳也詳細許多：

東巖治六經外，喜莊、列、秦、漢、韓、蘇文......彙註陶詩，成《杜詩提要》十四卷，刻之江都。《删補文選詩註》二十三卷，矯昭明門分彙别之例，按時代相從，正六臣之誤，藏於家。其文堅蒼，有磊落之致。詩亦如其文……東巖六十餘歸故里雲門谿，其王父栖隱處也。所吟詠皆稱『雲門谿樵』，合之文，得二十卷。〔八〕

取此傳與《（乾隆）歙縣志•吴瞻泰傳》對照，會發現二者對吴氏詩文的評價可互相印證。李傳稱吴氏詩文『堅蒼』，《縣志》描述爲『沖夷簡淡』，李傳云『有磊落之致』，《縣志》稱『興會所至，覺少壯豪氣猶躍躍欲動』，皆相類似。這種詩文風格與吴氏『抗直』之性較吻合，看來他應該是一個文風與人格比較一致的作者。

除了李果這篇傳記，清人陳儀（一六七〇—一七四二）《陳學士文集》卷四中也有一篇《送吴東巖歸歙州序》，能提供更多信息。這篇贈序開頭説：

元年七月，詔求山林積學之士助修《明史》，俾公卿各舉所知。于是海内耆舊，彈冠相慶。而歙州吴君東巖居京師四年矣，一朝束行縢，謝所知，飄然去歸其鄉。〔九〕

可知吴瞻泰最後歸鄉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時已六十七歲。陳序續云：

東巖好網羅散佚，尤留意忠孝高節非常之人，朝聞一事，暮而書之，汲汲若不及。常聞予言明處士李安節之賢，咨嗟企慕，恍然如或遇之，退而爲之傳……嘗讀所論錢幣及西北水利諸篇，識超近代，其事確然可施于今。〔一〇〕

這裏呼應沈德潛的小傳，描述了吴氏用世之志的兩個方面：好表彰氣節，留心經世濟民之術。

以上史料，從文字看，彼此之間似無承襲關係，從内容看，則可彼此印證。

（二）《陶詩彙注》的編刻

吴瞻泰接受陶詩的緣起是『少從先君子授讀』（卷首自序），而他於陶集『三十年未脱手』（卷首自序）的根本原因則在於他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認識。『靖節自以先世宰輔，遭世末流，託諷夷齊、荆軻，寄懷綺甪，絶非沉冥無意於世者比也』（卷首自序），這是他認識的陶淵明其人。『其詞旨沖澹，彌樸彌旨，真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也』（卷首自序），這是他認識的陶詩。對照吴氏率直的個性、推崇氣節的志趣，以及『妙合自然』的文學，很容易理解他的推崇與共鳴。

吴瞻泰在《陶詩彙注》卷首《凡例》的最末一條自述此書撰作經過：

瞻泰少嗜陶，以案頭俗本訛誤，間有考正徵引，箋之紙尾。後得湯東澗、劉坦之、何燕泉、黄維章諸本，漸次加詳。而吾友汪于鼎洪度、王名友棠各有箋注，亦折衷采録。宋中丞商丘先生見而悦之，爲序以行。適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來廣陵，以疑往質，因出示所弆鈔本詩話，廣所未備。又泰州沈興之默、同邑洪去蕪嘉植、汪文冶洋度、程偕柳元愈、余叔綺園菘、弟衛猗瞻淇商榷駮正，裨益良多。門人程夔州崟篤志好古，日夕手録吟諷，亦間抒所見，讐校既清，代付剞劂。

吴瞻泰自述底本是『案頭俗本』。郭紹虞先生已指出，明末以來陶詩之坊間俗刻，多源自萬曆間休陽程氏所刊《陶靖節集》十卷本，『此本大體固同於李公焕本，然有以意率改之處，如《停雲詩序》「罇湛新醪」，李公焕以前諸本皆然，自此本改作「罇酒新湛」，於是楊時偉本、楊鶴本、潘璁本等均從之』〔一一〕。我們看《陶詩彙注》此處文本作『罇湛新醪』，但在『湛』字下有小字注：『一作「酒」。』『醪』字下有小字注：『一作「湛」。』從這些據他本校改底本的文字，可知這個底本應該就是源自李公焕本的休陽程氏刊本一系的本子。吴瞻泰又説自己陸續得到了宋代湯漢（一二〇二—一二七二）《陶靖節先生詩》、元代劉履（一三一七—一三七九）《選詩補注》、明代何孟春（一四七四—一五三六）《陶靖節集》和黄文焕（一五九八—一六六七）《陶詩析義》四家注本，加上友人汪洪度、王棠以及吴氏自己的箋註，並參考了不少師友的意見，最後編撰成書。成書時間，卷首有宋犖作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一七〇四）端午日之序，初稿當完成於此前。之後朱彝尊來揚州，又提供了一些詩話資料。查《朱彝尊年譜》，他到揚州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秋天〔一二〕，那麽，全書的改定完成不能早於是年秋冬之際。至於刊刻，吴氏作於康熙四十四年春的自序已經提到門人程崟請任刻書之事，刻書應該即始於本年。不過最後刊成付印是本年還是明年，就不得而知了。

