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新华张小坚｜芸台留真——阮元《雷塘庵主小像》的制作与摹绘

文摘文化 2024-11-05 19:01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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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术

Ancient Art

芸台留真

——阮元《雷塘庵主小像》的制作与摹绘

江苏省美术馆研究馆员｜万新华

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张小坚

摘要：清嘉庆十二年，阮元庐墓写真留影言志，后邀王学浩、屠倬补松，名曰《雷塘庵主小像》，表达孝思。在后来数十年的流传过程中，《雷塘庵主小像》由于家族、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留下了数种摹本，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也反映了阮元生前身后在时人及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塑造，可视为“阮元接受史”的一部分。

关键词：阮元；雷塘庵主小像；摹本；形象塑造；接受史

一、阮元画像

清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廿五，阮元之父阮承信病逝于浙江官署，享年七十有二。七月初二，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解职，奉柩登舟回籍，并经营丧事。十二月初六，他葬父于扬州城北雷塘祖茔之侧，与母林太夫人同祧。

嘉庆十一年（1806）春，阮元开始营建雷塘墓庐，次年六月竣工，曰“雷塘庵”，遂取号“雷塘庵主”，自刻“雷塘庵主”石印，撰《雷塘自定寿圹记》：

嘉庆甲子（1804）以后，在雷塘阡地祖墓之侧得地数弓，树木久拱，坐向端正，且切近先祖、考妣墓之右，夫能近依祖、考，岂复乐瑕邱哉？己亥归里，又再相之，此为最慰，即以为余之寿圹，继室孔夫人殡将亦附焉。……此地为下雷塘，塘水自西北甘泉山九女涧来，注于东南，又有杨家涧水自西北来，会之于辰方。圹前地皆旧松柏，百余步以南，树少，乃低，为豆麦田，又数十步，更低，为稻田，平围千亩，形家所谓明堂也。……阮氏阡西里许，为阮氏墓庐，造庐掘地得元大得龙王庙碑，盖庐即庙地，因立碑于门内，即以庐以屋祀龙王、中屋为观音堂、后屋为高楼，东望墓阡、南望芜城之间，尚有双涧慨然相见汉江都王之游雷波也，焦君里堂题匾曰“阮公楼”（置僧守之，曰雷塘庵，自刻雷塘庵主小石印）。

就在雷塘墓庐竣工前后的嘉庆十二年（1807）夏、秋间，仍在丁忧的阮元邀请了一名民间写真高手为自己造像二帧以兹抒怀纪事。二帧造像尺寸几乎一样，其一后隶书自署“雷塘庵主小像”，钤印：阮元伯元甫印（白文）、雷塘庵主（朱文）、白乐天正月廿日生我与之同（白文）、文选楼（朱文）。

画面中，阮元头戴斗笠，身穿浅色便袍，做正面直立状，右手轻捻长须，目视前方，五官整洁周正，以淡墨层层烘染显现额头、鼻梁、两颊、眼窝、嘴角等，结构分明，形貌自然，神情闲适，刻画写实逼真；而衣纹以重墨勾勒，衣褶处略作皴擦晕染，并以淡花青敷色，工写之间，颇见功力。应该说，这是一幅比较成功的写真小像。在132厘米的竖幅中，阮元像高70厘米余，超过画面一半尺寸，气宇轩昂，神态从容，十分重视眼神的描绘和精神的呈现，可谓以人物的精神内涵稳定了画面的造型表现。他的目光深邃睿智，仿佛在向人们展示他的人生世界。

嘉庆十二年（1807）九月十六，阮元服阕，十月初六赴京陛见，十一月廿九奉上谕补授兵部右侍郎；十二月廿六迁浙江巡抚。北上前夕，继室孔璐华赋诗赠行，勉励丈夫不必担忧家人，要一心为国尽忠，报答皇恩：

