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人称章总，热衷写诗，喜欢在各种书画上敲章。这是他相对有趣的一面。另一面是无情的政治机器，帝王术的集大成者。相比之下，他爹雍正不仅艺术品味好很多很多，而且更有人味儿。说雍正更有人味儿其实蛮怪的，毕竟长期以来他都是以相当负面的形象出现的。不过由于《雍正王朝》、各种宫斗剧的流行，对政治人物评价标准的变化，对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鄙夷，以及故宫文创产品等塑造出来的萌萌哒的形象，雍正最近几十年风评大有好转。这篇文章想从一件很有名的事儿谈谈雍正和乾隆、人和政治动物的区别，那就是他们俩对待曾静的不同态度。基本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曾静是个乡野文人，受大儒吕留良影响，有了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讲夷夏之防，宣扬雍正得位不正，并联系岳飞后人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复明，结果被岳钟琪抓捕交给了雍正。写了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针对曾静的指控一一作出回应，说自己并非谋杀父亲、屠戮兄弟的暴君，蛮夷和华夏也不是种族区分，而是文化区分，受圣人的礼法就是华夏，反之才是蛮夷。然后雍正还要求此书发行天下，让官员好好把里面的大义好好给老百姓讲讲，以觉醒迷思。而他最后也没有杀曾静。很多人会觉得乾隆做得对，雍正你是皇帝啊，怎么书呆子兮兮地去辩论，还向全天下广而告之。从皇帝维护自己统治的角度出发，这里的问题还不只是雍正可能在越描越黑。因为即使雍正的大义确实能够觉迷，把这些事儿向全天下讲，至少也让很多本来压根不知道的老百姓注意到了高层政治的丑恶，乃至夷夏之防这些涉及统治正当性的大问题了。更进一步地，对于统治者来说，真正关键的从来不只是“论证自己的统治是正当的”，而是“允不允许论证”。因为允许谈这些问题——哪怕最后的答案是皇帝您得位很正——就意味着得出否定答案的可能性，意味着最高的权威是道理本身，是论证本身，而不是谁在皇位上谁就是真理，谁就说什么你都得听。《史记》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几个儒生辩论商汤、周武推翻夏桀、商纣的统治是在造反，弑君犯上，还是替天行道，诛杀独夫民贼。两方意见不一，吵着吵着其中一方说：“按你的意思，难道我们汉高祖取代秦二世，也是造反了？”汉景帝见状马上制止说：“吃肉不吃马肝（马肝是有毒之物，不能食用），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意思就是，放聪明点，别谈这些问题，找些不敏感的问题去研究不好吗？再研究下去你们不仅要谈高祖皇帝得位正不正，搞不好还会讨论“如果我大汉天子不好好对待老百姓，那也可以替天行道来推翻了？”总之，对统治者来说，对待这种问题的最好方式不是论证自己确实占理，而是压根不允许谈，听我单方面宣传就行。所谓宣传，不是论证，不是让大家通过思考从而认同，而是诉诸情感、诉诸修辞乃至暗含威胁，让你不动脑子直接接受，让你不敢不接受。因此，在完美的政治动物乾隆眼中，自己爸爸的行为显然很愚蠢，你一个皇帝没点皇帝样，竟然去和老百姓讲道理？！摆出讲道理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接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自己也要遵从逻辑、证据的力量，错了就得认。乾隆会想，爸爸你何必呢？但也因此，雍正是个真汉子，是个有人味儿的皇帝，而不是无情冷酷的政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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