需要稍作討論的問題是，吴瞻泰自述得到了湯漢注本，這是實話還是自誇的假話？今藏國家圖書館的湯漢刊注《陶靖節先生詩》，據書中所鈐藏書印，可考知較早的收藏者是明代嘉靖間松江董宜陽和明末秀水項禹揆。只是當時知此本者甚少，坊間無翻刻者，學者一般都是通過李公焕和何孟春注本的轉引而知道湯漢注的。明亡以後，此書不知所蹤，直到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才重現人間，旋經鮑廷博（一七二八—一八一四）托海昌吴氏重雕行世，不久學者吴騫（一七三三—一八一三）又翻刻收入《拜經樓叢書》，湯漢注本乃得大行於世〔一三〕。吴瞻泰真的看到了湯漢原本嗎？他看到的是傳世的國圖本，還是别一本，抑或只是子虚烏有？

細檢《陶詩彙注》，會得出吴瞻泰並未見過湯漢原本的結論。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陶詩彙注》引用『原注』，以及《述酒》詩引湯漢注的情況，得出這一結論。所謂『原注』，即『今於舊本所有者曰原注』（《陶詩彙注•凡例》）。這個舊本原注，應該就是『案頭俗本』上的李公焕注，而不是湯漢本上的注。因爲《陶詩彙注》除了引用『原注』外，有另外引用『湯東澗』（湯漢號）的注，足見這個『原注』不來自湯漢本。問題在於，『原注』有不少就是出自湯漢之手。因爲李公焕本的注有些是編者自己的，有些是直接用的湯漢注，卻没有注明湯氏之名。吴瞻泰彙注諸家時，是很注意原創權的，凡有引用，一定標明注者姓字，包括從他本轉引時，也依然標出原注者。假如吴氏真的擁有湯漢本，他何以不直接標『湯東澗』，而是寫『原注』？難道是偷懶没有核對？這與全書的注釋風格不合。

再來看《述酒》注。《述酒》有詳注，始於湯漢。通過詳細注釋此詩，以發明陶淵明易代之際的忠憤之志，是湯漢本最大的特色。不知爲何，李公焕本雖然讚同湯漢對此詩主旨的解讀，卻將湯注删削殆盡。而吴瞻泰卻引了幾條『湯東澗』的注，好像説明他見到了湯氏原本。可一經校勘，則發現兩書文字有差異。比如此詩湯漢原書第一條注云：『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晋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至于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吴瞻泰引用時，改『晋室南渡，國雖未末，而勢之分崩久矣』爲『晋室南渡，分崩已久』，改『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爲『素礫、修渚，疑指江陵』。前一改動可以視爲正常删改，後一改動就與原意相違了。不過後一改動大概不出自吴氏之手，因爲與何孟春注《陶靖節集》中所引用的湯注文字相同。吴氏後面又引了一條湯注：『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湯氏原注爲：『義熙元年，裕以匡復功，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再檢何注本，文字依舊相同。

不過，據何孟春《陶靖節集》卷尾跋語『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云云〔一四〕，可知何氏其實也没有見過湯漢本。書裏的湯注，據郭紹虞先生考證，都是轉引自元人吴師道的《吴禮部詩話》〔一五〕。因此，《述酒》詩及其他詩的湯注，《吴禮部詩話》摘録了多少，何孟春才能引用多少，吴瞻泰也才能同樣引用多少。《詩話》所無者，何注無緣引用，吴瞻泰同樣闕如。比較三種書籍，凡《詩話》與何注引用的湯漢注偶有文字差異時，吴注都與何注相同。總而言之，吴瞻泰書中引用的湯漢注，源頭在《吴禮部詩話》，而直接來源則是何孟春注《陶靖節集》。他所謂得到湯東澗本，不過是大言欺人而已。

吴瞻泰非藏書家和考據家，他並不太措意於收集善本，備列異文，進而做精細校勘的工作；《陶詩彙注》的特色，主要體現在詩歌的注與評上。

（一）注釋

注釋陶淵明詩，傳世以《文選》李善注爲最古。注釋《陶淵明集》，可考知最早者爲宋人韓駒（一〇八〇—一一三五），可惜其本不傳〔一六〕。傳世有注之本，始於湯漢《陶靖節先生詩》。湯氏對《述酒》詩做了詳細注釋，以發明其中的易代心曲。對其他詩歌，只是偶有簡注。稍後元代李公焕《箋註陶淵明集》，彙集宋代諸家詩話與評論爲多，而於注釋本身，並未增益多少。明代最早注陶之本當屬刊行於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的何孟春注《陶靖節集》。此集本於李公焕本，增加了不少注釋，大體集中在注釋詞義和抉發出處上，『於陶句真意，少所發明』〔一七〕。吴瞻泰最欣賞的則是晚明黄文焕的《陶詩析義》。《陶詩彙注》凡例如是説：『陶集舊無詳注，黄本不摭故實，悉抒己意，雖詳，無訓詁氣，爲今之善本。』誠如吴氏所言，黄文焕所長在分析陶詩的章法句法，剖析詩人的心膽懷抱，而非斤斤於訓釋詞句。這種注析，是晚明文學評點風氣下的産物，吴瞻泰於此特有會心，也是因爲他仍然受到晚明風氣的影響。這一點，後文還會詳述。