念君不日别家园，整顿行装重致言。从此墓田休再恋，但将心力答皇恩。

千里关山忆远人，行程正是小阳春。未知节钺临何地，且向京华作近臣。

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里居的孔璐华展卷《雷塘庵主小像》，赋诗抒发相思之情：

闲庭清似水，晚起觅诗篇。几上有图画，展卷心已虔。图中见小像，依稀貌凄然。先陇在雷塘，夫子常居焉。种树围墓外，建坊对墓前。临风欲垂泪，衔哀恨终天。棕履霜露湿，篛笠日影圆。翛然远城市，风景亦似仙。回想宦游人，劳劳诚可怜。惟此桑榆间，守墓应三年。除服却从政，何能在墓田。仰蒙君恩重，力任此行肩。常见忧民心，朝夕皆拳拳。哀哉辞丙舍，伤心泪涓涓。亲友不知愁，反谓多缠绵。丁卯初冬时，北上清淮船。四十有四龄，此像永家传。

除了怀思之外，孔璐华如同赠行诗一样，仍在强调阮元的拳拳忧民之心。所谓“四十有四龄，此像永家传”，毫无疑义地说明了阮元画像作于嘉庆十二年。

几乎同时，阮氏二妾谢雪、三妾唐庆云目睹画像都与孔璐华酬唱相和，皆叙述了阮元庐墓三年的孝行：

卷幕爱微阳，散步至书屋。检卷初开匣，画图已数幅。拂拭见小照，清风动长轴。此是夫子图，戴笠田家服。种树雷塘前，荒庵成小筑。松柏绕佳城，梅花散清馥。共知孝意深，把卷不忍读。

幽斋焚名香，临窗启锦笥。开卷见小图，快睹凌云气。篛笠夕阳天，棕履苍苔地。主人在雷塘，时洒思亲泪。种树荫墓门，竖碑记文字。郁郁覆晴郊，苍苍映远寺。感此风木悲，题诗志孝思。

二、王学浩、屠倬补松

清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廿八，阮元抵达杭州接印，正式再任浙江巡抚。那年冬天，他邀请昆山文人画家王学浩（图1）为小像补松，传递着栖心丘壑、优游林泉的文人趣味（图2），时孔璐华、谢雪、唐庆云等都已赴杭州团聚。

图1 叶衍兰《王学浩像》纸本设色

30.2cm×17.4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2 佚名王学浩《雷塘庵主小像》

纸本设色 132.2cm×42.7cm

1807年至1808年南京博物院

为何补松？正如谢雪所谓“种树雷塘前，荒庵成小筑。松柏绕佳城”，也或许是因为《雷塘自定寿圹记》所记：“今年夏，夜宿楼上东望祖、考墓，松柏郁苍，泉原交属，余以衰跛昬耄得乞骸骨将依先人而永宅乎此矣。”无独有偶，阮元服阕后专门邀请僧人守墓，一首诗《辞雷塘墓庵》，表达了浓浓的孝行之思，同时也谈到了自古以来的“忠孝两难全”：

孤云恋林薄，新霜被草根。西风吹落日，暗淡沉平原。此时庵中人，逝将去墓门。百念伤中肠，哀哉复何言。付僧留丙舍，寂寞依晨昏。待尔清磬声，通我梦寐魂。我昨忧且病，息影居邱园。岂不眷松楸，常怀王事敦。感此出处问，一一皆君恩。雪涕竟长往，浩然乾与坤。

松楸，乃松树与楸树，因墓地多植，代称坟墓，时常特指父母坟茔；祀松楸，就是祭祖先。所谓“岂不眷松楸”，无疑就是一种孝思。所谓“松楸之思”，雷塘阡地便成为阮元心灵的眷恋。嘉庆十六年（1811），阮元应邀为同僚叶继雯《叶氏庐墓诗文卷》作序，因为自己的经历，十分生动地叙述了庐墓的心理体验，情感真挚，也有“松柏”“桑榆”意象的描绘：

