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黄腾达》
年初，当所有人都以为美国总统大选将在81岁的拜登和78岁的特朗普——两位高龄政治人物之间展开时，局势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逆转。
特朗普遇刺、拜登退选、万斯崛起、哈里斯接任，风云突变令美国大选的走向扑朔迷离。
尽管政局动荡，疾病缠身，作为资本主义的典范，美国依然牵动着全球经济的脉搏。那么，在这接近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该如何追溯美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乔纳森·利维指出：“通过经济学的视角，可以为理解美国历史提供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在他的最新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时代》中，利维详尽地勾勒了从殖民时期到当代的经济发展进程，并直言：“在这本书中，我的某些道德和政治立场可能会显现出来，但我的主要目标是忠实记录历史，让事实本身发声。”
那么，历史事实是否早已预示了特朗普的崛起？如今，又将如何昭示美国的未来？
（选自《美国资本主义时代》，较原文有删节）
01
不同物品彼此互换，是为商业
营利动机从来都不足以推动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要出现，不仅必须克服针对私人投资的那些障碍，还必须有多种诱因。美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可以在一个特定政治计划的历史中找到，这个计划将各种各样的驱动力集成为一个变化无穷的搭配组合，从而创造出某些新事物。
这个计划，便是帝国。
它不是随随便便的某个帝国。美国资本主义首先是17世纪英吉利帝国试图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北美大陆的大西洋沿海地区进行殖民的结果。
早在英国殖民北美之前，资本主义商业曾零星存在于欧洲和全世界许多共同体之中。到了17世纪，英国殖民者带着他们的祈祷书、农场动物和历经海上风浪考验的勇气，将资本主义商业带到了北美。这些英国人及随后大英帝国的努力，促成了第一个北美大陆上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
即欧洲人对非洲人及其后裔的奴役。被奴役的人作为生产性资本的可移动形式，可以被强迫转移到他们不想去的地方，从事劳动。
仅靠商业本身，并无法胜任这一使命。这是因为，到18世纪40年代时，几个世纪的商业发展已经导致了北方和南方两种泾渭分明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南方，遵循着以往的同一模式，将迎来另一次西部棉花繁荣。与之相反，在北方，更新奇的变革却在加速发生。以“自由劳动”形式出现的向西部殖民，征服了五大湖地区。
最终为美国商业时代画上终止符的，正是启动这一时代的那个问题——一场围绕商业和某种特定类型的商业而产生的地缘政治斗争。从17世纪起，蓄奴资本在整个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北方的自由劳动愿景如今希望阻止其进一步扩大。在19世纪50年代围绕奴隶制在西部扩张而引发的几场全国性政治危机中，共和党得以崛起，它迫切希望达成一个新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
从而当林肯于1860年当选为总统时，共和党人宣布，奴隶主的西部征服业已结束。美国奴隶制的兴起与衰落，便是这样勾勒出了这个商业时代的框架。
《为奴十二年》
02
资本，从工业革命开始积累
1860年，黑人奴隶的价值超出了美国工业资本存量的总值。
仅从政治上摧毁奴隶资本这一件事，便注定会开启一个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美国历史上势头最凶猛的一场工业革命发生于南北战争之后的那几十年里，并不是一个偶然。这个资本时代，见证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
工业时代从19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是共和党在废除奴隶制后打造的全新政治经济，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美国工业化的未来格局。
首先，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资本流入那些非流动性的“资本品”中，也即厂房建筑、机器和设备这些大规模生产的过渡性生产资料。借助劳动与企业生产，资本品在产生收益的过程中被耗尽，随着时间逐渐贬值直至最终失去价值。
其次，由信心博弈—心理能量而不是化石燃料能量—主导的繁荣与萧条的投机周期。它的旋律拍号不是线性的，而是不断重复的。由债务驱动的投机行为，可以加快对显著改变生产的新型资本品的长期投资。但是，一旦信心崩溃，恐慌便会竞相在资本所有者中爆发，这个周期就会逆转。这样一来，投机性投资充满矛盾的驱动力—投机、投资与囤积之间的冲突—便导致了周期性的繁荣与萧条。
这个资本时代的叙事弧线，追随着工业化最紧锣密鼓的那几十年中信贷周期的波动起伏，这段时间始于19世纪晚期，贯穿了福特主义电动装配线创造出史诗般生产成就的20世纪的前二十年，最后止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崩盘——“大萧条”。