《陶詩彙注》的注釋，首在一個『彙』字。彙集的注釋，郭紹虞先生已有統計，包括湯漢、李公焕、何孟春、黄文焕、方熊五家陶集注，李善、劉履、張鳳翼三家《文選》注，以及同時師友汪洪度、王棠、程元愈、程崟等人的注釋和意見〔一八〕。郭先生統計漏了的，還有顧炎武。《日知録》卷二十七有《陶淵明詩注》條，討論了《擬古》『聞有田子春』、《飲酒》『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贈羊長史》『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三條，吴瞻泰采用了前面兩條。今天看來，汪洪度、王棠等人的注與評大都精彩，他們自己的書都不傳，吴瞻泰摘録的注釋便屬於孤本獨傳，頗具文獻價值。

在對諸家注釋作選擇去取之時，吴瞻泰大體依據了四個原則：

其一，不取普通字詞訓詁。比如何孟春注『停雲』之『停』：『停，凝而不散之意。』注『搔首延佇』：『《楚辭》注：延，長也；佇，立貌也。』〔一九〕如此之類，蓋從删削。爲什麽呢？吴瞻泰在《陶詩彙注序》中曾經批評李善注《文選》，是古詩文注釋之『至不善者』，『不惟訓詁俗習，重沓牽復，而雕傷詩旨，改竄經籍，翻使作者命意，半失於述者之明』。可知吴氏不喜歡繁瑣的字詞訓詁，他認爲這種注對讀者理解詩旨有妨礙。這顯然是一種明人習氣的延續。

其二，取能發抉詩句趣味與詩意者。還是因爲晚明評點風氣的影響，吴瞻泰對詩注的去取頗爲重視去庸存趣。如《時運》詩『翼彼新苗』句，何孟春注：『翼，猶披也。』〔二〇〕吴瞻泰不取此説，而引友人王棠注曰：『新苗因風而舞，若羽翼之狀。工於肖物。』〔二一〕顯然，傳統理解中春風披拂新苗這個解釋在吴氏看來過於平庸，他很欣賞春風使新苗舞動如鳥之揮翅這樣有趣的理解。今人注釋此詩多取王棠之説，即來源於此。

其三，取能注明時事，有助讀者知人論世者。如《贈羊長史》，引劉履注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二二〕

其四，取能疏通句意者。如《歲暮和張常侍》『驟驥感悲泉』句，引『原注』：『驟驥言白駒之過隙。』又引劉履注：『驟驥謂日駕。悲泉，日入處也。《淮南子》：「日至悲泉，爰息其馬，是謂縣車。」此蓋借以喻乘輿之駕馬也。』〔二三〕

吴瞻泰自己也增補了不少注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人名、地名、典故。此外，對一些專有名詞，如『景風』『凱風』『三季』之類，也做了注釋。注釋人名地名有助於知人論世，體現的是闡發詩旨的意圖。重視典故，有時是注出事典，幫助理解詩句的意思。比如《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從我潁水濱』句，注引《莊子》：『許由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二四〕使讀者明白『潁水』指許由隱居洗耳處，此句是洗卻塵俗，從我隱居之意。更多時候，吴瞻泰注釋的是語典，即遣詞造句的出處，體現的是傳統的文學趣味。如《於王撫軍座送客》『登高餞將歸』句注：『宋玉《九辨》：「登高臨水送將歸。」』〔二五〕總的來説，此前注本對陶詩用典的挖掘留心不够，吴瞻泰是第一個特别用力注釋典故的注家，爲後來民國學者古直《陶靖節詩箋》詳注典故奠定了基礎。

吴瞻泰的注釋，大多可據信，但也偶有膚廓不確者。如《答龐參軍》序：『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注：『《漢書・地理志》注：「江陵，故楚郢都。」』〔二六〕注東晋地名，引用《晋書•地理志》或《宋書•州郡志》較好，可説明江陵是彼時荆州治所，使讀者明白這位龐參軍是荆州刺史軍幕的參軍。這裏用《漢書》説明江陵爲楚國舊都，於本詩全無關係，不明其用意。

（二）評釋

《陶詩彙注》很多句下注其實並不屬於注釋，而是和詩末摘録諸家評語及吴瞻泰自己所加按語一樣，屬於詩歌評釋。特别重視評釋作品，這也是晚明的風氣。書中評釋最顯著的特色在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其一，闡釋作品的主旨和詩人的深心。如《飲酒》其三，吴瞻泰按云：『百世當傳者，固窮節也。百年不可顧者，世間名也。百世、百年緊對，正見安身立命莫如固窮，固窮所貴莫如飲酒，原不爲成名也。』〔二七〕《飲酒》其六詩末則引用了湯漢、王棠、汪洪度三家之言闡發詩中深意。

在闡發詩旨時，吴瞻泰特别重視的一點，是關於詩歌是否隱喻易代的辨析。陶淵明生時遭逢晋宋易代，《宋書•陶潛傳》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晋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二八〕此説爲後來傳記相沿，後人都認爲陶淵明有忠晋憤宋之思，並對此大加讚揚。從宋代開始，人們因懷疑《宋書》中『唯云甲子』的説法，轉而回到詩歌本身，開始對陶詩進行隱喻式解讀。湯漢在注釋《陶靖節詩》時，除了詳細闡發了《述酒》詩中的忠憤之旨外，他指出隱喻易代的詩作還包括《停雲》《九日閒居》《贈羊長史》等。後人如元代劉履、明代黄文焕則變本加厲，對越來越多的作品作出這種政治隱喻解讀，其意圖無非是要强化陶淵明忠君的政治品格。