墟墓之间，情境非一……夕阳欲暝，樵牧归散，麻衣不温，孑然独立，松柏翳其寒色，桑榆收其晚景。少焉风入林表，声如远涛，悲从中来，未有不潸焉出涕者矣。

显然，阮元都是借松楸、松涛寄托着一种哀思与怀念。不仅如此，爬梳文献发现，阮元决定以松补图，似乎还与阮氏家庙也有一定的关联。

嘉庆九年（1804），阮元受父命卜地选定扬州旧城文选巷，遵国制立家庙。当年九月，家庙建成，祀奉阮氏高、曾、祖、父四亲及祔位主人。本来，阮父拟定亲回扬州主持祀奉仪式，然因病重未能如愿。同时，他又在庙西建筑小楼，曰文选楼，用来庋藏金石之器和宋元珍本。在宦游南北的岁月里，文选楼、家庙乃至雷塘阡地，成为阮元的思念物象与精神寄托。家庙门口植有松树两株，高大青翠，气势非凡，在阮家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心理慰藉的象征。嘉庆十二年（1807），谢雪、唐庆云赋《咏家庙双松》七律一首，生动地呈现出“苍颜似仙”的形象：

庙门苔径石碑丰，两树青松翠葢丛。槛外清虚同浥露，花边偃亚共迎风。交枝溜雨量来合，叠影含烟画未工。若使并栖双白鹤，苍髯相映顶花红。

铁骨凌云庙塾前，宛如连理伴寒天。双含清韵醒人梦，对待轻霜引鹤眠。月里共依分立影，风中相与并吟肩。任他云压枝枝重，不改苍颜似两仙。

当然，这也与文人肖像图绘传统有关。在古代文化系统中，文人们喜欢将自己与自然山川融合在一起，以高士、山人隐喻人生，不问世事、浪迹江湖，表达出高逸的精神追求。仕与隐是一对看似矛盾又相生相伴的人生之境，在于心灵，充满着智慧的处世哲学。但所谓“隐”，几乎无不相对“曾仕”或“在仕”之人而言，通俗地说，身处庙堂之人才有追求隐逸之资格。在写真时，文人官吏们往往将肖像设置于丘壑之中，徜徉于林泉之间，在拥抱山川的吟哦之间寄情于景、借景抒情，进而表达了文化志趣上的追求与向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是一种以图行乐的修辞而已。

在古代中国，作为“岁寒三友”之一的松树，一直代表着高洁孤傲的精神，也蕴含着隐逸的意味。既然雷塘墓庐四周松柏环绕、苍郁勃发，家庙双松苍颜似仙，那么，选择以松为写真补图，就再合适不过了，可兼顾诸多方面的人文内容。阮元以松托志，将小像置于双松浓荫之下，营造出一个深邃的自然山水空间，又抒发了一种清高的人文主义情操。这里，两株松树一高一低，高耸挺拔，互为交欹，相互偃仰，顾盼生姿，枝叶繁茂，松鳞或圆或方，或勾或皴，颇见笔墨功力，尤以树冠取势，大有雄壮郁勃之势，再点缀坡石、丛竹，穿插劲松枝干的缝隙间，有效地烘托了人物的高大形象和精神气质。

王学浩，字孟养，号椒畦，江苏昆山人。庠生，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举人，后屡试不第，遂放弃科举，入兵部侍郎周兴岱幕府，随行游历各地，一度主讲兖州书院，南归后寓居吴门刘恕寒碧山庄。他与阮元交往十分相投，为之作画不少，诸如《山左学署八景图》（1794）、《珠湖草堂图》（1800）、《苍栝桃溢图》（1802）、《焦山媵鼎图》（1803）、《琅嬛仙馆图》（1804）、《皋亭之游第二图》（1804）、《文选楼图》（1807）等。在一则画跋中，阮元曾叙述了两人的同年之谊：

