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6月是高考、填报志愿的季节。
“高考指挥棒”制度并不完美,但依然是最公平的制度,无数人的命运得以改变,包括父辈和我们。
1977年底恢复高考。彻底摆脱了“出身”论,不论阶层人人平等,往届(如“老三届”)和应届生都可以参加。无数人的命运得以改变,“鲤鱼跃龙门”。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部长,刘道玉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会场上带头“开炮”讲真话的是查全性。
巧得很,他们都毕业于武汉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有气节!世纪之交时,我专门住到武汉大学珞珈山宾馆。探访樱园宿舍时,走到了女生宿舍的门口,隔着薄薄的帘子,听到了莺莺燕燕的话语声,多想掀开帘子打个招呼啊。我顾问的明锐理想科技CEO冀运景毕业于武汉大学。”武大郎“倪军同学说,自强科技创新联盟即将成立。1993年,武汉大学举办了百年校庆,宣传口径是:“全国著名高校中第一所举办百年校庆的高校。”校史上溯到1893年成立的自强学堂。天津大学对此提出了质疑,天大源自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堂。类似的事情发生在1988年,南京工学院更名为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提出了质疑。本拟于大礼堂举行的庆祝仪式也取消了。
世界是在争论中不断向前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有争论并不是坏事。
科举制产生于隋代,完善于唐代。科举制的创立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取代了在隋代以前的九品中正制,不以门第高低,出身贵贱的标准来选拔官员。所有的寒门子弟都可以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晚清名臣曾国藩的科举故事挺有名。他出身平常、智商一般、身体条件差,仅秀才就考了七次。举人考了一次,但进士又考了三次。1838年得偿所愿,进了翰林院,从此开始了他“开挂”的人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于1838年,与曾国藩同登道光戊戌纽福保榜进士。1847年,24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于曾国藩门下。张之洞于1863年中进士第三名探花。1881年6月,慈禧就像当年道光皇帝破格提拔曾国藩那样,让张之洞由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直接升为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一夜之间,张之洞连升四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在明清时期逐渐僵化,考试内容被局限在四书五经之中,致使读书人的思想被钳制,科举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也是现代学校体系建立的主要障碍。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等封建大臣奏请停止科举,清廷迫于形势,诏准“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正式废除。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兴起,又称自强运动,是清朝中期以来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旨在借鉴西方科技和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结束,历时三十余年。40年的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校是中国最早的新式教育。第一类是主要培养翻译人才,设在京师及各地的外国语言文字学校,如京师同文馆(1862),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第二类是在洋务企业内开办的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66),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工艺学堂(1868)等。值得一说的是,教会背景的学校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建立,如1845年的宁波崇信义塾,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888年的格致书院(广州)、1888年汇文书院(南京)等。1889年,晚清名臣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转任湖广总督,开启了长达18年的主政湖广的新历程。这段时间也是“洋务运动”末期到清末新政的时期,张之洞显然是感受到了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变化。
武汉(武昌、汉口、汉阳)有了好些现代化工厂。汉阳铁厂,由张之洞於1891年主持兴建,1894年投产,比日本的八幡製铁所还早了七年,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家现代化钢铁企业。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密切交流,1891年张之洞建立专修商业外语的方言商务学堂。“方言”即“外语”之意。在1893年,张之洞主要为培养“精晓洋文”的外交人员而创办了自强学堂。这是真正由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1893年11月29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他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自强”二字。学堂位于武昌三佛阁大朝街口,开办之初,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专门培养外语和商务人才。每门招生20人。
光绪帝朱批有“该衙门知道”的奏折
自强学堂从一开办起便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仿照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在全国各学堂中率先实行分门(科)教学、按斋(班)授课的体制,开风气之先,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此后许多学堂“均仿自强学堂成法”,进行分科教学。《清史稿》也写道:“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关于“筹办大学堂”的奏折中所言)1898年,方言一门扩大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东文(日语)5种语言。1902年,自强学堂由三佛阁迁至东厂口,同时改名为方言学堂。同年张之洞撰写了一首《学堂歌》,用以描述他在荆楚大地大力兴办新式教育所结成的累累硕果。我国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也在这里毕业和肄业。例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中光复新疆的主要负责人冯特民,著名民主革命家、史学家、《湖北学生界》的主笔刘成禺,著名的法学家马德润,著名的外交家沈翔云、夏维崧以及陈篆、陈宦、赵恒惕等。学堂毕业生中有30多人成为辛亥革命志士,6位师生后来被推举为“甲种”或“乙种”“武昌起义有功人员”。1866年末,左宗棠奏请设立船政附属教育机构,命名“求是堂艺局”,取“实事求是”“求是求实”的寓意。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开学,中国第一所进行专业科技教育的学堂诞生了。1877年,船政学堂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严复、叶祖珪、萨镇冰等人通过入学考试考入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从1866年末到1911年,船政学堂共培养548名毕业生,包括启蒙思想家严复,海军将领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萨镇冰,外交官陈季同,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他们活跃在近代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和交通等领域。国立北洋大学简称北洋大学、北洋,初名北洋大学堂,是1895年10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上奏光绪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学府,校训为实事求是。1912年,更名为北洋大学校,次年更名国立北洋大学。多年后,这里成为了天津大学。
京师大学堂(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学校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大学。创办之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设速成、预备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同年,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成立。1908年,师范馆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旋即冠“国立”,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1913年三月,中国民国政府在原方言学堂和两湖大学堂的基础上建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军官学院于改年11月29号移交校产给刚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中国早期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另外五所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及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到了1920年代,国内兴起一股高师院校改制为综合性大学的风潮,上面的6所高等师范学校,或合并、或升格、或改制,渊源流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今天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