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2024年8月4日）先生千古![]()
今年有两个大新闻都与CUSPEA计划有关，这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推动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电影《SIGHT》（光明）讲述了王明旭不寻常的生平，这是人类的光明。纽约唐人街流浪博士孙卫东则是剧情的另外一面，但他不轻生不吸毒不喝酒不堕落，还是值得点赞。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同是华裔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一起因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李政道年仅31岁便摘得诺奖，成为获奖时年龄第二年轻的物理奖得主，对物理学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是李政道为主的。因两人后来不合作，他们的关系一度成为坊间热议话题，可如今都已成过去了。理论是由另一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的实验证实，用钴 60 复现了 “ 宇称不守恒 ”。吴健雄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并非诺奖歧视女性，而是事出有因。因为同时期哥伦比亚大学的莱德曼（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用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吴健雄和莱德曼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的《物理评论》上，并且收稿日期也是同一天。诺贝尔奖有自己的原则，同一个奖项的获奖者不能超过3人，所以吴健雄未能获奖。中央大学物理系培养的吴健雄的历史贡献完全不亚于西南联合大学培养的李政道和杨政宁。194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时，吴健雄参加了美国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重点研究铀原子核分裂，帮助解决了核反应堆连锁反应无法延续的难题。二战得以结束。“拿出办法来”—— 世界华人芯片往事 电影《SIGHT》（光明）在北美上映，讲述了王明旭从中国到美国的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电影《SIGHT》原型王明旭留学美国是通过了李政道推动的CUSPEA计划的考试。https://aga.ustc.edu.cn/info/1197/28592.htm （中科大官网）77年底恢复高考，初中辍学的他幸得杭州十一中刘老师帮他以转校名义混入毕业班读了两三个月，居然作为浙江省名列前四的应届理科考生，进入了中科大。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学校。芯片专业演绎和中国高考故事 1982年，王明旭等3名中科大学生赴美留学。抵美次日，还没倒好时差，他们就参加了马里兰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结果3人在数理化课程中都拿到了满分，一时间传为佳话。几十年前，王明旭揣着50美元和一本中英词典来到了美国。1986王明旭获得激光物理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1984年受到里根总统接见。1987年，王明旭博士以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最佳成绩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医学项目深造，并于1991年作为特级优等生（Magna Cum Laude），获得另一个医学博士学位。王明旭成为田纳西一名眼科医生，拥有发明羊膜隐形眼镜技术的美国专利，让很多人恢复了光明。他也是爱尔眼科的美国业务负责人。我在疫情期间听过他的报告，记得是中科大校友邓实在朋友圈发了广告。
孙卫东1969年生于江阴市长泾镇。1984年孙卫东考进江阴市最好的高中——南菁高级中学，当时中考满分640分，他考了628分。1985年1月读高一的他考取了复旦大学少年物理班。复旦就读时获得李政道奖学金。1988年，19岁的他通过第九届CUSPEA考试《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赴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攻读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导师为CarlM.shakin，后留校当博士后。1992-1999年，共发表了30余篇SCI。之后在华尔街从事计算机工作两年，年薪10万美元。911之后失业。2003年，曾在一家华人开的服装店工作。2007年之后开始流浪街头。他少年得志，后来遭受了巨大的心理挫折。不过，他不酗酒不抽烟不犯罪，人生还是很有底线的。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是1979年－1989年间中国用来选拔派遣学生到美国攻读物理专业研究生的考试。CUSPEA由李政道和中国物理学界合作创立。当年通过CUSPEA计划出去的学子们很多已经成长为知名教授和科学家。10年间，中国向美国大学先后派遣了900多名物理类研究生，中科大考取的人数最多，共237名，超过了总录取人数的1/4。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计划的出资方是李政道从美国拉的，并非中国政府出钱，当年刚开放，也没有足够多的外汇。国际大背景是：1979-89的10年是中国和西方的黄金10年，也是美国“联中抗苏”并取得冷战胜利的关键10年。中国加入西方阵营，越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 老家南湾湖军垦农场与1979年南疆战争，来过4000多大学生垦荒
苏联入侵阿富汗陷入苦战，中美都在支持阿富汗。
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和解，归还西奈半岛，埃及退出苏联阵营。萨达特总统后来被埃及极端分子所刺杀。实际上，哈马斯就是埃及极端组织穆斯兄会的分会。
1989年，前两场战争结束，苏联也撤出阿富汗。苏联并没有在战场上失败，但其计划经济体系崩溃了。 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整个冷战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国站队正确）获得了胜利。