予昔谓浙士能画者，石门方兰坻薰、钱塘奚铁生冈，求一鼎足者不可得，惟吾同年友王君椒畦学浩，几欲参之而出其上……椒畦与余同榜举人，所学赅博，朱大兴师亟赏之。以母老淡于仕进，至今不出里闾。予延之主金华讲席，恐违养辞不就也。所画兼三王之胜，且笔锋斫纸具马夏之大力，而以儒气出之。

在画幅右中侧，王学浩题云：“戊辰冬日为雷塘葊主补松，昆山王学浩。”当时，他还为阮元造像（图3），着蓝色长袍，做拈花站立状，然面容清癯，颧骨高凸，略老于四十五岁的实际年龄，也与所补民间画师所绘有异，题曰“戊辰冬日为雷塘庵主写照，昆山王学浩，”后由京江画家张崟题署“雷塘庵主小像”。从综合表现来看，作为山水画家的王学浩似乎并不善于写真。

图3 王学浩《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104.5cm×52.2cm 1808年

同样在嘉庆十三年（1808）秋冬间，身为阮氏弟子的屠倬，高中二甲进士南归，也应邀为《雷塘庵主小像》补松，取顶天立地式，虬屈苍劲，枝叶间云雾缭绕，颇能印证了孔璐华、谢雪《咏家庙白皮松》中“罩地垂青霭，横空起白虹”“苍颜如逸叟，仙气镇长生”的描绘：

古松阶下立，积翠影茏葱。罩地垂青霭，横空起白虹。苍苍怀玉骨，郁郁老仙风。更与冬青树，同齐庙宇中。

家庙松身古，森然满院清。苍颜如逸叟，仙气镇长生。剥落飘残雪，斑斓琢碎琼。更宜寒月照，素质对阶明。

与王学浩不同的是，屠倬（图4）补松4株，分列画面两侧，相互穿插，前景安置土坡，从而拉开纵深，构图更加饱满，意境更加空灵（图5）。如此，阮元身处“青霭罩地”“白虹横空”间，犹如家庙白皮松一样也是“苍颜如逸叟”。屠倬题曰：“雷塘庵主小像。老夫子大人命补图，受业屠倬，”完全是一派毕恭毕敬之风。

图4 佚名顾洛《屠倬松壑听泉图》（局部）

纸本设色 129cm×31.5cm 181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5 佚名屠倬《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131cm×43cm 1807年至1808年南通博物苑

屠倬，字孟昭，号琴坞，晚年号潜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授江苏仪征知县，后官至九江知府。阮元视学浙中时，以古学擢取，特加赏识，遂有师生之谊。他好学能诗，旁通金石、书画，擅长山水，“四王”一路，风格沉郁秀浑。

在这里，年未及三十的屠倬所补松树挺直伟岸，枝繁叶茂，勾、染、皴、擦细致，树干之嶙峋斑驳，富有强烈的凹凸感，而留出的云雾影影绰绰，也颇具空间感。他以精湛的笔墨赋予松树旺盛的拟人化形象，更加衬托出像主强大的人格力量，从而与王学浩补松形成了不同的趣味。

嘉庆十四年（1809）八月廿二，阮元奉旨祝嘏交印入京，同日因刘凤诰科场舞弊案听候部议。九月廿三，他抵达京师，次日奉上谕赏编修衔。种种迹象表明，阮元当时携带了《雷塘庵主小像》一同北上。在京期间，赋闲的阮元与翁方纲、法式善、姚文田、吴荣光等旧朋新知诗画酬应，金石赏鉴、学术辩论，忙得不亦乐乎。后来，他奉旨补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兼国史馆总辑。

嘉庆十五年（1810）春，大兴翁方纲为《雷塘庵主小像》题诗二十韵：

公摹书塾碑，因剔甘泉字。古隶汉西京，特见居庐记。像图兼墓图，庙石考以次。岂惟志乘补，重以文献备。箌彼雷塘庵，梴与书楼植。翛然笠屐主，收尽巾箱秘。昔也烟花场，今为经肆地。塘以庵传欤，塘养孰位置。炯炯双眸间，上下千秋意。画者何处拈，波光与山翠。

