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2024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理论评述

制度、权力与经济绩效：阿西莫格鲁(Acemoglu)理论评述

阿西莫格鲁在制度的研究上因袭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斯、奥尔森等人的思路，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用计量模型实证了诺斯“制度至关重要(Institution Matters)”的命题，在计量经济史研究中有突出贡献。他关于前西方殖民地国家收入逆转及制度逆转的论文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复杂的计量分析，推翻了长期流行并影响广泛的“地理决定假说”，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假说”，为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至关重要”这一基本命题提供了实证支持。长期以来，缺乏实证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因为制度，尤其是长期的整体的处于不断变迁之中的制度，是复杂的，难以量化的，不但其衡量指标难以确定，而且也难以获得相应的准确数据。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斯等，都试图以精心选择的案例来弥补严格的实证分析的不足，但在阐述社会经济现象的主要经济变量间的逻辑关系上，案例研究与严格的实证分析相比，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从福格尔开始，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使用计量方法来研究制度与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如巴罗(Robert. J. Barro)等以跨国回归揭示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布拉德福特·德龙(Bradford Delong)和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ileifer)对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城市增长与专制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更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和更强的整体性，由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单项的制度研究转向整体的制度变迁。其研究视角广阔，对相关技术手段的权衡和对工具变量的寻找过程严谨而极富创意，展示了娴熟而标准的经验研究应该如何进行。

在《命运的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的收入的贡献》(与Simon Johenson和James A. Robinson合作)一文中，阿西莫格鲁研究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前西方殖民地国家，在过去的5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种命运的逆转：西方殖民统治开始时期，即公元1500年左右时，曾经富有的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如今均陷入贫困、落后的状态，而那时的穷国，如加拿大、美国，如今均极为富有。这种收入上的逆转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地理决定假说”，它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地理、气候或生态方面的差异决定的。阿西莫格鲁通过严格的实证分析，否定了地理决定假说，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假说”。他认为导致前殖民地国家收入逆转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逆转。15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在殖民地的扩张导致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当时的贫穷地区，他们建立起了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结果激励了私人投资，并最终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相反，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却建立起或保留了原有的掠夺性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社会精英手中，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因面临着财产随时会被没收的风险，缺乏投资激励，社会因而不能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制度逆转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的贫穷地区，人口稀少，吸引并且能够容纳大量西方移民进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同他们原来的国家同样的制度。在富裕地区，当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使掠夺性制度对西方殖民者而言更有利可图，他们以此为手段从当地大肆掠夺财富，如强迫当地居民在矿厂或种植园劳动，或接管原有的税收、贿赂渠道对当地居民征收高额税收。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不同，并由于路径依赖效应，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持续的发挥着作用直至今日。

对于收入逆转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原因，阿西莫格鲁解释如下：制度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是否能够参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恰巧就是确定国家间贫富差异的分水岭。工业革命之前，投资机会集中于农业，不同制度所导致的经济绩效差异可能并不明显，因为掌握权力的少数精英自己投资农业并雇佣其他人口从事劳动，也能实现产出的增长。工业革命时期情况发生改变，工业化要求广泛的社会人口，如众多的中产阶级、发明家、小持股人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参与到投资中来，尤其是要求有才能的企业家的出现。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的社会，因为能够激励私人投资而搭上了工业革命的快车，从而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少数精英统治的社会，却由于缺乏投资而丧失机会。

既然制度之于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那决定经济制度的根本因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采取不同的制度？有些国家被长期锁入坏制度及其导致的贫困之中，是什么因素在阻滞他们不能获得好的制度呢？在2004年完成的《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的论文中，阿西莫格鲁在总结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框架，将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作为基本的国家变量，认为是这些基本变量随时间的改变导致经济制度的变迁并影响到经济绩效。

关于制度的决定，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包含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有效制度论。该观点认为一个社会最终会选择富有效率的制度，剩余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分配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阿西莫格鲁将这种观点称为政治上的科斯定律(PCT，Political Coase Theorem)，即一项制度使一部分人获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损时，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选择最有效率的制度，然后由制度的获益者补偿受损者，这就是有效制度论。

第二，意识形态论。该观点与上面提及的有效制度论十分相似，被阿西莫格鲁称之为修正的政治上的科斯定律(Modified Political Coase Theorem)。它认为国与国之间在制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不同造成的。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制度，并由此产生不同的影响，是因为社会成员或领导者对“什么是好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而不是经济增长绩效事后证明是好的经济制度。

第三，偶然因素论。该观点认为制度不是个人或集团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他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或偶然性历史事件的结果。这种结果并非是人们可预料的，也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如Moor在《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将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差异归因于欧洲早期农业组织模式及其导致的阶级组合方式的不同。