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中国政府准备派遣一批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到美国进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对留学生工作作出指示：留学生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中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他还说，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时，中美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协议。邓小平本人曾去法国留学和打工，喝过“洋墨水”。 但是，当时美国的名牌大学对中国学生的学术水平既不了解，也不信任。许多美国第一流的学校，至少在物理系，还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做正式的研究生。除访问学者外，很多中国留学生仅仅是旁听的。1979年春天，李政道来中国访问，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对中国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以得到学位，又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至少在理学院，还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不用中国政府出钱。” 附注：美国大学提供了奖学金，还有TA教学助理、RA研究助理等职位，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个情节是孟晓俊在大学生物实验室当RA——喂小白鼠。1979年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在研究生院系统讲课。在此期间李先生发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生。他对他们进行口试，并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进行笔试。最后推荐5名学生于当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哥大提供留学资助。这开了中美合作选送留美研究生的先河。
与此同时，李政道在美国还思考如何把为中国培养学生这件事扩大到其他学校。那时，他在美国从事教学工作虽然已有30多年，但始终没有担任过学校行政方面的事务工作。一天，他把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请来说：“我虽然在美国教书多年，但是对美国的招生细则不很清楚，请你给我讲讲美国的招生程序。”于是，这位教授跟李政道详细介绍了有关的问题。李政道发现，请求入研究院的手续繁杂，要考GRE、TOFEL……除建立考点，还需要相当可观的美金，当时，这对普通的中国学生来说根本无法承受。思忖半晌，李政道说：“好的。现在我想把美国中国留学生的招生制度改良一下，发明一个新制度!”他把自己的构思详细写下来，寄给了40多所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系主管，说他们如果愿意招收中国学生的话，请填表参加这一新的组织，并要求他们说明各自研究院有哪些科研专长项目。信中还提出了参加该计划的具体要求和条件：凡被接收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该校的正式研究生，生活费、学费和医药费等，全部由校方负担，直到该中国留学生得到博士学位为止。李政道在致各所大学的函件中保证说，他一定送去高水平的中国学生，并且给这新的招生办法和组织起名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1979年11月李政道教授向当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教授（他和太太都是国立东南大学毕业生，本人校友）建议，可选送更多的学生去哥大物理系，遂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进行了第二次选拔考试。考试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不仅选送3人去哥大，还另外推荐了10名学生，分别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CNY）、弗吉尼亚大学和俄勒冈等6所大学学习，并全部获得资助。这两批学生的选派实为CUSPEA项目的雏型。在这之前，李政道在参加广州粒子物理讨论会途经北京时，向马大猷、吴塘等人提出了在全国推行中美联合招考赴美国留学物理研究生项目的初步设想。当时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等人。经严济慈等中国物理学家的推动，在邓小平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首肯下，这个留学项目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以中国科学院严济慈副院长和教育部黄辛白副部长为首的CUSPEA委员会在这一年成立了，钱三强、王淦昌、王竹溪、黄昆、马大猷、吴塘、谈镐生、沈克琦、王竹溪、赵凯华等一批物理学家作为成员去监督考试和推荐考生，吴塘和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沈克琦教授主持CUSPEA的日常工作。美国76所大学参与了此项目。中国每年有600多名学生参加 CUSPEA 考试。在全国设了十多个考点，由CUSPEA办公室派专人携卷前往，在各地大学的协助下组织考试。全部试卷在北京评阅，英语试卷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教师命题并阅卷。物理试卷由美国大学命题，每年轮流由一所大学负责。阅卷教师来自全国十几所大学和研究所，前后共有70多人参加。然后由 CUSPEA 委员会决定本年度的推荐标准及推荐学生名单。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家教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及许多物理学家。为了了解和评价CUSPEA项目进展情况，1985年1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派出访美代表团。代表团与美国大学的教授接触，并与来自57所大学的450名 CUSPEA学生面谈。绝大多数学生学习勤奋，学业优秀，获得好评。CUSPEA 项目原定期限为5年，应在1985年终止。鉴于CUSPEA 项目的顺利进行和继续派遣留学生的需要，教育部建议，并经李政道教授同意，此项目延长4年，但每年选派人数适当减少，由每年100多人减至75人左右。最后一批学生的派出是1989 年。包括1979、1980两批学生在内，共选派了学生915名赴美深造。目前，CUSPEA学者都已陆续完成学业并从事理论物理、实验物理、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或活跃在高科技企业、金融和经济、法律等很多领域。很多CUSPEA学者后来归国发展。本表取自吴塘、柳怀祖编《CUSPEA十年》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89年，CUSPEA项目正式结束，中国申请来美的留学生改用美国高校的常规方法选拔。其他学科受CUSPEA的成功影响，也设立了类似的考试。生物化学：CUSBEA ，吴瑞创立；数学：陈省身项目，由陈省身创立。从90年初期开始，停止了几年的CUSPEA考试重新开始举行，但是考试的规模大大缩小。中国方面只有复旦大学的大四学生参加，美国方面参加的学校也只剩下三所：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和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重新开始后的考试名称为Mini-CUSPEA，恰如其分的表明了它的规模。![]()