蒙古法式善则次韵翁方纲题咏：

文章出至性，奚藉缀奇字。不观阮侍郎，雷塘撰三记。生平熟礼经，筑庐傍墓次。衣冠一门盛，志乘六朝备。郁郁松与楸，高并梅花植。楼上何所有，金书万卷秘。笠屐俨坡仙，空天明月地。公乎稷契流，岂终游夏类。倦兹霜露思，敢忘金草事。空山万木号，一江耿寒翠。

归安姚文田也奉题五律一首：

旧识雷塘路，先生此筑楼。草荒隋墓雨，水落汉陂秋。剔藓遗碑在，题阡钜笔留。为传风木意，独立对松楸。

显而易见，三人都从画面视觉元素入手，由像及事，谈论了阮元在雷塘庐墓时所作所为，诸如修墓、筑楼、植树、考古、修书等，咏叹像主志趣。“笠屐俨坡仙”，法式善更是将阮元比作苏轼，一派风流。所谓“郁郁松与楸”“独立对松楸”，无不题咏了庐墓期间阮元的孝行节操，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已然是补松之《雷塘庵主小像》。

需要说明的是，翁方纲、法式善、姚文田三题未见于目前所存的《雷塘庵主小像》，皆记载于他们的诗文集中。

三、《雷塘庵主小像》之摹绘

自古以来，中国有为名贤立像的传统。作为一代贤官能吏和经学大儒，阮元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己任，勤于军政，治绩斐然。他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清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晋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晋加太傅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十三，阮元去世，享年八十六，赐谥“文达”。道光、咸丰以来，无论在政界，还是学术界，抑或文学界，阮元声名显赫，史称“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不断被人崇拜和传颂，成为被世人竞相标榜之名人中的一员。由此，《雷塘庵主小像》也不断被摹绘，逐渐被赋予了名贤图像的性质。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具有一定纪念意义的祖先肖像一般由家族长房保存，可能被不断摹制以传后世子孙。于是，一幅肖像画可能会产生多种摹本。或许，这也能解释《雷塘庵主小像》摹制与传播的原因。

除南京博物院藏本（以下简称南博本）外，《雷塘庵主小像》流传摹本多从王学浩“补松本”而来，目前还见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故宫本，图6）、扬州博物馆藏本（以下简称扬博本，图7），画面元素、风格样式大体一致，连钤印位置也雷同，仅见树冠顶部、右侧坡石小草有细微差异，仔细比较则能够辨识。所以，王学浩补松《雷塘庵主小像》堪称祖本。目前，三本孰真孰假，莫衷一是。故宫本，依文物信息确为参考资料，应是摹本无疑，而且，画中松树、衣纹等画法明显不到位，勾摹痕迹明显，足为明证。而专家们对南博本、扬博本，认为皆是真迹，不知为何。然就一般规律而言，翁方纲、法式善、姚文田三题理应见于画像本幅，如今均未见，故南博本、扬博本也是值得探讨的。尽管如此，这种争论对王学浩补松《雷塘庵主小像》的创作意图并无实质性的伤害，姑且不论。

图6 佚名《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131cm×4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7 佚名《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130.4cm×42.4cm 扬州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亦藏摹本一件（以下简称天博本，图8），删除双松，仅见肖像，基本保持原样，技法与原本如出一辙，但篛笠由原先的尖顶改为折延小平顶、长袍束腰带由三系改为两系，而笔致工细，在相当程度上保存着民间画像的某些作风。如此以篛笠式样为标志，成为稍后李岳云再摹绘的参考样本。但是，李岳云摹绘时，将立像微侧姿势改为正面站立状，保留面部原本特征，但更为清瘦，颧骨突出，具有明显的凹凸感，但衣纹笔法一改原先的细线描绘，从画纸呈现之状观察，似是拷贝后以粗笔勾勒，比较写意，顿拙感明显，然有相当的程式化意味，衣袍未施淡彩，故不及原本细致；同时，衣带加长，双手刻画则迥异于王学浩补本小像，有姿态，应该来自传统的画谱造型，区别于原先的概念性手势弱化处理方式，故而相对科学些。