20世纪20年代，工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巨大飞跃和资本主义信贷周期这两大发展动态，以前所未有的程度集中在一起。这场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商业时代中贸易所创造的财富。它带来了更高的货币收入，尽管并未得到公平分配。但是，政策制定者对金本位制的因循固守，加剧了繁荣与萧条周期变化的破坏作用，而这意味着这个资本时代将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萧条而告终。
03
施以援手，却落入控制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到这时，已经处于危险境地的各种已知经济指标，都仍在向错误的方向继续前进。“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全都丧失效力。”这位新就职的总统断然说。
一种普遍的灰心丧气心理甚嚣尘上。
资本主义将无法从萧条中自拔——它被困在了急功近利的当下。恐惧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资本所有者更热衷于获得心理上的安全回报，而不是金钱利润，于是他们宁可坐失良机，也不愿投资冒险。许多手头有钱可花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挤兑银行、提空存款的，要么把钱藏到床垫底下，要么在地上挖个洞埋起来的，不仅是资本家，还有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出于恐惧，许多经济活动都不复存在。
来自这个系统之外的某些机制，必须施以援手。
真能指望上的，也就只有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仍拥有可观的经济资源。
接下来，罗斯福新政开展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政策实验。推动这些实验的至关重要的关键词，便是保障。首要目标在于控制：消除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为那些养家糊口之人提供工作。罗斯福新政的监管举措不只令银行业务和金融活动发生了转变，也促成了工业和农业实践的转型。收入政治正当其时。
尽管1933年之后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但私人投资依然不足以终结男性产业工人大规模失业所带来的苦难。与此同时，在由经济和心理因素驱动的投机性和预防性流动性偏好之外，一种新的流动性偏好出现了：资本家将流动性偏好政治化了。
罗斯福新政在政治和经济上连连碰壁。这导致了一场大萧条中的小衰退。
最终将美利坚合众国从大萧条中搭救出来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对私人承包商运营的战争工厂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美国的失业问题。
公共债务和累进税—而不是私人的投机性投资—推动了经济上的战事准备。伴随着自由主义、大政府和私人投资的动态结合，美国的战争经济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当战争结束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已处于经济废墟之中，美国却得享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全球经济霸权。
《父辈的旗帜》
然而，这个控制时代政治经济的最终解决方案，直到战后时期才尘埃落定。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了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作为主要国际通货的地位。1948年，一种新崛起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冷战时代的自由主义定下了硬性的左翼边界。
政府财政工作开始负责“总体”的宏观经济表现——总体需求、总体投资、总体消费、总体产出和总体就业。在总体之中，存在着许多细节。总体指标未能揭示投资与撤资的具体地理分布，也不关心被那些投资和撤资的决定所影响的个体、群体和地方的经济生活。最早由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出的1964年《减税法》，试图以削减税收的方式促进持续性经济扩张。许多自由主义者希望，它可以刺激私人投资，从而满足某些人日益增长的经济预期——这些人，是生活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边远地区的贫穷白人以及劳动女性。迄今为止，他们一直被排除在专门为高薪白人男性养家糊口者而设计的经济体系之外。
到此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过去，自由主义仅存的发展工具便只有所得税法了。在此之外，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宣战”计划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1964年的减税政策和越南战争一道，确实令国家宏观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某些地方得到了过度激励，另外一些地方面临的却是资源不足。针对战后社会的不满情绪和不平等状况，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自由主义开始分崩离析。其经济基础也开始瓦解，工业社会变得衰弱无力。但在总体之内，某些疾恙正在潜滋暗长。到此时为止，高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已经靡然成风，这就是“滞胀”。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生活也在改变，变得动荡不定。它正在失去其产业结构。高通胀率动摇了长期预期，这让经济前景更加急功近利，政治控制跛足不前，一个解除管制的时代随即开始了。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04