2019年，李政道为CUSPEA（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四十周年庆活动题词：薪火相传。
第一批计划中的中科大HUA XIN MIN在《参加cuspea考试和赴美留学的经历及见闻》写了故事。
1981 年9 月5 日从上海飞旧金山的。那时中美航班开通不到一年，据比我们早一年公派出国的人说，那时他们需要先飞到巴黎再转机到美国，一路上都有使馆工作人员接待， 住在使馆里，工作人员会交代很多纪律和规定。记得1981 年初，里根总统刚刚上台，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折，我一直担心两国关系的恶化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幸好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动身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私人预订了出租汽车，到虹桥机场后，教育部的人在机场跟我们见面，把机票和护照交到我们手上，签证已经替我们办好，都不用我们本人上领事馆面谈，又发给每个人500 美元，算是借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属于公派留学，但是中国政府没有钱给我们。这500美元一两年后就还清了，这笔无息贷款就是我到海外的全部“启动资金”。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回想十多年前，我正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伐木，头上偶然有飞机飞过，抬头观望时心想，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机会坐一次飞机。真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第一次“上天”就跨过了太平洋。
到旧金山机场有领事馆的人接机，我还要转机到加州南端的圣地亚哥，正发愁到了那里怎么去学校报到。没想到领馆的人告诉我，圣地亚哥的一位叫做布克（Booker）的女士几天前已经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转告我，她将去机场接我，这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原来，当地居民每年都组织起来义务接待外国新生，免费提供一个星期的食宿。布克太太在机场接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山顶上。在那里，我们大学的校园及其周围环境—浩瀚的太平洋、全美闻名的海洋世界（Sea World）游乐场和拉荷亚（La Jolla）海滩在她老人家的指点下，都一一奔来眼底。
我临时的房东家男主人亨利 · 布克（Henry Book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是英国人，是二战时发明雷达的英国空军研究组成员，战后因为同美国姑娘结婚，移民美国，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到圣地亚哥后的第二天，布克太太找来一位华人女士帮我找住处和安家，她也是教授夫人，丈夫叫冯元桢，江苏常州人。冯教授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60 年代美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载人登月的成功以后，他转变研究方向，开始研究血液在血管里的低速流动，开创了生物力学的新领域。他已经在前一年收了一个中国来的研究生薛浩，是中国科大力学系比我高一级的学长，薛浩刚好排队轮到可以入住学校给研究生的廉租房，有两间卧室，需要一个跟他合租的研究生，这样我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住处。住处找到了，还要解决出行的问题，我问布克太太附近有没有公交车站，她说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她家旁边就有一个车站，我才体会到美国人出门都是用自己的小车，从来不关心公共汽车在哪里停站。
我就读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与我同时被该校录取的CUSPEA 同学还有来自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周琥。在我们前面，该校物理系已经有三位中国大陆留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钱国新，竟然是我在上海市西中学的校友，他是1967届中学毕业生，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别人上山下乡时他在家里读书，1977 年大学恢复考试招生，他考到复旦大学物理系，成绩优异，在大学一年级即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接着又被学校推荐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当研究生。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学里比我低五级的师弟在这里成了高我两级的师兄。
刚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时，幸有校友诚意相助，住处顺利解决，但是口袋里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上飞机前教育部借给我们的500 美元，买了旧金山到圣地亚哥的飞机票，马上面临的开支有学费和房租， 二三百元哪里够？幸好系里已经安排好了助教的位置，每月有1 000 多美元的工资，学费先欠着，开学后领到助教工资每月扣一部分，到学期结束，刚好把学费还清。剩下的钱够付房租和其他费用，比当时公费的学生或学者的收入还高一些。安家需要的锅碗瓢盆基本上不花钱，是毕业学生离校时捐给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几元钱就可以买下。刚到时没有床，就睡地上，反正房间都铺了新地毯，很干净。也有学生离校会把床垫扔出来，不久后就可以捡到不错的床垫了。
到校不久，理查德·C. 阿特金森校长（Richard C. Atkinson）在他的官邸招待了全体新生。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专门把我带到一张他同邓小平合影的照片前，告诉我那是1979 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签署中美科技交流协议后拍的。原来他当时是卡特总统任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一年前卡特总统在连任竞选时失败，他也就离开了政府，来到这里当校长。阿特金森是位心理学家，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后来当过加州大学总校的校长。