吴瞻泰並不否認陶淵明詩中有忠憤之意，有時他甚至會通過考史之法，從前人都忽視的詩作中解讀出此意。比如《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黽俛六九年』句下，吴氏按云：『六九年爲五十四歲，正義熙十四年戊午……是歲，劉裕弑帝於東堂。』詩末又加按語説：『此詩作於義熙十四年，憂怨百端説不出，而託言知音之不可得也。』〔二九〕以劉裕弑君爲『憂怨百端』之一怨，其説頗有理。

但更多時候，吴瞻泰卻反對濫用易代之思來解讀陶詩。如《九日閒居》詩中按云：『「空視時運傾」與「寒花徒自榮」皆因無酒而發，正點明「持醪無由」四字也。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旨趣。』〔三〇〕這其實是吴氏一以貫之的主張。他在《自序》中説：『後人顧惑於休文《宋書》「甲子」之誤，遂欲句櫛字比，以爲譏切寄奴，抑又泥矣。』在《凡例》中指出黄文焕《陶詩析義》之病爲『唯牽合易代事太多，未免微鑿』。又於《彙注》第一首詩《停雲》之後加按語云：『尊晋黜宋，固淵明一生大節，然爲詩詎必乃爾？如少陵忠君愛國，只《北征》《哀王孫》《七歌》《秋興》等篇正説此意，其餘豈盡貼明皇、貴妃、安禄山耶？《停雲》四章，只思親友同飲不可得，託以起興。正如老杜「騎馬到階除」，待友不至之意。定要説待友來商驅逐安史之事，寧有是理哉？注中穿鑿者，概從汰。』〔三一〕如《凡例》所言，不過度比附歷史，不濫用隱喻解讀方法，是吴瞻泰一貫的態度，他如此解讀陶詩，也如此解讀杜詩。在另一部選注杜詩的著作《杜詩提要》的自序中，吴氏也説：『黄鶴、魯訔之流，不得其法，而但援據《史》《鑑》，曲爲之説。是欲以瀼西草堂、荒邨子月，足當劉昫、宋祁新舊《唐書》，可乎哉？』〔三二〕

他這裏批評的宋人黄鶴、魯訔的注詩法，表面看是一種歷史解讀法，其精神實質卻是經學的，即政治隱喻式的解讀。之所以要採用詩史互證的方法，根本目的還在於要將杜甫的每一首詩都當作某個政治隱喻來解讀。這種方法在明清之際有一個最重要的提倡者，那就是箋註杜詩的錢謙益。也許震於錢氏在彼時的大名和廣泛的影響力，吴瞻泰並没有指名道姓予以攻擊，但要説注釋杜詩的吴瞻泰不知道錢謙益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的。無論注陶還是注杜，吴瞻泰的基本態度是首先把詩當作詩來讀，而非當作政治隱喻來讀，這無疑是一種站在文學本位立場上較通達的態度。現代學者中錢鍾書先生也持同一主張，也曾予以反復申説。而錢謙益詩史互證的讀詩法在清人中佔據主流地位，其影響透過陳寅恪先生一直持續到當代。吴瞻泰、錢鍾書爲一方，錢謙益、陳寅恪爲另一方，代表了中國古典詩學的兩種基本解讀方法。從學理而言，後者出於經學，而前者反對經學式的解讀而主張一種更純粹的文學眼光，它們各自的優劣得失，值得我們深思。

其二，如前所述，吴瞻泰解詩時反對經學本位，而持文學本位的立場，因此，他注重抉發詩歌的藝術性，揭示詩歌字句的文學之趣。其中，吴瞻泰最看重的是章法、句法、字法，無論注陶還是注杜，吴氏都以此爲重。《杜詩提要自序》稱讚杜甫詩『提掣、起伏、離合、斷續、奇正、主賓、開闔、詳略、虚實、正反、整亂，波瀾頓挫，皆與史法同』，他撰作《杜詩提要》主要目的就是『特抉剔其章法、句法、字法，使爲學者執要以求，以與史法相證，則有從入之門，而亦可漸窺其堂奥』〔三三〕。這裏透露出吴氏首重文辭波瀾法度的讀詩眼光。這種講求詩文法度的源頭是宋代以來對科舉文章的評點風氣，到了晚明，已經普及到各種文體的評點之中。吴瞻泰雖然是清初人，顯然亦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他讀陶注陶，所重依然是字句章法。如《時運》詩末，引黄文焕評點曰：『四首始末迴環，首言春，二三言游，終言息廬，此小始末也。前二首爲欣，後二首爲慨，此大始末也。邁邁時運，逝景難留，未欣而慨已先交，但憾殊世，本之我愛其静，抱慨而欣愈中交，此一迴環也。載欣則一觴自得，人不知樂而我獨樂；抱慨則半壺長存，人不知慨而我獨慨，此又一迴環也。序中「欣慨交心」一語，四章隱現布置。』〔三四〕又如卷二《答龐參軍》詩末，吴瞻泰加按語曰：『一結與序中老病相映，故望龐來會也。章法極密。』〔三五〕這是分析章法。如《飲酒》其二『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句，吴氏按語云：『二句是翻案法。榮啟期本是有樂無憂，今反其言，九十尚如此饑寒，況少年乎？用一「況」字，感慨無限，是加倍寫法。』〔三六〕這是分析句法兼字法。不過這裏『況』不是『況且』之義，而是『近於』『同於』之義。這句的意思是，晚年之饑寒與壯年時等同。吴氏犯了古人常見的不明虚詞之意而誤解詩意的錯誤。再如《游斜川》『弱湍馳文魴』句下，引黄氏注：『「弱湍」字奇。湍壯則魚避，至於漸緩而勢弱，魚斯敢於馳矣。』〔三七〕這是分析字法。