阿西莫格鲁不赞同上述观点，首先，他认为科斯定律在政治市场上不能存在，并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进行了证明。在理论上讲，科斯定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国家作为第三方来界定和执行产权，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政治市场上缺乏的恰巧就是这种第三方保证机制，统治集团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合约没有一个第三方来强制执行。按照政治上的科斯定律，其他社会成员可以从统治集团手中赎买权力，统治集团承诺放弃掠夺性的坏制度，实行保护产权的好制度，其他社会成员将好制度带来的产出剩余中的一部分支付给他们。但事实上是，一旦统治集团按照协定放弃了权力，其他社会成员便不会遵守承诺，统治者也没有对方履行诺言。预见到这一点，再加上担心丧失权力后的政治迫害，统治者不会实行可能导致他们权力丧失的好制度。从反向承诺的角度看，有效率的制度也不会自动出现。

其次，意识形态论，即修正的政治上的科斯定律在阿西莫格鲁看来也有失偏僻。尽管信仰和意识形态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决定中的作用不可否认，但将制度的差异完全归因于此，也很难令人满意。他举了南北朝鲜的例子。南北朝鲜在经济制度上的不同，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的信仰所导致的，对于分裂初期来讲，这也许不无道理，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效率上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而北朝鲜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制度的事实，就无法用意识形态论来解释。

另外，对偶然因素决定论，阿西莫格鲁也表示怀疑。制度在历史中确有延续，但这种延续却处于人们的选择之下。如果执政者选择制度变迁，制度的变迁通常都能实现。例如，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法律体系，前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数也进行了或进行着制度转型。

阿西莫格鲁提出并验证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他认为经济制度作为一种集体产品体现的不是个人偏好而是集体选择。由于经济制度具有再分配功能，不同的利益集团偏好不同，最终什么样的制度会被选择，就取决于该社会中政治权利的分配。掌握政治权利的集团会按照自身偏好来设计和实施经济制度，通过再分配政策(制度)来抽租。经济制度是由掌握政治权利的集团供给的，他们只在不会导致其权力丧失的范围内供给经济制度，其他集团只有通过改变权力的分配状况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制度。在他广为引证的论文《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他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在1500年—1850年之间，大西洋贸易促进了欧洲的兴起，这不是因为得自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而是因为贸易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政治权力的变化导致经济制度的改变并最终决定了社会产出的变化。16世纪初期，英国和荷兰的专制控制相对较弱，从事大西洋贸易的机会被赋予广泛的社会阶层，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外贸易权却一直被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为英国和荷兰造就了一个王室之外的富裕阶层，他们与国王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要求限制王权保护私人财产的安全。在1642年的英国内战和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中，富裕的商人、贵族都支付了大量的军费来支持议会打败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尽管也从事大西洋贸易，但贸易没有改变政治权力格局并引发制度变革。

阿西莫格鲁著述丰厚，研究领域广泛，其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制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命题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涉及“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收入与民主的关系”等；二是建立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提出了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前者体现了其娴熟的经济学技术，后者则展示了其思想的睿智。

在工业革命前后欧洲经济史的陈述上，阿西莫格鲁认为自己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资产阶级兴起与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西欧的政治制度与私人产权制度发展的有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的制度变迁理论融合起来，的确是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的特征。但是从基本方法论上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理论仍然是新古典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或者说他对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借鉴，则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即对理论体系内各个经济变量的逻辑关系的处理上。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1.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

尽管强调制度、阶级或集团以及不同阶级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决定上的作用，阿西莫格鲁同马克思集体主义、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不同，他的理论始终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上。他笔下的阶级和集团，尽管作为一个集体出现，但最终都能被还原为个人，这些个人具有经济人特征，总是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来为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因此集体行动总是会受制于个人搭便车的自利行为，只有那些能够成功克服搭便车行为的集团，才能够获取实际的政治权力，去影响制度的决定。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直接承袭了奥尔森、诺斯等人的理论。同诺斯一样，阿西莫格鲁也接受了国家的经济人假定，国家的代理人——“精英集团”或“统治集团”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诺斯称为暴力的垄断权)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来确定经济制度。国家制定制度的目的是最大化他们自身的收益而不是社会产出，只有这两个目标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因此制度的变迁是偶然的，不存在必然的历史规律性，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

基本方法论基础的不同决定了阿西莫格鲁的社会矛盾论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按照波普尔的观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最成功之处是关于一种制度为什么会让位于另一种制度的原因的探讨，最不成功的是他的预言和决定论。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也曾强调自己的经济史理论，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在制度演进序列上的相似，在决定论和进化论上的不同。阿西莫格鲁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剔除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历史决定论色彩，放弃对制度演进的未来的预言，而专注于解释制度变迁的事实，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事件中，好的或者不好的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出现。马克思理论尽管具有非常严谨的逻辑性，但其对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变迁的描述是粗线条的，其基于历史主义、整体主义的阶级斗争论，除了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序列外，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细节的东西。而阿西莫格鲁的社会矛盾论，从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历史和制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究和更为深入地解释。这种区别可通过对西欧现代民主制度建立这一历史案例的解释中体现出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由其生产方式决定的，而阿西莫格鲁却指出，面对随工业化到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英国民主制度的出现是偶然的，是统治集团在成本——收益约束下的选择。