混乱还能带来二次镀金的机会吗？
几乎所有评论家都一致认为，一种“新型”资本主义涌现于20世纪最后的那几十年中。
这个混乱时代最明确的特点，是投资逻辑的转变。
作用于生产、交换和消费全过程的投资逻辑，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自从1980年以来，对流动性而非长期投资的偏好，前所未有地成为资本投资的支配者。跨越多种资产类别、在多家公司中进进出出的货币急流，这种迅速的投资与撤资，不仅颠覆了旧的生产方式—其内在逻辑通常也会对其他经济模式构成压倒性的威胁。
简而言之，资本的流动性造就了一个喧嚣混乱的时代，而主导这个时代的，则是升值资产的变幻风云。
在1979年到1982年的这些年中，为了打击通货膨胀，在新任主席保罗·沃克尔的领导下，美联储祭出了高利率这一武器。两位数的利率，以及在“沃尔克冲击”期间伴随着紧缩信贷而来的急剧双底衰退，最终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美联储由此登上主导全球经济政策制定的宝座，而这一直持续到了今日。
沃尔克冲击改变了资本投资在本土和海外的特性。在世界经济中，美国的高利率导致了一轮波及全球的信贷紧缩和经济萧条。寻求高利率的全球资本大量涌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元的价值飙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以往的其他霸权国家一样，美国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国。但在沃尔克冲击后，它变成了全球资本的净进口国，也变成了日本、联邦德国和中国等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终极消费市场。
在美国国内，因为资本输入和金融去监管，货币和信贷变得更容易获得了。资产之间的可兑换性提高了，交易流动性也变大了。信心高涨的投资者为了克服高利率的障碍，借助债务融资的杠杆手段来增加对股票、债券以及商业地产的短期投机利润。投机性投资与欲壑难填的美国消费主义一道，重新成为经济生活的驱动因素。
《华尔街之狼》
在出于自身利益的短期投机与对实业的长期投资之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与见证了工业福特主义诞生的20世纪20年代不同，20世纪80年代的投机热潮并没有促成生产性活动投资的激增。相反，金融家利用新的资本和信贷渠道，借助“杠杆收购”摧毁了“二战”后的工业企业，将战后管理阶层从尊贵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这时出现了对固定资本存量的清洗，尤其是在历史悠久的东北部———中西部制造业带。男性制造业就业以及工会遭到了企业撤资的致命打击。
资本更加游移不定，因此，这种新型资本主义也变得混乱无序。
05
新型资本主义——让金钱流向更富有的人
收入的产生从使用某种资本资产导致其贬值的过程，转向了资产价格升值的过程。这意味着什么？不管一只公司股票是否与某种生成财富或创造利润的企业经营活动相关，它的价值都可能会一直上涨。或者，另一种资产类别—比如债券、房地产或合成“金融衍生品”这种专为这个目的而创造出来的全新资产类别—的价值会增加。通过销售资产而获得资本收益，或是利用这种资产在信贷市场上获得杠杆融资，这种资产的金融升值生成了金钱收入。
收入增长因此从劳动者转向了财产所有者，或是那些拥有升值资产的人，收入不平等因此加剧了。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以及“金融”和“商业”服务业中与资本资产价格升值相关的劳动收入，都直线飙升。沃尔克冲击之后，随着金融资本不断涌入美国，全球经济的绝大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都处于低迷状态。因此，这种新型资本主义才会诞生于美国。
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已经站稳了脚跟。总统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新民主党人”为这个新时代提出了一个协调一致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以金融和技术驱动的、中间偏左派的“全球化”愿景。
新的无形资本——比如将硅谷的重组关系网连在一起的“人力资本”和“社交资本”——升值了。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网络”不仅变成了日益走向跨国化经营的美国公司的全新商业组织原则，也变成了更普遍的社会生活中的全新组织原则。与此同时，更具流动性、更游移不定的全球资本开始涌入美国资本市场，在互联网早期商业化期间推高了美国科技股的股价。
尽管如此，2000年，信贷周期还是发生了逆转。关于科技股的最终价值，投资者提出了没有办法被解答的问题。美国股市遭受了巨大损失。美联储制定的处于历史低位的短期利率，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繁荣提供了支持，而处于此次繁荣中心舞台的，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崛起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
《甜蜜蜜》