强調字句章法，會不會有村塾師習氣？吴瞻泰預想到了這種批評，在《杜詩提要自序》中曾特作自辯：『客有難之者，曰：「法易耳，閭師小學之所優，何齒焉？必盡得古今詩人之體勢，抉漢、魏、唐、宋之藩籬，以兼通條貫於其間，而後可成一詩家。而顧斤斤於方寸之末以言詩，何淺之乎視詩也？」嗟乎！執是説以論詩，如造室者去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而曰「吾能知體要也」，室不撓則崩。此不唯不知杜，並不知漢、魏、唐、宋諸賢之詩也。』〔三八〕其説有理。

吴瞻泰使用『法』這個概念，一如朱熹之『理』，含有規矩法度不可逾越的意思，易使人生厭。但細讀吴氏採納的諸家評語以及自家的評語，他更多時候是在分析詩人如何構思，如何超越庸常而形成獨特而高明的藝術效果。這些分析多數情況下都是頗有深度而能啟人深思的。同樣受到明末風氣影響，金聖歎評小説、戲曲，也注意於法度變化，而大受後人稱讚。可見是否發源於時文品評不重要，重要的還是評者的眼光如何。

除了對每首詩作評釋，《陶詩彙注》還附録了諸家詩話和吴菘《論陶》共作一卷，收録於卷末。陶集附録諸家論陶語，大概始於南宋蜀刻《陶靖節文集》。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記其書附録《雜記》一卷，『雜記前賢論靖節語』〔三九〕。傳世李公焕《箋註陶淵明集》，卷首收録諸家詩話，顯然繼承了蜀刻本的做法。吴瞻泰在李公焕基礎上又廣事收集，采録自蕭統至顧炎武諸家論陶之語共七十餘則。張寅彭先生總結説：『所録皆標出處，然並不按時序，大抵前半言其旨趣，中則專談恥事二姓與否，後半多從前後諸家流變論起承傳，體例稱善。』〔四〇〕吴菘是吴瞻泰的叔叔，他的《論陶》主要有兩個主題，一是討論諸詩之旨，辨析前人過於比附忠憤之失，二是分析作品的文學趣味。這兩個問題恰是《陶詩彙注》的兩塊基石，吴瞻泰收録《論陶》的理由便不言自明。

此外，《陶詩彙注》卷首附有吴仁傑、王質所編兩種陶淵明年譜，也是此書的特色。陶淵明集附年譜，可考最早者是南宋蜀刻本，所附爲吴仁傑《年譜》一卷、張縯《年譜辨證》一卷〔四一〕。明代則有萬曆間楊鶴刊《陶靖節先生集》和明末毛氏汲古閣刊《陶靖節集》、彈琴室刊《陶淵明集》等少數刊本附録了吴仁傑的年譜。《陶詩彙注》在吴譜之外，還收入了王質《紹陶録》中的《栗里譜》，這是已知第一種陶淵明年譜，而《陶詩彙注》則是最早收録此譜的陶集。據《彙注•凡例》自述，吴譜是友人汪立名抄録所贈，王譜則得自友人程元愈。

綜合看來，《陶詩彙注》是明清之際風氣激蕩的産物。對同時正在興起的詩史互證、經學闡詩的風尚持反對態度，捍衛一種較純粹的文學立場，强調文學趣味與法度，這是晚明文學風氣的影響。雖不喜歡繁瑣的字詞訓詁，但開始重視對時地人事的考證，注釋時注重詩句典故與疑難字詞，並盡量收集年譜、詩話等相關資料加以附録，使《陶詩彙注》顯現出一種樸實充實的面貌，又不能不説是清初重學風氣的影響。

總之，《陶詩彙注》兼有空靈與樸實兩種風貌，無論注與評，都能超越前人有所發明，又有保存文獻之功績，在古代陶集注本中有其不可抹殺的價值。

本書卷首目録之後有光緒間黄景洛之題跋：

道光戊申六月，先業師陳穆堂先生易簀時，以其尊人素村先生手批此本交爲收藏。三十餘年，屢經兵燹，幸未遺失。今洛亦年衰多病，恐此書仍虞零落，有辜付託，謹特呈懇錢子密家表兄代爲珍藏。密翁古道高風，世所欽仰，名德之後，必有達人。此書得所依歸，謹識數言，爲誌欣幸。光緒十年甲申閏五月，仁和醒原黄景洛謹跋。

此外書中各處鈐有『瓠室』『素邨』『浥露軒陳氏珍藏印』『黄景洛印』『醒原』『餘姚謝氏永耀樓藏書』六種藏書印。綜合以上信息，此書在清代中期之後的遞藏情況灼然可知。可考知的第一位收藏者是陳本禮（一七三九—一八一八），『素邨』是其字，『瓠室』是其藏書室，『浥露軒』是陳氏刻書齋號。身後，其子陳逢衡（一七八〇—一八五〇）繼承了此書。逢衡臨殁，舉此書授弟子黄景洛。『黄景洛印』『醒原』印皆屬其人。黄氏在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又將此書轉給時任吏部員外郎的表兄錢應溥（字子密，一八二四—一九〇二）。錢氏之後，書或即轉入鈐上了『餘姚謝氏永耀樓藏書』印的民國銀行家、藏書家謝光甫（？—一九三九）手中。