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校园里还属于“珍稀物种”，美国的民间和官方、来自中国港台的留学生都对大陆去的学生相当友好，我的美国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李政道1926年11月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1935年入读当地一私立中学的小学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未满11岁的李政道跟随家人迁入英国租界，直接转入中学借读。后因抗日战争，他随家人辗转多地，中学也未毕业。1943年，李政道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后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走上理论物理学习的道路。在浙大，李政道中途差点就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但是他的老师束星北（ 当年国内少有研究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物理学家 ）给拦了下来，还说了一句 “ 全中国有那么多青年，谁都可以去当兵，唯独你李政道不可以 ” 。在束星北的推荐下，李政道去了西南联大。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停办，李政道又与大学毕业证书失之交臂。1946 年，吴大猷带着李政道去了美国。连大学都还没毕业的李政道，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入学资格和奖学金。那一年，李政道才 20 岁，结果转眼第二年，他就又成了物理学 “ 教父 ” 费米门下的博士研究生。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秋，20岁的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十年奋斗的规划。他暗下决心，不在学术上取得大成就，不会过早地搞恋爱、结婚。可是，十年为期，似乎太长了，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又给自己放宽了期限——25岁以后可以开始考虑。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便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二手车去西部旅行，并有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未搜到更多消息）。1948年圣诞节前夕，李政道的朋友黄宛请他帮忙到火车站接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黄宛是从中国来美国学医的，他的朋友凌宁的妹妹叫南希·凌，是从堪萨斯州哈维埃尔来芝加哥度假的。李政道欣然从命。李政道开车和凌宁到了火车站，发现，除了凌宁的妹妹外，一同到达的还有一位中国女学生。这位不速之客的中国女生，身材苗条，端庄秀丽，十分妩媚漂亮。秦惠箬是陪南希到芝加哥来度圣诞节的。1948年初，李政道给秦惠箬写了第一封求爱的信。1950年初，暗恋李政道的南希曾为他自杀，幸得及时抢救。后来她嫁给了维其塔的一位中国饭店的老板。南希后来成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动物学教授。1950年6月，秦惠箬从圣玛丽学院毕业，李政道和秦惠箬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芝加哥市政府大厦举行。然后，他们去威斯康星州的山谷里度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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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和秦惠箬的婚礼
1953 年，李政道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系助理教授，三年后便晋升为正教授。尚不满30岁的他，创下该校建校200多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直至 2012 年退休，他在哥大任教长达60年。有一位华工曾是哥大早期的捐助人。丁龙（Dean Lung，1857年—1936年10月）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一位华工，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讲座丁龙讲座以他的名字命名。“Dean Lung”是其在美国时期使用的名字，其中文名众说纷纭，有丁龙、丁天龙、丁良等不同说法，21世纪考证认为他本名马万昌，前往美国后改名为马进隆（“进隆”用他家乡的台山话发音为Dean Lung）。后来他离开美国返回台山故乡，并于1936年10月在故乡去世。1870年代，投资铁路发达的大亨卡朋蒂埃的随从中增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劳工，他就是丁龙。勤勉的丁龙后来成为卡朋蒂埃的管家。1889年卡朋蒂埃赚够了银子之后，离开加州返回东部，丁龙追随卡朋蒂埃一起来到纽约。最初他是Chinese help，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经是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companion）了，地位明显提高。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丁龙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对于丁龙来说，这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积蓄，也是他的大部分财产了———按照美国当时的黄金官价，1美元可兑1.37克黄金。马万昌的同乡马沾（Mah Jim）也是卡朋蒂埃的仆人，也是捐款设立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的人之一。他们的雇主卡朋蒂埃，总共捐了$226,000美元成立“丁龙”汉学讲座。1902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通过成立丁龙讲座，聘请夏德为首任讲座教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在丁龙讲座教授夏德的提议下副修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