2004年，身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的本·伯南克注意到，自从沃尔克冲击以来，历次宏观经济扩张相对于以往的经济扩张而言，持续时间变长了，而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波动也变小了，他将这个时代称作“大缓和”。
伯南克是正确的，除了价格稳定和低通胀，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扩张与1982年以来的那些经济扩张还拥有许多共同特性。他没有强调指出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继续以资产为导向，因此新的收入增长主要流向了最富裕的人群，而如今他们更有可能是那种受过高等教育、住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中的人。在那些新经济未曾发展起来的地方，经济生活蒙受了损失。
2003年，乔治·W.布什总统倡导建立一个新的“所有权社会”。借助房屋所有权这一手段，将资产价格升值经济的大门向更广泛的选民开放。
在21世纪最初十年全球低利率和鼓励房屋所有权的政府优惠政策的助力下，住宅房地产价格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飙升——尽管和杰斐逊时代一样，白人家庭不成比例地从这种财富激增中获益。不管属于哪个种族，许多劳动收入停滞不前的家庭都举债购买房屋，或是对现有房屋进行再融资，寄希望于借助资产价格升值维系消费。债务因此取代了靠薪酬实现的收入增长。只要房价继续上涨，大缓和便得以继续。
很快大缓和变成了“大衰退”。许多负债累累的住房所有者并没有足够多的收入用来偿付自己的抵押贷款。抵押贷款违约增加了，全国房屋价格在2006年开始下跌。当交易化为乌有，依赖交易流动性的资本市场陷入了停顿。继之而来的，是惊慌失措地逃向安全保障，急切地想把资产转换为现金——或是美国国库券这种全球经济中最接近现金的资产——而原因可能只不过是满足神经紧张的债权人的要求。为了结束这场恐慌，美国财政部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简称TARP）向美国规模最大的几家银行注入公共资本，恐慌平息了。但自大萧条以来，美国经济第一次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对现金的需求极大。尽管短期利率为零或趋近于零，财富所有者依然囤积着自己的流动资产。相应地，经济产出下降了，失业率则升高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同样引人注目。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领导下的政府班子，成功地将资产价格升值型资本主义重新拼合起来。但是，这个关于大衰退的故事，是一个具有经济连续性的故事。
许多人蒙受苦难，失去了他们的房子和工作，资本主义却继续将大部分收益拱手相送给最富裕的、利益受政客保护的人群。在这场危机中，政治未能像大萧条之后那样，为经济生活制定出一个可行的、全新的长期愿景。相反，随着一轮新的、以资产为主导的宏观经济扩张出现并贯穿21世纪10年代，大衰退慢慢地开始呈现出好转的迹象，并开始展现出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扩张相同的诸多特征。
令人惊讶的是，在如此突然的暴跌之后，大缓和再度出现了。民主政治开始显得比资本主义更加脆弱。
06
清算，才能有更好的经济未来
作为所有国家中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一个，美国长久以来与其他国家最明显的不同，便是它的历史遗忘症，而这并非偶然。在美国资本主义中，摆脱过去的冲动导致了许多次经济幻想的溃败。最近的一次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中，当时，许多大权在握的人物相信，美国经济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历史”。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恐慌和奥巴马的执政岁月，那种20世纪末期对以金融为主导的全球化之梦的虔信，依然令人不可置信地继续存在，虽然特朗普2016年的大选获胜和随之而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或许已经将其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我们依旧生活在这个未来规划的余波之中。
回想一下，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南北战争—发生之后，继之而来的不是对黑人奴隶制罪行的清算，反倒成了拥有铁路股票的良机。我们也依然生活在那个未来规划——以及许多其他未来规划—的余波之中。过去是无法单纯用资本主义的异想天开来抹除掩盖的，但把感情寄托在对逝去时代的怀旧哀叹上，也无济于事。不管如何令人不适，我们都必须直面历史。
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在于，未经清算的历史，会一直自我重复。彻底摆脱混乱时代的各种模式，为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经济未来投入资本、规划蓝图，这对美国人的经济生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召唤着经济想象力，也召唤着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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