據黄氏跋『以其尊人素村先生手批此本交爲收藏』云云，以及卷首末頁『素村』題識，確證此書批點者是陳本禮。其子陳逢衡曾在《歲暮雜感》詩中説：『膝下遺經更可憂。』自注云：『先君手校書籍甚多，衡抱中郎之感，不知付託何所。』〔四二〕可知陳本禮批點之書甚多，《陶詩彙注》不過是其中一種。

陳本禮的傳記見於《（同治）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三《文苑傳》和清人平步青（一八三二—一八九六）《霞外攟屑》卷六《瓠室藏書》條。兩種材料，記載陳氏壽數有出入。《府志》謂七十八，平氏謂八十。考陳本禮《急就探奇自序》，文末署款曰：『嘉慶壬申孟冬朔日，邗江耕心野老陳本禮自識於冰壺秋月山房，時年七十有四。』〔四三〕知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陳氏七十四歲，則出生於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又陳逢衡《歲暮雜感》詩有自注云：『先君戊寅棄世。』〔四四〕則去世於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是平步青所記壽八十爲確。關於陳氏字號，《府志》謂『字素村』〔四五〕，平氏謂『名本禮，字嘉會，號素邨』〔四六〕。考陳本禮《屈辭精義自序》署款爲『邗江耕心野老素村陳本禮』〔四七〕，《協律鉤元自序》署款爲『邗江陳本禮素村氏』〔四八〕，可知在晚年時，陳氏以『素村』爲字，以『耕心野老』爲號。至於是否本字『嘉會』，後改字『素村』，就不得而知了。陳氏居所，據平氏記載，『世居鈔關門外角里莊，即唐道化里，古清平莊也』〔四九〕。按，『角里』又作『甪里』，其地在今揚州市廣陵區湯汪鄉甪里村。

陳本禮以布衣終身，他一生的事業唯在藏書、讀書、著書。他是乾嘉間揚州地區著名的大藏書家。平步青載：『邗江藏書家，乾隆初推玲瓏山館，凡八萬卷，其後惟瓠室陳氏……收藏至十五萬卷。』〔五〇〕《續纂揚州府志》則稱：『家多藏書，有别業名瓠室，收儲宏富，與玲瓏山館馬氏、石研齋秦氏埓。勤於考訂，丹黄不釋手，或得宋本精槧，尤珍襲藏之。』〔五一〕小玲瓏山館是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藏書樓。二馬富可敵國而雅好藏書，又廣與文士交遊，所以小玲瓏山館在雍乾之際名播天下。而石研齋則是江都秦黌在告養後所築之藏書樓，藏書二萬餘卷，多珍本秘笈。陳氏藏書多至十五萬卷，在數量上遠過於馬、秦二家。

陳本禮藏書，並非徒然以多取勝。清代另一位著名藏書家張金吾曾説：『竊嘗論之，藏書而不知讀書，猶弗藏也；讀書而不知研精覃思，隨性分所近，成專門絶業，猶弗讀也。』（《愛日精廬藏書志序》）陳本禮藏書的精神顯然與張金吾同，他不僅藏書多，而且讀書精勤；不僅讀書精勤，而且有專門用力之學，即詩歌之學。《府志》説他『丹黄不釋手』，只消翻看《陶詩彙注》天頭和文中的批點，便知絶非虚語。陳氏著述，自己刊刻了《屈辭精義》《漢詩統箋》（原名《漢樂府三歌牋註》）《協律鉤元》《急就探奇》，合稱《瓠室四種》。未刻者有《焦氏易林考正》《揚雄太元靈曜》等。《瓠室四種》，前三種分别箋注《楚辭》、漢樂府和李賀詩，足見陳本禮平生用力，首在詩學。我們看他批點的《陶詩彙注》，便可知他日常讀書所下的工夫。

古人讀書，常在書籍上施以批校評點，這種風氣到了清代尤其興盛。清代學者讀書，必動筆墨，或加以圈點，或作眉批。考據學者的批點，以校勘文字爲主；其他學者則更注重對内容的討論，陳本禮即屬於此類。

陳氏批點的《陶詩彙注》可視爲清代詩學專家批點詩歌的典範之本。全書批點五色燦然，繁而不亂。如仔細分辨，可以釐出這些批點的先後次序和不同層次。這些疊加的層次反映的正是陳本禮前後多次閲讀批點此書的情況。

在本書卷首末頁之末，有一段陳氏用黄筆所寫題識：

靖節襟懷冲淡，天趣盎然，且經亂世，事事俱從憂患中來，故其詩皆渾厚而豁達，語語俱自肺腑流出，不煩雕琢，自然神味淵永。唐宋以來，評騭雖多，穿鑿不少。余素喜讀陶，因集諸家評注，參以鄙意，爲讀陶善本。嘉慶五年庚申八月望日，素村識。

由此可知，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六十二歲的陳本禮産生了一個想法，希望製作一個讀陶詩的善本。他認爲古今評語雖多，但穿鑿者不少，因此他首先需要精選底本，顯然吴瞻泰《陶詩彙注》是他比較滿意的可用作底本的注本。然後，陳本禮要過録經他挑選認可的前人評語，再補充自己的評點，最後形成一部屬於陳氏自己的陶集善本。今天我們讀陳氏過録及所寫批語，可知他解讀陶詩，關注的重心大體同於吴瞻泰，即以辨析本旨和分析藝術特色爲重心。