如今，从天博本《雷塘庵主小像》而来的摹本，南京博物院、扬州博物馆收藏各一，人像高度尺寸几乎一致。南京博物院藏《雷塘庵主小像》（图9）曾归清末王秉恩，1926年题署“阮文达公遗像。西泠李岳云摹于武昌，丙寅季秋重装并署”，钤印“强学宦影写精拓名贤遗像记”（朱文）。可见，摹绘者为李岳云。重装时，王秉恩可能对画纸做了适当的裁切，故而画像呈满幅构图，顶天立地式，颇有气势。

图8 佚名《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91cm×39cm 天津博物馆

图9 李岳云《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92cm×41.5cm 19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

王秉恩，字息存，一作雪岑、雪澄等，号茶龛，四川华阳（今双流）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为时任副主考张之洞激赏；光绪年间，以广东候补知府、候补道相随，协助创办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后转任汉口商务局、京师银圆局等。民国后，寓居上海，精校勘、目录之学，筑“强学宦”“养云馆”，富藏书，喜收藏名贤遗像，1928年曾为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作序。

李岳云，字陵洲，一作泠舟，号楞道人，亦作棱道人，又号寄斋，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有限的资料表明，他追随张之洞左右，游幕广州、武昌等地，做文案、公牍、书目之属，故有“属吏李岳云”之谓。擅书画，精仕女，尤工古人肖像画本摹写，几达惟妙惟肖。

南京博物院藏李岳云摹写历代名人画像十余种，其中有年款者如《摹王原祁像》，题识“光绪丁酉（1897）重九后鄂州客窗，李岳云重写并录原题”，《摹南唐小周后像》题识“光绪戊戌（1898）夏五月，西泠李岳云摹，时客江城”，《摹明四家像》题识“楞道人摹于武昌客邸”“戊戌端阳后三日，西泠李岳云摹明代画家像并录小传四则”，《摹王夫之像》题识“光绪己亥（1899）五月廿五摹于苕华室，是日主人约作书画会也。西泠李岳云识”。鄂州、江城，皆指武昌；苕华室，是番禺文人梁鼎芬（字星海，又字伯烈，号节庵）的斋号，时梁氏应张之洞之请提调两湖书院，在武昌协办新式教育。所谓“是日主人约作书画会也”，说明李岳云参加了梁鼎芬组织的雅集，时正寄寓武昌。可以推测，李岳云摹绘《雷塘庵主小像》大致在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1897—1899）间。

扬州博物馆藏李岳云摹绘《雷塘庵主小像》（图10），曾归清末陈重庆收藏，1918年书额并题咏五言二十二韵：“雷塘庵主小像。随车定看亭，镌壁睹遗像。弹指廿余年，照我玉山朗。光炯龙点睛，神清鹤披氅。俯仰一兴怀，天际真人想。文恪驰浙輶，萧规此宗仰。峨峨桃李门（杭郡学院二门，公所题也），风采前后两。椿庭倏颓荫，竹林谁嗣响。文章炳日星，功业留天壤。东山缅谢安，西华痛任昉。琅嬛诗一编，云气罗胸汤。题罢发长嗟，高岩徒向往。戊午畅月同里后学陈重庆敬题，时年七十有三”，表达了对阮元的钦佩仰慕之情。

