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是如何炼成的？《夏承焘学记》是他的学术人生的忠实记录，也是浙大词学传承及整个词学体系构建的精当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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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自《夏承焘学记》）
我天资很低。正因为这样，更促使我发奋苦学。我曾经跟朋友说：“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有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有着相同的甘苦。我愿意把我的体会写出来，以使青年们少走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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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
师范学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我才更深切地感到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听了当时几位新学巨子的课，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读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读了《龙川文集》，便为陈亮怀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所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切磋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在其中与社友谈论诗词，进步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发表。我还竭力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部著作《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这真是难得的机会。见了面，老人十分诚恳地开导我。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青年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我对于这位老人的印象仍然十分深刻。在治学的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不断外出寻师访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几十年来，我在词学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是分不开的。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借书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要坚持写札记。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读书抄书，目的就是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青年时，我花了很多时间硬背《十三经》，现在懊悔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所背的书有大部分是可以用工具书来解决的，如果把这些时间用在其他方面，可以多做好些学问。一个大学生，如果不懂得运用工具书，应该说是没有毕业资格的。青年人要有运用工具书的知识与习惯，专家学者要有肯编纂工具书的见识。工具书顾名思义它是工具，是武器，会运用工具，当可事半功倍。“聪明”人如果认为编工具书是不值得做的“笨事”，那才真是聪明的想法。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设立个诂经书院。其中聪明的学生会写文章，后来辑成好几集《诂经精舍文集》；天资“低”的学生只是抄辑经书子史，一条条老老实实地分类粘贴成为一部《经籍诂》。这本工具书超了《康熙字典》，印过许多种版本，到现在还有用。它比“聪明”的学生写的《诂经精舍文集》实用价值高得多，影响也大得多。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怎样处理“博”与“专”的关系？究竟何时开始做专门的学问比较合适呢？所谓“由博返约”，是主张先博后专，认为在一定的博的基础上才能专，这是对的。但是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但是四十岁才开始专，却似乎太迟了。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很可惜。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二三十岁就应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否则，长久的泛滥无归，也是浪费。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就未免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许多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以期学有专长。由专向博是很自然的。比如研究杜甫的诗，必须先读《唐书》，读李白、白居易诗，读《全唐诗》、宋诗……如此辗转增益，自然成博。非博不能成专，专的要求，又促使他非博不可。求专，最重要的是要能“有恒”。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里有两句话：“入之愈深……其见愈奇。”浅尝辄止是永远不会见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的。王安石在这篇游记中说，当时有人怕路难走，不敢入山洞；有人怕深入进去后烛火不济，半道折回。求专的道路也是这样：比如资料少，同调少，引不起社会上的反应，一时没有成果别人会讥笑等等，都会成为阻碍进取的因素。总之，如果主观上发生动摇，是专不进去的。每天所读的书，应该有一种是精读的，有一种是泛读的，不可一律对待。正如交朋友，有泛泛的朋友，也有知己的朋友。泛读只要了解个大概，精读则要读透了。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狂妄可笑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而不会怕书太多。专门家做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书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这个问题，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把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好比现在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亡逋”指逃亡的人）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至于在眼前溜掉。（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不要记得太多，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过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扩充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三）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该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的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少心得，那只能叫做“书抄”，叫做“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最后，还有一点应该谈到的，就是在逆境中怎样对待学习。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逆境。逆境是不愉快的，但逆境并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就不到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逆境，抓紧时间学习。等逆境过后，见到自己的进步或收获，意义不同寻常。“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碰到了逆境，“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也虽把我惊得目瞪口呆。但我在“禁足怕西湖”的日子里，用心作诗，居然写了几十首“论词绝句”。后来编成《瞿髯论词绝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样用心作诗，既减轻了不愉快，又不让日子白白跑掉。所以，《瞿髯论词绝句》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却是我所有书中对之颇有感情的一部。以上所谈的是我一生学词的粗浅体会，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笨”办法，下的“笨”工夫，作为前车之鉴，献给青年朋友们。本书是“浙大中文大先生”丛书之一，是词学家夏承焘的学记。夏承焘先生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词学家之一，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一系列词学研究著作，成为词学史上的丰碑。
本书内容分为六个部分：“学行纪略”，选取夏承焘先生自己的四篇文章；“书札论词”，收录夏承焘先生有关论词的书札；“学术贡献”，选取二十世纪学术影响较大的八位学者对夏先生学术地位的论定文章；“学术传承”，选取夏先生十位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其的评论和怀念文章；“学术评论”，选取夏先生再传弟子的四篇评论之作；“生平著述”，着重于对夏先生的事迹和著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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