從批注的痕跡看來，無論過録前人評語還是補充自己的圈點，陳氏都經歷了不斷增益修改完善的過程。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分析出五個層次，它們反映了陳氏工作的大致順序。

第一層，也就是陳本禮工作的第一步，是用墨、紫、緑、紅四色過録的五家批語。陳氏在卷一首頁第一行中自記云：『何義門、查初白墨筆，卓子任紫筆，陳胤倩緑筆，沈歸愚硃筆。』這是説，他用黑筆抄録了何焯和查慎行的評語，用紫筆抄録了卓爾堪的評語，用緑筆抄録了陳祚明的評語，用紅筆抄録了沈德潛的評語。其中何與查因爲同用墨筆，所以陳氏會寫上『何云』『查云』以示區别。此外，陳氏自述用紫筆過録卓爾堪，但今天看起來呈現的是偏黑的紅色，不知道是否緣於紫色顔料長時間被氧化。因爲在首頁對四色批點做了特别説明，而且每首詩天頭批語，這四色都在他色之前，可以看出，墨、紫、緑、紅四色五家批語是陳本禮最先完成的批語。

何焯（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初字潤千，後字屺瞻，晚號茶仙，學者稱『義門先生』，江南長洲（今蘇州）人。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會試未第，特賜進士。何氏是康熙朝著名的書法家、學者。他勤於讀書，凡讀之書，皆有批校。何氏批語，經其弟子抄録傳播，在當時學界頗享盛名。身後，蔣維鈞收集十八種何氏批校書籍，在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刊成《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何焯對陶詩的批語見於其中卷四十七、四十八《文選》詩的兩卷和卷五十陶靖節詩專卷中。

查慎行（一六五〇—一七二七），本名嗣璉，字夏重，後改名慎行，字悔餘，號他山，又號橘洲、查田、石棱居士，晚號初白翁，浙江海寧人。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舉人，四十二年（一七〇三）進士。著有《敬業堂詩集》五十卷，《續集》六卷等。查慎行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長於白描，後人推爲清初六大家之一。赵翼甚至以爲『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五二〕。查氏讀詩，多有批校。他去世後，海鹽張載華（一七一八—？）輯録了他在十二種詩集上的評語，編成《初白庵詩評》三卷，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付梓。其中上卷第一種即陶淵明詩。

卓爾堪（一六五三—？），字子任，又字鹿墟，號寶香山人，揚州江都人。弱冠從軍，隨李之芳部討伐耿精忠於福建。後乞歸養母，隱居終生。多與明遺民交遊，編成《遺民詩》十六卷。又取曹植、陶淵明、謝靈運三家詩，編成《合刻曹陶謝三家詩》，刻於康熙中。各詩之後，多附評語，陳本禮過録卓氏評語即來自書中《陶靖節集》四卷。

陳祚明（一六二三—一六七四），字胤倩，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以後，長期就館於京師。殁後，其弟子翁嵩年在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爲其刊行所編選《采菽堂古詩選》正集三十八卷、補遺四卷。乾隆時又經杭世駿重刻。此書於先秦至隋代詩歌之佳者采録無遺，共選四千四百八十七首。《采菽堂古詩選》最精彩之處在於他對詩人的總評和對各詩的點評。學者稱他的詩歌評論『洞幽燭微，具有精闢的識見，往往發人所未發，顛覆與修正了許多傳統的看法』〔五三〕。此書收録了除聯句以外陶淵明全部的詩作，並逐一做了評點。

沈德潛（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今蘇州）人。乾隆四年（一七三九）進士，因詩歌見賞於乾隆帝，官至禮部侍郎。沈氏爲康乾之際著名的詩人與詩選家，其《古詩源》《唐詩别裁集》《國朝詩别裁集》三種詩選風行當時，至今猶有眾多讀者。其中《古詩源》十四卷，精選先秦至隋代詩歌七百餘首，並附以簡要而精當之評語，自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梓行以來，風行不替。

經比對，陳本禮用四色筆過録的正是以上五種書籍中的陶詩評語，且基本是不加别擇，全部迻録，表現了陳氏對五家評陶的認可。以上五書，何、查、陳、沈四家之書較爲常見，卓氏刻本則相對冷僻，初刻之後，似無重刻、翻刻之本。

第二層，是陳本禮緊隨其後的第二步工作，即用黄筆加上自己的批點，包括了圈點與批注兩個方面。天頭的黄筆批語都緊隨四色筆之後，可見四色筆過録在前，黄筆批點在後。

圈點一如前人，包含句讀和品評兩種。句讀之圈即在詩句和序文的句讀處加圈。品評之圈則又分題上圈和句右圈兩種。每詩題目之上，組詩則在每詩首句之上，分别採用無圈、一圈、兩圈、三圈的方式，來品評詩歌優劣。圈越多，説明陳氏越喜歡。句右圈則是在陳氏欣賞的佳句之右所加之圈。除了圈點，陳本禮也同時用黄筆在天頭和正文之中寫了很多批語。這些批語多數是陳氏自己的意見，也有一部分是過録的前人批語。比如卷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天頭所録孫月峰（孫鑛，一五三四—一六一三，字文融，號月峰）語、邵子湘（邵長衡，一六三七—一七〇四，字子湘，號青門山人）語、《述酒》詩天頭所録湯漢語等。