图10 李岳云《雷塘庵主小像》纸本设色

126cm×43cm 19世纪90年代扬州博物馆

陈重庆，字巽卿，又字逊卿，号默斋，晚号甦叟，江苏仪征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得张之洞奏荐官武昌盐法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忧家居，遂不仕，潜心修学，著有《默斋诗稿》。所谓“弹指廿余年”，表明了摹本当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左右，时陈重庆应在武昌任职。依《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遵旨保荐人才，于所属各员，就才品兼优者，举三人。曰湖北试用道世袭骑都尉赵滨彦，奏调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称其才具各有所长。而要归于实事求是，至其清廉无欺，不避嫌怨，则三员之所同”。张之洞两任湖广总督，分别是：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至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月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王秉恩、陈重庆同在武昌任官，同受张之洞赏识。王秉恩喜欢搜集“名贤遗像”，而陈重庆则崇拜同乡贤达阮元，可谓各取所需。所以，扬州博物馆藏《雷塘庵主小像》应该也为李岳云同一时间所摹，更明显的是，两本摹绘风格几乎一致。

以上介绍了王学浩“补松本”《雷塘庵主小像》的摹绘情况，那么，屠倬“补松本”《雷塘庵主小像》踪迹为何呢？

嘉庆十八年（1813）春，时任漕运总督阮元督漕瓜洲，与焦山住持借庵巨超、翠屏洲诗人王豫往访，议定复置焦山书藏，存之名山，传之千古。当年十一月廿十，当地士绅丁淮（字柏川，号研山，江苏江都人）等奉命在焦山西麓海西庵浮玉山房改建书楼五楹，以为作藏书之所，阮元亲书“焦山书藏”匾额，制定焦山藏书条例，依《瘗鹤铭》“相此胎禽”等残存77字顺序编号，初建35橱。阮元率先捐赠《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等200余种，编为“相”字橱第一、二号，各方文士贤达捐书不断，皆纳其中。当时，阮元撰《焦山书藏记》，并赋诗纪事抒怀：

书赖名山藏，山因古书觏……我昔立书藏，钱塘置灵鹫。兹复来江南，焦山藏新构……楼倚椒山祠，正气充宇宙……鹤铭残字多，编列签厨富。万卷压江涛，千函寄烟岫。付与诗僧收，何异长恩守。况是仁者静，山寿书亦寿。千载传其人，更有史迁副。

不早于光绪十五年（1889），朝议大夫前国子监祭酒爱新觉罗·盛昱在焦山书藏得见屠倬补松本《雷塘庵主小像》，赞曰：

焦山书藏奉藏阮文达公像赞。伟矣先生，䔍生江东。史卑双韭，经隘五松。六十余年，学者景从。我谓先生，乐祖瞽宗。荒江萧寺，钟虡谁供。衰迟自谢，敢告章缝。

盛昱，字伯熙，号意园，满洲镶白旗人。宗室，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年（1884）迁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五年（1889）以疾归，家居有清誉。精经史、舆地、掌故，著有《郁华阁遗集》《意园文略》《雪履寻碑录》。当时抑或更早，或是阮元创建渊源，屠倬补松本《雷塘庵主小像》入藏焦山书藏以为供奉，故多年来不见踪影，也不见摹本，权作补充。

结语

综上所述，《雷塘庵主小像》制作与摹绘的过程大致可以明晰。王学浩和屠倬补松、佚名画家摹制王学浩补松本、民间画工画像与李岳云摹像诸形态，在相对统一的造型样式中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其传播与流传则反映了阮元生前身后在时人或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可视为“阮元接受史”的一部分。亦如文以诚分析：“肖像画不是单单被动地映照出文化的其他面向，而是积极地参与到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的建构中去”，《雷塘庵主小像》逐渐衍化为公共图像的一部分，以宏阔的叙述视角不断形塑着，进而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属性，“俨然被视为家族、社会、地域等诸维度中的文化标尺”。

当然，作为一代名臣文宗的阮元，生前比较热衷写真，留下了小像十余种，诸如《初仕小像》（1791）、《积古图》（1802）、《珠湖射鸭小像》（1803）、《竹林茶隐小像》（1823）、《节性主人小像》（1833）、《仪征相国八十三画像》（1846）等，并且题咏行乐，抒情言志，但多已不存。而且，阮元去世后，还有不少画家为之造像追怀。在多幅肖像画中，《雷塘庵主小像》传播最广、摹本也最多，因而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社会性话题。（注释从略详参纸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