2.二元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在阿西莫格鲁的理论体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二元方法论的特征。逻辑推演和历史描述的结合，使他的理论具有一种亚当·斯密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赏心悦目。他在经济史中选取极富创意的案例，如欧洲殖民地的制度逆转与收入逆转，大西洋贸易的发展与欧洲产权制度的变化等，通过对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归纳和抽象出自己的理论，并用更多的案例来验证自己的理论。同时，他对理论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间的逻辑关系的处理也极为严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关于个别事件的理论假说的证明上，他可以凭借娴熟的经济学技术来对相关理论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或逻辑推演。例如，在前欧洲殖民地制度逆转与收入逆转的案例中，他以严格的计量分析证伪了经济增长的地理决定论，证实了制度决定论。在1500年-1850年大西洋贸易与欧洲兴起的案例中，他也以计量分析证实了大西洋贸易与西欧兴起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探究大西洋贸易对欧洲制度变迁的影响。他还用计量证明民主与经济增长、民主与教育之间只存在相关性而不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教育都不会带来民主，他们可能是被某种未知因素共同决定的。同时他还擅长以正规模型推演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如在他10年前的一篇关于寻租与人力资本配置的论文中，通过一个均衡模型，推导出在寻租社会中存在多重而不是单一均衡，这篇论文如今也被广为引证。他还以正规模型推导出政治领域不存在科斯定律，这成为他制度决定的社会矛盾论的理论核心。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他在努力建立一个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的动态的理论框架，将有关经济变量，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治权力、资源分配、社会产出等，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来，构建一种以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为主线的经济史理论，并在该理论中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希克斯所认为的好的经济史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特征。

与诺斯的新古典制度变迁理论相比，阿西莫格鲁的社会矛盾论表现出更强的逻辑严密性。仅选取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是关于庄园制解体及自由劳动力市场兴起的。在诺斯早期的理论中，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有效制度论”，也就是阿西莫格鲁所说的政治上的科斯定律。诺斯认为庄园制是中世纪时期农奴以劳务换取保护的有效契约形式，中世纪之后，随着土地与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改变，自由劳动力制度成为更有效率的契约形式替代了庄园制。在阿西莫格鲁的社会矛盾论中，制度被替代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要素价格的改变，在西欧产生了自由劳动力制度，而在东欧却引发了更为严酷的农奴制。阿西莫格鲁认为，包括诺斯在内的许多新制度经济学家有意无意间接受的制度有效论暗含了一个致命的逻辑硬伤：既然有效率的制度总是能够出现，那制度有效就可以作为一个预设的前提出现在理论中，同新古典的处理方式一样，那“制度至关重要的”的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处理的。诺斯后来的理论强调了政治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为揭示历史上的国家在矛盾和冲突中的结构变迁及其稳定的根源，他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可以降低制度运行成本、解决搭便车问题。诺斯在国家理论中引入意识形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古典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在处理制度这种具有整体特征的研究对象时的力不从心，但这种将制度的变迁最终归结到意识形态这种不可操作的因素的做法，使其理论体系多少显示出一些脆弱。与其相比，阿西莫格鲁的理论线条更为硬朗，他不否认文化、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却认为它们只在既定的(正式)制度框架下发挥作用，即在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产出均衡，但这种差异并不能突破(正式)制度框架的规定。他以严格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经济增长和制度与宗教、文化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他的制度变迁的长期动态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并没有作为一个基本变量出现其中。

需要指出的是，阿西莫格鲁的理论和观点问世之后，也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如麦克阿瑟 (John W. Mc Arther)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就指出他关于殖民地命运逆转的论文观点有失偏颇，他们认为他选取的样本数量过小，这使他在殖民地制度逆转和收入逆转间因果关系的判断上缺乏统计学上的严格性。Glaeser和其他几位作者则认为他的制度衡量指标不合理，财产免于没收的程度和对执政者的限制，只是制度的产出而不是制度的本质特征，后者应该通过选举和立宪来刻画，另外以“殖民者的死亡率”为工具变量，证明教育和收入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反面的意见有助于我们对他的理论进行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另外，我们也发现，在他的理论中存在一些逻辑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他对长期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中的几个变量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循环论证。例如，他认为大西洋贸易导致政治权力分配的改变，政治权力分配的改变导致经济制度变迁，经济制度变迁导致经济增长，但大西洋的对外贸易权又是由此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决定。这使得他对经济史的解释最终也落入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往复中。

作者：

郭艳茹（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来源：

《理论学刊》2010年5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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