第三層，是重新出現的『紫筆』。在前文引述的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中秋黄筆題識之下，陳本禮再次用今天看起來是深紅色的筆寫道：『黄筆閲後，復用紫筆加圈。』我們就遵從陳氏，稱這種顔色的筆跡爲『紫筆』。根據這句話，再次出現的紫筆應該在使用黄筆之後，是陳氏工作的第三步。紫筆的工作一個是句右圈。黄筆的句右圈比較多，而紫筆所圈，有優中選優的意味。紫筆的第二個工作是在卷二《影答形》《神釋》、卷三《飲酒》『長公曾一仕』等詩天頭增補吴瞻泰未采用的黄維章（維章是黄文焕字）批語，以及在卷三《飲酒二十首》總題、小序、其三等處天頭增加了『顧禺中』的批語。禺中，考《（嘉慶）揚州府志》卷四十一《選舉志三》，可知他是康熙中揚州府高郵州的貢生，或許與陳本禮相識，其他暫未考知。陳氏還在卷三《贈羊長史》詩天頭，用白粉塗抹掉部分黄筆批語，改用紫筆重寫。這是紫筆的第三個工作。

除了以上提到的墨、紫、緑、紅、黄五色筆之外，陳批本還出現了藍筆和第二次的墨筆，屬於陳氏批點的第四、第五層。藍筆先於墨筆，因爲有多處，如卷二《游斜川》詩的天頭，用白粉塗抹藍筆舊跡，再用墨筆修正的情況，可以推測用藍筆在前，用墨筆在後。

第四層，即上面提到的藍筆的批點。即如卷二《遊斜川》詩，陳氏用藍筆對詩句加了圈，又做了旁批和天頭批。後面藍筆批點的痕跡一直持續到卷四《輓歌詩》其三的天頭，顯示陳本禮又一次通閲全書，做了批點。只是藍筆的工作發生在何時，是緊隨紫筆之後，還是間隔多年，陳本禮的批語中未有提示，我們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五層，大概是陳本禮最後一次批點，再次使用了墨筆。在卷一《勸農》天頭有一處墨筆批云：『前半篇序述安雅，後半抒寫淋漓。安雅爲四古常格，其淋漓處筆騰墨飛，非漢魏以來所能擬似。』經比對，這段話不屬於何焯和查慎行，也不屬於陳祚明、卓爾堪、沈德潛，當是陳氏自己的意見。墨筆的第二個工作即前文提到的修正藍筆。除了上文的例子，再如卷二《連雨獨飲》天頭、卷三《飲酒》其四天頭等處，都有墨筆修正藍筆的痕跡。此外，陳氏還用墨筆在《飲酒》其六、其七等處的天頭抄録了『卓庵』的批語。古今號卓庵者不少，大概陳本禮未考出這個卓庵是誰，故未寫姓氏。經考，這裏的兩段卓庵批語均來自明崇禎間張自烈所刊《陶淵明集》。張自烈的弟弟張自勳正好號卓庵，且是張刻陶集的列名校定者，這個卓庵應當是他。

以上，我們大致還原了陳本禮批點陶集的整個過程。陳氏製作陶集善本的良苦用心，他讀書批點的精勤不輟，由此可謂昭然若揭；而讀者開卷，大概也不會五色目迷了。

陳本禮批點《陶詩彙注》，在今天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它在物質文化的意義上爲我們呈現了一個明清文學評點本的典型樣態，讓我們看到古人如何多次進行評點，如何製作一個精善美觀的評點本。這樣一本刻印精良、裝幀精美、絢爛奪目的書擺在面前，誰能抵擋它的誘惑呢？

其次，可從閲讀效果來看。無論吴瞻泰的評注還是陳本禮的批點，都深受明清文學評點文化的影響，他們彙聚古來高明之士的明達之論，構造了一個話語場，使本來自説自話的評論變成往復辯論，讓思想與文學的深度廣度得以加深拓寬，自然也使得讀書的趣味倍增。

再有，專就陶淵明詩歌的理解而言，此書也大有裨益。陶詩的基本風格是『自然』，古今無異議。可是後代那麽多人追求自然的文學風格，其中很多人同樣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不凡的胸襟，爲什麽他們在藝術上卻無法企及陶淵明？陶淵明詩歌的藝術魅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吴瞻泰的彙注與陳本禮的評點，較多地彙聚了前人對陶詩藝術的思考，想必能給今天有心的讀者帶來不少有益的提示。

開卷有益，何況是從形式到内容皆不凡之卷呢！

吴瞻泰對陶詩的彙注，加上陳本禮的五色批點，合而觀之，誠如陳氏自己所期許，成就了一種讀陶詩的善本。使我們看到，關於陶詩的思想與藝術，古人的分析與詮釋已經達到何種深度。更使我們在直觀欣賞書籍形態的刹那，便心神惝怳，徹底迷失在那種無法言説的美麗之中。只是善本雖善，卻自誕生之日起，便深藏於藏書家與圖書館的庋架上。愛好美善者不能舉其名，又從何處一窺其廬山面目呢？幸得紅豆君撥開雲霧而目睹芳容，又得浙江古籍出版社與上海圖書館通力合作，終於使此書化身千百，廣播人間。對這部兼具四美的書而言，彩印是能最大程度呈現其絢爛華麗的出版方式。『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世間美好，又多一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